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13年9月29日上午，日本著名女作家山崎丰子因心脏衰竭逝世，享年88岁。日本主流媒体都做了报道，对其生命不息笔耕不辍，献身于文学的精神，表示尊敬。
山崎丰子在中国也是大名鼎鼎，如雷贯耳，她的《浮华世家》、《白色巨塔》、《女人勋章》、《命运之人》、《不毛地带》等多部作品被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发行。远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她就是中国读者熟悉的日本女作家之一。
她本名叫杉本丰子，1924年生于大阪世代经营海带的商人家庭，1944年从京都女子专科学校国文科毕业，到每日新闻社学艺部当记者，在作家井上靖手下工作。她说：“我对采写新闻消息，发头条不感兴趣，而愿意研究挖掘隐藏在新闻背后的内幕，捋清事件的来龙去脉，写出报道。我原来不写小说，也没想当作家，但我的顶头上司井上靖鼓励我写作，于是我就一边跑新闻，一边写起小说来。”1957年，她的处女作《暖帘》问世，写在船场开海带屋商人的一生，有强烈的家史色彩，但如石落大海，杳无踪迹。1958年发表《花暖帘》，写关西娱乐界巨头吉本兴业的女创始人吉本势的个人奋斗，获第39届直木奖，一举成名，步入文坛。她以非凡的勇气和自信，毅然辞去记者工作，决意埋头创作，卖文为生。她才华横溢，目光如炬，一部部针砭时弊的长篇巨著接连而出，风靡日本，被誉为当代日本文学三大才女之首（另两位为有吉佐和子、曾野绫子）。
山崎是位有强烈社会责任感、性格刚烈的小说家。她直面日本社会的敏感领域的矛盾冲突，以锐利的目光透视纷纭复杂的社会现象，勇敢揭露日本政界、财界、医务界、企业界中既相互勾结相互利用，又尔虞我诈争权夺利的丑恶黑幕，入木三分地描绘出资产阶级上层人物的贪婪、腐朽、堕落，深刻地反映了日本经济从高速腾飞转入稳定发展这一时期社会的畸形和黑暗，淋漓尽致地揭露了人、家庭、社会的腐化堕落。评论家说，她的创作实践，积极严肃地回答了日本现实主义文学所面临的重大课题，多角度多层次地描绘了日本神话般变为经济大国，成为亚洲乃至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瞩目的暴发户的历史进程，为日本战后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提供了思想性与艺术性、社会价值与审美价值高度统一的标志性的作品。
她的小说，冲突激烈，情节曲折，悬念丛生，人物个性鲜明，本本好看，部部畅销，动辄发行几百万部。每年年初，不少就业的大学生，把她的作品当成社会教科书，念医科的读《白色巨塔》，念金融的读《浮华世家》，念商科的读《不毛地带》……她的书年年重印，既是畅销书，也是常销书。她的名字家喻户晓，尽人皆知。
更令人惊诧的是，她的小说，几乎全部被改编为电视剧、电影，而且是多次改编拍摄，反复播映。如《女系家族》，改编拍摄八次，《白色巨塔》六次，《暖帘》、《花暖帘》各四次，《浮华世家》、《不毛地带》、《少爷》、《吝啬鬼》、《女人勋章》各三次。《两个祖国》、《大地之子》、《不沉的太阳》、《命运之人》、《花纹》各一次。节目播放时，人人争相先睹为快，街谈巷议，风生水起，舆论沸腾，因此也成就了许多编剧、导演和演员，使他们有机会成为明星大腕，大放光彩，所以她病故后，演艺界的回忆、怀念、谈话、吊唁，较之文学界不疼不痒、不咸不淡的官样文章，更为真切感人。
遗憾的是，这样一位才华横溢，闪烁着强烈的时代色彩的作家，在日本文坛却声名狼藉。在我接触的日本作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几乎没有一个人说她好。有的说她出尔反尔，言不守信；有的说她妄自尊大，目中无人；有的说她品行不端，抄袭成性；有的说她性格古怪，喜怒无常；有的说她唇枪舌剑，恶语伤人；有的说她狂傲狷介，我行我素。总之，她是日本文坛的一个怪物，一个异类，一个人人避之犹恐不及的丧门星，一匹独来独往的狼。
日本文坛，群雄割据，山头林立，门庭森严，各有霸主，但文学创作，毕竟是个体劳动，如果洁身自好，不愿搭帮结伙，投靠依附，躲进小楼，自立门户，遭来蜚短流长，倒也无可厚非，但一场场由她引起的纠缠不休的风波，也着实令人生疑。
1968年，她的小说《春宴》被指控剽窃，说其中部分情节与德国作家雷马克的名著《凯旋门》和芹泽光治良的《巴黎夫人》相似，于是舆论大哗，闹腾了好一阵子，她因此沉默了好久。五年后，即1973年，她的《不毛地带》又被指控为抄袭，刹那间飞沙走石，天昏地暗，她又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听说最后诉诸法律，不了了之。十年之后，即1983年9月，她的新作《两个祖国》刚刚出版，《舆论评论》就带头发难，说她盗用了别人的资料，《产经周刊》、《朝日周刊》、《图书新闻》煽风点火，推波助澜，一时间风起云涌。
根据日本报刊报道，《两个祖国》在《新潮周刊》连载之前，山崎曾找《双重国籍的人》的作者岛村乔说，她想利用该书的资料，岛村同意，但《两个祖国》连载后，岛村发现情节与《双重国籍的人》极其相似，而且山崎在书后使用资料的栏目中根本没有列入岛村的名字。岛村一怒之下，根据自己《双重国籍的人》和《秘录东京裁判》两书，写成《东京裁判秘史——个日本翻译官凄惨之死》，与山崎对着干。该书由人道出版社出版，并在书封上写着“本书是山崎丰子《两个祖国》的原版”，向山崎公开挑战。日本广播协会根据《两个祖国》拍摄的电视连续剧《山河在燃烧》原定1984年1月在日本放映，连播一年，但因这场风波一浪高过一浪，一时难以平息，播放日期，也一延再延。
凡此种种，使山崎丰子在我的心目中变成了一团令人眼花缭乱的迷雾，一首晦涩艰僻的朦胧诗，一个毁誉参半、莫乞其妙的女强人……
二
1983年10月19日，山崎丰子与秘书野上孝子，应中国作协邀请来华访问。
她说她已写过美国（《两个祖国》），写过苏联（《不毛地带》），这次来访的主要目的是感受中国，寻找创作题材，与中国作家同行见面交流。我是全程陪同兼翻译，带她们去拜会周扬、巴金；与邓友梅、谌容、陈丹晨等座谈；访问北京、西安、杭州、上海。她中等身材，有点发胖，短发，戴耳环、项链、戒指，爱穿紫红色连衣裙，从外表看，是个典型的温文尔雅的知识女性，但只要一开口，一股咄咄逼人的巾帼丈夫的刚毅之气，就溢于言表。
一路走来，她对我提的问题，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敞开胸怀，毫无保留，甚至对于一般日本作家讳莫如深、噤若寒蝉的敏感问题，比如某作家属于某个山头，成就如何，人品怎样，她都直言不讳。她对我说：“小说家是观察人、写人的。小说是写人的艺术。我阅人无数，说几句话，看看他的面相和神情，对他就能摸个大概。你这个人，真诚厚道，值得信赖，所以不管你问我什么问题，只要我知道，就直言相告。”
看样子，她说的是真心话。因为我听说她性情刁钻古怪，特立独行，所以事先做了不少功课，几乎每项重要日程，都有预案，但她对我言听计从，从未提出不同意见。至于她知人论世的自信和能力，却大可怀疑，否则无法解释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事件以及形影相吊的尴尬处境。
旅行中，她送我许多书，开口闭口称我为中国弟弟，还叫我教她唱中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说词曲雄健，有气势，有血性。我说，这是抗日的，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战斗歌曲，你唱不合适。她说：“不对，我唱正合适。我就是要学会这首歌，到日本去唱。我弟弟两年前死了，但他不让为他办葬礼，而是希望我把他的骨灰撒到长城下。他是上海东亚同文书院的毕业生，热爱中国，对日本发动的那场侵略战争，心里充满了负疚之情。我没有带他的骨灰，而是把他在上海学习期间的校徽带来了，希望有机会埋在长城脚下，满足他的遗愿。本来我已经去过一次长城了，但弟弟在呼唤我，我还要去一次。”
我与她第一次见面，是1982年夏天，日本文学界为欢迎中国作家代表团，在东京新大谷饭店举行酒会。我搞不清楚她从哪里知道了我的名字，过来和我搭话。日本语本来比较暧昧，常以委婉、隐喻、会意等方式曲折含蓄地表达自己的意愿。山崎却截然相反，她口无遮拦，单刀直入，一针见血，直抒胸臆。初次邂逅，她的坦率就使我瞠目结舌。
她说：“我是日本文艺家协会会员，但他们的集会，我从来不去。只有井上靖先生举行欢迎中国作家的酒会，我才来参加。我很早就想去中国，可他们从来不叫我。我不会走后门，也没有钱，没有时间，更没有兴趣陪他们喝酒，打高尔夫，讨好他们。他们不喜欢我，不推荐我。”她的直率，使我大吃一惊，但在大庭广众之下，谈论一个民间组织的是非曲直，显然不合时宜，而我一时又不知道应该怎样回答她，只得敷衍道：我回去转达你的意见。她的大阪口音很重，由于激动，声音大而尖。我不知道她还会冒出什么惊人之语来，于是马上转移话题，谈她的作品。
有一次，中同作协在北京大三元宴请。最后一道点心，大家都吃完了，她一直在讲话，没有吃几口，服务员就把盘子撤了。她急了，“我还没吃完呢，怎么就拿走了？把我的盘子还给我。”服务员大吃一惊，大概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心直口快肆无忌惮的外宾，马上讪讪地把盘子给她端了回来。
她自己说：“我这个人喜欢直来直去，结果得罪了不少人。但我改不了，也不想改，别人愿说什么说什么好了，我不理睬，而把所有精力集中在写小说上。我没有孩子，但我的作品就是我的孩子，我要竭尽全力，精心养育它们。在川端康成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日本文艺家协会几千人，就我一个人反对。我说，诺贝尔文学奖应该给那些为人类的进步作出贡献的作家，川端有过什么贡献呢？他的《雪国》文字很美，但对日本民族有什么积极意义呢？我主张给石川达三，他是一个勇敢的、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有卓越成就的作家。他在战争中写反战作品，被判过刑。他的《风中芦苇》、《人墙》、《金环蚀》、《破碎的山河》，针砭时弊，忠实于生活，写出了日本山河的累累伤痕和人心的堕落。但他很孤独、寂寞，没有人为他捧场，也和我一样，是一只孤独的‘狼’。日本从明治维新以来，‘私小说’一直是文坛的宠儿，写个人的身边琐事，咀嚼心灵中的秘密、忧愁和烦恼，游离于社会，游离于人民，游离于时代，究竟有多大社会意义？日本文坛把川端康成当作文学之神来顶礼膜拜，我看大可不必。作家应该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人民的疾苦冷暖，我的作品，就是对‘私文学’的反叛。”
她的《不毛地带》1973年6月至1978年8月在每日新闻社周刊杂志上连载了五年，后由新潮社出版了单行本，几年后又出了文库本。小说连载期间，发生了洛克希德事件，田中角荣因此而下台。山崎丰子似乎早已经预见到这一丑闻迟早会暴露，并且震撼日本。田中角荣被判四年徒刑后，记者去采访山崎。一般人都缄口不言，但山崎说：“他应该判十年，因为他的政绩就是造成了我写《浮华世家》的生活土壤。日本电视台重播电影《不毛地带》时，人们守在电视旁看了三个小时，反响非常强烈。人们之所以看这个电影，是因为山本萨夫导演的这部片子有大臣受贿的场面。为了买美国洛克希德战斗机，充实日本的防卫计划，大臣把五亿日元贿赂塞进自己的腰包。其实，受贿事件早就有人知道，但政界、新闻界都讳莫如深，佯装不知。因为背后有黑社会组织，谁要声张，恐有杀身之祸。听说一些当事人相继死去，不明不白，很显然是为了灭口。我在《不毛地带》中写贪官污吏时，常常接到恐吓电话，‘赶快放下你的笔，不然要你的命！’税务局也来我家查账，说我偷税漏税，其实，目的都是干扰我。《不毛地带》意味着日本处于精神饥饿状态。1965年之后，经济以异常的速度发展，物质确实丰富了，但由于认为人的所有欲望都能靠金钱来解决，精神上彻底崩溃颓废，所以即便说整个日本就是‘不毛地带’，也不为过。”
《白色巨塔》讲述了一个正直的医生向关系到重大民生问题的医疗腐败作坚持不懈、艰苦卓绝的抗争，深刻地揭露了医务界如封建行帮一样尔虞我诈、争权夺利，医生精神家园的坍塌与金钱对学术的污染。原名叫《白色的塔》，但山崎觉得不够味，又加上了个“巨”字。小说发表后，反应强烈，被媒体誉为是解剖日本医学界和高校腐败堕落的一把锋利的手术刀。有个医生打电话给山崎说：“你得病就等着死吧，不会有人给你治！你早就该死了！”还有人说：“你不写日本的光明美好，专门揭露日本的阴暗、丑恶，给日本抹黑，是何居心？你还是日本人吗？”
她说：“我积怨甚多，难防不测，每年都写一份遗嘱，交给我的律师，万一我突然死了，也有个交代。”
在她来访之前，我在日本杂志上看到她的一篇随笔，题目是《出狱》，把我吓了一跳，以为她坐牢了。读下去才知道，原来她把文学比为“终生的徒刑”，把自己的书斋，命名为“牢笼”。每写一部长篇，就像坐几年牢一样。一旦写完，她觉得如刑满释放，值得庆贺，所以不管白天黑夜，她都要跑到院子里大声喊叫：“我终于写完了！我出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