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10月初，一个清冷之夜，19岁的郑建茂离开家乡青田，踏上偷渡之路。
郑建茂先乘火车从上海到哈尔滨，换乘国际列车穿过西伯利亚，经莫斯科进入乌克兰，在基辅潜伏了两个星期后，进入匈牙利。随后，蛇头带他过第聂伯河、德涅斯河，翻过冷杉覆盖的喀尔巴阡山，横穿斯洛文尼亚，12月13日进入意大利边境城市乌迪内，这是青田人通往富裕西欧的第一站。
过去300年出现了一连串重大的移民事件，郑建茂的冒险之旅只是沧海一粟。18～19世纪，1200万西非黑人被迫迁移到新大陆做奴隶。奴隶制瓦解之后，150万之巨的印度劳工涌入欧洲。从19世纪50年代直到20世纪30年代，数以百万计的欧洲工人逃离经济萧条的国家进入美国。联合国将在常住国以外滞留至少一年的人定义为国际移民。根据这一定义，2005年，联合国估计全球共有2亿国际移民——每35人就有一个是国际移民。
郑建茂的家乡青田，毗邻温州，50万人口，有25万人侨居海外，其中约60%采用郑建茂这样的非法途径出国。郑建茂在意大利“黑”了6年，2001年他来到西班牙井取得永久居留权。随后，郑建茂相继带出了家乡的6个哥姐，如今这个家族近百人散居西班牙、意大利、法国。
在家乡神秘消失17年后，2012年8月初，经人介绍，我在马德里结识了郑建茂。36岁的郑建茂身材健壮，肤色黝黑，短发，头略前倾，言辞恳切，岁月完全洗净了亡命天涯的痕迹。
看起来，郑建茂混得还不错。他在马德里北部一座小城拥有一家1400平方米的超市，在马德里老市区有一家手机店，买了2栋房子。他2000年娶了老婆（也是偷渡来的青田人），老婆为他生了5个孩子，前4个都是女儿，最后一个是儿子。
我随郑穿过Gran Via大街，向北深入一处迷宫般的街区，他告诉我，“这里曾经是中国人的地盘”。我眼前所见，就像科恩兄弟电影中某个超现实主义的场景：Gran Via大街上那些拥有木质转门、充满透视感走廊的典型西班牙店铺顷刻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宏达手机店”、“青田美食”、“吃吃看小吃店”、“美美理发店”，诸如此类的繁体字招牌，曲曲折折延续了好几个街区。
这是中国势力在欧洲扩张的有力证据，最近20年变得尤其显著。该街区位于马德里老城与北部富人区的交界地带，中国人喜欢选择这种交通方便的边缘地带聚居。那些耳熟能详的“中国制造”：裹着金色锡纸的圣诞节小饰品、山寨版的任天堂游戏机、比竞争对手总要便宜几分的移动电话卡，源源不断从这里运输出来。西边街角曾经有一家专营盗版影碟的店铺，那是郑建茂在西班牙开的第一家店。东行500米有一家“青田肉铺”，继续往东是“海外情缘俱乐部”和玻璃上贴着“好消息：新到特白面粉”广告的万通商场。街区北面，Noviciado地铁站附近一栋古旧建筑物的半地下室，还隐藏着一家中国人开的地下服装厂。晚上我经过那里，发现几乎找不到入口，窗玻璃上蒙着白色的高丽纸，里面传出机器马达沉重的轰鸣声，伴有热浪从窗口喷涌。
我造访的时间，正逢西班牙深陷经济危机泥潭。然而。这里的中国人却在展示韧力：倒闭了一家店他们就再开家新的，拉低物价，跟其他族群争地盘，直至全面接管这个地方。西班牙劳工部2012年3月31日发布数据称，西班牙取得合法居留的华人有17.3万人，比起2011年6月30日的统计反而上升了5000人。此间普遍认为西班牙的华人数量在25万到27万之间，差额部分将近10万——是仍然没有取得合法身份的“黑人”。
“警察会经常突击此地检查身份。”郑建茂和我行至一个青石板铺就的丁字路口时说。
西班牙的失业率已经攀至25%，年轻人的失业率高达52%。西班牙政府加大了对非法劳工的检查，华人社区的失业率也在攀升。在一家中国超市门前，一个肌肉结实的消瘦男子正蹲在地上读一份华文报纸。从他的五官看，是典型的中国南方人。他的目光盯着报纸，用余光打量着来人身体的某一个部位，这是我熟悉的中国人的交流方式，充满间接和迂回。
“他们经常来这里转一下，看看中文报纸上有没有招聘信息。”郑建茂说。我们在商店门前站住脚，那人听到陌生人的交谈，不知道什么时候溜走了，原地留下了一股中国烟草的味道。
沿着ALAMO街走到尽头，白色的西班牙人大厦曾经是青田人聚集的地方，现在这里卷帘门紧闭，白灰墙上的涂鸦是一名愤怒的黑人青年端着一把手枪，指着对面一间中国超市。“这里的中国商人已经少多了。大多数都搬去了乌塞拉区，乌塞拉现在是西班牙最大的华人区，因为那里房价更便宜。”
西班牙人大厦折回东边的Manznna街，还有郑建茂早年开的一家手机店，现在交由他的侄子代为管理。既销售山寨手机，也销售手机卡、电话卡，客户主要是当地华人。因为租用了西班牙本地网络，手机通话费变得十分实惠。门脸上一面印有五星红旗的中文广告写着“便宜才是硬道理”。“直接打中国手机座机1分钱，拨打西班牙其他任何手机3分钱，拨打本公司0分钱”。
郑的妻子和第四、第五个孩子也在店里。他的妻子是一位和善、漂亮的女土。他们的三个女儿都在本地最好的学校读书。郑建茂最近正在和中国的经销商谈判，准备帮他们引进一种西班牙产的橄榄油，或许下周就要去中国。他来到西班牙之后，曾经连续11年没有回过中国。但是，2012年，他已经回中国3次，在中国待的时间超过了西班牙。
一旁的四女儿抱住他的腿不希望爸爸离开。他轻轻拨开女儿的胳膊，说：“爸爸要回中国给你们挣学费。”
郑建茂送我离开的时候，已是傍晚时分，大街上出现了一队抗议的人群，举着“独裁”的标语，高呼口号，从马约尔大街经过太阳门广场朝市中心行进，最后差点与防暴警察发生冲突。新政府人民党为减少国家债务大幅削减开支，引发了持久抗议，许多人指责这些措施加深了家庭的财务困境。中国新移民群体选择静默旁观。郑建茂说中国人不会参与他们的抗议，“我们很清楚西班牙的弊病是高福利享受惯了，政府已经没钱了，越闹死得越快。”
即便坚韧如中国人也很难在风暴中独善其身。网络的兴起，击垮了传统电话卡市场，郑建茂的生意在这场风暴中每况愈下。他急于把赌注压到中国的橄榄油生意上，寄希望中国市场的购买力帮助他走出低谷。他并且头一回感觉和西班牙人民惺惺相惜：“过去的苦是能熬过去的，现在的苦是一种说不出的苦，有力气不知道往哪里使。”
郑建茂的经历就是青田移民的缩影。他们风餐露宿偷渡国境，在欧洲充当廉价劳工，进而借助“中国制造”势头开始中欧贸易，形成了一股独立的经济力量。近30年间，勤劳的青田人就这样在欧洲建立起了一个隐秘王国。这些移民并非单向移动，特别在西班牙经济危机的冲击下，很多人又在向中国回流。
故乡与他乡
来西班牙之前，2012年6月我造访了青田，想探寻25万青田移民向海外大规模流动的秘密。郑建茂的老家青田，隶属丽水。从青田客运站搭车，东行30分钟，约40公里，就到达中国民营经济最活跃的温州。1963年之前青田一度划归温州，早期在海外的青田人都以温州人自居。
青田地势狭长，细窄黄浊的瓯江从两座翠绿色的山中穿过。青田90%是山，5%是水，只有5%是耕地。很多乡镇以山为名：阜山、方山、山口。特产是青田石，可以加工成石雕卖钱，这是本地为数不多的资源。
青田地处边缘，较少正统礼仪的束缚，青田人一直有向外闯荡的传统。1935年英文《中国年鉴》记载：在17、18世纪之交，青田人经过西伯利亚深入欧洲贩卖青田石。《华侨史概要》说：“18世纪末期，在塞纳河中心的圣路易岛上，已经有中国人开设的澡堂。”表明包括青田人在内的早期欧洲华人，已经建立了成熟的社区概念。1949年前后，一批青田籍国民党军人撤离中国大陆之后侨居欧洲。当时欧洲华侨约5万，青田人有1.7万之多。对于后来的青田移民来说，这些前辈乡人早在四五十年前就在欧洲建立了一张可以依赖的关系网。
青田人第三次大规模移民始自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至今未有间断。改革开放使得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逐年增长，同时也涉及移民问题。随着农业与非农业活动收入差距急剧扩大，农民及其家庭成员涌向城市，中西部移向发达的东部，这种内部移民只是走出国门成为国际移民的第一步。
《国际移民》一书的作者Khalid Koser说，导致移民的并不一定就是发展不足、人口过多或者统治不善本身，而更应该是世界各地的差别。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使用最广的，表示国民收入的经济指标，发达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发展中国家的高66倍。出生于布基纳法索的儿童比出生在日本的儿童少活35年，出生于印度的人比出生在美国的人要少活14年。
郑建茂的正式教育结束于方山镇初中。郑建茂的父亲是一个农民，母亲是家庭主妇。郑建茂兄妹8人，7个没有文化，全都在温州周边方兴未艾的制造业作坊中做工。偷渡欧洲前，郑建茂在温州的私营皮鞋厂和眼镜店打工，月收入只有300元人民币。他偷渡欧洲后的第一个月工资折合人民币8000元左右，相当他在老家3年的工资。在郑建茂的老家方山，村里最好的房子都是欧洲华侨盖的。很多人跟郑建茂抱有同样的想法：去欧洲可以更好更快地积累资本，等于延长了自己的生命。
郑建茂说：“所有人都梦想到国外，随便哪个国家都行。特别是当你是个一文不名的穷光蛋时，你不会太担忧未来，因为未来只能越来越好。”
很难考证，究竟是谁开启了青田人的偷渡潮。浙江工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夏凤珍认为：浙江南部至少有60%的人是通过非法途径出国，有的乡镇中90%的人是偷渡出去的。一如彼时从封闭混沌的梦魇中醒来的中国，开始展现野蛮的生长力量。
青田人走的是先合法探亲，再逾期不归的离乡路。欧洲的签证官发现一些中国的入境者——以浙江和福建居多——一旦进入目的地，就随手扔掉护照消失，于是收紧了对于这两个地方的签证发放，拒签率极高。
正常的移民路径不通，刺激了偷渡业的兴旺。郑建茂上路那年，青田人的偷渡网络至少已经熟练运转了10年，开辟了多条进入欧洲的秘密路线。南线：经云南、泰国、尼泊尔、中东到南欧。东线：经南美转道西班牙进入南欧。北线：由俄罗斯经乌克兰到意大利，进入南欧。
郑建茂走的是风险较小的北线。偷渡前，蛇头就风险细节、付款方式与家属进行协商，早于郑建茂先到欧洲的大嫂，已经在米兰守候，见到郑建茂就会把13万元人民币偷渡费用支付给蛇头。蛇头也是青田人，作为偷渡产业链条上最活跃的部分，蛇头这个行当在青田相当受人尊重——特别是不用担惊受怕把蛇客安全送抵境外的蛇头，更是被视为能人。
西班牙过去在中国人眼中是个边远的国家。苏联解体，欧盟扩张，西班牙1999年加入欧盟。2002年欧元发行后，西班牙在这个强大的集团中能获得低息贷款——这就引发了地产业的繁荣，房地产开发商和普通家庭大量借贷，推动了前所未有的经济扩张，对于劳动力的需求不断增长。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西班牙的经济扎实稳健，排名欧元区第四。宽松的移民政策吸引了大批北非、南美及中国移民。
在位于马德里闹市区的一间办公室，蓄着短须的西班牙青田同乡会会长王凌宙告诉我，青田人大规模偷渡西班牙始于1985年前后。他说：“1985年大概两三万青田人利用假签证到了西班牙。”另一名经营超市的叫朱晓海的青田人告诉我，1985年他来西班牙的那趟航班上，“有67个青田人。”
“1987年又通过在巴西做假签证涌进来一批。1991年西班牙大赦，欧洲所有没有合法身份的人都往西班牙跑，中国人的人数一下子增加了。”王凌宙说。
王凌宙1983年利用学生签证到了西班牙，当年他28岁，是一个孩子的父亲，来到西班牙没做过一天学生，而是到青田人开的餐馆打工。所有青田人的梦想都是打工还清到欧洲的费用，然后自己有摊生意。如今王在西班牙南部海边拥有一家中餐馆“泽云楼”。他给我看自己手机里存的照片，蓝天白云，餐馆背依青山，大门面朝碧蓝的直布罗陀海峡。如果留在青田，他猜想自己多半会在原单位县农机厂终老。
季奕鸿是西班牙第一个拥有正式执照的华人律师，1987年跟随母亲来到西班牙。他的父亲是青田人，他两次去过父亲的老家，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他说：“青田没有什么工业，也没有什么资源。很多年轻人不想创业，一天到晚梦想哪一天能到国外去。”
1985年，也就是王凌宙到西班牙的第3个年头，西班牙通过了《外国人法》。从1986年到2005年，西班牙有过6次大赦。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前夕的大赦，赦免了境内300万名非法移民，其中约有10万名中国人。2005年年底，又有约100万名非法移民申请大赦，其中中国人有5.6万，通过率为60%。大赦是西班牙非法移民合法化的过程，每次都引起欧洲其他国家滞留的非法入境者大量涌入。
2001年的时候，季奕鸿刚开始做律师，他以为自己的业务刚起步时会比较困难，结果当年遇到西班牙大赦。开业第一个月的最后一天，他一天内就接到了250份青田人的居留申请。
“很恐怖。”他开玩笑说，“人太多了，我只好每10个人召集在一起，告诉他们如何准备材料。只那一天，我就把投资收回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