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一九七八年，我初中毕业了，就参加了生产队劳动。从少年步入了小青年行列，这一年，我16岁。
此时，村里各方面渐渐有了好转，自由市场也热闹起来，会做买卖的做起了买卖，有的能人还与城里的工厂联系上了业务，或做些外加工，或派社员到工厂打工。到1981年生产队解体，社员们各奔前程，人们再也不怕割资本主义尾巴，被强制拢在一起，各怀心事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在一次出差路过静海县城的时候，我意外地碰见了大郎。
大郎已经有了一辆破旧的自行车，此时的大郎正在县城的集市上为人们锯盆锯碗儿。
大郎正拉着他那把乌黑发亮的小木钻，钻头在瓷器上磁磁地唱着歌儿。打完眼儿，来个小锯钉，对好两个眼儿，再用特制的小榔头轻轻敲打——一件瓷器补好了。
大郎抬起头，发现了我。彼此住在一个村，互相都认识。
“干嘛来啦？”郎爷问。
“出去转转，从这儿路过！”
我发现，大郎四十多岁的年龄却显得很苍老，显得有些老态龙钟了。
临走时，我对他说：“大郎……不对，我应该喊您郎爷，回家吧！咱村跟原先不一样了，咱们公社采购站与市里文物局合作对外收购瓷器、木器，您懂得文物知识，也许您大有用武之地呢。”
“是吗？收瓷器木器？”大郎像是在问我，又像是在自言自语。
在我将要登上自行车的一刹那，郎爷喊住了我：“你去哪呀？”“我去河间、南皮转转！”
“去干嘛？”
“我去那边收购旧字画！”我答。
“好！好！”郎爷那特显苍老的瘦长脸露出和善的笑容。
“你以后发现硬木家具和细路瓷器你不收的话请通知我，我收！”大郎说。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和大郎说话。
我这次出差回来的时候，大郎真的回来了，是在采购站见到的，此时的大郎被市文物局和采购站共同请为临时工，负责收购各类文物。
按大郎的看货水平，尤其硬木类和瓷器，到大郎手上很容易辨别，按水平，大郎的本领不低于文物局专职水平。拿瓷器来说可分为官窑与民窑，官窑器型规整，瓷细、画工好；器底有官款。而清早期康熙官窑除官款外还有双圈、柳叶款等等，学问大了去了。瓷器的年代越久远越好，可除康乾清三代一路上涨外，道光、咸丰、同治却卖不过民国的“珠山八友”的浅绛，而到了清末光绪却又出现了回光返照的一些精品瓷。中国的制瓷业博大精深，大郎在方圆百里，很有些名气了，因喜爱古物，大郎吃过亏，好在吃亏的年代过去了，大郎的一技之长终于派上了大用场。
那几年，我们村，包括周围村镇的一些人，骑着铁驴去山西、山东，跑关外，方圆一两千公里都有人去收购，瓷器、木器源源不断地从天南海北汇集到我们公社的采购站，其中不乏有明代黄花梨架子床、明代紫檀琴桌等精品，据说直到现在市文物部门的百十件文物精品均出自当时我们村的采购站。
当然，这些文物精品大都经过了大郎把关。这场轰轰烈烈的文物大汇集一直热闹了好几年，在这几年当中，大郎也脱胎换骨，不但住上三间大瓦房还成了家，女方是位端庄的女人，三十几岁，带过来一个女儿，这对于近知天命之年的大郎来说非常知足，不到两年又为大郎添了个宝贝儿子。女人持家，干净利落，把个小家收拾的窗明几净。一般人过了知天的年龄干重体力好像是过了口儿，然而大郎有着一技之长，就是靠眼力。他每月都要出门几趟，围着德州、衡水、太原等地转转。由于大郎懂得古董知识且又有实战经验，每趟回来都能捡漏转手卖出，大票到手，按邻居的话说，大郎不是人，就像是摇钱树，而且是长青的摇钱树。有时候古董贩子花高价买东西，到哪个年份吃不准，便拿东西到郎爷家让郎爷过眼，郎爷一上手，答案全落实。现在这年头谁都不愿意白求人，往往好烟好酒往郎爷家里拎。大郎是聪明人，好酒自己喝，好烟拿到超市换些柴米油盐副食品回来，老伴高兴地许下诺言：“下辈子一定顶花带刺地嫁给郎爷。”郎爷是见过世面的人精：“这辈子有缘就行了，哪来的下辈子！”
郎爷家中有一台老座钟，那是郎爷八十年代花三百元从山西榆次淘换来的，几年中查资料反复研究最终得知这台座钟是1830年法国巴黎L.VAYU制作的。钟的底座内藏有鸟鸣机械结构，每逢报时，钟内的鸟笼罩会自动打开，小鸟会自己跳出来，一边摇头摆尾抖动着翅膀，一边张开小嘴发出清脆的声音报时，郎爷深知，这不是一般的座钟，而是一台精美绝伦罕见的宫廷古钟。
郎爷每天晚上沏上壶好茶，坐在他那明末清初海南黄花梨的大圈椅上，晃动着他那特有的大长脑袋，眯着眼，品着茶，尽情地享受，享受着生活的巨变给他带来的一切顺畅。
郎爷从内心感到很知足。
桌上的座钟分分秒秒地摆动着，月月、年年，时光被大郎这座古董座钟无情地摆到了二〇〇〇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