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难以数得清的“军事演习”和“练兵”之后，同学们终于很快上了战场。对情人来说，情场即战场；对学生来说，考场即战场；对全部国人来说，人生即战场。总而言之，我们实则总是处在一种战备状态。老校长作了总动员，全校校会如同进攻敌营前的誓师大会。
这是一年一度的全县大统考。
考试是严肃的，换考场运动中，有次我和舒红刚好走对面。她很注意地看着我，寻找我的眼光，期望再次得到等值的回应，仿佛现在社会上那些热恋中的男女，渴望以吻寻找吻。但我这次没法正眼看她，抬头一直往前走。就像两列火车相对开来，一辆载着旅客，一辆拉煤，旅客们看着煤而煤无动于衷一样。过后我对自己这个变化很奇怪。我自己一时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我不是要和舒红交朋友吗？我不是给她写信了吗？我这样怎么能行？细想一想，也并不全是清楚。很可能是当时考试时紧张的空气，使我无法顾及她？
也可能是因为丁鹏的话。丁鹏不是说我们班的音乐活动不活跃吗？而舒红就是音乐委员。我是那样笃信丁鹏，以至于他这样说了以后，自己连想也没想，就也认为音乐活动不活跃了。而这也就意味着对舒红的一种否定。当这种心理上的票决自然而然地上浮为行动……
与此相异，我和丁鹏的友谊在升级。严冬的气温在继续下降，寒暑表上的红色水银柱一天比一天往下走，但我们的友谊刚好相反。世界上事物的搭配就是这样不同。在最冷的天气里，偏能产生最热的情。丁鹏的嗓子很美。他一张口，别人的口就不再能张开。舒红早发现了这个音乐天才，每次音乐活动都请他教歌。当然，舒红也是教的，但由于丁鹏是“请”的，所以这样的音乐活动，丁鹏成了主角，舒红仅仅是个配角。
舒红不知道，她请了丁鹏，丁鹏否定了她，作为丁鹏铁杆朋友的我从而也无情地否定了她。
丁鹏对我简直好极了，我不敢奢望有更好的好。和我照面时，他的脸上就涌起最亲密朋友的笑，那种笑是带有羞涩的笑，他轻抿的嘴唇和明亮的大眼睛，洋溢着无限的温柔。他站在讲台上教歌，我坐在位子上，恭恭敬敬地听，一字不漏地跟他唱。有时，明知他唱错了，我也不去改，而是勇敢地跟随着唱。当台上台下，我们的目光碰在一块时，我的心就猛烈地颤抖着，全身充满了弄潮儿酣游大海时那种特有的快乐和无畏。像一对明快而敏感的少女，当我们的眼光碰在一起时，就会激发出最美丽的歌；像火把和柴堆，我们的目光碰在一起时，最热烈的火就会熊熊燃烧，而我们两个都是火把，又都是柴堆；我们点燃对方，也同时被对方点燃；我们为各自而兴奋。
同性少男少女最容易产生这种类似于异性友谊、爱情的另一种友谊。因为少年正处于由儿童向青年的过渡中，正处在不成熟到成熟的过渡中，还没有形成各自独特的男子汉气概和少女心理，他们的性格处于一种交融混合的混沌状态。在这个时期，每个男孩都带点温柔，每个女孩都有点直爽。所以，当两个男孩子或两个女孩子因互相崇拜、信赖和羡慕而有一种超乎寻常的友谊时，应该看作是有理由的。用时髦的术语来评，会简单地认为这是“同性恋”，并大力指责，踏上一只脚，或尽可能地踏上几只脚，如果他们有的话。但我无法指责自己。我在丁鹏身上体会到了一种人间最高尚、最纯洁的友情，这是我在父母身上所没有体会到的，也是我到了集体宿舍后，第一次深刻体会到的。我把丁鹏那花朵一样的微笑，牢牢地刻印在记忆里，在跟着他唱歌时，我小心翼翼到了有点战战兢兢的程度，我生怕出错，哼走了调，打乱他的教歌计划，就像我生怕惊跑春天枝头上唱歌的小鸟。
那天晚上，丁鹏还一本正经地说，他愿意给我和司马雨搭鹊桥，安排我们见面等。他还说，假若他记性好的话，年假回来，他会给我带张她的毕业照片。
司马雨成了我的心病。我的眼前早已有了一个亭亭玉立、爱流眼泪的女孩。
司马雨也成了丁鹏开玩笑的话题之一。有次，我做完了老师布置的题，抬头，舒了口气。我的眼光随便地一扫时，却与他的眼睛相碰。他微笑着点点头，又很快低下头，写着什么，下课时，他传给我一张纸条，我把那张折叠了有万千折的白纸打开，但见正中写道：“欧阳风+司马雨=风雨大作。”
我被他的玩笑逗得哈哈大笑。这张纸条一直夹在我笔记本里，像保存情人礼物一样仔细，像保存名人签名的书画一样虔诚。
可我现在却找它不到了。时光何时以何种方式把它收回、抹去，我无从知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