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利街上的这幢老洋房，是许虹的父亲从她祖父——一个开“黄金汁”公司的老人家手里继承来的。老车问了我五次，我才告诉他什么是“黄金汁”。他听过后笑得相机都差点摔在了地上，上气不接下气地说着“佩服佩服”！
“民国前后的人真是文雅又有学问。”他抱着相机跑出去，把镜头对准了老洋房，说要好好的给这幢用“黄金汁”浇铸起来的老洋房拍几张照片，替它保存下来。
“买老洋房的钱虽然是许虹的祖父经营‘黄金汁’赚来的，但以前，老洋房里绝对没有半点‘黄金汁’的臭味。”我说。
“现在有了吗？”老车的嘴巴在镜头下面咧着，“不会一百年了才冒出来吧。”
普利街原来叫做柴家巷，一百多年以前，它只是这座城市的一个柴市，有点类似北京的菜市口或者珠市口，名副其实的一条市井小街。后来开埠，有人在西城的外墙上凿了个通向商埠的城门，取名普利门；柴家巷也就跟着改头换面，被叫成了普利街。为了弄清楚“普利”的意思，我曾经反复地做过一些考证，最后认为它最有可能是直译的英文“Please”的意思，译成中文大意就是“请”，或者牵强附会成“欢迎”。
“是它太老了，像人一样。人老了，身上就会冒出一股子一股子的怪味道。”
那个坐在石榴树下晒太阳的老太太替我回答道。她轮椅上的轮子在太阳下炫目地亮着，引诱着我前去。我努力地用意念的链条锁住了自己的双脚，坚决没让它们迈出去。
老太太是许虹的姨妈，她的儿女们也都去了香港。她不愿意跟着他们去那里住伸手就能摸着天的高楼，所以就被许虹安排着，住在了这里。我对这个白头发的老太太没有丝毫感情，是我一直都在怀疑，她住在这里，无非是为了替许虹监控我的生活。许虹答应我继续住在这里的条件之一，就是不准往这幢老洋房里带任何一个女人。“带一次回来，你就必须离开这里，而且再也别想见到你最想见的人。”她威胁说。
她说的那个我最想见到的人，就是我的女儿。
没有办法，我只能答应她。谁让我既爱自己的女儿，又没有属于自己的房子呢。当年结婚的时候，我从没设想过中年以后的婚姻会出现意外的走向，所以就始终没给自己留出一条后路来，像老贾他们那些善于未雨绸缪的家伙一样，先准备好一处走投无路后的葬身之地。
女儿在香港中文大学读书。她喜欢定期给我写信来。她知道我酸腐地喜欢手写的书信。她和我爱她一样爱我。这也是我唯一不愿意离开这座老洋房，想来为自己证明点什么的原因。
躺在塔莉以前睡觉的地方，我模仿着塔莉看人看物的眼神，看着老车在拍那根巴洛克风格的花岗岩廊柱。廊柱的颜色灰突突的，上面雕着些生动的花朵。
“我想去游会儿泳了，”我对老车说，“你什么时候才能拍完。”
“你怎么忘了，你现在不能游泳。”老车趴在那里，脑袋和镜头仰起来，对着廊柱上的花朵嘀咕着，“应该想法往柱子上打点光才行。”
“我想去游泳了。”我重复道。
“说十遍也没有用，你暂时不适合游泳。”
在塔莉走丢之前，一年四季，每天下午，我都要去游泳的。有时候是从单位里直接去，有时候是从老洋房里出发，然后一直往东到护城河，再沿着护城河北上，到达大明湖公园的西墙外。这里的水都是从趵突泉和五龙潭里直接流过来的，还没有进入大明湖，河里的水清澈无比。重要的是，这里虽然有三条道路交叉经过，但靠近河边的一条小路由于路面狭窄，灯光暗淡，傍晚后便很少有车辆和行人打这儿经过了，极其安静，是一处泉水游的绝佳之地。从老洋房里出发的时候，我偶尔也会带着塔莉前去。不过，一般情况下塔莉都不会下水，而是在河边上看着我一个人在游。只有喝了点酒特别兴奋时，我在水里大声地喊着“塔莉，塔莉下来”，塔莉才会跳下水，和我一起游上几圈。
老车已经从地板上爬起来，改成了蹲的姿势。他蹲在那里看着我说：“你别躺在那儿了行不行？再这样下去，恐怕我都要被你逼成抑郁症了。你过来看看我拍的这些照片，被你折腾着，现在都拍成什么水准了。”
“你无论拍成什么样，都没有给塔莉拍过一张。”我说。
“能不能先不说你的塔莉？让我安静地找找角度。”
老车还在寻找着掩藏在廊柱上的历史背景和花絮。不说塔莉，我又能说什么呢？这会儿，除了塔莉，我什么都不想说。
天空不知道为什么会那么亮。进门之前，我又仰起头，朝天空看了一眼。老车执意要带我来的，是一个很有点神秘氛围的寂静之处，大有“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意味。并且，比他之前给我形容的神秘，好像还要增加上几分的样子。当然，也完全可以这样解释：每个人对事物的理解和敏感程度，是不一样的。
我给老车说过很多次，我没有病。难道一个人留恋夜色也是一种病吗？
老车说没病就算去见识一下有什么不好，别忘了你的身份是记者。我是听了他后面这句话，才同意跟他出门的。
老车奉命退出去之后，我才看清楚，在我面前坐着的，是一位鹤发童颜的老中医，他背后的墙壁上，一整面墙上，都是镶着铜质小拉环的暗红色药柜，暗暗地透着古色古香的药香。我对药柜本身什么颜色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药柜上那些铜质的小拉环，以及衔住它们的虎头符，它们在弥漫着药香的暗红色药柜上，分割着各种草药的身份。在虎头符和拉环的上方，是躲藏在药柜里的各种草药露在外面的名字——五味子、天南星、桑白皮、生地黄，像题壁堂戏院里早年挂出的戏牌，“咿呀呀——”一出戏里所有的光鲜和热闹，就都藏匿在戏牌后面了。
老先生不动声色地观察了我一会儿，仔细地像察看着包浆在赌一块怀里藏没藏美玉的石头，看得我都转动脑袋满房间里找透气的亮光了，他才在昏暗的光线里摸过了我左手的手腕，开始了闻和问切。
房间里没有一扇窗子，唯一的一扇老式木门，也在老车走出去后紧紧地闭上了。光线黯淡得比我家里的能见度还低。我想老先生背后的药柜里要是有药的话，常年呆在这种阴雨天一样的房间里，一定会发霉的。
在老先生为我号完脉，移开手指的瞬间，我趁机又往四周围看去，才发现这间屋子里原是有窗子的，只是所有的窗子都被厚厚的窗帘遮盖住了。另外，除了窗子，还有一条通道，是通往其他地方的，我猜测着它是通往另一间类似这样的房间，还是厨房或者卫生间。
我在想另外那些房间里的光线，是不是也和这里一样，因为昏暗，所以能够透着让人想入非非的神秘。我记得在塔莉走丢以前，我是不喜欢这种气味暧昧的昏暗的，总掩藏着某种不能见人的阴谋诡计似的。这是不是可以说明，我本质上真是个害怕被阴谋诡计算计的人，只是这一点，我以前没有意识到？许虹就是这么说我的。那当然是在她离开老洋房之前，她轻蔑地瞅了我一眼，声音同样轻蔑地说：“害怕我算计你是吧？你是不是觉得我这些年一直在算计你？你一个上下精光的破记者，我算计你？笑话！”
我猜测她本来是想说我“吊蛋精光”的，只是后来出于她的修养或者某种我不能知道的原因，又临时改成了“上下精光”。
号脉过后，我被老先生不动声色地带到了另外一个房间里。
我们是沿着我刚才发现的那条通道走的。我略略兴奋了一下：它果然通向另一个相同的房间，不是厕所，也不是厨房。跟前面那个房间里稍微不同的，是里面除了四面都是药柜外，中间已经拥拥挤挤地坐了好几个人。
我数了一下，加上我，正好是一个星宿的周期，七个。
我是最后一个。
老车介绍这位老先生的时候，曾经给我说过，说老先生每天只接待七位客人。他说的是客人，没有说病人，我知道他这样说完全是怕我忌讳。
房间中央是一个蜂窝煤炉子，炉子上面坐个黑色的大药罐子。药罐子里熬着药，药的香味正随着丝丝缕缕的热气，在房间里飘荡弥漫着。现在我才幡然明白，我在另一个房间里时嗅到的药香，原来不是从老先生背后的药柜里钻出来的，而是从这里通过那条通道，飘过去的。我还一直担心药柜里那些药会发霉呢，看来我的担心总是多余的。
老先生熬的药不是让我们喝的。他让众人一一伸出双手去，然后按着他发出的指令，闭上眼睛，一只一只，一层一层，缓慢地，把手捂在了温热的药罐子上。我是最后一个，手只能放在最后一层，隔着别人的手温，感受着从药罐子里散发出来的温热气息。在我的上面，是老先生的一双手，异常的温暖。
这是老先生独创的一种全息中药疗法，老车说过。这个全息中药疗法的场面，让我暗自笑了起来，它让我想起了电影《阿凡达》里那些画面：人与天地万物之间，都是可以通过心灵来传导和接通的。
我又想到了塔莉。
如果能找到塔莉的一根毛发，把它放进我的手里攥紧了，是不是我就能知道塔莉现在在哪里了：现在，有没有人举着石头，正在往塔莉的身上扔？
想到这里，我就迫不及待地想把手从层层叠叠的手上抽出来，赶紧跑出去寻找塔莉。老先生一定是感觉到了。他在我的手上用力地向下按了一下，提醒我不要心生杂念：这是一项集体活动，其中一个环节断了，就将意味着所有的信息链都断了，整个过程就要宣告失败。
为了不去想塔莉，我让自己努力试着去想点别的。想什么好呢？最后还是想到了报社那两个喜欢骂老贾的女人。她们都很年轻，一个三十岁，一个三十二岁。一个没有结过婚，一个领了结婚证后还没举办婚礼，就离了。谁知道现在的女人都怎么了，三十几岁了，一点也不着急结婚。除了老贾，这两个女人见了谁都喊“亲爱的”。有一天，这两个“亲爱的”女人，不知道怎么就鬼迷心窍地钻进了潘多拉的盒子里，在里面筹划着打了一个赌，说要看看谁能最先把我这个整天一本正经、不苟言笑的老男人搞到手。结局像一杯水那样清澈，一眼见底，还没等她们耍着鬼点子、狂轰滥炸着把我搞到手，这条消息就被我老婆许虹挖掘去了。她嘲笑我是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然后顺水推舟地，跟那个勾搭已久的英国籍瑞士男人走了。许虹是一家进口药的药品代理商，那个英国籍的瑞士男人是他们这个亚太地区的老板。有那么一段日子，我差点疯了，把对许虹的愤怒一一转移到了办公室里两个“亲爱的”身上，每天想的都是去买一架高倍数的红外线照相机，秘密藏在办公室的某个角落里，拍出这两个“亲爱的”藏在衣裙后面的裸体来，给她们贴满楼层和网络，让她们体会体会，上帝的巴掌是怎么抽肿她们那张臭烘烘的小脸的。
后来想想，觉得她们行为的初衷并没有多大恶意，只是她们的玩笑，恰巧被一直寻找机会的许虹，天时地利地用了一下而已。所以，我也就慢慢地原谅了她们。她们却一直都不肯原谅自己，说在我没开始新生活之前，她们绝不会去找其他男人结婚。而且，她们愿意随时做我的情人，随时和我上床，即便在办公室的椅子和桌子上做爱也无所谓。这次的问题当然是出在我这里，是我一点儿也不想和她们做什么，我甚至从来都没有想象过她们的身体。从老贾的玩笑里，知道了那个瑞士男人的存在之后，我就对所有女人的身体都没有兴趣了。
老先生的手从我手上移开了。他是听着从某个位置传来的一声响亮的钟声，移开的。真感谢那声从什么地方传来的钟声。
根据老车之前的介绍，老先生的手移开后，中医全息疗法的过程就基本上结束了。果然，老先生伸出右手的拇指和食指，依次捏住我们每个人已经僵掉的腮晃了两下，说效果不错，明天还是这个点过来。
往外走的时候，老先生接诊那间屋子的门和窗子都打开了，屋子里明亮得刺目，他椅子后面药柜上的虎头符、铜环、连同贴在药柜上的各种草药名字，一概都看不见了。一位穿着雪青色吊带衫的年轻女人在门口的竹椅子上坐着，肩头上披着弯弯曲曲的金色长发，她小巧玲珑的脚边，放着老车描述过的那个漂亮的青花瓷罐子。老车说过，老先生给人看病从来都不收费用，但是客人在接受完他的治疗，往外走时，往往都会过意不去，想表示点心意，他们就会主动往摆放在门口的一只青花瓷罐子里放点钱。
“当然，放一张两张不少，十张八张也不多，都是随客人自己的意。”老车说，“老先生是我多年的忘年交，你出来的时候，放一张意思意思就行了。”
往青花瓷罐子里放钱的时候，我蹲下来弹了一下罐子，心不在焉地问了一句：“是元青花吗？”那个年轻女人没有回答我。
站在门口的老车也没有回答我。他往门外看了一眼，笑着对我说：“我说得不错吧？就是得健康地活着。健康才能意味着一切。明白吗？一切！”
我没有再说话。因为现在，“一切”这个词，对我已经没有任何刺激性和联想意味了。塔莉已经走失了。而在那幢阴气重重的老洋房里，这几年，一直是塔莉和我在一起，陪着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