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明堂和高喜子连续几个月没休班了,上的都是满班,他们不但上满每个月,而且隔三差五的还主动在井下打连班。这样的情况多了,队长就先找到高明堂,说,队上不提倡你们多上班,更不提倡打连班。高明堂一拍胸脯说,我不管多上多少班,不管打多少连班,保证只拿25天的工钱,其余的一分钱不多拿,队长你放心,这都是我自愿的,我有的是力气,愿意为咱矿上多做贡献。队长又找到高喜子,把同样的话讲给他听,高喜子说得更好听。他说队长,你不了解我,我是多么的热爱咱们矿咱们队啊,那简直比热爱我家还要热爱,为了能多干些活,我已经把我喜爱的篮球和横笛都丢掉了,你就多给我些机会,让我多做些贡献吧。
队长没有不让人做贡献的道理,就默许了两人的义务奉献。消息传到矿上,矿上宣传科派人来采访,写了《一帮一一对红,师徒二人争着做贡献》的稿子,在广播站广播,不久又登在了矿工报上。
高明堂和高喜子上了广播和报纸后,队上减人的时候没有减掉他俩,两人高兴得什么似的。可是,高明堂并没有松劲,他像跑马拉松似的坚持着多上班、打连班,高喜子却顶不住了,在心里骂道,你高明堂比我年龄大那么多,怎么就那么有耐力呢!不管你了,你爱贡献就贡献去吧。这样,高喜子就又出现在了篮球场上,日落的时候,重新抓起横笛,坐到宿舍后边的上岗上,又悠悠地吹起来了。这回,他不是为高明堂吹的,是为自己吹的,也是为媳妇吹的,他坐在山岗上,面朝着家,想,这悠悠的笛声,媳妇一定能听到的。
直到有一天,队长又开了一个会,再次宣布,矿上要提高机械化水平,队里还要减人,减谁?减多少?到时候再说。一听到这个消息,高喜子倒抽了一口凉气,心说,姜还是老的辣啊!怪不得他高明堂一直没松劲。原来他早已防备着呢!第二天一下井,高喜子便又恢复了和高明堂一样的状态:抢着干活,多上班,打连班,并且把横笛锁在箱子里,篮球也不摸了。
两个人的拼命干活,使一种意见终于占据了上风。原来,在他二人上广播上报纸的时候,就有人说,那点活,根本不用两个人干,他们的工作量一点也不饱满。当时队长和班长压住了这种论调。班长和队长都知道那些活可不是一个人能干得了的,可是现在,又有人这么说了,班长和队长便观察了几个班,发现他俩干起活来简直跟机器一样,一直在不停地运转,就产生先减去一个人试试的想法。班长队长一合计,就把高明堂叫走了,让他到工作面干新的工作。高明堂一走,运料的工作由高喜子一个人承担,也就是两人的活给一个人干了。这下,高喜子一下子有了瘫痪的感觉。原来有高明堂和他争抢时,他满身的劲,没感到十分的累,现在没人和他争抢了,他搬起东西来浑身发软,走起路来没精打采,手里拿一根细细的木棍,也像蓦然间增加了千斤重量。第一个班总算勉强坚持下来了,第二班说什么也不行了,工作面上很多急需的东西运不上去,最后终于影响了生产,班长跑过来,一看他那稀松的样子,破口骂道,你看看你,像出了尸的鸡巴!上工作面去!
班长把高喜子调到工作面,又把高明堂叫了回来,再由高明堂运料。以后,高喜子和高明堂就一人一班替换着运料。奇怪的是,轮到高喜子运料时,总是耽误生产,轮到高明堂运料时,就什么事也不发生,因此,高喜子挨的骂最多,而高明堂得到的表扬最多。两人这样一比,就把高喜子比下去了,高喜子感到了从未有过的焦虑和压力,看来,要减人肯定先减他了,他不如高明堂能干,可是,他就是想不通,高明堂为啥就比他能干呢?论文化、论年龄、论体力他都比高明堂强啊!高明堂算什么?斗大的字识不了一筐,连个名字也写不好,长得瘦里巴几的,浑身的骨头能把人硌死,连裤裆里的老二也松皮耷拉的。就这样一风能吹没了的干柴架子,凭啥比他高喜子强,高喜子真的不明白了,自己如此年轻、如此有力的身体,运一班料上到工作面,都跟抽了筋似的,不是瘫在澡塘里起不来,就是栽倒床上连衣服鞋子也顾不得脱就死睡过去,难道他高明堂就不累?难道他不是血肉做的?但不管怎么说,高喜子被高明堂比下去了。比下来的高喜子,并不甘心,他不能就这样败在高明堂的眼前,他得和高明堂争一争。但他不想像高明堂那样拼体力,那样太傻太笨了,他得想些别的法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