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先从六安市家政服务有关机构开始。
这家服务部是由六安市妇联组织的，负责人宋白菊是一个热情善良的妇女干部。我和她说好，我要先看看听听再决定采访谁或如何采访。她以非常理解的态度给了我最大的配合和支持。
我便搬了只凳子不声不响地坐在那儿。
一个一个地进来，询问、诉说，带着满脸的渴求；然后填表、交费，一个一个地出去，带着满心的希望。
一个下午，我数了一下，27人，全部女性，都是来求职的。其中5人来自乡下，其余的都是本市各有关单位的下岗职工。最大56岁，系双桥村原妇女主任；最小的19岁（自称，但看上去只有15～16岁）是小庙乡一辍学女孩。
问其求职原因，乡下的都道为了生计。城里的除说为了生计外，还有说为了孩子、为了家庭、为了父母能过得好一些。有个姓周的中年妇女，已经有过三家雇主，但她还想再揽下一两份活儿，她说：“三个孩子，都在念书，丈夫出了车祸，我不拼命，这坎子怎么过？”
还有一个满脸是伤的年轻妇女背了行李来求佣，问其原因，说是在家没法过了，丈夫两天一小打，三天一大打，她是跑了出来寻个落脚的地方，靠自己的力气挣口饭吃，人家给不给工钱都无所谓的了。
我整整坐了一个下午，天晚时才见到一个求佣的主儿，也是这一下午在这间不到10平米的小房子里我所见到的唯一的男性，他说他来自合肥（合肥人干吗来六安求佣？）这个一身名牌的中年男人一手拎了一只真皮手包，一手攥了一截甘蔗咯吧咯吧地啃，那样子很滑稽。一进门就用那截啃得口水拉挂的甘蔗指着登记人员小张问：“找到了没有？”小张客气地回答：“对不起，你要找的人我们这里暂时还没有来登记的。”“我不是来让你找吗？等着人家自己来登记！这叫守株待兔，你的工作方法有问题……”我感到有点蹊跷，就凑过去问：“你要找什么样的人？”他冲我一笑，说：“我想找两个年轻漂亮的女大学生！”“干吗要找大学生，辅导孩子吗？你孩子多大了，对辅导人员的长相还有挑剔？”“哪——是晚上轮班看护我老岳母的。”“看护老人干吗偏要用年轻漂亮的大学生？”“年轻漂亮的大学生不是有活力有文化有品位吗？”“看样子你和你的岳母的品位都非同一般啊！”“啊啊啊，如今不是都时兴有个追求什么的吗！合肥那边大学生做家政的可多了，六安这小地方还处在保守待开发阶段……”“那你为什么不在合肥找？”“我岳母在六安，再说……”这时他从我的旁边“请”起一个乡下女孩（因为没有多余的板凳），他一屁股坐了上去，边啃他的甘蔗，边拉开一副作长篇报告的架势准备来继续他的“再说”。这时小张站起来对他说：“对不起，你要找的人这里现在没有，今天我们有事，这位是记者，她正在采访，你还是请回吧。”听说是记者，他看看我，然后蔫巴巴地走了。等他走后，我问小张，像这样求佣的人多吗？小张说不多，但也有。我又问，有来登记的女大学生吗？小张说：“有，都是家庭收入很低的穷人家的孩子，绝大多数是乡下的，她们说如果不找份事做，就面临着辍学失学的危险。这些女孩子来了，我们总是为她们挑最好的雇主，最稳当的人家。我们都是养儿养女的……”我真应该代表所有做家政的女孩子们的父母感谢六安市妇联起用了这么一位有良知的人来做这份特殊的工作。以后我才知道，她原也是一个下岗职工，做过保姆的，因为做得好，妇联才将她聘用了。
在后来的深入采访中得知，年轻的女孩子在做家政服务时最害怕的就是和女主人搞不好关系以及男主人的心存不轨。许多家中介机构都有关于小保姆不仅受到性骚扰而且无辜遭受女主人辱骂诽谤的反馈投诉。中介机构的处理办法基本上都是简单地让他们解除主佣关系了事。有一个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女人向我诉说了她的痛苦和不幸：“……一开始他只是夸我长得好什么的，然后就动手动脚，趁递东西、端菜的时候这里碰一下，那里捏一把，像这样的小动作我又不好说什么。有一回我冷下脸请他自重，他就摔摔掼掼地发狠要撵我走人。后来我想想忍下算了，找一份事做不容易，他家给的工钱还可以，谁让我们是穷人呢！结果他越来越不像话，有两次竟然硬要亲我并扯我的裙子。那天他又想恶心我，我气得扫了他一个耳光，正在这时女主人回家来看见了，我想她一定会帮我骂她男人的，谁知她不问青红皂白劈脸就给了我几巴掌，还对着门外大喊大叫，说我是个骚货是个婊子，想勾引她男人什么的……要不是孩子还小，丈夫身体不好，家里还有70岁痴呆母亲，我一百条命也投了水或上吊了……”另有一个女孩子这样告诉我：“我最害怕阿姨（指女主人）出差了，她前脚走，叔叔（指男主人）就色眯眯地看着我，还叫我看黄片……不过我有办法对付他，我只要见他花了就说：‘叔叔，我比你女儿大不了多少不是？你要是脏了我，我就叫你吃不了也兜不住的！’所以他也就多少顾忌点儿了。可我那心情也搞坏了！所以我不干保姆了，出去干苦力算了。”还有一个年轻的女人向我说起此事时竟气得发抖：“我倒没看到男的有什么不规矩的地方，可那女的简直就是一个变态狂，我根本不能和她的男人说话，她的男人也不能和我说话，如果说了，就比鸡骂狗地乱扯一通，更不要讲其他的正常接触了……可怜我们都混成一个当下人的地步了，哪还有心思……”据我推测，肯定还有许多比这更严重更恶劣的情况发生过并存在着，而那些个本就自感卑微的未经过世事的年轻女孩子们一般都是隐忍了不愿说。
第二天下午我采访的情况和第一天下午的基本相似，但没再见到那个啃甘蔗的男人，来了一个打扮得很入时的求佣的年轻女人。她求佣的口吻倒像是在挑买一件她可要可不要的物品：“要找就给我挑最好的，手脚要干净利落，心性要憨厚开朗，不许和邻家串门谈心，家里来了任何人都不能和他多话多事……”
我当着这年轻女人的面问小张：“怎么求佣的人都是这样的心态？”
小张叹了声气说：“供大于求啊！”
令我感到不安的是，我所有走访过的中介机构中，负责穿针引线的人员对于这种人与人之间高低尊卑的严重倾斜的现象却完全习以为常，甚至在求职人的心里，这种现象也没有什么不能接受的。一位电修厂的下岗女工如此说：“人过弯腰树，不得不低头，走到了给人家当佣人寄人篱下这步田地，人家给你工资，让你有碗饭吃，对你有点要求，你还能有什么好说的……”
合肥的情况要好一点儿。城隍庙那段街巷大大小小有十多家职业中介机构，所有的职业介绍都由求职人员付费或双方共同付费，唯独保姆这一行当只由求佣方付费，因为合肥保姆的供求比差稍微小些。但同时也表明愿意做保姆的人不是很多。我在走访中所听到的反映几乎都是一个腔调：不是万不得已，谁愿去当保姆！
我无意不顾客观实际而刻意地去高唱“众生平等”的高调，保姆这份职业古今中外由来已久，保姆们的地位也确实有其特殊性，即便不撇开经济的瓜葛就生命的相互关系来说，尊者又何为贵？贱者又何为轻？到底是谁养活了谁？
在宋白菊提供的求职人员登记卡中，我看到了吴云的名字。卡上记着一行小字：1969年生，六安市北门人，现在深圳市新云家政公司任职。宋白菊向我提供了可以找到吴云的电话号码。
电话拨通，一个女人说她是吴云的老板，现吴云不在，她带一个四川来深求职的小女孩出去购物了。我问她能否向我简单介绍一下吴云的有关情况，她笑了笑说：“你还是明天再打来电话吧，明天她当班。”
第二天我的电话铃声只响了一次，就有人接了，我这里一句话刚问完，对方就急急忙忙地答道：“我就是啊我就是啊！昨天老板跟我说了，说家乡有人要采访我——我又听到来自家乡的声音了！您是谁呀？您怎么不来深圳采访呢？”我的第二句问话是：“你想家吗？”半天没有回话，然后话筒里传来一声哽咽：“……怎么能不想！我幼小无知的孩子，我年迈体弱的母亲，还有我住惯了的六安……”
平静下来后，她告诉我，她原是火柴厂下岗女工。老公倒是有一份还过得去的工作，但这个对家庭和孩子极不负责任的男人自她下岗后就很少再回家，吃住都在宾馆里，也不给她和孩子一分钱。我问吴云她的老公是否有了外遇，吴云叹了一声道：“已经离了，我现在也不想再提这件当初让我心碎的事了……”吴云接着说，为了糊口，她只好在大路边摆个地摊，做点小买卖。一天下来最多只能赚个三块五块的，她和孩子想吃饱肚子都成了问题，根本就谈不上孩子的营养和娘儿俩的穿戴。她和孩子就捡人家的旧衣服穿，馋了就带孩子回娘家吃一顿。可娘家也不富裕，何况她又是一个自尊心极强的人。后来孩子营养严重不良。于万般无奈之际，她找到了六安市家政服务部，当接待人员问她愿不愿意去深圳当保姆时，她哭着答应了。
她向我诉说了她去深圳后谋职的艰辛，在电话中好几次我只能手握话筒听她抽泣，对此我和她商量，请她将她的有关情况用笔写下来寄给我。她先说啊哟不行，我可没念多少书，后又说，成啊，我试试看吧，当初读中学时，我最喜欢的就是写作文，再说，谁让我们都是六安人呢！
下面是吴云写来的文字：
在生活逼得我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我推开了六安市妇联的大门，妇联的宋白菊部长给我指了一条路——到深圳做家政，也就是做保姆。
没有任何的忧（犹）豫，生活也不允许我还能有什么犹豫，2002年5月27日下午4时50分，我带着借来的几百元路费坐上了合肥开往深圳的火车。坐在火车上，我没有那种马上就能找到工作改变目前生活状况的憧憬，有的只是一种茫然，对深圳的茫然，对所要从事的保姆工作的茫然。
车到了深圳，我看到道路两边的绿化，在电视电影里才见过的高楼大厦，感受到大城市的干净、整洁和发达。晚上我跟人一道去逛超市，面对琳琅满目的商品，我惊叹这里物质生活的丰富，一看价格，把我吓了一跳，家乡1元多一斤的苹果，在这里卖到3～4元一斤；几毛钱一斤的青菜，在这里竟卖1～2元一斤！逛了一大圈，我一分钱的东西也没有买就出来了，想着自己口袋里借来的所剩不多的钱，心上像是压了块巨石，重得喘不过气来。
2002年5月29日，我被一人家看中，这是一个四口三代人家，外婆、女儿、女婿、外孙。小夫妻俩是从东北到深圳创业立足的大学生，很有教养。老太太也是东北人，非常和善、节俭，小家伙胖乎乎的非常可爱。我在他们家的工作是做饭、洗衣、打扫卫生、带孩子……
我因下岗后生活窘困造成的贫血和营养不良的体质，来深后变得更糟了，对深圳的气候、饮食一下子都很难适应，同时对我所从事的工作也不能适应，我的体重迅速下降，思乡之情日益强烈。第三天我就忍不住给留在亲戚家中的儿子打了电话。听到千里之外电话那一端传来的还泛着奶腔的一声“妈妈”，我忍不住泪如雨下，拿电话的手止不住地颤抖……我用手把话筒捂住，不让儿子听到我的哭声……由于我哭得没法说话，就把电话挂了。挂了电话我蹲在公用话亭里放声大哭，哭生活的艰辛，哭对现实的无奈……哭了差不多5分多钟，我站了起来，擦干了眼泪。我想我还得继续工作，我没有别的退路，儿子要吃、要喝、要长大、要上学、要学费。我是一个母亲，我生他在这个世上，就要尽一个做母亲的责任，我再苦，也不能让我的孩子天生比别的孩子矮一截。
由于体重急剧下降，体力也渐渐不支，每天抱着个大胖小子上、下六楼好几趟，我感到力不从心，经常两腿发抖，眼睛发黑，每次把孩子抱上楼放到床上，我的胳膊都麻得不能动了，为了孩子的安全考虑，我只好辞了这份工作。
第二份工作是在一对台湾夫妇家里，家里就两口人。按说家务不会太复杂，但事情并非如此。这两位经常在外面酒楼吃喝的主，对饮食特别挑剔。深圳有很多海鲜菜蔬我在家乡时从来都没有见过，他们还经常从台湾带来一些我根本就认不得的调料，他们只要我今天做这菜明天做那饭，却丝毫也不告诉我那些饭菜的做法，我照着菜谱摸索着去做，他们又总是说我做得不对味。后来我才知道，这家的保姆总是换来换去的，都是因为烧不好他们家的饭菜。我在这家做的时间算是最长的，两个月后，我又不得不辞了这份工作。
我的第三份工作是在深圳一家国营公司。我的工作是为公司老总、副总打扫并整理办公室。我很珍惜这份工作，因为他们都是高学历、高素质的人，在他们身边工作，我可以不断地提高自己。我在做完自己本职工作以后，主动地帮他们整理一些文件，这样我很快学会使用复印机、打印机、传真机等一些自动化办公设备。老总们往往在忙得不可开交之时，却意外地发现我能为他们帮上很重要的忙，他们的文档及有关材料总是被整理得有条不紊。老总们对我的工作大加赞赏，为此我也很高兴。我在这家公司工作了一年时间，因为双方在合同条款上没有达成所谓的共识，我只好离开了这家公司。
在公司工作期间，我借住在深圳市妇联家政信息机构里，这样我在双休日就有机会接触到全国各地来深圳做保姆的人。通过和她们交谈，我知道凡出来当保姆的人都是因为贫穷，生活所迫。特别是那些农村来的姐妹，挣的钱全部都寄回了家，给家里买吃的，买穿的，供孩子上学，为家里盖房子……这些无助而又善良的乡下姐妹，用自己勤劳的双手，一天到晚拼命地干活，自己却一分钱也舍不得花，我常常被这些淳朴而又可怜的乡下女人感动。
让我感到难过的是那些只有十四五岁的乡下女孩，她们大多只有小学文化，有的甚至一天学堂也没有进过，她们把自己在外拼命挣来的钱全部都寄回家，供哥哥或弟弟上学读书。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传统，重男轻女，和贫穷二字一同夹击，剥夺了多少个女孩读书识字的权利！我对此只能为之惋惜为之气愤，却是无能为力，为此我给她们出一点小主意，我让她们在给家里寄钱时不要全部都寄了，而是多少留下一点儿，两三年下来，存下一笔钱，回去用自己挣来的钱再上学读两年书，或者在深圳一边打工一边读书。对那些一天学也没上过的大女孩，只要有空我就想方设法让她们识些字，从最基本的常用字开始。每天我要她们最少认得两个字，这样一年下来，就能认得近千字，不说街牌路号了，就连广告、报纸、菜谱也能看了。在那一段时日里，我的身边常常围着许多求知若渴的女孩，我自己的生活也变得无比的充实和快乐。
还有些让我感到伤心而我又无法帮上忙的出来当保姆的女人，她们不仅仅是因为贫穷或不识字，她们有着“特殊的背景”，她们是离了婚或没有离婚受尽了丈夫虐待的女人，在家乡，她们承受着精神上、生活上，还有肉体上的三重磨难，为了家庭的完整，她们一年到头，无时无刻不默默地背负着沉重的压力，任劳任怨，完全丧失了自我。
来深圳工作一段时间后，因为视野的扩展，生活方式的更变，我观察到，她们也有了一些变化，变得有主见了，敢在人面前大声说话了，同时也在我的“撺掇”下，学着为自己存一点儿“私房”，她们也开始意识到：女人活着，不能只为丈夫和孩子，也要为自己活一活……
吴云写到这里打了一个省略号，隔一行又在下面写了这样一段文字：
胡记者（这可能是她对我的尊称，我的实际工种是编辑——笔者注）：我的水平有限，暂时写到这里。我知道六安穷，经济状况不好，家政服务这一块政府也在想办法，但僧多粥少，那些下岗的，贫穷的，受丈夫虐待的姐妹们，她们的日子过得那么苦，又没有什么一技之长，我觉得做家政是比较适合她们的。胡记者你的意见如何？我现在在深圳市星云家政服务有限公司做业务主管，我愿意为家乡的姐妹们来深圳就业牵线搭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