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带着沈剑光和谢芸芸两名队员，赶到了局里的扶贫点上。吃过晚饭，我独自走出何口村村部，心里对刘副县长送的两头牛一直记挂于心。刘副县长分管农业农村工作，春节前，自掏腰包三千元，让局畜牧科的同志到河南去买回两头牛崽，专程送到何口村，交到了贫困户何兆业的手上。
昨天下午，局长找我谈话，让我带队来何口村扶贫，特别交代我把刘副县长送的两头牛照护好，还要求我由此做出一篇精彩华美的文章。我这个人憨笨愚钝，一点儿头绪都没有，很是犯难地抵触道：“照看好牛就行了，还要做啥文章呢？”局长直截了当道：“你儿子在局系统安排工作的审批表，报刘副县长了。”只是轻轻一点，正好捅中我的“腰眼”，让我无话可说。想想我那儿子二十七八，三本院校毕业，高不成低不就，窝在家里不出门，真怕他憋出什么病来。为了儿子有个工作，我只能迎合局长违心表态道：“在局长的领导之下，力争在两头牛身上做出一篇绝好文章！”
所以，我得找到何兆业，亲眼看到两头牛才能安心。
何兆业的家住在村西头。村里绝大多数人家盖了楼房，只有为数不多的几家居住在残破矮小的平房里，何兆业家就是其中之一。走到近处，唯见何兆业的“塌皮屋”深陷在楼房之中，一眼望去，就是一个实心“凹”字。
走进屋子，凹凸不平的地上，鞋靴随处乱扔，霉味刺鼻。稻草、纸屑、胶袋满地可见，邋遢一片。小时候从课本上读到的贫苦农民“家徒四壁、一贫如洗”的生活写照，用在何兆业家恰如其分。何家也是够不幸的，儿子何小光患有先天性羊角风，每月发病一次，每次发病持续两天。去年好不容易娶了个媳妇，前不久却又不声不响地跑了，留下一个不足周岁的小女孩儿。探头前房，我看到何家小孙女在摇窝里熟睡，何小光也躺在床上呼呼大睡。来到后边厨房，何兆业的妻子佝偻着身子正在往灶里添稻草，烟雾弥漫，她的眼睛被熏得通红。我问她何兆业哪儿去了？何妻用袖口擦擦眼睛，走到我面前，小声小气地告诉我，他昨天就出去了，一直没回来，不晓得在不在滩上？
何口村地处东荆河边。翻过东荆河大堤，便是广阔无垠的河滩。东荆河不是每年发大水，滩土肥沃，收成颇丰。住在河边的人家都在滩上建有一个窝棚，便于照看庄稼。
凉风习习，繁星满天。我越过大堤，来到何兆业的窝棚前，推开虚掩的门，但见里面黑咕隆咚。我巡视四周，既没见人也没见牛，顿时慌了：何兆业一去几天，干什么去了呢？人外出，牛应该还在呀？怎么不见两头牛呢？
大堆疑问叠在脑际，挥之不去，驱之不散，闹得我翻来覆去，几乎一夜未眠。
第二天上午，村支书何祖明向我们报告了15家贫困户产生的程序及过程，斩钉截铁地跟我说：“全村贫困户就是这15户，绝对没有漏户！”村主任何小山赶紧印证道：“为了这份名单，我们梳子梳篦子篦，拉网一样地排查，虾子小鱼全兜进来了。”
村支书和村主任把话说得如此之满，看似底气甚足，但是，我心里还是不踏实。村干部的话，我一向是听一半，丢一半，不可不信，不可全信。所以，我望着何书记和村主任笑笑道：“我得打打老豆腐，再去核查一下。”何书记自告奋勇道：“我陪你去吧。”我摇头道：“不用不用。”为了不扫何书记的兴，我立马给他交代一个差事：“刘副县长送给何兆业的两头牛，我昨晚去找了，没找着。你今天再去看看。”何书记点头道：“好的。”
我把沈剑光和谢芸芸叫到身边，吩咐他俩按县里扶贫工作培训会上的要求，把宣传工作抓起来，主要是把标语贴出来，把横幅拉开来，把“扶贫攻坚作战示意图”挂起来。两个年轻人爽快地答应下来。安排完他们的工作，我便走到小卖部，买了两包烟搁进口袋。
我所寻找的座谈对象多是60岁以上的老大爷老太太，他们对村里情况熟，同时这个年龄段的人喜欢倾吐。从一组到五组，我找了十几二十人，从他们口中所说出的贫困户，全部在村里提供的那份名单上。忙活半天，一无所获，看来只能无功而返。
正巧，我路过何圣光老师傅的理发铺，看到里面没人，便走了进去。何老师傅见到我，寒暄道：“郭队长，又是你带队来扶贫，辛苦你了。”我递给何老师傅一支烟，笑道：“辛苦一点儿无所谓，关键得把对象找对，也不知道村里公示的那份名单准不准？”何老师傅接过烟，拿出火机将烟点燃，和我对吹一口后指点道：“你搞事一向认真负责，每家每户进屋瞧瞧，吃得怎样？住得怎样？一目了然，不就什么都知道了。”
老人话中有话，让我引起了警觉。我假装自言自语道：“我从东到西、从西到东走了好几趟，怎么眼睛前边像遮了块布，没啥发现呢？”
“那是你还没有深入进去。”何老师傅点醒道，然后指着东边，“最东头那家叫何叔平，应该算是村里最穷的。”
我很是惊诧地问：“那村里为啥不报他家呢？”
何老师傅哼了一声，愤愤不平地给我揭开了谜团。原来，何叔平在镇上兴办无纺布厂，招收的大多是何口村的人。在办厂中，难免会出现资金周转不畅的情况，何叔平便仿效其他工厂的做法，让职工领大半工资，小半工资留存厂里入股分红。运作两年多，大家都很满意。谁知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何叔平的工厂主要为美国客户加工，首当其冲受到冲击。顶不住这种压力，何叔平便携款“跑路”。村里有七十多人，包括书记村主任的家里都有人在他工厂里打工，入股资金一百多万元，全成了“吊死账”。何叔平的妻子、一双儿女以及年老的父母，现在蜗居在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厨房内，女儿上初中，儿子上小学，父亲中风瘫在床上，母亲也病病殃殃没个好身体，全家人的花销仅靠付晓芳一个人在镇上打工赚取。
按照何老师傅的指点，我来到村东头，目睹了何叔平家的惨景，比何老师傅的描述有过之而无不及。
回到村部，我把村支书村主任找过来，心平气和地问：“付晓芳家是咋回事？”何书记理直气壮道：“没咋回事呀，她家是罪有应得！”
听到这句话，我很为震怒，但我依旧耐着性子反问道：“何叔平跑了，理应治罪。但是，他妻子有什么错？他的那双儿女有什么错？还有，他的父母有什么错？”
村主任立马道：“何叔平卷着我们的血汗钱跑了，我们找不着他，只能拿他的家人撒气呀。”
我瞪大眼睛，责备道：“这不是旧朝代，这是在新中国，绝对不能搞‘连坐’！”
何书记推诿道：“老百姓举手通过，要惩罚他们家，我们有啥办法阻止？”
我冷静地示意两位坐下，自己也坐下，然后压低语调郑重其事地问：“我打一个很不恰当的比方，如果你们两位杀人潜逃了，是不是该你们的妻儿和父母当‘替罪羊’帮你们顶罪？”
两位低垂着头没有回答。我继续开导道：“何叔平只是跑了，人未死，债没亡，起码还有找回的希望。而村里对待何家的态度，是不是做得太出格了呢？医保不让参与，粮补不给发放，福利与她家不沾边，连选举也不让她家里人参加。你们严重侵犯人权，在违法犯罪呀！”
“这大帽子扣得也太离谱了吧？”村主任不屑一顾地咕噜道。
“可悲的是，你们完全没有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我悲观失望道。
过了好久，何书记才认错道：“当时大家都在气头上，所以有些事的确做得过分了点儿。”
“知道过分，那就迅速整改呗。”我当即鼓励道。
“如果把何叔平家列为贫困户扶贫，只怕村民要造反闹事。”村主任吓唬道。
面对威吓，我毫不退缩地驳回道：“即便村民造反闹事，也不能剥夺把他们家列为贫困户接受扶助的资格！你们村干部，要全力做好疏导工作。”
“做通村民的工作很难很难。”何书记信心不足道。
“再难也要做！”我不容置疑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