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居住的那间房子的窗口中，可以看到曾玉珍的住宅和刘夫子的住宅。曾玉珍的住宅很大，是一个小四合院。这不仅在我们南门，而且对于全城来说，也相当宽敞的。在她家的小四合院中，还有一棵很大的桃树。那棵桃树每年都要结不少的桃子。我多次在硕果累累的时候，偷偷潜入她的四合院。作为一个嘴馋的孩子，我当然是想偷几个桃子，但几乎每一次都被曾玉珍发现了。她发现我后，就用她家的扫帚追打我。这当然是更早一些时候的事情。自从我在埠头成了她的纳凉同伴者之后，她就再也没有追打过我了。而且有一次，她还专门把我喊到她家去，给了我几个又大又红的桃子。在我感恩戴德接过桃子的时候，她还神情复杂地摸了摸我的头。
这套小四合院的住宅，当然不是曾玉珍的祖传家产。至于为什么曾玉珍会拥有这么一套小四合院的住宅，不仅在我们南门，而且在我们故乡整个的城里，都是有过传闻的。事实上这个传闻毫无新意，特别是从现在的我看来，似乎是那个时代带有共性的人间典故。
唯一让人觉得神秘和费解的是：为什么曾玉珍这套小四合院的住宅，历经三反五反、反右、四清和文化大革命还没有充公。这是细心的人或者说是爱做点小文章的人才会注意到的事情。南街的人大多是一些酒肉穿肠过的人物，根本就无心过问。从这一点来看，考证这类事情就非我莫属了。
我可以明确无误地告诉你们，这套四合院是属于解放前一个开中药铺的老板的。这个老板姓喾，名扃。这位姓氏古怪的老板经营过一种使他名声大振并且财运亨通的中药。那就是春药。
我不想美化南门，或者说不想美化整个故乡的人。事实上现在故乡仍然经常有强奸案发生。强奸案频发的原因，归根到底来讲，就在于故乡的那种淫风。当然，这与喾老板不无关系，因为他的春药使故乡的人默默继承了一种淫逸的遗风。
曾玉珍是在1949年初嫁给喾老板的。
在这之前，喾老板的春药在故乡的大街小巷雄姿勃勃。据说有人把煎好的春药倒在杯中，错当酱油倒入准备起锅的面条中，结果锅里的面条一根根都站立起来了。这个传说虽然给喾老板的春药添上了一道神话的色彩，但喾老板的春药振兴了故乡满城人的房事，的确是有口皆碑的事实。曾玉珍嫁给喾老板的时候还不到十八岁，对于那个时代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如花似玉的年龄。城里的人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只要喾老板愿意，曾玉珍可能会将孩子毫无终期地生下去。对于春药的推销者，人们的这种猜测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遗憾的是，喾老板的春药兴了一城人的房事，用在自己的身上却毫无理由地无法应验了。曾玉珍没有后嗣，这着实让她伤心了好长一段时间。作为女人，曾玉珍也有想做母亲的愿望，那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对于喾老板而言，他的春药价值只体现在这套小四合院上。而且他还没有享受到两年就一命呜呼了。据说他的死与政府要他交待出售春药的罪行有关。也就是说，他是被整死的。按理说，喾老板死后，这套小四合院应该充公。但不知为什么，直至我爱到埠头去过夜的1976年，这套四合院的钥匙仍然完好无损地握在曾玉珍的手心里。
喾老板死后，曾玉珍倍感孤寂。她一直存有领养一个孩子的愿望。这个愿望直到1960年才得以实现。1960年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年份。那是人人皆知的荒年，自然也是弃婴最多的年份。到医院生了孩子撒手就走的女人不计其数。后来因为医院收留不下，向县里作了汇报，才有了所生孩子必须自行带走的硬性规定。对于业已放在保幼室的弃婴，政府贴出了领养通知。曾玉珍如获天赐良机地按政府的通知去领养了一个女婴，这个女婴就是1976年想到埠头去过夜的曾敏兰。
刘夫子的住宅是废品收购站楼上一间很小的斗室。刘夫子蜗居在这间属于公家的房子里已经有好多年了。无数个春夜，我总爱观察刘夫子那个像鸽子笼一样的窗口。那个窗口的灯光时明时灭。作为一个十二岁的孩子，我在1975年就注意到了这一点。这再一次证明，我是个眸子像滚珠一样的早熟的家伙。从反面理解，我与南街上的人是一路货色；但从正面理解，我多少有一点像作家那样爱观察生活的灵性和天赋。用现在的目光来看，1976年是一个标志年，它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从一定意义上来讲，人们的思想和观念应该更加纯洁；而事实却恰恰相反，经过了十年的“教育”，人们的思想和观念反倒更加“堕落”和“反动”了。我这么笼而统之地说，也许有失偏颇，但至少在我的故乡的确如此。
反标是在粮店门口发现的。确切地说，反标是贴在粮店那几块可以活动的门板上的。报案的人是粮店的龙主任。
反标写在一张废报纸上。城关派出所的简所长骑着自行车到我们南门粮店的时候，反标仍然贴在那里，前面挤满了不少围观的人。尽管南门的人有着种种恶习甚至无法无天，并有一副安之若素、处变不惊的惰性，但在大是大非面前，他们的表情还是颇为严肃的。
在围观的人群中，我在前面所提到的无一不在。只是哑巴最后才来。哑巴来的时候莫名其妙地拿着一张毛主席像和一个米袋。哑巴几乎是和简所长一起到的。一看到简所长，哑巴就指着毛主席的像，又指了指他的米袋。我马上明白了哑巴的用意。
我对简所长说：哑巴没有饭吃了，他要你让粮店给他一点米。
哑巴是孤儿，一个人住在城门边一个简陋的工棚里。他每天都在粮店那个磅秤边扫那些不慎遗落的米粒。这似乎成了他维持生活的命根子。但几天前龙主任突然不许他扫了。这简直使哑巴无以果腹了。我想他这个时候来，是想让简所长恢复他这种扫米的权利，或者是给他一袋米。
简所长连看都没看我一眼，更没有去管哑巴提出的要求。
简所长对带来的助手说：先把它撕下来。多贴一分钟，就多一分钟的政治影响。于是简所长的助手马上把反标非常小心地撕了下来。
简所长站在粮店门口的一个水泥墩上说：大家听着，今天粮店就不卖米了。我们的破案办公室就设在粮店里面。是谁写的反标，自己到粮店来投案自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另外，我要告诉大家，是谁贴的反标，我们现在心里已经有数了。说完，简所长就和助手一起到粮店里面去了。
简所长在城里人的眼里，是一种威严和权力的象征。特别是在哑巴和我们这些少年的心目中，简所长简直就是城里最大的行政长官。因为无论打架还是偷东西，都需要简所长来做最后的仲裁。还有简所长的那身警服，煞是慑人。今天这么热的天气，简所长仍然穿着整饬的警服。
心里已经有数了，还不把人抓走算了，卖什么关子？曾玉珍用并不把简所长放在眼里的口吻说：这么热还穿个警服，好像别人不知道他是个警察。哼！曾玉珍的这些话，使围观的人无形之中有了一种放松的感觉。这种感觉使所有没干此事者都有一些释然，甚至有一种幸灾乐祸的快意。
肇事者不会投案自首是可想而知的事情。这无疑使靠佯诈破案并频频得手的简所长感到非常棘手。从粮店那些活动门板的缝隙中，我看到简所长和他的助手，在那张开票的桌子边，像两个成绩很差的学生胡乱翻书本一样，翻阅着整个南街的户口簿。
针对没有人自首的情况，简所长采取了新的破案手段。简所长要粮店的龙主任拿出一叠报纸和一支毛笔来。他准备让几个在他看来是可疑的人，在报纸上重写反标上的那几个字。
龙主任吩咐开票的小朱把过期的废报纸拿来，没想到小朱说：过期的报纸我都给哑巴了。我看他蛮作孽的。
就你好心。龙主任悻悻地说。
简所长说：就拿几张近期的报纸算了。
首先被叫进去的就是刘夫子。
刘夫子原来是城关第二小学的语文老师，因为在校期间诱奸过一名五年级的女学生而被学校开除。本来刘夫子一直没有工作，而且还有可能一直继续没有工作下去；但后来南门中药铺的程老板发现他字写得好，就让他到中药铺去当了账房先生。这里需要说明一下，刘夫子所在的中药铺，并不是曾玉珍的男人以前所开的那个中药铺。曾玉珍男人的中药铺不在南门，而是在中城。那个中药铺同样是一幢非常漂亮的琉璃瓦建筑，但一解放就充公了。1976年，那幢建筑里开了一个理发店。现在那幢建筑成了一个古玩店。中药铺的确需要一个像刘夫子这样的人。在中药铺那些高大的分成一格一格贮药的壁柜上，每一个抽屉都贴着一张药名标签。如果你是一个中药信奉者，你就会发现，每个中药铺里，这样的标签都是很讲究的；字自然是写得非常之好，或隶书，或行楷，绝对具有一种药到病除的艺术魅力。这种标签和这种标签上的字，几乎成了一个中药铺层次高低的标志。而南门中药铺在刘夫子未去之前，那些抽屉上的标签却写得非常糟糕，而且都是一些乱减笔画的汉字，这在无形之中降低了南门中药铺的档次。刘夫子去了以后，这种人文软件方面的状况自然得到了应有的改观。后来到南门中药铺来抓药的人也渐渐多了起来，程老板对刘夫子的信任自然也是与日俱增。刘夫子也因老板的器重，不知不觉地对中药产生了较浓的兴趣。刘夫子甚至渐渐有了要当个中药铺老板的愿望。现在想来，刘夫子与曾玉珍的不正当关系，剔除男女之间的天然因素之外，恐怕与刘夫子想从曾玉珍那里弄到春药的秘方不无关系。
简所长对刘夫子说：你把这几个字写一遍。“打倒”与后面的字隔开一点写。
我从木门的缝隙中看到，刘夫子在倒有墨汁的肥皂盒里将毛笔蘸了又蘸，然后在肥皂盒的边沿上刮了又刮。刘夫子用左手扶了扶平光镜说：写什么体？是隶书还是草书？
简所长说：什么隶书草书？你平时怎么写的，现在就怎么写。
刘夫子平时最擅长草书，所以，刘夫子笔一落纸，反标上的五个字立刻龙飞凤舞地跃然纸上。刘夫子在写字的时候，有一个不雅的习惯，那就是他一边挥笔，嘴巴一边不停地动。
刘夫子写完后问简所长：行了吧？
简所长对刘夫子的挥毫显然不满意，换言之，简所长对刘夫子不是反标的书写者感到失望。刘夫子作为他推断的第一嫌疑人的设想不能成立，这实际上是对他破案能力的一种否定和嘲笑。但简所长不想承认自己的无能和失败。
你再写！多写几遍！
刘夫子说：再写我就只有写隶书了。
简所长不耐烦地说：你以为这是书法比赛？写什么狗屁隶书，我要你随便写。你晓不晓得什么是随便写？简所长说完之后，表情已经由不耐烦变成了行将施威的怒容。
刘夫子知趣地说：好，随便写！于是刘夫子连嘴带笔地在简所长新铺的一张报纸上扭动起来。事实上刘夫子仍然写的是草书，只不过重复的次数多一些而已。
简所长再一次失望了。最后他只好说：你先给我出去。有事我再找你。
第二个被叫进去的是曾玉珍。
曾玉珍被传进去的时候，大摇大摆地摇着那把大蒲扇，那条肥大的短裤在蒲扇的扇动下飘舞如旌。你把那几个字写一遍。简所长仍然这样对曾玉珍说。
我不会写字，曾玉珍摇着蒲扇说：共产党对我这么好，毛主席对我这么亲，我怎么会写反标？亏你们想得出来，还怀疑我！
简所长不容置疑地说：会写也得写，不会写也得会写，会写一个字写一个字，会写两个字写两个字。不写是不行的！
好，老娘我写！曾玉珍把蒲扇朝背后的短裤橡皮筋腰带里一插，然后拿起笔颤颤抖抖地写下了“曾玉珍”三个歪歪倒倒的大字。
谁要你写自己的名字？你以为我要你签名留念？简直是乱弹琴。简所长气呼呼地说。
老娘就会写这三个字！说完，曾玉珍从背后抽出那把大蒲扇使劲地扇起来：要我会写字，那很简单，下学期城关二小开学，你送我去报名，我从一年级学起，不过学费得你出。
简所长解开风纪扣和靠近喉结的第一粒扣子：真他妈的见鬼！你给我出去！
曾玉珍毫不示弱地说：老娘看到你，才真是见了鬼！我看你一辈子也破不了这个案。曾玉珍走了几步又转过身来说：你不是说你心里已经有数了吗？怎么还这么左整右整？
简所长气急败坏地说：你再胡说，我把你铐起来！
曾玉珍把握着蒲扇的手伸得老长地说：来来来！你铐！你铐！曾玉珍收回伸长的手说：真是！县委书记见了我都是客气得要死。你算老几？老子又没写反标，怕你个鸟！
简所长最后只好用一句“好男不和女斗”这种与警服毫不相称的俗语，作为他和曾玉珍这场口角的结束语。
一直在充当业余警察的龙主任问简所长：再叫谁进来？简所长想了想说：你！龙主任说：您该不是开玩笑吧？简所长严肃地说：我开什么玩笑？这是政治案件，我不能轻易相信任何人。所以，你也要把这几个字写给我看看。
龙主任满脸委屈地在报纸上写了那几个字，但他的笔迹仍然不是简所长所希望看到的那个样子。
到底是从哪一天起，埠头开始兴建那些苟且偷安的民宅的，连我这个南门的老住户都无法说清。他们像变戏法那般，一夜之间把属于他们蜗居的简陋建筑，从蒲艾丛生的埠头上变了出来。
据说落脚到此者都是从火车站那边迁移过来的人。需要说明的是，火车站那边的人，对于我们城关的人来说，犹如来自蛮荒之地的野人。特别是我们城关一些爱打群架的少年，对他们更是闻风丧胆。我目睹过我们南街二十二号的高建国，在火车站附近，因一件小事触怒了他们而被打得满脸血肉模糊的惨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