秃子也好，桑珠也罢，只要他到了县城，回乡的车就比较容易找些。在县城已经傻等了四五天，每天都是日头照着看书，晚上就着烛光听次旺弹吉他唱歌。他好像没有夏天那么经常出去，据说是没钱了。这个小小的尼玛县城，消费可是不低。
这些还没有成家的男教师，自己通常不在家开火做饭。因为，做饭对于他们来说不仅是需要用更多的水，炉子、燃料也非常麻烦。老师们大多是两三个凑在一起出去吃饭，平均每人每天在外面的饭钱就要三十元左右。通常在回民饭馆是一斤羊肉三个人吃，再各自来碗面片儿；如果在汉族人开的馆子，那两三个菜四五十块钱很正常。这些千里之外运来的东西，没有最好，只有最贵。
夏天时县里有两个朗玛厅，三个茶馆，一个网吧。冬天再来，朗玛厅只剩一个，茶馆也少了一个。网吧还在，算是我见过西藏最贵的收费，每小时六元。县里的年轻人通常晚上不是在茶馆喝酒，就是去泡网吧。而朗玛厅，尽管设备简陋，可还是只有条件比较好的人才能够去。次旺告诉我，他每个月几乎有超过五十个小时在网吧，现在已经欠了一千多元的上网费。
“我们明天自己买菜做饭吧，那面片儿中午晚上天天吃，我都快吐了。”从回民饭馆回到宿舍后，我有些恳求的口气对次旺说着。
“菜要你去买，我现在可是没钱。”次旺向来说话直接。“那当然，而且还给你们买肉罐头，到时让桑珠去挑你们喜欢吃的，不过得分开做，我只能吃菜。”次旺说话虽然直接，可想他那么大男人的性格，终究是要难为情的，我便把话又岔开了，“听桑珠说你还经常寄钱给两个弟弟呀？”桑珠不是次旺的亲弟弟，他们是姻亲，准确地说还差了一辈儿，只是因为次旺的块头太大，所以才一直叫哥哥。
“其实主要是我乱花钱，还有就是上个月值班的时候跑了十一个学生。”他突然骂起人来，而且是瞪着眼睛咬着牙，我看着觉得又好气又好笑。“学生跑了你也不用这样骂呀，追回来不就完了。”我半笑半埋怨地对他说。“你知道什么。现在是冬天，早上六点多发现学生跑了，骑着摩托车去追，你以为好玩呀，冻死不说，还没有追回来。那帮东西可不是跟出操一样排队一二一地走路，一出校门就散了！后来又去找车挨个追，我×！”这次继续在骂人，一只手拿起了吉他，另一只手攥成拳头在我眼前挥舞。
“那后来呢，到底追回来没有？”说话时我突然想起上次在教学楼里看到举着大棒子的老师，“那你有没有打他们呀？我最恨体罚了！”“不打他们？不打他们，他们就不知道什么叫威严！不打他们，他们下次还得跑。不打他们，那我平白地被扣了一千一百元工资！还贴钱受冻去追，找谁呀！”看来那事儿真把他气着了，说这话儿的时候脸都有些变形，大手还重重地在吉他上划了一下，“跑一个扣一百，这是学校的规矩。打还跑呢，要是不打，那他们就更觉得没人管了！”
“你这是什么逻辑呀，要是打都能解决问题，那国家为什么还要杜绝体罚学生呢。你们学校也怪，学生跑了扣老师的钱，那难道学校就一点责任也没有吗？何况学校条件够差了，再扣钱还怎么让你们这些老师干呀？这种方式对待老师其实等同于老师体罚学生的行为。”我正琢磨着学校、老师和学生都有问题的时候，猛然想起早上看到的一位老师，“对了，今天早上我看到一个老师满身灰尘地推着摩托车进来，是不是又有学生跑了？”
“你看见了，那样儿不怎么样吧？哈哈，昨天晚上就是有学生跑了，你看见的是值班老师。还是个汉族呢，没追回来。他还得下乡去找，够他受的。”次旺好像终于发现了典型一样，半嘲弄地回答了我。“哎呀，反正我的钱没了。不说了，要练习了。今年藏历年，我们乐队很可能会再次上拉萨电视台举办的晚会演节目。”钱是怎么也回不来的，次旺显然也不愿意多想，眼下练习吉他是他最热衷的，他希望能够表现得更好些。
桑珠也曾经告诉我，次旺所属的羚羊角乐队去年拉萨藏历年晚会被邀请上台演出。他还给我看过那次演出的录影光碟。那时我才知道，大部分藏族艺人对于能够获得上藏历年晚会演出机会是非常珍视的。因为语言和民俗的缘故，藏历年晚会，尤其是自治区电视台的晚会，在藏区的影响还是很大。他们自己创作的歌曲我听过几首，旋律还算朗朗上口，但说不上是摇滚。我和次旺提起这些，他自己也承认，但很无奈。读书时他们能够接触到的摇滚乐比较少，而且能够进行学习或者交流的机会基本也是没有。更不用说乐队成员四散在西藏几个地方，想要集合练习都是很困难的事情。
“早上听索朗说你们今天要抽签，决定谁值班负责假期扫盲班，抽了吗？万一要你值班怎么办？”不知道怎么，我感觉他这次不一定能够按时放假回拉萨。
“没有，改在下个星期抽签。我才不要值班，抽到我也要走。一月份还有去日喀则的演出，都联系好了，谁也别拦我。”他又开始断断续续地弹起了和弦，说到谁也别拦他的时候，活脱脱一副土匪的样儿。
“呵呵，没人拦你，你能放下那些学生走吗？我觉得你不会。”
“你看我会不会，我在这里干的事情够多了，放假还不能回去，耽误我的演出怎么都不成。不过，即使加班好像也就是到这个月底，还来得及。”他已经开始给自己打圆场，“何况还不一定就抽到我呢。”
每天晚上的大风和次旺那时准时不准的和弦已经开始使我有些麻木。对着蜡烛发呆，偶尔拉开窗帘看看后面山坡，又都要被次旺提醒。他说，学校里的孩子们最喜欢晚上到后面的山坡上坐着——看老师宿舍。我不相信，谁那么神经病地在寒夜里，蹲在大风中干这么傻帽的事儿。可次旺说，那些都是牧民的孩子，早就习惯了寒冷；不然他们也不会总是在深夜里逃跑。而且，牧民还有夜里打狗的习俗，无论冬夏。
在我离开县城独自下乡之前，米玛就提醒过我，我这样一个人只身前往，被打狗的几率很高。据她说，即使她和同事们一起下乡，而且是男同事，都曾经遇到过这样的事情。藏北乡里的接待条件是非常一般的，乡政府的会议室通常有很多卡垫床，下乡的工作人员基本都是住在这里。有时，牧民白天看到乡里或者村里有新来的女性，半夜就会摸到他们休息的乡政府接待室，以期可以有打狗的机会。米玛单位的副局长甚至曾经因为厌打狗者反复敲门之烦，而举着扫把追出去过，可见当地牧民对于打狗的执著。
听说过最搞笑的打狗是次旺那天晚上给我讲的。学校的几个老师下俄久乡置办过冬用的冬宰肉。其中一位老师比较新潮，留了一头长发，细软滑顺，从侧面和后面看都难于辨清男女。都是头发惹的祸，半夜招来打狗郎。开始，几个男老师并没有对摸进来的人太在意，都是大老爷们，谁能想到这些呢。可等来人开始踅摸那长发老师的时候大家才明白。照次旺的话说，那次可真乐坏了。
其实打狗这事儿只是藏北牧民习以为常的一种生活方式，也是藏北的特殊气候环境条件所造成的。你可以说它是陋习，也可以说是特有的民俗。积以千年，当地人从来没觉得有什么不妥。因为积极投入这项“运动”，可以给他们带来排解昼短夜长苦闷的原动力，还可以解决藏北因地广人稀产生的生理问题。游牧，男人没有绝对固定的居所，物质匮乏，气候恶劣；妇女孩子经常不能随时跟着男人一起漂泊，所以她们有相对固定的地方；一般这些地方就是牧民们休养生息的地方。简单点儿说，打狗——就是一个男性牧民，无论在何处放牧，如果碰到有心仪的女性，就会趁着黑夜，战严寒斗风暴，不畏路途艰辛，不惧房前帐后凶猛的藏狗，独闯该女性与家人共处的卧房与之极尽鱼水之欢。游牧民们为了延续生命，解决一些客观存在的生理问题，就采取了一种相对松散的态度对待男女关系。这里最清楚的是母子女关系，而父子女关系就略显模糊了。记得有个工作人员曾经开玩笑对我说，为什么人口普查把“已婚，未婚”，“离婚，复婚，再婚”分这么清楚，知道孩子他（她）妈是谁不就完了。
也许就是因为这已经是藏北牧民的一种正常的生活习惯，所以，他们甚至不太避讳孩子的存在。次旺告诉我，他还是小男孩的时候就曾经跟着舅舅一起去打狗。当然，他只是在外面等着，有点望风的感觉，想象那样的场面实在很有意思。
快到中午，一个人半躺在床上看土观大师的《宗教源流》，突然听到楼道里沉重的脚步声，但没有歌声，那一定不是次旺。“开门，大姐！”是桑珠垮垮的声音。
我立刻去开门，终于把他等来了。这意味着不久将可以到文部，去看当惹雍措，看龙尼的小丫头——总是想起她那对倔强的大眼睛。
“你怎么回乡里也不通知我一声呀，”我有些想埋怨他，可又抑制不住兴奋，连忙问，“我们什么时候可以下乡呀？”
“我说姐姐，我今天早上八点就起床，饭都没吃，现在刚到县城，你就问我什么时候下去，气儿还没倒过来呢！”桑珠说话是地道的内地北方腔，真没辜负他在内地读的九年书。这时我才注意到他的样子，差点没笑晕过去。像喇嘛一样的头蒙着灰尘，身上裹着“十一”在拉萨买的军绿卡其布棉夹克，已经看不出一点新样儿。身后背着的黑色大背囊中估计是塞满了要洗的脏衣服，一些布角儿都露了出来。而最醒目的莫过于肩膀上前后搭着的一对崭新的长毛老虎拖鞋，上面的玻璃眼珠儿还亮亮的。他三道弯儿地站在客厅里，也许为了博得点儿同情，一直没有把东西卸下来。
“好好好，你喘气，不过我真的想知道什么时候能够下乡。”我本来还想说那怪味被子，可又觉得明明是人家怕我冷，特意给我加的，还是算了。看着桑珠一副浪荡的土样儿，全然没有夏天时的轻逸潇洒，我又气又笑地连忙帮他把东西拿了下来。
“怎么了，我哥对你不好呀？别怕，有我给你做主呢。”他见我欲言又止，以为次旺怎么了。
“不是呀，他才好呢。我就是想下乡，想踏踏实实看书，写写东西什么的。而且这里的炉子生不起来，你知道我不吃肉，不自己做饭真不方便。”我随便扯了两句。后来又想到我那些邮寄来的食物，得在下乡前确认一下，万一有漏掉，还可以在县城邮局打听。于是又问桑珠，“对了，东西都到了吧，三箱我自己的食物，还有一大箱从广州邮寄上来的东西，尤其是广州的，那是朋友们给小孩子的捐赠！”
“嗯，两箱北京的，一箱上海的，还有一箱广州的，没错。回乡的车当然要找，不过我还是得在县城呆几天，总而言之，有事才上来的。”他突然诡异起来。看着他的样子，我突然意识到了什么，“你不会是有女朋友了吧？来看她的？”我试探着问。
“俺也是人呀，俺也要生活呀！”他还是那么怪腔怪调，跟着就唱起了郑钧的《赤裸裸》，“我的爱，赤裸裸；我的爱，赤裸裸！”
“十月份你回到县里，好像差不多一直滞留在这里，现在上来又不马上回去，乡长书记不说你吗？”我记得夏天在乡里的时候，他曾经很认真地说过，要如何努力工作，为自己挣个好前程，也好让拉扯他长大的姐姐放心，就差对着当穷措发誓了。
“他们这几天都不在，哎，我说，你怎么那么啰唆呀，是不是我姐让你来盯着我？”他有些故意表现出不满。“我才懒得管你呢。你姐姐有东西带给你，不过我放在小耿家了，准备下乡的时候再去拿。反正你联系好了车提前通知一声。”我自己还怕别人管呢，可一直觉得他像弟弟一样，不免多说了两句。
“那你给我带什么了？哎，还是俺姐疼俺。”他一个劲儿地嬉皮笑脸。
夏天认识的他明明是很内向斯文的，我们经常一起默默地坐在乡政府办公室的后墙根发呆。有时他会讲一些他的事情，在内地读书，初恋的女朋友白玛，他们如何黯然分手。而有时说到九岁双亲接连去世，他的言语变得极其缓慢，神情忧郁。显然，那种幼年失扶的痛苦积淀成了他心中永远挥之不去的阴影。但偶尔也会激动地诉说他如何喜欢音乐，还有当时最热爱的超级女生周笔畅。但现在怎么感觉好像有些不认识了似的——夏天那头彰显忧郁气质的半长头发，因为“十一”在拉萨无意撞到白玛而变成了秃瓢，现在说话语气也成了一个任性、自大又调皮的孩子，好像还有些玩世不恭的成分。
中午一起吃饭，他甚至开始调侃我和次旺，问我们有没有这几天暗度陈仓，简直让人发晕。饭后，他爽快地甩下了钱，又答应下午陪我一起买菜后立刻就不见了踪影。我有些奇怪地看着次旺，“他到底怎么了？夏天的时候不这样呀，‘十一’在拉萨也挺正常的。”“交了个女朋友吧，‘十一’从拉萨回来后就这样了，还经常喝醉呢。”次旺很平淡地说着，现在是十二月中旬，明摆着，桑珠这样已经有段时间了。
“还真交女朋友了？‘十一’在拉萨的时候还说一定要等小白回心转意呢。他怎么在县里认识那些喝酒的人的？”桑珠以前除了和次旺，还有一起的几个老师以外，并不太接触县里的其他人。
“就他现在那个女朋友，小猪似的，难看死了。喝酒的都是今年分来的新人。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搞到一起的。”次旺的样子有些不耐烦，但语气却带出无奈可惜。不知道是因为桑珠那小猪一样的女朋友，还是因为他夜夜宿醉。
“这样喝酒的确不好，不过你怎么这么说他女朋友，也许那女孩还能管管他呢。”我倒是觉得交女朋友没什么大不了，“在什么地方可以买到鲜肉？”我把话题岔开，“或者你们喜欢吃罐头的？”
“你真打算在家里做饭呀？冬天就没有卖鲜肉的，只能买罐头。炉子可不一定能行。”次旺有些疑惑地望着我。
“有索朗呢，他答应回来生火。可为什么县里冬天没有肉卖？”
“也许菜站有冻的猪肉，但新鲜的肯定没有。这里的人冬天都是吃冬宰期买的肉。一冬天的，甚至春夏的肉都是那时买好放着。藏北就这样。”他简单解释了一下。
“我下午去县里看看吧，反正有桑珠一起，你们吃猪肉牛肉都行吧？”我一想起牧民们整年的食谱，糌粑、干肉，干肉、糌粑，真觉得和次旺没什么好研究的。
“你做什么我都吃。”次旺淡淡地说了一句。只要有销路就成，我是一定要自己做饭，两天了，几乎没吃下去一点外面的食物。
菜很难挑，大多是冻过的，而且很多因为寒冷干燥而蔫头搭脑。老板娘说，几天没有运菜车上来了，也许明后天会来。看着那些发黑或者有些烂的菜，我的脑子飞快地想着到底晚上吃什么？最后还是买了白菜，土豆和青笋，都是计划经济时期北京冬天的贮藏菜种，好赖是能够按照自己的口味来做。在超市，我们又挑了些西藏最流行的军用红烧肉罐头，桑珠拎了一箱百威啤酒。出来时，我正要付账，他突然从衣兜里掏出了一大沓百元钞票，半玩笑半得意地说，“老子现在有钱。”
“你哪里来那么多钱？”前几个月还听他说要卖些东西来抵烟钱呢，据说那时一直没有发工资。在乡里几乎没有花钱的地方，但到县城后，我看到他从次旺那里拿钱。当时次旺的经济状况非常好，据说是录唱片得了些钱。在西藏，亲属间相互帮助或者周济一下非常正常。他们很少会有难于和亲戚开口借钱的时候。当然，亲戚一般也没有回绝的，这恐怕和内地的情况有些差别。
“工资补发了，哈哈，而且还有两个月是按涨薪以后发的。”他的睫毛很长，而眼睛是那种藏族人特有的大而长的形状，但也许因为经常喝酒，所以并不明亮。
“那给你姐姐了吗？”我比较关心这个，谁让他总念叨姐姐是如何含辛茹苦地照顾他，如何尽一切可能让他在内地读书的时候手头上有些零用钱。而且，因此他姐姐比一般藏族女孩子都结婚晚一些。当我们坐在乡里那个水泥后墙根的时候，他曾经一字一句地对我说，一定要好好报答姐姐。
“嘿嘿，还没有，我跟她们说得买家什，你知道，尼玛县什么都贵。”他突然有些不好意思，因为作息时间不正常而蜡黄的脸带着一丝羞愧，“是不是咱姐看上你做她弟妹了，让你来管我。”可马上，他又恢复那股无所谓的样子。
“去你的，少胡说八道。”我笑着斥责他，但发不了脾气。也许是因为在乡里滞留时听他讲述的痛苦太多，也许是因为知道他比我小十岁，认真生气不值得。反正一想起他郁郁寡欢地望着当穷措，我就不忍埋怨了。
虽然我邀请了桑珠新结识的女朋友过来吃饭，但女孩并没有出现。
等我把菜都准备好才发现，几乎所有的锅碗都是脏的。我连忙吆喝着桑珠赶快去洗，结果又发现，前天买回来放在厨房的水都结冰了。我知道宿舍到了夜晚是零下的温度，但还是没想到那些水真的就能都冻起来。没辙，只好把装水的桶放在炉子旁边，所有做饭的冲动都缓慢下来，在次旺的吉他声中，我们等待着冰融化。
终于，计划中的三个菜出来了——大锅土豆烩罐头猪肉，海米烧白菜，素青笋，主食是从县里买回来的馒头。几个人凑在一起做饭吃的感觉很好，尽管还是没有电，但锅碗瓢盆热火朝天地碰撞，嘻哈吵闹地吃饭喝酒，前几天那种冷清和桶里的冰一样，融化了。除了次旺，大家都频频地碰着杯，我觉得有些奇怪，因为夏天见他三次，两次都是醉着，今天怎么斯文起来了？“你怎么不喝酒？以前好像也很能喝嘛。”我问次旺。
“他还喝，再喝这些大窗户就全砸没了。”桑珠把话接了过去，而且显然带有嘲弄的口吻。次旺没什么特殊的表情，开始调琴弦。
我猜也许有什么事情发生，于是没再多说。九点多，索朗又准备去位于县城里的小学校看女朋友，老吉也说要出去串门遛遛。桑珠带着喝酒后特有的狂妄，把自己包装得跟个粽子似地也要出去，他说还得继续喝。出门的时候又带了那把尺长的刀，我有些担心，跟了句“少喝点。”“我喝了至少不会砸玻璃。”他留下这么句嘲笑别人的话儿一溜烟儿下楼了。
因为桑珠也住在宿舍，从那天开始，老吉就跑到二楼另一个宿舍的客厅去睡了。桑珠几乎每天都是喝到三四点钟才回来，醉醺醺地砸门。
周末，早早地起床，随便吃了些零食后，我靠在床边看书。快中午一点，桑珠睡着睡着突然大喊，“饿！”我没有理睬。他继续喊着。为了好好看书，我只得扔过去一些饼干。可他居然说因为喝酒太多，要吃稀稀的东西。见我依旧不理睬，他马上转身对躺在一旁的次旺说，“哥，我想吃方便面。”次旺迷迷糊糊地答应着好，然后真的就起床开始穿衣服。
我当时气愤不已，觉得他这是在惯纵桑珠夜夜外出喝酒的恶习。可最后，还是我给他们两个煮了方便面。但也没让桑珠好过，想着他讲述父母去世时双眼直勾勾的样子，我忍不住又教训他应该懂得规范自己的生活。次旺听着一直在旁边笑。桑珠问我为什么从来不说次旺。我说，次旺生活得非常有规律，每天上班教书，下班回宿舍练琴。桑珠一脸的不屑，“你怎么不问问他玻璃为什么碎？他为什么来县城两年从来没有女朋友？他从来就没有真心的在尼玛县生活过，哪里像我，这么与民打成一片。”
“我就是想离开，怎么了。鬼才要在这里呆一辈子。”次旺一点也不介意桑珠的不屑，就这么简单坦然地说了出来。我从来没有想过，在尼玛县的一切对次旺来说，不过是刚刚步入社会所必经的隐忍，工作生活，好像只是为了保证身体机制的正常运转，为了以后他那些完全和尼玛县没关系的期待。
“你不在尼玛县找女朋友不会是因为想离开吧？你知道很难离开吗？也许除了辞职，没有任何机会。”尽管天寒地冻，我不得不给他泼些冷水。“找了女朋友那不是害人家嘛，我是一定要离开的。我喜欢音乐，这里没有任何我能够发展的空间。大不了就是辞职。”这些事情他也许已经想了千百遍，在很多个尼玛停电或者没有娱乐、没有温暖的夜晚。我甚至可以想象，他孤单地坐在宿舍里发呆，发愁。就像这几个烛光虚晃的夜晚，他经常出神儿地弹着莫名其妙的旋律一样。
我不能再说什么，任何想说的话还没有出口，自己就已经觉得虚伪了。我怎么能说，他应该面对现实，应该安分在县中学教书。即使才几天停电，才吃了几次没菜的面片儿，六天中洗了一次澡，一次脚，我已经不能忍受了；而这里的人要年复一年。更何况，次旺是那么热爱音乐，执著他的乐队演出。
“次旺有他想要追求的东西，你有什么，就是混日子！每天出去喝酒到三更半夜，交了女朋友又天天回来骂，那么不痛快还交什么，别害人家了。”我看着旁边偷笑的桑珠，觉得他简直就是没良心的混混。
“大姐，我闷。我又没打算离开尼玛，也没有乐队等着我。你知道乡里什么样，县里什么样，我们怎么也算是见过世面的人，发呆发得都傻了。”桑珠的样子总是让我又气又笑。但我不能不承认他说的，虽然他也算不得见过什么世面，可一个年轻人，尤其是曾经在大城市里生活的人，想要耐住性子，天天只对着山水，还真是不容易。
夏天到尼玛县时听说过一件事情，是关于桑珠的前任。在桑珠分派到文部乡之前，那里本来有一个秘书。据说那男孩子毕业后就考了公务员，分配到那曲地区尼玛县，又由尼玛县将其分派到文部乡。本来，刚毕业的孩子到基层锻炼一下是件好事，现在内地也不知道有多少大学毕业生都是在各个地方端茶倒水当“学徒”呢。可这位后生只在乡里呆了不到两个月，据说就这段时间，终日郁郁寡欢，而且经常和乡其他领导发生矛盾。终于，利用一次到县里开会的机会就再没回乡。每天都是泡在县政府，到处寻求帮助，希望能够留在县城工作。因为后生的文笔还算可以，滞留期间经常帮一些机关的人写文书，因此被一个部门的领导看中，最终如愿以偿，上调到县城工作了。后来我曾经在县里见过他，很普通的一个藏族孩子，看上去也很腼腆，言语中依旧还流露出对那两个月乡间生活的厌恶。
“不就是在内地读了几年书嘛，就这么耐不住寂寞？你们也挺有意思，这些工作你们不愿意做，那总还是有人要做的，人家就不闷？谁比谁高一等呢。而且，你们到底对于外界生存竞争环境了解多少？”两个小我十岁的大男孩就这么无奈地听着，而我说话又从来没遮没掩，但这样的方式反而使我们之间更容易沟通。
其实，很多时候我并不是想教训他们，而是一种思维观念。在西藏，你会发现很多类似的情况。他们对于工作，对于时间的稀松态度，对于商业经济，职位竞争的无意识和不理解。而西藏年轻人有着和内地年轻人一样的毛病，一味强调自我需求，忽视社会生活中最简单朴素的一面。当然，也忽视现代社会激烈的竞争。但他们并不因此就对金钱的需求减少，相反，他们对于金钱的需求要比很多为生存而奋斗着的人还要大。这是整个中国年轻人的状态，即使在天边的尼玛，风中也带着空虚、个性张扬、物欲的气息。
“大姐，俺们知道了。可能不能今儿在县里上上网呀？”桑珠每次觉得辩解不下去的时候就立刻转话题。次旺因为经济原因，一个星期都没有出去玩过了；我也一个多星期没有上网收邮件；而桑珠从来就是待不住的人。所以，我们决定下午一起到县里上网，怎么说也算个娱乐的地方。一直没有电，估计全县的年轻人都慌着往那里跑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