孙青亮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到白石沟看守所任所长的。
孙青亮以前在市里东关派出所任所长的时候，并没有犯什么错误，更没有违纪违法行为。之所以被弄到看守所当所长，纯粹是在派系斗争中跟错了人，站错了队，结果稀里糊涂跟着吃了败仗。新派系立稳脚跟后，就觉得把个对立面放在身边有股说不出的别扭劲儿，就像肉里面扎了一根刺，一碰就难受。恰好白石沟看守所原来的所长退了休，人家自然就拿他来堵塞这个漏洞。
孙青亮第一天到白石沟报到时，恰逢上一个大风天。他刚从车门里钻出来，就觉得忽地一下，有个什么东西迎面飞过来糊在脸上。他恼火地顺手一抓，抓下来一个挂汁淌水、散发着异味的白塑料袋。司机赶忙掏出卫生纸递过来让他擦脸，小心地解释道：垃圾场就在前面，上风口。他望着天空看了看，漫天飞扬的都是五颜六色的塑料袋。看守所周围的那一片所谓的防风林带，大概势单力薄，又缺乏灌溉，根本就长不起来。枝条上挂满了各种各样的塑料袋，如同肮脏的旗帜在大风中猎猎舞动。看守所门前，一大片垃圾在风中打着旋：塑料袋、方便面盒、烟纸、树叶、带血的卫生巾，杂七杂八的肮脏玩意儿在风力的作用下，绕着一个看不见的轴心旋转着，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令人作呕的垃圾漩涡。
那一刻，孙青亮郁闷地想，难道后半辈子就注定要和这些垃圾打交道了吗？
看守所的监号，从精神层面上讲，或许就是世界上最压抑、最痛苦，也最肮脏的场所。各种阴暗的心理，扭曲的人格，变态的行为，都汇聚在不足20平米的四堵墙中间。每个人都绞尽了脑汁，作着上法院之前的最后挣扎。每个人都背负着山一样沉重的精神压力。很多人的罪行一旦吐口，就会面临十几年、二十年大刑，甚至是死刑。精神防线一松动，可能就意味着死亡。求生的意志在这些人身上体现得格外顽强，演变成狡诈、无赖、反复无常、对痛苦的惊人耐受力等种种非常态的力量。每个犯罪嫌疑人都有几名刑警，甚至一整个专案组在对付他。刑警们在此之前往往不能掌握全面的证据，为了获取更强有力的证据，形成更完整的证据链条，把案子办成铁案，必须要从口供上突破。而刑讯逼供是被禁止的，至少也不能见伤，所以提讯刑警们个个都是制造精神压力的老手。他们知道手头掌握的证据中哪一个最有杀伤力，什么时候抛出最能打垮对手。他们可以很快揣摩出对手精神上最脆弱的地方在哪里，怎样才能瞄准这最脆弱的地方狠狠打击。他们知道一个团伙中最薄弱的环节在谁身上。他们还会用“立功”“减刑”等各种政策诱惑对手，使其陷入最为焦虑的盘算和犹豫之中。
每个人都无时无刻不处在一种高度紧张的精神搏斗和内心冲突之中。
说，还是不说？说多少？说了会怎样？不说会怎样？紧张的分析和盘算充斥着24小时的每分每秒。精疲力竭，心力交瘁，精神崩溃，生不如死，最后就是彻底放弃了，坦白了，交代了。
所有这些折磨人的情绪郁积在不足20平米的监号里，浓得仿佛划根火柴就会引发巨大的爆炸。再加上这里汇聚的是社会上各种各样沦丧了人性，寡廉鲜耻，崇尚暴力的家伙，所以监号里什么事情都会发生：自残、自杀、歇斯底里的号叫、殴打、鸡奸、策划越狱甚至暴狱，所有这些行为，或者为了发泄，或者为了解脱。而某些行为一旦发生，就意味着重大事故。看守所上自领导下至干警就会受牵连，就会受处罚，甚至脱警服。
孙青亮本来就是带着压抑的情绪来看守所上任的，而看守所里的气氛更加重了他的压抑和烦躁。每次从巡视道上走过，看着脚下铁笼子里那十几头困兽，看着那一张张阴沉狡诈、残忍麻木，或者绝望沮丧的丑脸；每次从提讯室经过，听着从里面传出的提讯刑警的厉声喝斥、犯罪嫌疑人语无伦次的狡辩，孙青亮的心里就抑制不住地升腾出一股厌倦和烦躁。
有时候，个别犯罪嫌疑人羁押期限已到，而证据不足，不得不将他们释放。看着这些人钻出铁笼子，连滚带爬地奔向远方，孙青亮就会感到一阵深深的失落。他会不由自主地陷入一种焦虑情绪之中，他何时才能摆脱这里重获自由呢？这种失落感越来越强烈，逐渐发展为一种病态，以至于不管看到什么人离开看守所，哪怕是已决犯被押往劳改局监狱服刑，甚至死刑犯提出监号上了路，都会莫名其妙地发作起来。
孙青亮逐渐地养成了一种不良的嗜好。他把工作扔给副手和干警们不管不问，经常带着他新买的望远镜，爬到高墙墙头的巡逻道上，端起望远镜向远方望。他不能朝南边黔首市的方向瞭望，那会引起他的刺痛和失落，他喜欢望远处的北山和周遭的旷野。
在望远镜的镜筒里，他发现北山垃圾场附近，出现了成片成片的房屋和院落。那些拾荒人不知从哪里捡来些断砖碎瓦、糟木头烂椽子，搭建起一座又一座简陋的房屋和院落。这些房屋院落逐渐蔓延开，其间有纵横交错的巷道，俨然形成一个村落。拾荒人里出现了一个饲养垃圾猪的新行当。每天清早，饲养人把垃圾猪赶到那座色彩斑斓、营养丰富的垃圾山上。垃圾猪在山上时而左右奔突，时而低头觅食，显得悠哉快活。垃圾猪饲养人则远远地坐在村落里自己的房屋前，时而挥手朝远处垃圾山上的猪群吆喝一声，发号施令；时而仰头闭目，嘴形嚅嚅，喉节耸动，似乎在唱什么山歌，意态甚为悠闲自得。
看着这样的情景，孙青亮压抑焦虑的心情会不知不觉松弛下来。他给这个村落暗暗取了个名字叫“垃圾部落”。端着望远镜观察垃圾部落里的生活，成了孙青亮排遣郁闷的一种方式。
就在这种浑浑噩噩的日子里，看守所里出了件大事。有个已被宣判的死刑犯，夜间用磨尖的牙刷自杀了。为了寻找颈动脉，他用那把磨尖的牙刷把颈部捅出了好几个血窟窿，血流了半条炕。这下出了大事故！看守所上下干警都挨了收拾。孙青亮本人被行政记过。这件事无疑给他烦躁的心情火上浇油，他知道，摆脱看守所的希望变得越来越渺茫了。事后，他对这起事故越想越窝火，那个死刑犯身边他让人安排了陪号的，陪号陪号，本来就是陪在已宣判的死刑犯身边，把他像爷爷一样伺候好，哄弄住，保证安安全全上刑场，怎么让他把牙刷把磨尖了都不知道？人死在炕上都不知道？他把那两个陪号的人犯狠狠收拾了一顿，这样还不解恨。他觉得那个死刑犯恐怕是故意制造麻烦，报复干警。
反正是个死，为什么不老老实实按程序死？两个陪号的也串通一气，都要看他的笑话。他仿佛看到那个死刑犯在坟墓里对他龇牙一笑，嘴角饱含嘲讽。
他决心此后要认认真真对付死刑犯，再不能出事故。他让人特制了一张木床，木床四个角上固定有铁环，屁股位置挖了如马桶一般的圆洞。死刑犯宣判过后，凡有自杀倾向的，就把他上木床固定好，吃喝拉撒由陪号伺候。这样一来，自杀是不可能的了。
至于普通的未决犯，孙青亮实在没有耐心与他们周旋，什么加强巡视，什么主动谈心、教育感化。他一贯认为，所谓的教育感化，多半是形式主义，哄弄上级检查的。既省事又管用的，恐怕还是以毒攻毒。
他开始在每个监号里挑选或搭配些五大三粗、身强力壮的，要么就是些久押未决，有眼色、够机灵的做号长。利用他们立功讨好的心理，给他些甜头或支持，让他去实现自己的意图，维持监规秩序。还要鼓励号子里的人互相揭发，分而治之。一旦发现有哄监闹事苗头的，立刻关禁闭。只要把人弄到那个小黑屋子里（所谓禁闭室空间极为狭窄，活像个竖起来的棺材）固定到那把铁凳子上，再硬扎的汉子不出一天就会软蔫下来。
这几招似乎还管了些用，监号里一年没出大事。尽管也听到些反映，说是他起用的号长演变成了牢头狱霸，拉帮伙，动私刑，勒索财物。他们把帮伙之外的人撵到炕下睡，帮伙头目在炕上摊开手脚恣意强占别人的铺位享受，自诩为“上八仙”。为了树威，他们还发明了许多令人发指的私刑，以此整人取乐，诸如背大墙、开摩托、拉皮条之类。
但是孙青亮认为，只要监号里不出大事，证明这些办法管用。虽有牢头狱霸整人打人的事，也只得慢慢治理，不可因噎废食。
再者说，进到这里就是来受罪的。如果还像在外面一样舒服快活，专政机关的威慑力又该如何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