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照常在清早六点起床，在我灰色的空间里走动，窗外和往常一样响起了上班族的自行车、电车、汽车的声音，人们急于追赶时间发出气喘吁吁的声音，现在应该是冬天，那还会有雪花落地的鸣响。总之，我可以以我自己的需要来享受或者厌恶这些东西了。
我转了很久，才坐回到那张破木椅子上，椅子面对的是一张破铁桌子，它的身体是木制的，只有露在表面的脸是铁的，和我上小学的课桌一个模样。我该做些什么呢？我还没有时间考虑，也没有足够的勇气考虑，千人一面的工作？谈恋爱？生孩子？命运？未来？有关安放自己？
可是，一路低头狂奔的我的过去还会来，上海的那段都市生活还会来，那个认错门与窗的上海密友还会来，那个他还没有死，还会不间断地来，我能做些什么呢？
因为得了那种叫作抑郁的病，到了这个时候，我不再看作那是一种病，我把它体认为我身体里的另一个“他”，因为有他，我的身体总是被秘密地分割着，不分时候，肉脱离筋骨的疼痛就会撕撕扯扯，除了用战栗消磨疼痛，不得已，我有些慌乱地以我逝去的祖辈们的身份开始写信，至少，我可以获得丝毫力量，抵抗和躲避那些还会来的东西。我拉开我的行李箱，打开用一个白色书包包裹着的一团东西，我全部倒在床上，那是我父母给我留下的信，这是一笔不朽的财富，也是我成为今天的我的重要营养。虽然，我的祖辈们不像我父母那样，给我留下了时刻可以遵照的纸质的信件，但是，你们想象不到，麦子地里立起的丛林般的水泥色石碑，在我还一瘸一拐走不稳路的年龄，早早就立在了我的脑袋里。我一次次陪着父母亲去看望你们，领会我们家族的历史，那时候，我就被一种强烈的荣誉感包围。我母亲对着每一块石碑说一长串的话，有时会对着其中的一块说，你太爷在衙门里当过差的。又对着另一块说，你大太奶一个孩子没生下，却带大了你二太奶的十个孩子。下面依次是，你爷爷当年是个英勇的抗日战士，你奶奶在东北被日本鬼子欺负都挺过来了。你大爷爷种出了全村最高产的玉米棒子……后来听得多了，无形当中就算是母亲不小心打乱了辈分和次序，我都能在她抑扬顿挫的表达中，清晰地分出严格的血脉延续。
我学着祖辈们应该有的强大姿态摊开信纸，正因为我从记事起就没有亲眼见过我的爷爷奶奶和姥姥姥爷，除了麦子地里的石碑，就是挂在我母亲家的老相框里一张难得的全家福，一大家子人，被我母亲一个个指认给我。也正因为知之甚少，总觉得中国的农民家庭一辈一辈都是这样平凡地过，没什么大人物、大风浪、大光环，所以，似乎写起这封信来，想象会更自由些。
我想象我的祖辈们会称呼我的小名，先前也听我父母零星提起过，我的小名就是我爷爷奶奶起的，当时，我就在他们四个人的大手中传来传去，他们噘着嘴咕嘟咕嘟在我脸上亲昵了一阵子，这个小名就叫起来了。想象到这些，我竟然挤出了笑容，现在我终于拿起了笔。
亲爱的小红英，你长大了，要是在过去，三十多岁就要当奶奶了。
我突然发出了笑声，我加入了我的主观想法，我可以加入了。他们估计是一辈子都不会将“亲爱的”这三个字说出口的。他们只会带着爱得发狠的咒骂，这个小崽子、小祖宗、小妮子之类的，我的祖辈们带着他们那个时代的爱的形式，正穿透遥远悠长的时间，爱着我。也许，这是时代在进步吧，人们内心里一些含蓄、委婉的爱可以见到阳光了。我竟然有些激动的感觉了，甚至眼睛里泛了潮。我又俯下身子继续写。
你是咱们家的好孩子，虽然，你是个女孩子。我们都在革命、抗战、村子里爬地垄爬了一辈子，不都好好的，我们家族有的是精神和力量。你现在更好了，安安稳稳过日子，多好！
我的心突然一紧，笔从手里滑到纸上，我讨厌“好”这个字，这让我感到一种莫名的痛苦，我对着信纸嘟囔了一句：“那不是真的好！”“好”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心里有不同的面孔，泛泛的好与个人的好是两码事。我需要马上停掉这封信了，无数对我称赞“好”的人的脑袋，翻倍地膨胀在我的心里，我的好，是他们眼中的。于是，我在最后草草结束这封信时，加了一句反驳的话。
当然，大城市里也不见得都好！我的密友死了，死在了上海！
从写信的过程里停下来，我感到疲惫，最后我唯一能抓到的不是祖辈们口口相传的好，而是他们留在我记忆中的一个符号，粗布制的大束带，太爷太奶、爷爷奶奶们曾经用这一根腰间的布带捆住自己和自己子孙们的命。只有抓住这个符号，我才感觉到一个宗族真正的好。
无论怎样，这封信让他的力量弱了下去，我突然有了一点点想法：要么，我还是趁机出去找份工作，以我的学历和工作经验，找份养活自己的事做并不困难。我望着眼前的一片灰暗，这是我生命的颜色？真正的困难又出现了，我选择做还是不做？到底我想做什么？我还能做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