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写“安徽保姆”，不去无为不行，就像具有国际品牌的“菲佣”的名气一样，无为保姆在中国也是享有盛名的。80年代中期就有口号：“天下保姆看安徽，安徽保姆看无为”。无为的保姆出去得较早。最早的难以准确追溯，但在解放战争初期以及大军南下时，就有数十名无为女子随军当了保姆。改革开放以后，当中国农民挣脱了大集体的捆绑相对拥有了一点自由之际，面对贫困和日益加重的负担，他们开始了走动，先是于农忙之余在附近的地方挣一点额外的收入以补短缺，紧接着便远走他乡，以一种打拼的、闯关的态势去苦谋另一条生路，“打工”一词便由此而生。
开“安徽保姆”先河的无为女子们是兴起全省乃至全国打工潮的领路人之一。
第一批离开故土进京当保姆的是仓头镇的农家女孩邓立翠等一行6人。当年邓立翠虚龄16岁，最大的是她的表姐17岁，最小的是她同学的妹妹才14岁。
她们外出的原因只有一个——贫穷；进京的理由也只有一个——有口饭吃。这样的原因和这样的理由实在显得有点寒碜，但有口饭吃对于一个贫穷的乡下人来说也算是一种最大的满足了，况且北京人家的饭桌上不少有厚油，不少有荤菜，更不用说每月还有10多元的“工资”了。这样一传十，十传百，沾亲带故，左右拉扯，无为的女孩子或成年妇女们便大批北上。京城里的人家，凡雇得起保姆的家庭，几乎都能听到无为女子的口音，一时间，大家伙称之为“徽班进京”。后来还有上海、南京、广州等各大城市也有大批的无为保姆陆续涌进。再后来还有不是无为人的皖北、皖西，甚至皖外人，因了无为保姆的名气也冒充起无为女孩，在保姆行当里觅碗饭吃，于是便有了“天下保姆在无为”之说。
事隔20年了，那些个当初只有10多岁的小保姆们现在怎么样了？20多年过去了，当下的10多岁的女孩子们又都在干些什么？
我带着写保姆不能不去无为，去无为也仅仅只是为了写保姆以及我必须得守住“专挑亮处去采访，只拣热闹的写”的复杂心情踏上了几百里之遥的采访之路。
我虽是安徽人，却从未去过无为。只知道那儿出保姆，还知道那儿是个有名的贫困县。
约上脾性相投的同道崔玲，从六安到合肥，转车到巢湖，再转车就到无为了。
我们将正要出门开会的无为县委宣传部长兼县文联主席肖仲林先生堵在了办公室里。见他忙，我们不敢闲话，赶紧打开行李箱拿介绍信——傻眼！一向爱丢三落四的胡某人在启程的匆忙中竟将最关键的东西忘了带。所幸这位肖部长大度，没有为难我们，只是说现在无为没有什么在外做保姆的女孩子了，农民们外出的组织形式也比较松散，官方没法做到准确统计，至于保姆或家政服务人员们的翔实情况他们就更难掌握了，她们甚至连个挂靠的单位和详细的地址也没有。这都是实话。然而那无数个远在他乡的打工者们的有关保障和相关权益呢，将根落何处？
给县劳动就业部门打了几次电话，没人可以接待，说是单位被闹事者围困了。我们本打算赶过去看看，但考虑到我们连一份介绍信也拿不出来，千万不能给人家造成什么误会，再说所谓的“闹事者”在六安市我几乎天天都能见到，属群众集体上访，而且多为就业或生计问题，还是不去为好。
我和崔玲垂头丧气地从县府大楼出来，这才注意到，这个贫困县的县城好一个了得！且不说那县府大楼的巍峨挺拔，也不说那环城公路的宽阔豁然，更不说宾馆里的豪华，餐桌上的丰盛，单就这十字街广场的设施，该是好一笔的花费！我对崔玲笑说：这样的贫困县让西方人看了，他们回去一定要改体制。
后来我们通过对几位县级官员的进一步采访了解到，正是因为挂在贫困县的名下，能受到国家各方面政策的优惠和倾斜，所以发展起来比较快。他们也都很坦然地承认：无为的发展，是与以农民为主体的“劳务经济”密切相关，而“劳务经济”是以“保姆经济”为起点的。也就是说，无为县今天的繁荣是与无为保姆也就是千千万万个农家女的艰辛付出分不开。我们还用开玩笑的方式从这几个官员那儿证实了这样一个传说：有不少无为人想到北京去走门子跑项目，竟起用了保姆这个关系网，这些保姆们分散在京都里许多要人、名人的家里，而且无为女人都非常热爱自己的家乡，她们暗中递个话捎个信什么的，总比一般的人要方便得多。
闲话少说，去找邓立翠。
来无为之前，我就知道了邓立翠的名字，省内外各大报纸杂志及电台广播等新闻媒体几乎都报道过她。我决定第一个要采访她，并不是因了她的名声，而是冲她作为第一批走出家门的打工妹，现在我必须见见她，哪怕只是简单的了解也好，我不能忽略了一段很重要的历史。
随便拦了辆面的，跳上车，对司机说：去找邓立翠。
司机问也不问一声就把我们载到了无城西桥前一座设计新颖的豪华气派的小楼前停下了。小楼的上方嵌着一个由“天、地、人”三字组成的圆形图案，图案上赫然两个大字“三缘”，下方的黑色大理石坊上刻着“无为县三缘养殖实业有限公司”。
好一个天地人三缘！很难相信这样一个既气派豪放又含蓄诗意的命名竟出自一个只读过初中的小保姆出身的人的构思。
没有任何证物可用来供我们向她说明我们此行的来意和目的。就凭着“我们不是个坏人，我们都是女人”这一点，她便笑着把我们带到了她的办公室。办公室不大，但摆放得整洁雅致。我们在那儿看到了她曾出席过全国第九次妇女大会、现为安徽省劳动模范、安徽省优秀农村青年带头人、无为县优秀青年和巢湖市人大代表等有关材料和证书。
我们坐下了，她却不坐。我知道，她这是在向我们示意她的时间有限。
我和崔玲初来无为，印象最深的是无为的女人都长得非常漂亮，既有南方女子的灵秀，又有北方女子的大气。无论老少，皮肤都好，即便是乡下女子，也都有一种超凡脱俗的雅韵，难怪无为的保姆全国出名，可能与这一方女子所具有的特质有很大的关联。可以说邓立翠又是我们见过的无为女人中最美的一个。我说的是美而不是漂亮，美是一种从里到外透出来的综合的品位，而漂亮就要大打折扣了。
邓立翠谈吐的自如，胸襟的开朗，人性的透明无不让人感到国际HPT组织尊她是“无为一枝花，光彩照万家”的说法恰如其分。
邓立翠谈着谈着不仅坐下了，而且一坐就是半天。
她说她虚龄16岁第一次离开父母；第一次踏入让人耳目一新的大都市；第一次去学着照顾别人；第一次见到自来水，电饭煲和煤气灶……为了能让主家雇佣她，第一次撒下弥天大谎虚报年龄说自己是19岁，19岁是女孩儿成人的年龄了，那你就得干成人的活；一个月十多元的工钱，第一次寄回家，父母用它可以买下一个月的生活日用品，而且还可以给兄妹们加点餐；19岁的人你不能再童口无忌了，更何况你还是个佣人！你得第一次尝试着去隐忍去压抑去应承去分辨别人的脸色……当第一次别人喊你小保姆或小阿姨时，那真是比打你的耳巴子还让人伤心，因为那时我还是个孩子啊……她还说自进京后，她才知道城乡之间和人与人之间的差别竟然有那么大！自小做任何事都不肯服输的小姑娘在心里从此埋下了一个愿望：城里的人是人，乡下的人也是人，同样是人，城里人能做的乡下人也能做好。因此在主人家里，她极力将自己的聪明才智发挥出来，不是被动地去做去应付去听凭使唤，而是尽量主动地将自己融入主人家里，甚至融进北京城里。她相信明天，相信未来。
天快黑了，我们急着要赶回县城，邓立翠却一留再留。这时我们已成了姐妹，成了朋友。她说：“多少家媒体来采访过我，我还从未像今天这样跟你们掏心窝，你们真的不像是来采访的，倒像是来听我诉苦似的。”
是的，多少家媒体采访过她，报道过她。我这里只引用《中国特产报》上的一小段文字，即可看出邓立翠的成就是多么具有值得宣传报道的价值：“现在邓立翠的三缘公司年产大白鹅苗鹅200万羽，销往全国十几个省、市，年产值1000多万元，社会效益6000多万元。带动了3万农民从事白鹅产业，扶持贫困户和下岗职工近千人，并迅速成为巢湖市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安徽省最大的孵鹅企业。”（本文的题目是《走进中国妇代会的“小保姆”》，作者张勇）
这样一个光彩照人的人，在和我们的交谈中，至少有三次哽咽着说不出话来。
一次是谈到她小时候的家境以及她去京当保姆时的情景。她父亲的腿有残疾，是母亲含辛茹苦地支撑着这个家。家中三兄妹，只有邓立翠上过学。读完初中，她刚刚虚龄16岁，尽管她的成绩很优秀，但家中实在无力再供她继续升学。这时她打听到去北京当保姆不仅可以养活自己，而且每月还有十多元的工资以补家用。于是她便约了另外5个女孩子，不顾父母的反对，村人的劝阻，东拼西凑借了十几元钱，迈出了北上打工的第一步，也因此迈进了她的人生的转折点。说到出门前母亲为她借钱时她的嗓子哽了，她说：“我母亲8岁时就做了童养媳，是她教给我如何在逆境中活下自己……”
第二次是说到她在上海一家畜牧场打工期间的一段伤心事，她流泪了。当时她和她的男友也就是她现在的丈夫李志春都在那里打工，李志春在为场里拉青饲料时由于意外事故胳膊遭粉碎性骨折。她说：“把他送到医院，我们一下子交不了那么多的钱。医生一见是个外地打工仔，就让病人活拉拉地躺在手术台上不抢救。我去找场里，场里竟也不理不睬的（这时邓立翠已泪流满面），不就因为咱们只是个民工吗？这真让我伤心，我和李志春曾把畜牧场当成自己的家，起早贪黑拼命地感恩般地工作，结果我们受了伤他们竟这样冷酷无情地对待我们！而且自他受伤后，工资也就停发了——你只是一个拿力气换钱的供使唤的劳动工具啊！当时我看到他（指李志春）在手术台上痛不欲生的样子，我的心都碎了，我平生第一次扑通一声下跪了，向医生们下跪，求他们发发善心救救我们可怜的为了生计远离家乡来这方地盘挣口饭吃的打工人……也就是在那一跪之后，我开始痛下决心，我要回到家乡去，用我们乡下人的勤劳和智慧创一份事业来，让那些瞧不起我们的城里人看看，小保姆也好，打工妹也好，我们靠自己的双手和大脑也能堂堂正正地活出世人小瞧不得的尊严和人格来！”
第三次是我问到她的孩子，她的眼圈又红了。我说：“听说你从上海回到家乡，靠一盏煤油灯，38元钱的资本，开始创业。当时你不论刮风下雨，暑夏寒冬，天天起早贪黑，挑着篮子走村串户收鸡蛋，那时你的孩子还小，你是怎么处理这层矛盾的？”我的话还没有落音，邓立翠的泪下来了：“我感到最对不起的就是我的孩子。他自小就十分听话懂事，我和他爸爸在外拼命，他就一个人乖乖地上学，乖乖地睡觉，饿了也不哭，坐在家门口任蚊子叮虫子咬等着我们收工回来。孩子曾对我嘀咕：‘妈妈，人家都说我像个野孩子，没人管没人疼。’听了这话，我的心比刀剜还要难受。我想我自己曾是个保姆，自己还是个孩子时就帮人家带孩子了，可到自己有孩子时，我却无暇去照护他……就那么让他像个野孩子一样长大了……”
邓立翠是坦诚亦很有见地的人。但我在采访她之前，有不少的人在向我介绍她情况时，竟颇有微词，说她高傲，特别是对地方有关领导干部爱理不理，缺少人情味……和她一番交谈后，我却发现这恰恰是邓立翠的非常之处。她从一个寄人篱下的小保姆的经历中走过来，从为了救男友曾向人下跪的屈辱中走过来，从一盏煤油灯38元资本起步的困境中走过来，从掼上性命赌上青春连自己的独生子女也无暇顾及的打拼中走过来……为的是要活出一份证明，证明乡下人的价值乡下人的尊严是不容小觑的，她就是要在天地之间立起一个大写的“人”字，她所着眼的是一份实实在在的功在未来利在大家的产业。有着如此抱负如此胸襟的人，她哪来的时间去“人情味”，去笑迎四方，去玲珑八面，去为捞取虚名而抹煞自己的个性耗费自己的生命！
我问她：“你现在成了县、市、省乃至全国知名的民营女企业家，你觉得眼下最让你感到无奈的是什么？”
她看着我苦笑了笑，半天没有答话。我知道她有难言之隐，不说也罢。
我停了一会儿，突然换了一种问法：“你会喝酒吗？”
她咯咯一乐，说：“啊呀不会，我一提到酒头就大了。”
“那你是怎么对待那些来自上下左右的大小应酬的？”
她长长地叹了声气，沉默了半晌，然后冲我一扮鬼脸，故作轻松地笑道：“我会耍赖啊！胡大姐你想想，男人喝醉了歪歪晃晃的那丑态，要是女人喝醉了也歪歪晃晃的试试看，人不戳烂你脊梁骂你不正经才怪哩！”
“你喝醉过吗？”
“基本没有，我的自制力很强，有些场合我干脆就不去，或去了也不喝，我不喜欢把时间和精力浪费在酒席桌上，因此也得罪了不少人。我始终不敢忘记，20年前我曾经是个被人瞧不起的小保姆，15年前我曾经当众向人下跪过……”
“看样子你现在有很多不得已的时候？”
“是的，经常有，唉……人哪……”
相比之下，在我采访过的不少类似邓立翠经历的人，她们就远不如邓立翠的丰富和真诚，坦然和自信。尽管她们中有不少人做得也相当不错，但总给人一种难以驾驭和把握未来的底气。她们几乎都不愿承认自己曾经当过什么小保姆，宁说自己在外干的是打杂、搬运之类的苦力，有一位民营女企业主甚至一口咬定自己当初出去时就做了小老板。邓立翠却丝毫也不避讳自己的经历和身世，她非常达观地说：“保姆是一份职业，是一份最能磨炼一个女人毅力和意志的职业。我现在做了一点实业，正是得益于我的保姆经历，因为我什么样的苦都能吃，什么样的委屈我都能忍受……”
这就是邓立翠，一个站立起来并站出了人性光彩的农家女，小保姆，总经理。
得知无为县赫店镇在外打工的人最多，做保姆的人也多，我们二话没说，便打道去赫店。
无为的十月，正是秋收秋种的大忙季节，赫店镇的街上没有什么行人。我们原先想借逛早市的机会找赶集的农民们聊聊的打算告吹。
站在平安村的地界上我对崔玲说：“看样子我们得下田干活了。”
真的就走进了田里，挖地、割稻、摘豆……
挖地的大爷说：“儿子在南京帮人搞搬运，儿媳在北京当保姆——眼下叫‘家中服务’。孙子、孙女在家，瞎眼老伴带着。都上学了，一个小学，一个初中。我们都不识字，念好念坏我们不晓得……”
摘豆的老奶奶说：“三个儿子，一个在家，两个在南方打工，三个儿媳都在北京当保姆，对了，儿媳们不让我这么叫……叫什么干钟点，钟点怎么干？还不是当保姆！好了，她们在外给人家当保姆，我这个老马猴要在家给她们当保姆，五个孙子孙女，一个比一个皮。我和老伴要帮着大儿子种着三家子的地，还要照应那五个响马强盗的吃喝拉撒睡。上学都上的，早上一窝蜂出去，晚上一窝蜂来家，都倒挺合帮的。做屁的作业，哪个敢指望他们能念出什么名堂！只要歇得三天不给你捅个纰漏子就算这五个小祖宗的大恩大德了……”
割稻的是一家五口三代人，姥姥，母亲，两女一男三个孩子。我下了田接过姥姥手中的镰刀，边割稻边问：“孩子们的爸爸呢？”母亲答：“在上海打工。”
“孩子们今天怎么没有上学？”
“这不见？请假在家割稻哩。”
“这儿子是老小吧，今年多大了？”
当儿子的抢着答：“我11（岁），大姐16（岁），二姐14（岁）。”
“你和姐姐们的成绩都怎么样？”
小男孩埋下头呼哧呼哧地割稻，没再搭理我。二姐答话了：“小三子嫌丢脸，他的成绩最差，大姐的成绩最好，一直是班长。”
“上个重点高中看样子不成问题。”
大姐听我说完，正忙活着的双手突然停了下来，蹲到地上仰脸看着她妈妈。妈妈直起腰，用手在下巴上擦擦汗，说：“不能再让她往前念了，都初中了，认得那么多的字干吗？出去打工只要不是文盲能认得地名认得车站晓得摸来家就行了……阿姨你别朝我瞪眼，你看看我这一家子，靠他爸爸一人在外能挣多少？还不够买化肥农药的哩……”
“就是说你要让她辍学打工当保姆去？”
女人点了点头后又更正我：“不是当保姆，是钟点工，就是帮人家忙忙家务。”
我看着蹲在地上将双手拄在稻稞里一声不吭的大女儿，心里有说不出的难受。这时当妈妈的走过来悄悄地对我说：“看样子你是外地人，你可能还不晓得，我们的村干部双规了！猜猜他们一下子吞了多少？181万！喉咙够粗的了吧？”
我被女人的话吓了一跳，小小一个村子，哪来的181万！后来经过核实，证明她的话虽然有点出入，但也不是空穴来风。因出让一块“闲地”，村里得了一笔数量可观的款子，款子的下落却没根没底不了了之。女人说：“摊上这些个吃人不吐骨头的饿狼们当我们老百姓的父母官，你说我们这日子怎么过得安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