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能在一忽儿间想起石斌，也就是对一件事情记忆犹新。说是一件事情，那可是我们人生旅途长长的一段路！初中六、八级——但凡过来的人都会知道我们的学业有多么短暂。1966年考入初级中学，按常规应该是1968年毕业，初六、八的界别因此而得名。可是1966年6月就发生了那场闻名世界的“革命”，算一算吧，我们真正读书的时间也就是一个学期。
现在想起来，好像我们一点都不觉得痛心，虽然还都是十四、五岁的少年，也同那个年代一样，整天都被狂热的激情煎熬着彻夜不眠。用当时的话说，毛主席指到哪儿，我们就冲到哪儿，很少有人产生过犹豫和动摇。半年还不到的同学关系，互相的琢磨和了解还非常浮浅，可是经历了一次特殊的考验，大概就会留下终生的印象。
我对石斌的刻骨铭心，仅仅是一次徒步远征。
农村的学校，农村的孩子，尽管我们已经去省城去北京开阔了眼界，但是对于接下来的事情，仍然有点儿孤陋寡闻。1966年12月初，书本和上课已经和我们非常陌生，我们还能呆在学校，实在是对“大串连”上了瘾，商议着下一个目标还可以到哪里去。
石斌的出现就给我们指明了最新的方向。
他是刚刚从北京赶回来的，脸上还呈现着无限的失望和惆怅。躺在铺上半天不说话，谁问他，他都会失声痛哭。石斌当年16岁，和我们比却是大龄了。个头也高，学校篮球队的主力队员；还是我们的班长，所以见谁都是高昂着头。可是那一天他总是哭泣不止，难受得都不敢看我们，嘴里一直喃喃说：“毛主席啊，我……我想您……我想您都快要想疯了！”我们很快弄清楚，石斌是去北京的时间太晚了，连毛泽东的最后一次接见也没有赶上。听说他是在省城的火车站耽误得太久，每每挤到了车门口，立即又想到了互相帮助，而且礼让的都是女同志，也就是那么稍稍一侧身，自己就被挤了下来。现在想起来，那实在是石斌的愚蠢，自己也就是16岁的少年，礼让的也许还是女大学生，人家正是看出了他一个小不点，悄悄的一个笑脸，一声求情，就把他抬举成男子汉了。
去了北京又没有看见毛主席，对于石斌就好像成了终生的奇耻大辱！他害怕落下长久的笑柄，擦干眼泪坐起来时，就坚决否认说：“谁说我没有看见毛主席？我说我想念就是没看见吗？”接着，他又言之凿凿地说他是受到了毛主席的第八次接见，还把自长安大街到西郊机场的百万之众，描述得有鼻子有眼睛。大家都听出了他的谎言，因为在我们那些同学中，好多人都是参加了第八次接见，而我们已经回来了十多天，可他怎么就会滞留到现在？接待学生，管理学生的全是军人，谁也不可能自由自在地在北京城里继续流窜。那个泄密的同学叫邢超，为了堵住邢超的嘴，石斌私下里给了邢超一枚毛泽东像章，邢超再出现时，竟然更为确切地说，石斌和他的位置就在天安门广场前边的街道旁！刚才的话，他不过是想和我们打个埋伏，然后再让我们眼红和难受！
就是谎言也是神圣的，谁也不愿意再戳破，只讨问石斌下一步可怎么办？
有了这样的抬举，石斌立即就非常果断地说：“走！徒步串连去延安！”
我们？去延安？毛泽东的最新指示我们是听说了，可是真正要徒步串连我们的心里就在打鼓点——当然，我们的意识里已经没有了孩子的概念，面对村子里那些大人们，甚至包括身为“牛鬼蛇神”不能外出的老师们，我们都表现得是那么地牛皮，都以为自己是经过风雨见过世面了！我的语文一直不错，那个代课的语文老师对我很宠爱，曾记得我冲进他的房子勒令他继续交待自己的问题时，他瞅瞅四处无人，便狡黠地提出条件说：“行，我交待我交待……可你也要答应我，把北京的面貌仔细地给我描述一遍。”一时间我就好像成了他的老师，心里的那份得意呀，尽遣学过的所有词汇，抑扬顿挫地就是在讲课。可他总改不了自己的职业习惯，竟然禁不住要纠正我一个用错的成语，我的面子立即就拉下来，厉声指着他的鼻子说：“你能行你自己说嘛！”那个老师连忙抽着自己的嘴说：“好，我多嘴我多嘴！你继续说继续说。”最后我才卖关子地描述到天安门，他听着听着就失声痛哭，我训斥说：“你这是对天安门的污辱！”他再嚎啕了一声说：“不！我是向往啊！你们……就是把我捆着在天安门前批斗一回，我也死而无悔！”可见，谁还会把我们看成孩子呢？但是，我们又毕竟只是十四、五岁的年纪，想像中的延安有多么地遥远？何况是用短短的双腿走过去。
“对，我们就是要发扬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精神，在大风大浪里锻炼成长！”石斌又说。
这时候，李桂花冲进了我们的宿舍，一进门就喊：“宜将剩勇追穷冠（寇），不可沽名学阎（霸）王，迈开大步朝前走，冰天雪地炼红心！”在我们班的女生中，李桂花的年龄最大，当然也就是16岁的样子。她说她的理想是诗人，可是连那两句当时最著名的诗词都一下子喊错了。这也难怪，她家在秦岭深处的老林子里，能考上初中，在那一片山区里，已经是凤毛麟角，父母满意但又不存更大的奢望。“文革”开始，没完没了地停课后，父母亲就把她关在家里不想让她再上学了。据说还给她提起了亲事，只是在人选上总也不能和李桂花的学识门当户对，这才拖了下来。前边的大串连，李桂花没能参加上，现在从家里逃脱出来，就肯定是苦大仇深。
其实，不管是鼓舞也好煽动也好，都有点大可不必。农村的孩子，谁乐意无所事事地呆在家里？外边多好呀，吃饭不花钱，住宿不花钱，就是前几次的大串连坐汽车坐火车，也是无需花钱的，现在不就是走路吗？农村的孩子出门在外，害怕的事情不能说没有，可就是走路谁都不怕！
这次出去就要带碗筷背被褥，那也一切都是现成的。不知是正好巧合，还是石斌刻意地做了人选上的筛选和调整，7个男生7个女生，现在想起来，这就好像是一帮一，一对一，性比例是那么地和谐对等。
石斌是个细心人，又被大家推选为领导，他考虑周全地提出说，还应该有一面旗帜，不然就好像是地下游击队。已经是晚上，明天黎明就要出发，兴奋了一整天，每个人的眼皮子都在打架，再说那时候的兵团、军团、战斗队多如牛毛，好名字都让人家抢跑了，我们把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诗词不知回忆了多少遍，也想不出一个新鲜的。
正当我们昏昏欲睡时，李桂花再次冲进了我们男生宿舍，有着一半女生，就应该有一个女领导，大家又把李桂花推选为副队长也就非常合适了。不过，李桂花不喜欢那个“副”字，她对什么事情都是知道得晚熟悉得快，自己已经自封为“政委”了。
“干什么干什么，我们都睡了。”
“我们的旗帜还没有做好，你们就能睡得着！”
“那你也应该先在外边喊一声，咋就可以冲进男生宿舍？”
“这次出去，也就和爬雪山过草地差不多，任何封建的东西都赶快丢掉吧！”
“好好好，说正事。让李桂花说正事。”石斌根本就没有脱衣服，他还趴在被窝里翻着语录本，为我们的队名而绞尽脑汁。我们这些人也就是石斌弄到一本语录，所以他当了领导也就是顺理成章。
李桂花这才一板一眼地宣布说：“我想了个好名字，肯定不会和别人重复。你们听——‘嗡嗡叫’军团怎么样？”
我们一下子笑翻了，联想到她白天那一句非常正经非常张扬的错误，邢超和“小跳蚤”赵思聪更是笑得在床上打滚。
石斌也咧着嘴说，这名字好像不太合适。
门外又冲进来六个女生，她们个个都严肃地站在李桂花身后，看得出，这个名字也是她们集体智慧的结晶。
李桂花不回头看她们，好像丝毫都不觉得需要援助，只是更直地耸起她那有点粗壮的身子念白道：“小小环球，有几只苍蝇碰壁，嗡嗡叫……”念着念着，就戛然而止，脸色很难看地回头看着那几个女生。
刘会珍好像还没有从那个错误中醒悟过来，上前一步解释道：“有什么不好？不是有人笑我们还是毛孩子吗？虽然我们的声音不大，年龄还小，但是我们就是嗡嗡嗡地叫着，也让帝修反都不得安宁！”
石斌一直没有笑，他只是耐心地提醒那些女生说：“念念，你们都在心里念一念也就知道不好了。”
刘会珍可能也在心里念了念，脸色一下子就羞得通红，捂着脸跑出去再也不见进来。
李桂花恐慌得哆嗦起来，深深地低着头说：“认罪……我认罪。我这个政……政委，噢，副……副队长也不能当了。”但是她却没有退出门，就像是等待着接受批判。
“这……这到底错在哪儿了？”其他几个女生还是稀里糊涂。
李桂花没好气地冲着她们喊：“反了！那是毛主席嘲笑帝修反，是说帝修反就像苍蝇一样地嗡嗡叫，我们是帝修反吗？我们是苍蝇吗？真是乱弹琴！”李桂花对什么事情都是热蒸现卖，“乱弹琴”的用语可能就是从哪部电影上学来的。
李桂花的怒斥把所有的女生们吓呆了。
事后我们才知道，她们也是忙得昏了头。女生们外出的事情就比我们麻烦多了，首先要告知家里人知道，还要带几件换洗的内衣，梳子呀皮筋呀，去延安天冷，还要买一点凡士林雪花膏。另外，李桂花号召女生们还主动承担了自制旗帜的任务，旗帜缝好了却不能绣字，她们根本没有时间翻阅诗词书，语录本，刚才围着缝好的旗帜唧唧喳喳地讨论了一会儿，不知谁就冒出了那个“嗡嗡叫”。女生们在一起，也就是一群喜鹊一群蚊子，她们竟然共同觉得“嗡嗡叫”的名字不但有“意义”，而且怪好听，就大呼小叫地跑过来了。
石斌实在也想不出什么好名字，只得当即拍板说：“算了算了，风雷激就风雷激吧！别人能叫我们也能叫，14个人的队伍，也就是风雷激军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