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埠头这个词的理解一直很不准确。几乎整个少年时代，我都把埠头当作或者说是理解成了一个纳凉场所的代名词。直到会查词典并懂得学习需要用功的时候，我才知道埠头就是码头，并且多指有码头的城镇。
故乡是一座真正的城。故乡的城墙是用那种大青条石砌成的，一块大青条石足有一吨重，比我现在所看到的名噪千秋的荆州古城，不知要气派和昂贵到哪里去了。到过荆州的人都知道，荆州古城是用烧制的砖所砌成。而建造故乡的那座城墙却是用的大青条石，黏合这些大青条石所用的材料，一律是磨碎了的上等糯米。这绝对不是信口雌黄，县志上就是这么记载的。县志还说，故乡是三国时鲁肃用以屯粮的地方，所以又称“鲁肃粮城”。
在我的记忆中，故乡那座古城一共有六个门：东、西、南、北门，还有丰乐门和岁安门。
在这六个门中，南门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城门。城里的人到火车站去，一般都走南门。尽管从别的城门出城也能抵达火车站，但从南门出城，却是一条最近的捷径。除此之外，南门之所以比较重要，就是因为南门有个埠头。
出了南门，有五十多级向下的台阶，下完这些台阶再往左拐，就到了我所说的埠头。原始的埠头，实际上是一片长满蒲艾的开阔地带，可供一百多人各自躺在一张竹床上纳凉，而且还绝对保证每张竹床之间有足够的穿行空间。
蒲艾是一种可以驱蚊的植物。在我们故乡，每逢端午节，城里的人都要到埠头来割一把蒲艾带回家悬在门框的上方。门框上悬有这束蒲艾的人家，晚上睡觉是断不会有蚊子来骚扰的。当然，更多的城里人夏天愿意到埠头来过夜，特别是一些年轻人对在埠头过夜更加情有独钟。吃过晚饭，他们就扛着竹床，带着换洗的短裤和背心，在埠头上游占据一处风向极好的位置，然后跳到河里去洗澡。洗完澡，他们就在一个用竹片夹着蒲艾做成的更衣室里换上短裤和背心，坐到竹床上，三五一堆地讲那些荤素各有千秋的故事。
埠头边有河，这证明埠头对于故乡来说原本是一个很准确的名词。据更老一点的人说，当初故乡之所以被鲁肃看中，就是因为有这条河。这条河在故乡的古城边，像人造的护城河一样环绕着古城。很久以前，故乡这条河上舟楫如网，帆影如歌。这条河叫陆水河，意即不论水里还是岸上，欢歌和笑语都像河水一样流淌。但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国家在陆水河的上游修了一座大型水库。自我懂事之日起，不到汛期，这座水库好像就没有开过闸，这使陆水河里的水比自然形成它的时候要浅得多。它已经浅到了不能通航大型木船的程度。现在陆水河上漂浮的船只，多是一些舢板。这些舢板上的人，大都是些下网捕鱼的无业游民。
我对这条河怀有一种非常复杂的情感。在这种情感中，憎恨成分大大超过了对它的爱恋。这当然是在我真正懂事之后。在我懂事之前，我对这条河依然有一种生于斯和长于斯的眷恋。我是为数不多的独自一人到埠头去过夜的少年。我那时还扛不动竹床，我在埠头过夜的卧具，实际上就是一床席子和一条薄薄的床单。
在埠头过夜的女人不多。其中有一个名叫曾玉珍的，是唯一敢参与男人一起讲下流故事的女人。同时，曾玉珍也是唯一不考虑羞辱因素，肆无忌惮地在众目睽睽之下洗月经带的人。曾玉珍在洗月经带上的血渍时，总是用皂角和鹅卵石拼命地搓，而且嘴里还不停地说：怎么这样难洗？怎么都结了壳子？洗完之后，她就把月经带晾在竹床下端的横梁上。曾玉珍的月经带很长，晾在横梁上也每每要拖到地上。用刘夫子的话来说，曾玉珍的月经带可以给像我这样大的孩子做一条围巾。这当然是刘夫子在没有染指曾玉珍之前的秽语。曾玉珍总是喊热，即使是坐在竹床上摇着大蒲扇，她仍然骂热不止。实际上埠头是很凉快的，除了曾玉珍之外，根本没有人用扇子。我这么一说，你就会知道曾玉珍很胖。的确，曾玉珍胖得总是让她的竹床发出一种难负其重的“吱呀”声。曾玉珍穿着非常宽松的短裤。刘夫子曾经同样很风趣地说：她的短裤用料可以给一个像我这样大的孩子做两件棉袄，而且连荷包布也包括在内。曾玉珍摇蒲扇的时候，短裤总是一飘一飘；而我总是在这一飘一飘中能看到她那个最隐秘的部位。坦率地说，这也是我经常爱到埠头过夜的重要原因。后来曾玉珍像是发现了这一点。有一次，她一蒲扇打到坐在席子上的我的头上，你个小东西看什么？老子生你都有多的！
需要说明的是，曾玉珍在打我的时候是笑嘻嘻的。她甚至还有一种徐娘半老的得意。打我之后，她又接着说，我刚才讲到哪里来了？
接着她又饶有兴趣地讲了起来。
曾敏兰往往会出现在曾玉珍正津津乐道的时候。
曾敏兰是曾玉珍的女儿。在曾玉珍穿着非常宽松短裤的时候，曾敏兰却穿着当时风行一时的考板裤。考板裤很像现在的牛仔裤，屁股裹得紧紧的，在当时只有比较浪的男孩子才穿。但曾敏兰不知怎么瞒着她母亲做了一件，而且天天穿在身上。
你个贱货跑来干什么？洗澡没有？曾玉珍没好气地说。
洗了，曾敏兰甩了甩湿漉漉的头发说，你没看到我的头发还是湿的吗？曾敏兰甩头发的姿势很好看，或者说很有少女的韵味。刘夫子用一种回味无穷的目光望着曾敏兰说：敏兰真是越长越漂亮了！曾敏兰说：只有你刘老师才说我漂亮。我妈妈总是说我丑。
洗了怎么不换条裤子？天天穿这条考板裤！老子说过几次，要是再穿这种裤子，以后断了月经莫怪老子冒说过。你看我，天天穿这么宽松的裤子。
曾敏兰说：莫说得那么吓死人的，穿一条考板裤就做不成姑娘了？曾敏兰的表情既不以为然，又像不为母亲的话所屈服。她甚至还很卖弄地把两个大拇指分别勾在考板裤的口袋上，而且屁股也扭向一边。这个动作在当时很能说明一个女孩的品行。曾敏兰说完就对刘夫子说：刘老师，你说是不是？
刘夫子色迷迷地连连点头：对，对，对！
曾玉珍不高兴了：你个贱货到底来干什么？
曾敏兰说：我想到埠头来过夜。家里热死人，而且蚊子也多得不得了。
曾玉珍说：不行！要是强盗偷了家里的东西，怎么办？曾玉珍烦得猛摇蒲扇。她对女儿的拒绝体现在蒲扇上的动作越来越猛。而我这个时候就聚精会神地看曾玉珍那个最隐秘的地方。由此看来，我小时候是个内心很龌龊的家伙。我不知道我是从何时开始这种目淫的。我同样也不知道，我是何时投入曾玉珍、刘夫子这伙人的纳凉集体，并被他们承认和接受的。
在我们这个纳凉集体中，还有一个二十多岁的男性青年。他在我的描写中是无法说话或者说是没有声音的，因为他是一个哑巴。
哑巴一直用直挺挺的目光望着曾敏兰。他的目光有一种垂涎欲滴的觊觎意味，这证明哑巴已经到了性成熟的年龄。我不怀疑哑巴的哑，但我怀疑人们对他公认的聋。因为在曾玉珍讲那些荤素各有千秋的故事时，哑巴并不是显得充耳不闻的样子。此刻，哑巴的目光更为犀利地投射到曾敏兰的身上。刘夫子在这个时候收拢折叠扇，轻轻地敲了一下哑巴的头。
说到这里，我可能在叙事或者说是描写上出现了一个漏洞。那就是，我说过在埠头纳凉的人中，除了曾玉珍之外，根本没有一个扇扇子的人，而我现在又说刘夫子收拢折叠扇轻轻敲了一下哑巴的头。这需要做一个说明：刘夫子的折叠扇，从根本上来说只是一种装饰。实际上，他的扇子并没有发挥任何解热的作用。刘夫子在摇动扇子的时候，速度很慢，而且多在自己的腋下摇动。
这就有了刘夫子的一种风味。刘夫子总是穿着那种立领、葡萄扣的茧绸衬衣。据刘夫子说，那种茧绸衬衣，洗的时候只需用一只手，就能把它握在手掌心里捏干。这种面料的衬衣很有飘性，是可想而知的事情。所以刘夫子扇扇子的时候，他的茧绸衬衣就不停地飘动；但他胸前右边口袋的部位却不飘动，因为那里装有一只怀表。金黄色的链条从他口袋里攀缘而出，拴在胸前葡萄扣的扣眼上。我记得曾敏兰当时说只有你刘老师说我漂亮的时候，她就扫了一眼刘夫子这块怀表的链条。
我似乎有必要再描写一下刘夫子的五官，这对你进一步了解刘夫子或许有更多的帮助。刘夫子的鼻梁很高，在这个高高的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眼镜。刘夫子的脸如同他的身子一样，很瘦，但却给人一种很精神的感觉。特别是他的头发，总是一丝不苟地向后梳着。他给人的印象是很有知识，但事实上他只是一个中药铺里的账房先生，而且他那副眼镜也只是平光的。我不知道他平日里总爱戴那副金丝眼镜的原因是什么。
“家里的门冒锁吧？还不赶快回去。贱货！”曾玉珍的声音从蒲扇上又回到嘴上，而且语调更为尖刻，没有回旋的余地。
曾敏兰又扫了一眼刘夫子胸前的怀表链条，随即目光又从刘夫子的脸上一掠而过。曾敏兰在转身的时候，带有抗拒意味地说：么事贱货不贱货。讨人嫌！说完她就扭着屁股，离开了我们这个纳凉的圈子。
回来！你给老子回来！曾玉珍大声地喊。
又是么事呢？曾敏兰折回来，满脸愠色。
把这个给老子带回去。曾玉珍说着，就把竹床下面横梁上的月经带取下来递给曾敏兰。曾敏兰很不情愿地说：我不拿。这东西拿在手上丑死人！曾玉珍说：丑什么？天都快黑了，哪个晓得你拿的是什么？曾敏兰万般无奈地拿起月经带，心不甘情不愿地往回走。手上的月经带一晃一晃，就像一条晒干了的海带。
天很快就黑了下来。
曾玉珍又讲了一个很荤的故事。这个故事很长。在这个长长的故事里，曾玉珍毫无廉耻地讲述了一个女人在例假期间也不禁欲的详细经过。故事一直到281次列车从陆水河大桥上经过时才讲完。这时已是十点多钟了。纳凉的人往往把这趟列车经过埠头的时间，作为休息的开始。
哑巴是最先躺下去的，接着就是曾玉珍躺下，最后躺下的是刘夫子。事实上最后躺下的是我。在这些纳凉的人中，我始终充当着一种间谍的角色。好在他们都认为我小，并没有对我加以防范。
曾玉珍躺下去之后，蒲扇便下意识地放在肚子上。那个大蒲扇实际上遮住了曾玉珍那个最隐秘的地方。躺在席子上，我在想刘夫子和曾玉珍他们之间的暧昧关系源于何时；而让我想得更多的，是他们的这种暧昧关系会有一种什么结果。曾玉珍的竹床与刘夫子的竹床几乎是拼在一起的，两张竹床之间，大概只有一个拳头的距离。这是一个没有月光的夜晚，只有点点渔火在陆水河上闪烁着。
纳凉的人们都被一天的疲惫挤拢了眼睛，鼾声此起彼伏地在埠头的上空飘来荡去。
我已经谈到了火车。在离埠头不到八百米的上游，京广线的铁路桥横跨在陆水河上。那是一座古老的铁桥，火车经过的时候，便发出隆隆的响声。这种声音对于故乡的人来说早已习以为常，它甚至成了故乡人用以催眠的一种必不可少的音乐。
一列火车经过铁桥，通常需要不短的时间。百无聊赖的时候，我曾经站在城墙上数过那些货车，发现最长的一列有六十四节。有些要停的货车经过铁桥时还要减速，因为过桥之后只有三华里路程就到火车站了。
这天晚上通过的又是一列很长的货车，而且这是一趟减速的货车。当我正要在这种听惯了的隆隆声中入睡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曾玉珍放在肚子上的蒲扇掉到了地上。这时，列车经过铁桥的声音刚刚响起不久。
我猜想，曾玉珍的蒲扇不会毫无理由地掉到地上来。于是我睁开眼睛，并悄悄支起半边身子。我的推测是正确的，我看到刘夫子的一只手伸进了曾玉珍那大大的裤裆。而一向像母狮子一样厉害的曾玉珍，此刻却像羊羔一样温柔地躺在那里一动不动。不知出自什么心理，躺下后，我想猛地用力咳嗽几声。
但还没等我咳出声，我就听到哑巴用脚敲击竹床的声音。这无疑使刘夫子收敛了自己的下流动作。这之后，我听到曾玉珍在竹床上翻身的声音。接着她就说：我的蒲扇呢？
我像警察缴获了脏物一样地对她说：蒲扇在这里！
在整个故乡的城区，人们习惯于把南街叫做南门。
我就住在南门。南街从城门开始到它的尽头，总长度不到二百米。但在这条不到二百米的街道上，却塞满了不少民宅、机关和学校。如果你有兴趣，我可以在这里罗列一下。从城门开始，最初的二十米街道都是民宅，接着就是老文化馆、城关第二小学、粮店、中药铺、废品收购站。在南街的尽头，是新文化馆和百货公司。当然，其中也夹杂着不少的民宅。
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在城关第二小学与粮店之间，有一条小巷通往县委大院的后门。县委办公室的人一直想把这个后门堵死，原因是县委大院里经常不明不白地丢失一些东西。他们很肯定地认为，是南门这条街上的人干的。但不知为什么，到了1976年，也就是我爱到埠头去过夜的那一年，这个后门仍然没有堵死。如果你想琢磨我这篇小说中有哪些费解的事情，记住这一点也许对你有用。
我就住在老文化馆一间临街的房子里，而且是一个人单独住着一间十八个平方的房子。
我的父亲最初在文化馆当馆长，后来调到了文教局。调到文教局后，父亲又分了两间房子。父亲具有现在的人爱多处占房的缺点或者说是特点，所以叫我仍然住在老文化馆那间旧房子里，而且很少管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