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社会，很多职业有“中介”人，房产租赁、银行贷款、汽车代驾、婚姻介绍等，其实都是一种有利益的商业中介人，甲方乙方中间人三者之间存在经济利益，“中介”人从中受益，当事人也得到该得的利益，这是一种新兴职业。可生与死这样的事，也逐渐产生了“中介”人。有人叫他们“劝捐员”，专业称谓是“器官捐献协调员”。协调员一边要协调病人以及家属捐献器官，另一边，要与医疗评估组织联系评估器官是否可用后，并立即手术取出有效器官，按照分配原则安放到器官衰竭的病人身上。他们多数是来自各大医院医护人员，或者红十字会工作者，具有医护专业背景，主要工作就是奔走于各个医院病房，进行知识普及、社会动员，发掘潜在捐献者，见证器官获取以及分配、协助完成手续、参与纪念缅怀等工作。与市场化的“中介”人不同的是，生死“中介”人没有任何利益可图，多数是职业公益。他们被很多人看成“说客”，甚至被病人和家属误认为“贩卖器官的人贩子”。事实上，他们仅协调那些潜在的器官捐献者，更多的是普及捐献知识，而不是劝捐。旨在家属的同意下，签订自愿捐献器官协约，并按下指纹，获取有价值的器官。他们有的坚守在红十字会的值班电话旁，一旦接到捐献意向电话，便立即动身前往协调；有的直接在各大医院重症监护室发现潜在的器官捐献者。这支队伍中，有兼职，有专职，都经过当地红十字会的专业培训。
在中国内地，长期以来，一个人病入膏肓，医生采取最有效办法就是器官移植，然而，事实上，器官资源短缺。由于缺乏公民自愿捐献，死囚器官一时成了器官移植的唯一来源。但因死囚器官真菌感染率和细菌感染率高，引起国际社会担忧，死囚犯在被囚禁的环境下很难保证选择自愿捐献器官，死囚的器官捐献一直备受社会诟病。很多国际友人认为这是饮鸩止渴的行为。一时间，关于人道主义救助精神的议论沸沸扬扬，甚至遭到犯人家属的强烈反对。中国对死囚器官捐献采取自愿原则，器官紧缺成为器官移植发展的瓶颈。截至2014年，广东、北京、浙江等大型器官移植中心已经停止使用死囚器官。
自2015年1月1日始，中国器官移植全面停止使用死囚器官，无疑是对公众关切的有力回应。这意味着，今后我国的器官移植将由依赖死囚向公民逝世后自愿捐献转变。公民自觉捐献成为器官移植的唯一源头，全面停止使用死囚器官作为移植供体来源，让包括死刑犯在内的任何人，都享有对自己身体的自主支配权，既体现了对个体生命的最大尊重，同时也堵住了死囚器官捐献过程不透明、不公正以及利益交换等诸多漏洞。但必须承认，器官供求之间还存有巨大缺口。据国家卫生计生委统计，中国每年约有30万人需要器官移植，而只有约1万人能够完成移植。在这样的情况下，公民逝世后自愿捐献器官，就成了破解器官移植供体紧缺所必须面对的问题。
怎样才可以达到公民自愿捐献？身体健康的人不可能平白无故去捐献器官，除非是亲属活体无私奉献捐赠，或者生命垂危的病人，或者是脑死亡多日，或者是年老即将离世，或者是完全依赖呼吸机无钱救治的深度昏迷患者，或者其他特殊人。如此情况下，器官捐献协调员这一特殊的职业人应运而生。
十年前，他们不是医生，也不是护士，而是热心社会公益的人。很多人是无偿捐献血液的社会公益者。他们被病人家属或者医护人员说成是“说客”“贩卖器官的人贩子”。整日游走于死亡与重生之间，无论在医院的急救室或者ICU重症监护室，备受受益人或者捐献者的注目。
从事器官移植的专家大都知道，器官来源原本就很紧张，现在就更加紧张了。医护人员以及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也参与进来兼职做起协调员。在他们看来，器官捐献协调员职业已是这个时代不可推卸的重任，势不可挡。这个新生的职业，尽管逐渐被接受，但绝大部分仍不为人知晓。他们的“游说”之路有多艰难，有多少汗水泪水？他们又有着怎样的人生命运？捐献者、受益者、家属以及社会各方又有怎样的心态？这些话题正在引起人们的关注。
“器官捐献，爱，让心跳不止。”一行没有声音的滚动字幕。这则央视播出的公益广告吸引了很多观众的注意。母亲喜欢看电视，每每在看到这则广告时，总是疑惑不解，好奇地问我：孩子一会儿哭哭啼啼，一会儿安静微笑，是什么意思？我耐心给母亲讲述广告中的故事：一个啼哭不止的婴儿，无论是阳光的叔叔、慈祥的奶奶，还是温柔的阿姨、可爱的姐姐，都无法让他平静下来。最后，在听到一个男人的心跳后恢复了平静，然后依偎怀抱，微笑安睡。原来，数月前，孩子的妈妈因病去世，在器官捐献协调员的帮助下毅然将自己的心脏捐给了这个男人。母亲怀疑地问我，天下还有这事，器官可以随便移植？要是科技发达到这种程度，很多人不都可以重新获得生命？再说那人家的家人会愿意吗？人死了身体不完整，那成了没心没肺的身体，多么吓人。
我有理由相信中国多数老人都是如此认识。这则广告发布后，引发了众多网友的热议。他们在评论中表示自己感动哭了，决定去进行器官捐献的志愿登记。
另一则名为《永远璀璨》的小品一夜走红。小品以“劝捐员”为对象，讲述他们游走在生死两端，搭建死生转换的桥梁，传递生命延续的希望，却又不为主流社会所理解的故事。人将死去，自己的器官可以救人，还可以以另外一种方式活着，是最值得骄傲的事。很多人被最后的画面感动。“劝捐员”是民间对协调员的通俗叫法。
高敏就是这样一位器官捐献协调员。准确地说，是全国首位器官捐献协调员。2005年开始做起，十几年如一日，硕果累累，道路艰辛。她曾经遭到十多名家属的包围，有的恶言相向动手动脚：“我们不欢迎你这扫把星，器官买卖的人贩子，立刻给我滚出去……”更有病人家属选择报警。高敏会被家属进行反复的身份排查，以至于现在，她不得不把身份证、协调员证、人大代表证等各种证件随身携带。
做器官捐献协调员十三个年头了，高敏依然是一个备受争议的人物，有时候她徘徊在医院急救室门口的志愿器官捐献的牌子下，很多次她想放弃，因为家属的频繁误解、辱骂会让她身心难支。人毕竟不是机器。生活也没有一点儿规律，见到一些表情凝重的人，难以轻松起来。一次在说服一位脑死亡患者家属的时候，她险些遭遇狠抓头发的暴力，这位病人是一位腰缠万贯的富二代，家里有钱占着医院的包间近三个多月，病人已经宣布死亡，只是家属每天向医生哭诉花多少钱都可以，只要能看到呼吸，他们期待奇迹瞬间出现。可是一个月过去了，两个月过去了，三个月过去了。病人没有丝毫反应，高敏就悄悄进去，起先，给病人家属发发传单，顺带送一瓶开水，家属们一会儿玩着手机，一会儿看一下呼吸机，一会儿看一下心电图的小屏幕，根本无心关注病人的死活。每天三百元的护工，更不上心。只有一个是亲属轮班。高敏于是以送水为借口，思量再三，最后向轮班看护的一个亲属说明意图。这个值班家属只是病人的远方亲戚，不当家，让高敏明天来。第二天高敏一早来到病房，家属交接班开始了。“哥，就是这个老女人，让舅舅捐献器官。”一个高大威猛的年轻人抡起拳头就朝高敏的脸上猛击，差点挨打。幸亏护士来得及时。可高敏的头发已被大把拽落。很多病人家属围观起来，“赶走这个扫把星，别让这种人来咒死了。”高敏在护士的帮助下才从急救室逃脱出来，走到一个商店的橱窗前，她凌乱的头发因为静电作用，在空中飞舞着，高敏感觉自己俨然是从精神病医院逃跑出来的模样。回到家里，妹妹好心劝她不要再干了。为此甚至妹妹和她闹过矛盾，并为高敏找了一份物业保管工作。可是性格执拗的高敏最终还是选择坚持。妹妹气得没有办法，总是担心她的身体，逢年过节给姐姐做一些好吃的饭菜邀请姐姐一起过。可是姐姐和她们总是聚少离多。
有的时候，连续几个月甚至半年都无功而返。她不止一次想过放弃，但一想到那些等待器官的病人渴望新生的眼神，又毅然出发。失败，再失败，直到成功。她的工作流程回环往复，常年如斯：生前协调病人签署捐赠志愿书，身后配合评估组织回收器官，直至遗体火化或者回乡下土葬，安抚家属情绪，参与追悼会以及清明节看望等。对于她来说，不分白天和黑夜，没有工作日和休息日之分，也没有省内省外之分。她随时准备在任何时间去任何需要的地方做任何需要做的事。
十几年的协调经验让高敏明白，做一个合格的器官捐献协调员，除了专业知识，还要有很多综合能力：捐献整体流程安排、情绪安抚训练、化妆专业训练、情绪控制专业训练、良好的人格素养以及沟通能力。在整个捐献活动中担当着顾问、协调者、指挥者、心理辅导师等多种角色。要和捐献者家属建立长久的信任联系。要学会沟通，学会倾听，让自己的肢体语言慢下来。选择具有决策能力的沟通对象，比如父母、配偶、子女等。要有心理承受能力，承受家属的咒骂和宣泄。所有这一切，唯一的目的就是让人能够接受器官捐献的理念，在患者去世后，把器官捐献给有需要的病人，让其获得新生。
医院，是白色的旋律。白大褂、白帽白鞋，太平间白色的被单，重症监护室更是白色的。常常有人在重症监护室抢救无效深夜离去，被推到白色太平间，那里阴暗潮湿，夜半常有哭声，充斥着白色的阴郁。白色就是医院的基调。
高敏没有固定的办公区，她就在各大医院急救室或者重症监护室的走廊里办公。因为只有在那里，才能让她看到潜在的捐献者。很多病人家属在无奈之下写下类似的话：“谁能替我活下去，苍天啊！抬头看看我，让我去替他死吧……”这些隐蔽各处的小纸条式的标语，成了高敏发现捐献者的线索。
在ICU病房，高敏经常遇到两类人。一类是潜在的器官捐献者，他们要求医护人员过度治疗，脑死亡多日，完全依靠呼吸机生存；另一类是渴望新生的器官等待者，日夜期盼，煎熬难忍。白色病房里到处都充斥着生与死的凝重气氛。“有病啊，滚开！这女人有精神病，器官贩卖人贩子，我要报警……”高敏经常被这样的训斥包围。病房拥挤，守在病人旁边的家人已经被折磨得抬不起头。高敏知道，开口提出器官捐献，对于病人家属来说无疑雪上加霜，伤口上撒盐。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在儒家传统观念的影响下，没有谁希望自己的亲友离世时不完整。眼看一个鲜活的生命悬在生死边缘，随时都有可能撒手人寰，悲伤的家人不希望受到任何形式的打扰，何况是来劝说他们捐出亲人器官的人。因此，在他们眼里，器官捐献协调员是不请自来、不怀好意的“不速之客”，问问就要挨骂。高敏慢慢也习惯了。更多的时候，她只能站在急救室门口耐心等待。她甚至能忍耐这样的打击：病人家属向她扔矿泉水瓶子，或者垃圾。她知道，病人和家属的打击比她大得多得多。最难堪的时候是病人家属报警。警察到来时，高敏也只能耐心解释，并拿出自己的有效证件，直到警察离开。有一次，警察临走塞给高敏一句话“去干部病房，那里人素质高，你一定会成功的。”高敏恍然大悟，马上去了高干病房护士站。果不其然，她发现好几例潜在捐献对象，对方要求留下电话，适时联系。只是意向。他们不会粗暴地打人也不恶俗地骂人，但是那些干部家属始终没有主动联系过高敏。这样的工作曾经让高敏失望之极，几度放弃又捡起，捡起又放弃。环顾周围的白色，医生护士的白大褂、白口罩、白床单，病人家属苍白的脸和他们强有力的拒绝，真是白色的等待、白色的忍耐，这一切都会让高敏感受到一种苍白无力的抑郁。白色成为她生活的底色。
在深圳这样人流密集的大城市，高敏的形象多少有些“另类”。每天穿着红十字会发的白色工作T恤衫，左胸上方佩戴共产党员徽标，还有红十字会徽标。脖子后面是一条白色的擦汗毛巾。下身穿着洗得发白的牛仔裤，一双运动鞋，高挑的马尾辫。背后背着一个黑色的背包，包里放满了有关器官捐献和志愿者的资料以及自己的协调员工作证、人大代表证等。高敏告诉我说，毛巾也是红十字会为志愿者配发的。每日随身携带这些资料，为的是不跑冤枉路，更多的是节约时间。整日穿梭在病房、救护车上，如此装扮，谁也不会料到，她是一个有故事的人，而且是有关生死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