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工作起来不要命。以《两个祖国》为例，她采访调查两年，写了三年，中间不曾休息一天，眼睛都累坏了。有一次到海外去收集素材，新潮社的一个记者随行当她的助手。回国时，因为过度疲劳，那个记者像得了黄疸病一样面黄肌瘦，无精打采，疲惫不堪。但山崎依然精神抖擞，中途对记者说“祝你一路顺风”，转身下了飞机，继续采访。
她每天早晨九点起床，十点到十二点写作，中午休息一小时，下午从三点写到七点半，晚上从九点一直写到深夜两点。这次到中国来，本来没有什么具体的硬性任务，主要是参观游览，拜会访问，目的是感受中国。在西安时遇到连日阴雨，气温骤降，她感冒发烧，咳嗽不止，我怕引发肺炎，劝她休息，但她坚持要把日程中所列的名胜古迹全部看完。
她的主要休息方式是种花、养狗、养金鱼。她说：“我站在鱼缸前一拍手，金鱼就会抬头看我。我浇花，花也向我点头，好像知道我要对它们说什么。我家里养了一条狗，是千叶县驹市的名犬，名字与《浮华世家》中主人公阪神银行总经理同名，叫万俵大介。有一次，一个银行职员到我家里来，看到了这条狗说，它可比我们银行的总经理品行端正多了！”
有一次，我问她为什么把揭露有钱有势者的丑陋为己任，她说：“我家很有钱，在关西地区很有名，但还算不上财阀。你看，我这个戒指很值钱，卖了可以用很久。我自幼熟悉资本家那种纸醉金迷、光怪陆离的生活。我家里过去佣人很多，我怜悯、同情他们。因为他们拼命干活，小心服侍，还是很穷，而什么也不干的人，却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我憎恨金钱社会，所以才写了《浮华世家》。我要把这些写下来，留在世界上。”
她还说：“《浮华世家》中铁平之死，有很多读者感到惋惜，给我写信说为什么要让这样一个好青年自杀。我在写铁平时心里也很矛盾，不愿叫他死，但思忖再三，还是让他死了。这是为了塑造万俵大介这个人。为了钱，他可以不动声色地把自己的亲生儿子逼上死路，从而表现他被铜臭熏黑的灵魂。铁平之死，对于读者也是个冲击，会促使人们去深思：是谁把他逼上了绝路？是父亲，金钱，还是这个社会？这样，艺术效果比他活下来还好。”她在谈《浮华世家》创作体会时说：“我认为正是在这个血腥斗争的战场上，才能浮雕般地显现出赤裸裸的人物形象，才能捕捉到人的欲望和丑恶，才能发现人的聪颖智慧和纯洁心灵，这就是小说的妙味所在。”
她对日本文坛的门户之见、山头之争忧心忡忡，认为这样束缚了文学的发展。她说：
“日本文坛分成若干集团，自成独立王国，各有评论家当啦啦队，自吹自擂，标新立异。凡是自己圈子里的人写的东西，不管怎么样，都大肆吹捧。文学奖也是这样，几个评委一勾搭，名单就出来了。甚至很有影响的芥川奖、直木奖，也成了各团伙招兵买马的工具，结果评选质量下降。本来过去得了芥川奖或直木奖就奠定了作家的地位，可以进入专业作家的行列，但现在不行。有的人得了奖，但随即在文坛上消失，再也不见踪影。要在文坛上立足，必须投靠一方霸主。我是单干户，不属于任何山头，所以他们讨厌我，排挤我，揶揄我为‘国际社会派’，在日本，这绝不是个好名字，是讥讽有社会主义思想倾向的人。但我不是社会主义者，只是个人道主义者……”
即将结束在中国的旅行时，她说：“我真想留在中国，不回去了。这里有那么多真诚的朋友，热情的读者，志同道合的同行。在日本，我感到孤独、寂寞。我唯一的支持者，是我的秘书。幸好我有很多读者，他们给我信心和力量，否则，我真不知道怎样活下去。日本是金钱社会，金钱是社会的中心，是政治的润滑剂。很多有才能的作家为了钱去写暴力、色情、凶杀，迎合读者和出版商的趣味。这是文学的堕落，作家的堕落。我不是为了金钱写作的，我是出于社会的责任感、历史的使命感才拿起笔。当然，小说是写人的艺术，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是写人的，所以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最重要的是观察人，写人，写人的命运和感情。但写人，要把人放在社会中去写。”
三
山崎丰子年轻时读过巴老的书，敬重巴老，在来访之前，就多次写信请求拜会巴老，当面表达她的敬意。山崎到达上海后，由我与黄宗英陪同，于1983年10月29日上午9点30分，到华东医院去看望巴老。
巴老的病房很简单，也很安静。一张床，两把椅子，一张小桌，桌上放一把香蕉。巴老穿着白色蓝条的病号服，拄着拐杖，慢慢走过来和我们握手。巴老面色灰暗，两眼红红的，好像有些充血，但精神很好。巴老的手很柔软，也很温暖。就是这双手，写了半个世纪。他的作品已被译成二十多种文字，在不同的国度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美籍华人作家聂华苓曾握着巴老的手说，这是一只写出了《家》、《春》、《秋》的伟大的手。但巴老说：“这是一只普通的手，用来吃饭穿衣的。”
巴老说：“欢迎你来中国访问。”
山崎丰子说：“见到您，我非常激动。感谢您在病中接见我。”（话语哽咽，落泪）
巴老：“很遗憾，我不能在家里招待你。你以后再来，我请你到我家里去。”
山崎：“听说先生病了，住院治疗，我心里很难过。”
巴老：“1980年访日时，我身体很好。这两三年，身体不太好。去年跌伤了腿。这次来，是治疗一下神经系统的毛病。医生说，治疗一段时间，就能好些。”
山崎：“希望您早日恢复健康，为您的广大日本读者和朋友，拿起笔来。您的小说激动人心，给人力量和希望。”
巴老：“感谢日本朋友的鼓励和祝愿。我还要写很多，计划很大，但精力不济。”
山崎：“我告诉您一个好消息，日本书店根据广大读者的要求，将于今年11月再版先生的《家》，不知先生知不知道。”
巴老：“我还不知道。”
山崎：“听说这件事已经定下来了。出版后，我马上给您寄来。”
巴老：“谢谢。这是我年轻时写的，以后又改了八次。其中有一小部分是我的生活。”
山崎：“我读的时候感觉到了。我觉得，应该让日本青年读这本书，知道那个时代的生活，所以期望出版社再版。”
巴老：“是岩波书店吗？”
山崎：“是岩波。请您对日本读者讲几句话吧，我来转达。”
巴老：“我上次与井上靖先生通信时已经讲过，我说中日友好是伟大事业，为了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我愿献上我生命的最后几年。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日本朋友经常打听我的消息，想起这些，我心里就感到温暖，充满力量。我们两国人民，应该友好下去，互相学习，互相帮助，把自己的国家建设好。”
山崎：“先生，对中国作家来说，您认为最重要的是什么？”
巴老：“中国作家，应该把自己的力量献给祖国和人民。我写作，就是为人民做事。我拿起笔，不是为了当作家，是为了寻找道路，拯救祖国，拯救民族，同时也拯救自己，所以我在法国写了第一篇小说。这已经是五十多年前的事了。”
山崎：“是《灭亡》吧。”
巴老：“是的，有日译本，也是由译《家》的那位译者译的。这是我的第一本小说，写得不好，但感情是真实的。”
山崎：“我在书中，听到了您的呐喊，您的心跳。”
巴老：“1980年访问日本时，我与木下顺二先生畅谈过一次。我谈了对文学的看法，我说我不是文学家。”
山崎：“为什么？”
巴老：“我写文章，写小说，是因为自己心中有话要说，不吐不快。我自己从来没想过自己是小说家或者文学家。”
山崎：“日本作家写作，可不是为社会作贡献。”
巴老：“我过去也受过一些日本作家的影响。我认为，一些日本作家，也是为了探索人生而走上文学道路的。一些作家成就很大，但后来自杀了，如芥川龙之介、太宰治，他们找不到道路，绝望了，就自尽了。”
山崎：“也可以说，日本作家是为了寻找自己的人生道路而写作，而中国作家是为了寻找祖国、民族和自己的人生道路而写作，他们的苦恼是不同的。”
巴老：“各国有各国的问题，各国有各国的道路，但自己_寻找的道路，印象深刻，永远不会忘记。我小时候，日本小说读了不少，30年代去日本，住在一个朋友家里，他信佛，每天早晨起来念经。我后来到了东京，但在伪满洲国皇帝溥仪来访时，被弄到神田警察署关了一夜。根据这段生活，我写了小说《神》、《鬼》、《人》。这也是五十多年前的事了。我去日本时找过那位朋友，但没找到。”
山崎：“我拿来了您的《随想录》，里面有您回忆夫人、中岛健藏的文章，请先生为我签个名吧。”
巴老：“我的手抖，笔拿不稳，字也写不好。你的《浮华世家》电影和剧本我都看了，写得很好。”
山崎：“电影拍得不好，请您看我的原作。这是我的小说《两个祖国》，如果能放到您的书架的后面，将是我的莫大光荣。我在扉页上写了一句：祝您早日恢复健康，为日本的广大读者拿起笔。”
巴老说谢谢，之后拿起准备好的《家》、《春》、《秋》精装本和一件包装好的礼品，回赠山崎丰子。山崎回国后，写了《巴金先生》，记述这次见面，但这是后话。
送走山崎后，我准备回北京，临行前，去华东医院向巴老辞行。
闲聊时，李小林拿出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事务局长佐藤纯子的来信，说井上靖、白土吾夫等人12月20日到上海，希望拜访巴老，请巴老出席明年在东京举行的国际笔会大会。
巴老说：“我身体不好，行动不便，去了给人家添麻烦，还是不去为好。”我说：“看您现在的身体情况，完全可以去。井上靖先生多次亲自来请，倘若不去，日本朋友们会失望的。”巴老说：“谁知道明年我身体的情况会怎么样呢，到时候再说吧。”
巴老不慎跌伤腿，在病床上躺了许久，当时虽然能下地活动，但得拄拐杖，行动极为不便。巴老在犹豫，他不愿使日本朋友失望，又对自己的身体缺乏信心，怕到时候给朋友们添麻烦……
上海作协的徐钤说：“你送给巴老的柿子，巴老的外孙女端端吃了，涩得不行。”巴老说：“不是端端，是小棠。他到病房来，看见柿子很漂亮，拿起来就大咬一口，结果涩得哇哇乱叫，马上又吃了一根香蕉才算好些。”巴老说完，嘿嘿地笑起来，露出了牙，眼睛眯成了一条缝，像孩子一样天真开心。
我陪山崎丰子去西安时，在始皇陵那里看到农民卖柿子，黄黄的，亮晶晶的，又大又好看，就买了一篮送给巴老，没想到还不能吃。巴老说：“是不是要放到米缸里？”我说：“农民讲不用漤，马上就可以吃，也许放一放能好一些。”
日本创价学会会长池田大作先生听说巴老住院了，特意发来了一封电报，说巴金不仅是中国人民的作家，也是世界人民的作家，期望他早日恢复健康。巴老对我说：“请你代我起草一份电报，谢谢人家。晚几天不要紧，回北京再发也行，但不能失礼。”我说：“我回去马上办。”
上次野间宏到上海来，巴老叫徐钤打电话叫我到上海来当翻译，不巧那几天我腰扭了，躺在床上，没来成。这几年，有关日本方面的事情，不管是信件、电报、传真，巴老都委托我代他处理。我努力模仿巴老的口气，写完草稿后，都要在电话里给巴老或小林念一遍，怕有不恰当、不得体的字句，有损巴老的形象，辜负巴老的信任。
巴老把厚厚的《巴金论创作》送给我，扉页上写“赠陈喜儒同志巴金一九八三年十月卅一日”，说：“这里面收了你译的那篇我与木下顺二的谈话。”
已经是深秋，巴老还穿着一双凉鞋。徐钤说：“天凉了，得做双新鞋了。”巴老说：“好，好。”巴老摔伤后，两腿一长一短，鞋子必须定做才行。
我突然想起一件事，对巴老说：“前天您送给山崎丰子一件礼物，她回去打开一看，是漆器蚌。她不知道有什么含意，就问黄宗英。黄宗英说，这也许象征作家从生活中汲取养料，提炼加工成为艺术品，就好像一粒沙子落入蚌壳中，经过若干岁月，变成一粒珍珠。没等我译完，山崎就激动得哇哇大哭。”
巴老嘿嘿地笑起来。他说：“黄宗英真聪明，会讲话。其实我根本没那么想。礼品是小林买的，已经包装好了。里面是什么，我根本不知道，哪里有什么深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