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孩娃们再也感觉不到新鲜，母亲也就委派不动他们了。到车站上就冷清许多，忽然间仿佛荒野了。可就这时候，“我”携着孩子，领着妻子，从那一趟客车上下了来，踩着那换成了水泥的街路，激动着穿过街去，回到了家里。推开门时，母亲正围着围裙在灶房忙着，或在院落剥玉蜀穗儿喂鸡，再或趴在缝纫机上替人赶做过年的新衣。而无论忙着什么事情，那块自染的土蓝围裙总是要在腰上系着。这时候看见“我”、妻子和孩子，便略微一怔，过来抱了抱她的孙子，脸上映出难得有一次的红润，说你们外面忙，火车上人又多，回不来就不要回了，谁让你们赶着回来过年呢？明年再也不要回了！
是真的不愿意让他回吗？
一位在北京某三甲医院工作的宋医生告诉我，每年春节的归程火车票对他而言很好买，“根本不用抢”，因为每年春节基本都是大年三十值班。和着火车窗外的炮竹声，终于在新年到来之前赶到了家，“那一刻我突然觉得很幸福。”一次，父母跟他说，等下次回来时给他们买一台豆浆机，小宋想都没想就答应了。随后想想不对，下一次回家会是什么时候呢？如果还是像今年一样，要在大年三十踏上回家的列车，父母岂不是要等一年？小宋最后在网上给父母订购了一台豆浆机，“父母很理解我，也说过不让我惦记，不用年年都回的话，只是离得太远，有些时候力不从心。”
当留守老人被一再提起，相关法律一再重申的时候，公众差的只是那颗惦记家乡父母的心。就像麻友民老人所言，哪怕打个电话呢，见不到人，就是听听声音也行。
艰难的生活，孤苦的晚年，让很多留守老人动了自杀的念头。
2013年7月24日，四川一位八旬空巢老太太在家中上吊身亡。数天后乡邻发现报警，儿女居然还称“视情况回家”。据重庆石柱警方提供的消息，警方初步断定死亡日期应在3天以前。
7月17日，老太太让76岁的乡亲向某赶集时帮她买止疼片和白酒，说脚上长了疮疼得厉害。向某回答说22号才去赶集，老太太应允称没关系，嘱咐向某记得带回来就好。
18日，老太太侄子端了碗豆花给老人，在门口喊了几声未见应答，因她平时也不爱怎么搭理人，侄子端着豆花又原路返回。
22日，向某给老太太买药回来，在门口喊了多声没人回答，门又从里面锁上，怀疑出了意外，立刻给村干部黄组长打电话。黄组长一行来到老人家门口喊话无人应答，众人撞开了房门。民警赶到现场时房门已被打开，屋内散发着恶臭，家具布满灰尘，老太太吊在用头巾结着的床顶上（土家族的床顶上都有装饰，用于挂蚊帐和屏蔽外界干扰），身子半站着，头发散开。民警现场勘查并进行尸检，判定老人系自杀身亡，初步推断死亡日期为18日。
据后来民警调查，老太太今年80岁，眼睛因白内障几乎失明，育有1子2女，儿女均外出打工多年，老人现和其他3位老人生活在一大院里。据乡邻说，她居住的院子以前有50多人，后来陆续搬走，年轻人也外出打工了，现在就只剩4位老人留守家中。
据从乡邻那里了解，老太太平日不爱和人说话，性格孤僻，加上子女和邻居关系冷漠，导致她死后没人愿意帮忙料理后事。
民警在老太枕头下发现1000元钱。据村干部讲，老人是村里五保户，钱估计是她想身后事请别人帮忙而留下的。民警留意到，老太太屋里除了一点米，几乎没有其他吃的，似乎也没有厨房，只在底楼有一个吊着的顶罐，揭开盖子只看见灰尘。
随后，民警立即联系老人儿女，可她的儿子告诉民警，要处理完手里的事情，看第二天能否回家。听闻民警让其坐飞机赶紧回来时，居然说：“坐飞机太花钱了。”
黄组长说，老人丈夫的哥哥在两年前用同样的方式结束了生命。院外，与她一起住的另一位老人在听（老人双目失明）着发生的一切，手里紧紧地抱住一只猫，大大的眼睛空洞地“看”着院子里的人，表情严肃。
经民警与村干部沟通，他们答应近期会多到老人家走动，想办法安置老人到敬老院养老，不够的经费由民警资助。
老太太的遭遇，让我想起麻德怀因为疼痛而站不稳的双腿，想起麻友民对今后生活的绝望和担忧，想起他们因为生活的艰难而不得不拖着病体劳作。黄土地赋予了他们沉默、坚忍的性格，留守老人们便在与日俱增的孤独、企盼、失望中渐渐老去，直至身体覆上黄土。
他们在外打工，也是一个“尴尬”群体。吃不饱、无处睡，遭白眼，比这些更难挨的，是肩上背负的包袱和一家老少的所有开销。老人在家中盼望，他们在城市流浪，坐在穿梭于大街小巷的公交车上，路灯发出的橘黄色光芒柔和而萧索。他们无数次地问自己：我到底在做什么？目标在何方？该追求什么？努力思索后，只不过让自己的脑袋更加纠结。
早春四月，乍暖还寒，身着单衣的李欢坐在我对面。19岁，这个年龄，大都应该在上大学二年级，李欢却来北京打工一年了。来北京时，没带衣服，唯一一套像样的，是在一起打工的阿姨送的。
彼时，她在我面前，脆弱得犹如受惊的小猫，一谈到爷爷、奶奶、家这样的关键词，就忍不住掉眼泪。
她说，小时候的春节，总会在家守着老人，洗洗涮涮、打扫屋子、换新衣、购年货，尽管不富裕，因为全家能守在一起过年的缘故，感到分外温馨。
2012年，是李欢外出打工的第一个年头，没攒够钱，不能回家。去年春节，她站在烟花四起的北京大街，想象着屋内一个个团聚的家庭，“眼泪就止不住地往下掉”。
李欢是甘肃徽县人，家里不仅穷，负担也重。父母患有精神疾病，父亲糊涂到不认识钱，但认得女儿。母亲还会简单地算账，平时家里的开销记录都由她负责。
家中，只有她和妹妹是父母亲生的。爷爷另抱养一女，目前在上大学。李欢是为家里出力最大的。自小，她便一直跟着爷爷奶奶生活，“如今，他们已经70岁，我该挑大梁了。”李欢说。
来北京之前，只要一提到首都，李欢都会情不自禁地嘴角上扬，有一段时间总喜欢跟朋友说：“我要去北京了。”但来了之后却发现，这里带给她的远非想象中那般简单。家里的姨表哥在京上中医学校学习中医推拿，在他的帮助下，李欢进入北京某家正规按摩院学习手艺。李欢个子瘦小，面对体格稍高大的客人，就“总是吃不消”。也因为年纪小，李欢的客人很少，“如果客人能多一点，收入能比现在高不少。”
咖啡店里放着不合时宜的萨克斯曲《回家》。“忙活半天，连回家的路费也挣不出来。”如鲠在喉的话一说出，李欢有些后悔。桌上，她点的奶茶慢悠悠地冒着热气，透过弥漫的雾气，我看见李欢的眼里含着大颗的泪珠，她咬咬嘴唇，眼泪还是流了下来。我拍拍她因哽咽而起伏的肩膀，连一句安慰的话也说不出。
2009年，李欢家中盖房，邻居开车拉砖，倒车时没看见站在车后的姑姑。“姑姑那年才40岁，爷爷随后同邻居打官司，当时只赔了4万块，剩下的钱，至今没拿到。”爷爷俯身掩面而泣的泪水、枯瘦而佝偻的背影、绝望而无奈的哀号，在李欢的心里难以释怀。她说，这是她第一次见爷爷哭。
去年李欢奶奶生急病，在来北京以前半年，李欢曾在甘肃当地饭店做过服务员，每月省吃俭用，偷偷攒下一些钱。这笔钱在2012年奶奶生病时派上了用场。去年夏天，奶奶突然发病，被紧急送到医院抢救，李欢也被爷爷从省城唤回了家。
惨白的病房，7个日夜，李欢和爷爷憔悴不堪。医生只告诉李欢两个结果，老人有可能会瘫痪，也可能会“没”，要做好思想准备。“爷爷哭了，瘫痪不怕，只要人在，就能互相有个照顾。”这是李欢第二次见坚强的爷爷落泪。
命运之神眷顾了李欢一家。10天后，奶奶转危为安。半月前还曾乌云密布的家庭，被火辣辣的阳光猛地扯开一角，生活继续，一切如常。
与爷爷奶奶的感情如此之深，源自李欢小时候。刚出生时，李欢得过一次重感冒，高烧不退，因为父母的智力问题，只得由奶奶想办法，奶奶从卫生所拿来了感冒药，碾碎，一点一点地喂给李欢吃。
类似这样的情况，李欢在小的时候犯过两次，每次都是两位老人使她转危为安。李欢说自己的命是他们给的。总是在夜半，“爷爷翻来覆去睡不着，想事情，压力很大，但他从不跟我讲。”李欢的爷爷很瘦，“只有90多斤”。每日老人吃得简单而单调，面条、馒头、白菜，碰到农活儿忙的时候，“根本顾不上吃饭，”因为“地里的活儿等不了你”。
李欢爷爷有很严重的支气管炎，每年冬天都会犯。前不久李欢打电话回家，听说爷爷今年没犯病，“开心得不得了”。“现在就愁不下雨，地里的庄稼怎么办？”李欢的担忧显而易见地写在了脸上，眉头微蹙着。
刚来北京时，李欢隔一两天便会做个想家的梦。梦里，她时而依偎在长辈身边，时而迷惘在大都市的光怪陆离中。每一次，李欢都会哭着醒来，再擦干眼泪，继续一天新的生活。
“北京好吗？”我问她。
“好，但离家太远了。我担心家里的老人，想着能打工多挣些钱回去，身上就有使不完的力气。”她回答得很平静，与之前小女孩般戚戚然落泪的样子判若两人。
李欢最大的理想是自己开店，“按摩毕竟是门手艺。”22岁时，李欢才有资格考取高级按摩师证。“还要再熬几年。”前途，对于李欢来说好像断了线的风筝，能隐约看到，却用手摸不到、触不及。
2013年5月，广州率先取消城乡户口划分，新户口簿统一为“居民户口”。
李欢说，不知道自己家的户口簿上何时能成为城市户口。但户口虽改变，观念能轻易改变吗？“农村人”的帽子依旧难以摘掉，身份也依旧受“城里人”的排挤。
对李欢而言，在北京熬年头的日子才刚刚开始。
王荣林是一个很有意思的90后，微博名叫“农民工行走中国”。个人介绍简单明了：2012年，为了圆梦，我离开农村，已经在西安打工8年，为梦想加油！有自己的一辆车，没有目的地，用自己的一生行遍祖国的每一片土地。
王荣林的家乡在陕西商洛县（也是文中第一部分发生惨案的商洛县），现在在西安某建筑工地打工，主要做木工支设墙体模板。今年23岁，家里父母年事已高，父亲常年有病，庄稼地里的活只能由母亲全权负责。
在王荣林打工的工地上，像他那么大的小伙子，占了大部分。“家里的父母都有‘留守情结’。虽然我每月挣的钱不多，却很想接父母到自己身边一起住，被父母拒绝，说不习惯，周围的人也不认识。”
13岁时，王荣林因家庭困难辍学在家。那年，他给家里放了一年的羊，“那是我现在回想起来最开心的事儿。”很快地，14岁的王荣林开始外出打工，迄今已在异乡漂泊了9年。不能说回就回的家乡，双亲格外让他牵挂。父亲的病日渐严重，身体也日渐消瘦。吃药、输液、住院，是常有的事。王荣林哥哥也和他在同一个工地打工，王荣林至今还记得自己打的第一份工。那年他14岁，在西安一家裁缝店当小工，主要工作是剪线头、做衣服口袋、钉扣子、烫裤衬（拿硬纸板贴在裤子上，烫硬了再折起来做，通常在做西装裤的裤腰、裤兜时会用到），200元/月。老板管吃住，最忙的时候一天只休息三个小时，这样不分昼夜的生活有时会连着干上一两个月。困极了，边给裤子剪线头，边趴在桌上打盹。睡着了，一不小心剪坏裤子，每到这时，王荣林便央求做裤子的师傅帮忙打补丁。
“剪坏一条裤子要赔20元，一个月挣那么少，那时赔钱特别不舍得，能蒙就蒙过去了。”王荣林有些不好意思。想起当年第一次外出打工，第一次拨通家里电话的情景：电话接通，喊妈的那一声，还是孩子的王荣林，抽搭着告诉母亲想家。“在西安还好吗？缺钱了和家里说。”“打工那么多年，也没怎么哭过。”但那一次，王荣林觉得自己好像走进了迷宫，找不到出口。
“当年打电话两毛五一分钟，我打了10块钱。和母亲说了好长时间的话。”
那年春节前，王荣林得到了一个月挣到的50元钱。花了10元，还剩40，他揣着钱，在大街闲逛，不知如何花剩下的钱。走了一上午，他在地摊给自己、父母、哥哥，各买了一套衣服。大年三十的清早，15岁的王荣林，带着攒下的1500元钱和三身衣服，回家过年。
在裁缝店做杂工，让荣林切肤体会到：不读书，一定没有出路。现在，王荣林的儿子快两岁了，爱人在距离工地20多公里的家全职照顾孩子。而他自己为了方便白天干活，晚上住在工地宿舍。每隔两周，王荣林回去一次。
西安最热的时候，地面温度高达70度，顶着这样的温度，王荣林时常一个人爬到30层高的顶层，仰天而望，明晃晃的太阳、热烈而刺眼的阳光，让他不由得眯起眼。黝黑黝黑的肤色，湿答答的汗水淌落在胸前，有时，“分不清是汗还是泪。”累极了，荣林也会倏地想起做学生时家中墙上挂满的奖状，“一面墙都是，现在做梦还会梦到呢。”他说自己是90后，在很多人眼里，80、90后农民工都很不“入流”，“不是常人眼中的农民工，因为我们并不只是埋头打工，也懂得享受生活，算是新生代农民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