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了火车，我在站前广场找到了开往来顺园的巴士。人多拥挤，天又冷得蛮不讲理，所以人们都急呶呶的，谁和谁碰碰，都冒一溜火星子。我一身农村装束，家里又没有女人经管，棉袄上五个扣子三种颜色，看上去就很凄惨了，颇有老、少、边、穷的意思。也许是因为这个，人们都不挤我，而且尽量和我保持距离，这反倒使我占了便宜。我坐在靠窗的座位，然后就呵开一块霜花，把一只眼睛贴上去，像小孩子看万花筒那样欣赏起沿街的风景来。北连市是新近发展起来的，滚雪球似的滚几滚，就是拥拥百万之众。满街的建筑物都是马赛克贴面，琉璃瓦罩顶，雪白的大背景衬托着红男绿女，极有诗情画意，让我眼界大开。虽然我知道一些天南海北大干世界，此前却是连本县的地界都没跨出去过，这时我就想，我这趟来得没什么不对，起码，相当一次自费旅游了。
由于我出神人胜，又戴着大狗皮帽子，没能听到女乘务员的喊站。小女子长得还不错，只因为情绪不佳，就使那张粉脸大打折扣了。我这边还在如醉如痴，她那边就扬起手中的胶合板票夹，朝我的脑袋拍了很有力度的一下。由于隔着帽子，并不疼，我还以为她在向我示爱，所谓投之以木瓜，报之以琼瑶，就朝她傻眉愣眼地笑笑。
车上的人都笑了，显然是我的样子很可笑。一般来说，他们总是站在女乘务员一边，认为拿乡巴佬出气取乐，大方向是正确的。
女乘务员说：“你耳朵塞那什么啦？”
我知道这话的本来句式，那是乡下小猪倌常用的脏话。但我故意装憨，用指头抠抠耳朵说：“没……没塞什么呀！”
这相当于打了对方一个探头球。车上的人哈哈大笑了，笑得好不开心。
女乘务员显然不适应我的风格。我属于那种绵里藏针外憨内慧可雅可俗的风格，常常脱口秀碰头彩，在危急关头每有上佳表现，认为我软弱可欺的人，那就要犯错误了。我是土豹子不是土包子，这才是实质。
女乘务员大丢面子，就威胁说：“你到底下不下去？”
我说：“那我得听你的，你让上我就上，你让下我就下呗！”
车上的人这回笑得人仰马翻，他们看我的眼神，都很钦敬，就像巧遇了当红笑星似的。这话听起来很双关，女乘务员受不住了，登时两腮绯红，杏眼圆瞪；为了证明自己的贞洁，愤怒地骂了一句：“不要脸！”
我感到很委屈，走到了车梯上，又仰起淳朴无辜的脸来，顽强地申辩说：“这可真是天大的冤枉啊。我的双手都插在衣兜里，碰都没碰你一下，怎么能谈到不要脸呢？”
女乘务员不再恋战，她相信找到了批判的武器，于是果断地揿动了气门阀，准确地夹了我一下。
我哎哎地叫着，说：“你这个小姐咋夹人呢！”
女乘务员说：“夹的就是你！”
车上的人这回笑得波澜壮阔，荡气回肠，连女乘务员也笑了，差点儿把我喊回来，继续给枯燥沉闷的车厢当笑料。我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把棉袄从车门里拽出来，对着汽车里的女乘务员笑着挥手说：“谢谢你选在冬天夹我，换了夏天，不夹秃噜皮才怪！”
我终于来到了采顺园。这是个不大不小尚未完工的园区，有二十几栋楼房，从玻璃上的霜花就能判断出，楼区是新建的，还有一半没住人。我在来顺园的外围来回走溜子，这种走法就跟散步不一样了。这种事情，在乡下从来不成问题，也就是一转身一掉脸的事；可现在到处是眼睛。形势就严峻了。借问厕所何处有？行人遥指一片楼。我也知道城里厕所已经普及到了每家每户，可那并不对外营业，又都装着铁护栏和防盗门，要想进去，非得借助炸药包和穿甲弹不行。一辆警车闪烁着顶灯开过来，我知道警察是乐于助人的，可车上明明喷涂着“找警察，有困难”的字样，我就不好意思叨扰了。等到警车开过去我才醒悟，原来我把那个句子念颠倒了。
那一刻我非常痛苦，大有江水决堤的危机感，生死关头，实在顾不得许多了，看准一个垃圾箱，就奔过去湍急地一泻。所谓蓄之既久，其发必烈，那气势澎湃如瀑，伴随着一阵轻松，我觉得我获得了第二次生命。正如小偷得手那样暗自惬意，这时楼空里跑出一群孩子，阵线不明地打着雪仗，看到有人在光天化日之下挑战城市文明，便同仇敌忾，把进攻的目标一齐转向我，顷刻之间万炮齐发，而且弹着点都很准确，在我的头上裆上炸出烂银也似的缤纷之花。我就狼狈起来；有些顾上顾不了下，尿柱也凌乱了，浇在裤子上，立刻冻成了坚亮的铠甲。
这是个极短的过程，我很清楚，这种事看似凡俗，却关联着生命的根本，只要开了头，就不能半路停下来，否则做了病，以后滴漏跑冒裤裆稀泞不说，很可能连男人都做不成了。就窘着一张脸，在困境里坚持着那个变形的动作。这时远处走来一女子，走得妖妖娆娆极摩登，看见孩子们的行为太过火了，就理解、同情且又极人道地吆喝一声。孩子们四散而去，一面跑一面喊：“老农进城，腰系麻绳，下顿小馆，不知菜名。喝完啤酒，带走酒瓶。进了影院，睡到天明。挨顿胖揍，不知哪疼……”眨眼之间，兔崽子一般潜入来顺园深处去了。
我赶紧弄利索，又装作伏在垃圾箱上捡破烂，借以转移女子的注意力。其实那女子已经知道我在干什么了，只是装作不知道而已。她看我的憨态可掬，就抵近了倩笑，极灿烂，是一不打折扣的靓女。我慌乱地道谢，靓女说：“城里的孩子，乡下的狗，都是出名的厉害，你可要加小心！”说罢姗姗地离去，在凛冽的空气里留下一股暗香。我傻愣愣地看着她的背影，这才知道，什么是书上所说的惊艳，那就是漂亮得吓人一跳。
我彷徨四顾，心里勾画着胡二扁头的轮廓，却又模糊朦胧。因为我们差着十五六岁，他进城作包工，我还在撒尿和泥，彼此并不熟悉，而我又不能把每个行人的帽子摘了，看看脑袋是圆的还是扁的。我们小北村的人普遍认为，他的发达太不可思议，肯定是这个世界出了问题。特别是他撇下兰妮子，又找了一个嫩黄瓜的纽纽儿，村里人就滋生出了隐隐的仇恨，背地里骂他是陈世美。
来顺园办公室像个小市场似的，不断有散乱杂人出入，大都是人住楼区的居民，为水电气之类基本物业问题来表示愤怒和不满的，似乎不是住进了楼房，而是上了贼船。我悄悄混进去，站在人群的边缘，透过嘈杂的声浪才知道，原来胡来顺走了背字，所谓卖煎饼的赔本——摊（贪）大了，由于发财心切，四处借贷盖了这么一大片楼房，却又卖不出去，砸在手上，包袱越背越重，几乎资不抵债了。没办法，学起了杨白劳，到了年关，跑出去避风头，留一些喽啰支撑着乱摊子，也是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放挺架势。
听着听着，我急了，情不自禁地大叫起来：“胡二扁头跑了，我可咋办啊？狗日的把我坑苦了！”
我小时候吆喝牲口，跟着二人转草台班子唱戏，练出了好嗓子，声音特别超拔，那一刻真如鹤鸣九天，把满屋的噪音全都压住了。屋里的人一齐盯着我看，那目光完全是看待一个来历不明的异己。一个很敬业的保安趋步上前，用橡胶警棍戳着我的肩膀，高声喝遭：“喂喂喂，你的什么的干活？”
我认得那种制服，但是从来没能如此切近地接触过那种器具——农村人都叫它黑驴鸡子。听了那种协和式语言，我还以为他是从日本来的，属于外国友人一类，就慌了一下，也跟着顺起拐来，像汉奸似的点头哈腰说：“我的来还账的干活！”
众人哈哈大笑起来，我也跟着笑，那场面就像演小品似的。一个管事的人这才郑重了脸色，虚眯起眼睛走到我跟前，像鉴赏文物似的上下打量起来。
管事的说：“你是说，你是来还账的？”
我点点头。
管事的说：“你没撒谎？”
我用手比出一个两头尖尖的小动物：“撒谎我是这个！”
管事的说：“你这次带来多少万？”
我没听清那个计量单位，如实说：“不算多，才三十五！”
众人哄地一声，涌出一片兴奋的浪花来。来顺园的员工已经好几个月没拿到工资了，在他们看来，这相当于雪中送炭。
管事的说；“就你自己？”
我情绪化地说：“就我自己，大老远跑一趟，都觉着怪冤枉的。”
管事的说：“那，你化装了了？”
我疑惑了：“我化装干什么？”
这回轮到管事的疑惑了：“难道你带的是支票？”
我说：“我们农村哪弄支票去？不就是这么几个小钱嘛！”
说罢，我从怀里掏出三张十元一张五元的票子，拿在手上，不无自豪地晃了晃。由于沦落到了农村，那几张票子全都又脏又旧，像是用久了的破抹布。众人这才恍然大悟，先是一阵哄堂大笑，然后转入了无名的愤怒，好像被傻子给涮了。
保安举起橡胶警棍，作了个威武的造型，好像庙里的韦驮，要给我以当头棒喝，嘴上还粗野地骂道：“你是傻×还是精神病？真是帽子戴在老二上——分不清大小头！”
我伸手架住了那东西，明确地告诉他，我既不是傻X也不是精神病，而是恰恰相反。我和胡二扁头是屯亲，从兰妮子那头论，我还得叫他姐夫哩，敢把黑驴鸡子对准公司经理小舅子的人，那才是刚才所说的那两种人。那个韦驮的橡胶警棍就一点一点软下去，脸上不哭不笑的。接着我又讲了还钱因由，屋里的人就一片唏嘘了，几个女的还泪花闪闪的。人们先说我老爹是大好人，又夸我是大孝子，爷儿俩只有精神没有病。然后纷纷为我倒水，向我甩烟，问候我路途辛苦。由于我坚持要把钱交到胡来顺的手上，公司的人表示充分理解，就安排我住下来等候，反正空楼房有的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