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建茂“黑”在意大利的时候，赶上1998年意大利大赦，他想办意大利居留，结果让一个意大利人骗了3500欧元，居留也泡汤了。2001年西班牙大赦，他投靠在马德里开店的大舅子，取得了西班牙的永久居留权。
获得了合法身份，然后开店取得老板居留（西班牙工作居留分为打工居留和老板居留，老板居留只能做老板），就可以申请更多的青田工人，青田人利用家庭团聚签证再把各自家人带出，于是青田人的数量如同滚雪球般迅速增加。郑建茂作为家族中第一个偷渡成功的人，取得居留后又带出了6个姐姐哥哥，如今他们各自的家庭分别生活在法国和意大利。
1983年王凌宙来西班牙时，全西班牙华人只有1万人左右，2000年为28693人，2004年为66486人，现在达到25万。王凌宙说，根据大使馆的统计，华人的比例，青田人占55%，福建人18%，温州人15%。大部分的增长来自大赦和家庭团聚。
巴塞罗那自治大学学者爱玲（Irene）从事跨国移民研究，我在西班牙上海领事馆的一次活动中认识了她。爱玲对青田移民同样充满兴趣。她认为，青田人是典型的经济移民。“西班牙的青田人并不是从中国直接过来的，他们把欧洲看成一个整体，在欧盟范围内寻找机会，逗留时间长短取决于那里是否有发财的机会。他们不是单向的移动，哪里有机会就去哪里，他们是网状的，有不同的结点，很多青田人在南欧有生意，在法国的马赛，意大利的米兰，他们保持着游动的状态。”
中国社区
8月12日午后，我乘地铁来到马德里市区南部的乌塞拉区，这里是西班牙最大的华人聚集区。华人商铺超过500家，“官方语言”是青田话。
这一地区的规模超过了伦敦和纽约的唐人街，其中大部分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后出来的新移民。生活在这个街区的青田人程建平告诉我，乌塞拉的华人商会曾经向马德里区政府申请成立唐人街，政府考虑到这个区域还有为数不少的北非和南美移民，就搁置了这个建议。
乌塞拉区以治安混乱闻名。我造访前几天，8月8日，街巷中发生一起警匪枪战，一名52岁的女性警员中枪身亡。我去的这天，一位青田老人上午去教堂祈祷，行走在一条僻静的街巷上，被歹徒击倒抢走了随身财物，有针对性的犯罪在一段时间里很普遍，因为歹徒知道华人喜欢随身携带现金。程建平说来自北非或者南美的移民，在偏僻的巷子中“箍住你的颈部8秒钟”，人就会窒息，歹徒搜刮完财物之后便逃之夭夭。
49岁的程建平个子不高，清瘦，讲一口柔软的南方普通话。在西班牙，程建平开过两家餐馆，后来转而寻求上帝的庇护。1990年他信了基督，在伦敦学了三年神学，参与创建了西班牙华人基督教会。现在程建平是乌塞拉华人社区的精神长老。这个社区里教会也分两个，程建平所在的教会以青田人居多，另外一个以温州人为主。“西班牙华人基督教会1995年正式向西班牙司法部注册成立，当年只有三个地方100多人。现在，已经买下14处房产作为宗教场所。礼拜天最多有4000人参与活动。其中18岁以下的小孩子2500人。”
为什么孩子这么多？他笑着回答说，因为“中国人在这边蛮会生的，几乎每个家庭都有三个孩子。”
在这个名声不佳的边缘地带，仍然呈现一种蓬勃的商业景观。有出售冷冻猪蹄的大型中国超市，有冠以孔子之名的中文学校，有出售过期《知音》杂志的中文书店，有修改手机程序的小店，有推销“男女搭铺房”——家人不在身边的单身男女会临时搭伙同居解决寂寞问题——的小旅馆，以及大量专卖中国廉价商品的百元店、中式餐馆。
近年来，更多的山东人、东北人涌进了这里。新移民也不用担心住处，街心花园的小广告上写着“祥和之家：新房新床新被套，服务享受很周到，干净卫生找不到，没有一点假广告”，下面还标注详细路线“温青商场隔壁，18号3层C，请先按1，最后按红色门铃”。乌塞拉区甚至集中了十几家律师所，专为语言不好的华人打官司、做账。这里完全形成了生老病死一条龙服务，自给自足、封闭且高效。
傍晚，在教会附近的一条街巷，我走进青田人出资修建的长青俱乐部。三个中年男人正在打乒乓球，两个在附近的餐馆做工，一个开百元店。其中一人很客气地邀请我加入进来打两拍。另外一边，7名漂亮的穿着花裙的女士，30岁上下，对着一面巨大的镜子练习摇摆舞，动作整齐划一。听她们的口音分别来自浙江和东北，音响里传出的是中国流行歌曲《月亮之上》。这个场景跟在国内某个中老年人聚集的免费活动中心没什么两样。
事实上，我眼前的程建平是青田“偷渡界”的传奇人物。1987年，在青田一家银行工作的程建平和新婚不久的妻子偷渡到南美，在厄瓜多尔和巴西滞留了9个月。他来到西班牙驻巴西大使馆面见签证官，声称“我要回北京，能不能申请办理一个西班牙的过境签证，归国途中带妻子去逛逛”。
签证官没看穿程的想法，很干脆地盖上了通行章。那个红戳就像南美夜空一颗璀璨的星辰，照亮了程建平后半段的人生。过境签证只有一个星期，但是程建平进入西班牙后在接应的亲戚家“黑”了下来。
取道巴西前往西班牙的偷渡路线启动了新的青田人口转移系统。1987年后，从北线和南线偷渡欧洲受挫的青田人纷纷效仿程建平，开始利用假签证转道南美前往西班牙。
想到无数同乡根据自己走出的路到达了彼岸，实现了欧洲梦，现在牧师的内心无比宁静。
转型之路
在GranVia大街一间西班牙人开的酒吧，我再次见到郑建茂，他讲述了更多自己的故事。他说，“家乡人只看到华侨的风光，但是不知道背后经过了多少血和泪。”
1995年郑建茂初到欧洲，在意大利米兰一家青田人开的制衣厂做了3年工。很多初来乍到的青田人都像郑一样在同乡经营的地下作坊做工，青田人网络帮助新来者找到工作，后来者则成为先来者的廉价劳动力。他们心存感激，为刚到异国就能找到一份工作庆幸不已。
郑建茂的嫂子后来也开了一家地下工厂，没有任何合法手续，工人也都是偷渡来的青田人，5台机器彻夜轰鸣，为意大利人加工皮包。这种辅助性的作坊生产，只涉及简单地拼制箱包成衣等中间环节，华人依靠的就是低廉的加工价格赚钱。这种价格优势，建立在工人较低的报酬、工作时间严重超过行业标准的限度，以及偷漏税费的基础上。
郑建茂当年服务的地下工厂有15个工人，一天需要做工18个小时，有时候坐着就能睡着。“中国人的勤快程度是欧洲人想象不到的。什么合同、保险干吗用？全部不懂，给钱就好了。”
2012年2月，位于西班牙东南沿海的瓦伦西亚，国家警察在马尼塞斯仓库区打掉一个加工校服的华人地下衣工厂，抓获了两名分别为35岁和46岁的华人男子，还发现了4名没有居留证的非法华人劳工在工作。警方指控两人涉嫌犯有侵犯劳工权益罪。警方称：“我们监视时发现华人进进出出，同时还能听到缝纫机工作时的声音从里面传出，甚至在夜间的时候也是这样。他们住着拥挤的双层铺，居住环境非常脏乱，根本不适合住人。”
季奕鸿律师代理过多起华人黑衣工厂案，他说，其实很多中国工人不认为自己的人权受到了侵犯。“假如上班时间只有8小时，这些工人还不愿意在这里做工，他们宁愿做10个小时、14个小时，这样才能早早赚够钱还清偷渡费用，然后自己开店。”
作为地下经济的一环，华人之间存在广泛的竞争，这个群体具有强烈的与外界隔绝的倾向，也不懂通过合作争取更大利益，因此也无法形成一个独立的生产体系。开始几年，郑建茂的嫂子靠为意大利人加工皮包赚了些钱。撑不了几年，中国人的地下工厂之间互相压低价格，生意被抢没了。嫂子又去法国开餐馆，因为税费问题被重罚，从略有积蓄再度沦为一无所有。
在意大利的6年，郑建茂就住在嫂子开的工厂里。新婚之夜有老鼠爬过妻子的脚。这个集生产和生活于一体的狭小空间令他感到窒息，最后他觉得自己简直要麻木了，不想干了。但是哥哥不同意，因为郑偷渡的费用很大一部分是向嫂子借的，当时还没有还完，“要走就留下一条胳膊。”哥哥说。
但是不久郑建茂受到了一个华人黑帮的威胁和敲诈，他不得不离开工厂，开始批发一些瑞士小刀和中国伞沿街叫卖。郑建茂也曾经被移民局抓过多次，但是每次都涉险过关。最早的偷渡客，如郑建茂及其嫂子一般从事最底层的工作，很难从欧洲经济体系中获取利益，无法成为一支独立的经济力量。
季奕鸿回忆说，一些青田偷渡者游走街头叫卖，很多人是警察局移民局的常客。20世纪90年代中期，马德里警察局一天抓40个左右的非法移民；最多的时候，中国人一天能被抓10个左右，很多是卖盗版DVD的。马德里的移民遣返中心为此聘请了一个台湾人做翻译。但是中国人不会涉及偷抢和暴力犯罪，而是喜欢工作赚钱。“现在你在街头基本看不到卖盗版碟的了，网络太发达，这个行业已经走下坡路了。卖碟的这批人逐渐有了立足之地，然后转型开店了。”
“田字不出头，工字不出头。”郑建茂的梦想就是争取成为一个独立经营者，因此他顽强地要在加工作坊之外寻求新的立足点。1999年，当郑建茂行走在欧洲街头销售山寨版中国货，躲避检查，遭遇羞辱和欺骗，这个时候正逢“中国制造”异军突起，廉价的中国商品开始大量涌入欧洲。
在距离马德里市区18千米的Fuen-labrada工业区，西班牙华人企业联合会负责人陈晓莲对我说，就在1999年前后，西班牙华人的经营模式发生了一次重要的转型：“开始的中国移民在餐馆打黑工、经营地下衣厂，这批人在取得合法身份和经济积累之后，发现直接进口和销售便宜的来自中国的货物，比自己加工更赚钱，于是从事进口和批发的华商如雨后春笋般涌出，开始做中西贸易。”
陈晓莲是我此行遇到的唯一一个非青田籍华商，她来自与青田毗邻的温州。她驾车领我参观Fuenlabrada工业区，这里延绵数千米，分布着300多家华人批发仓储式工厂。最大面积达到1万平方米。此时正值中午，西班牙人喜欢享受一个悠长的午休时间，但是中国人却像筑巢的蚂蚁般进进出出。
像陈晓莲这样的华人移民都有初来西班牙在餐馆打工，继而开餐馆的经历。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之后，仅巴塞罗那一个城市就有约400家中餐馆，生意越发难做。1994年，陈来工业区寻找商机，Fuenlabrada当时大部分是西班牙的批发企业。陈从义乌批发货物贩到西班牙。此后，大批“中国制造”，从礼品扩展至服装、皮鞋、玩具，小家电。到了2006年，工业区中最大的西班牙礼品批发商“欧米够”被中国人击败撤离此地，工业区现在只剩下了两家葡萄牙人和印度人的店铺，其余300多家都换成了中国人开的仓储式工厂。
“他们没有想到，中国人这股力量能够改变市场。”陈晓莲说。
新移民频繁往返西班牙和中国，与之前旅居西班牙的勤勉沉默的华人移民截然不同，他们构成了一个新的社会群体。意大利普拉托移民研究与服务中心的研究员安东内拉·切卡尼奥认为：这些新移民代表了事业有成的华人新形象，体现了中国人的新观念，即华人有能力短时间内在经济上站稳脚跟，并为他们的祖国做出物质和思想上的贡献。
陈晓莲并不讳言，华商基本靠销售廉价的中国商品起家，其中也含有部分山寨产品。“我们这一拨华人，基本是借助中国制造和祖国崛起这个大势。”我注意到她使用了“祖国”这个词。这批新移民，千辛万苦逃离家乡，想方设法办理西班牙居留，但是仍然相信自己是“海外赤子”，认为自己的工作是在为中国增强实力作贡献。我在西班牙遇到的很多青田商人都隐含着类似民族主义的特质和责任感。
1999年，海外青田人向世界各地销售了近31亿美元的中国商品，从事外贸的海外青田人有3万多人。到了2001年，从业人员增加到5万人，创汇50多亿美元。发展到今日，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已经排名世界第二，外贸出口占世界出口总额的10%。
当青田人从贩夫走卒纷纷转型为经营业主，开始形成一支独立的经济力量。西班牙人惊奇地发现，近20年的资本与经济的全球化，已经完全改变了中国移民原本弱小的特性。无论从地理还是语言上看，中国移民在西班牙都不比北非和拉丁美洲移民更具优势。但在这20年里，中国移民已经浮出水面，建立起一个庞大的经济网络。
很难找到准确数据估算青田人的这个商业王国究竟有多大规模。仅在2009年，海外青田人寄往家乡的侨汇就达到了2亿多美元。万里之外的寄居之所和家乡建立了复杂的联系。华商在西班牙成立了大概120多个社团，很多冠以“青田”和“中国”之名，其负责人也多来自青田。有成就的华人被中国政府赋予很高的政治礼遇，被当作中国复兴的一个组成部分看待。有西班牙的青田华人受邀参加北京的国庆花车游行，这被视为政治上的肯定和期许。
郑建茂略带俏皮地评价说：“其实他们只是希望和来访的领导人握握手。因为青田人注重自己在华人圈子的名声，而对于西班牙人怎么看自己倒不怎么在意。”
郑建茂直到2001年来到西班牙，开始和西班牙人合作销售面向华人的电话卡，才积累了第一桶金。2002年到2007年，是郑建茂生意最好的黄金5年，他销售的电话卡占到了马德里华人市场80%的份额，帮助他圆了自己的欧洲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