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敏最重要的行李是日记本。医护人员都低头伏案写病案，高敏就在医院走廊写日记。高敏的背包里总有一本日记。最苦恼或者最欢喜的时候，摘抄看到的一些美文短语：“花儿请你不要哭泣，你盛开的纯洁与美丽，我想让你永不凋谢，或许仅仅是一个理想的愿望，让生命的枝叶去照亮前方的黑暗，你那纯白的花蕊开得如此动人如此美丽……”从这些富于诗意的句子，能看得出高敏对生命的挂念与憧憬。日记本的背面是她的日常记录，把每天发生的事以及电话内容都记上。记录了她十几年的协调日记。偶尔写点诗歌。她喜欢唱歌，《感恩的心》、《小小孩》、《天亮了》、《忘忧草》，这些伤中带疼、疼中带爱的歌曲，寄托着她的情感。她面对的都是人性中极端的情感，是生死离别，难免精神压抑，经常会感到无人倾诉。写日记会缓解放松情绪，得到些许倾泻。十年来，高敏基本上一个月用掉一个日记本。日记本没有正规记日记，因为她没有整块时间，也就是难以开口并遭人误解的时候，自己写写心情。没有整洁规范的章法，基本上都是冲动的乱写乱画，是无奈的发泄，或者惋惜、意外的欣悦，或者，为受害者的生命再次起航而作的一首小诗。总之，她的喜怒哀乐都在其中，个中滋味只有她一人知晓。
日记里，高敏这样记道：
值得！我一个农村来的妇女，爱上深圳，喜欢赠人玫瑰，手留余香，在有限的时间里，做一些微不足道的事情。茫茫人海中，我已经是幸福知足的。
2017年5月13日。阴。16:30，一早因为交通事故，导致颅脑重型损伤，抢救无效，75岁的中科院的张教授心脏停止了跳动。他的妻儿强忍悲痛的心情，在报警的同时，及时地拨打了我的电话。“高敏大姐吗？您好！我父亲在几年前就在深圳市红十字会报名登记了器官遗体捐献。他老人家在四点半去世了，请问下一步我们应该怎么来完成他捐献的遗愿？”办理好捐献手续后，在老人儿子压抑的痛哭声中，将老教授的遗体接到了医学院红十字遗体接受中心。
2017年8月15日。阴。“小海军（化名），你好好安息吧！红十字会的高敏来了，医生们也过来了，你身后捐献眼角膜、遗体，帮助有需要的人，为社会做贡献的心愿，父母亲都帮你实现了，你一路走好啊！无论生前还是身后，你都是永远美丽的天使……”今天凌晨，一位来自遥远玉溪的美丽女士，在与病魔进行了努力的抗争后，永远地离开了。“你一直都喜欢洁白的野菊花，太晚了，我没有买到，我给你买了进口的菊花，还有白百合花……”
2017年8月30日。大雨。两位可亲可敬的“90”后老人家，有近七十年党龄的老党员、老干部，在革命几十年后的耄耋之年，经过与儿女的沟通，征得亲属们的同意后，联系到我，提出了在百年后捐献出自己所有有用器官、遗体组织的意愿，在儿女亲人们的见证下，办理了所有捐献手续。他们说：“跟着党革命一辈子，无论再累再苦，我们都坚持过来了，我们无愧于心。现在我们离休了，还能为国家和人民做的最后一件事，把我们的遗体器官捐献给医学事业，值……”
2017年9月5日。晴。“你好！请等等，请您慢点走，我想问问您，你是负责红十字会器官遗体捐献的那个高敏吧？我经常在电视上看到你……”和平路火车站往候车室穿行的地下隧道里，一位大姐急匆匆地追着问我。“是的，您好姐姐，我是高敏。红十字会器官捐献协调员。”“我妹妹得了骨髓瘤，刚刚治疗一段时间出院，她一直跟我提起要身后捐献遗体的心愿。请问怎么办理手续……”我们就在熙熙攘攘、来来往往的人群里边走边聊起来。“要配偶、成年子女、父母知情同意，本人志愿无偿的前提下，身后捐献……”“噢，这下好了，我知道了，谢谢你！以后我随时跟你电话联系吧。妹妹全家人都同意她的决定，刚刚一起吃晚饭时她还在催我找你呢，没想到在这里就碰到你了，真是有缘啊……”
2017年9月7日，晴。“医生们获取器官手术做完，便去忙下一台手术。只有一位医生留下来，协助我给丽丽（化名）穿寿衣。按照老家的风俗，媳妇去世了，要穿上七件衣服。于是，我就认真地按照家属的要求由里到外，每一个动作都细心入微。每每看到殡仪馆里的师傅们给每一位逝者换洗穿衣、梳妆打扮，是那么熟练、快捷。我为捐献者们穿衣服也有无数次了，但像这次这样几乎一个人独立完成，还真是第一次。”
2007年3月的某一日。在深圳打工的贵州小伙儿杨军（化名）遭遇不幸，这个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年轻人在离开人世前，作出了一个坚强的决定：捐献器官，让自己以另一种形式留在深圳。杨军的妻子是典型的农村妇女，善良淳朴，杨军出事后她赶到深圳。在医院，高敏默默地陪伴着她。一切都按照杨军的意愿来，很快就办完了捐赠手续。正当杨军的妻子签完字后，虚弱地把头靠在高敏的肩上时，高敏本能地将这个失去支撑的身体紧紧抱住。我一直紧紧握住家属的手，让他们感觉到我是他们的最后一点点依靠，说依靠，靠什么啊，体力吧，我对比家属来说，体力上还能勉强去支撑。一个来自湖北的电话，让高敏再度陷入痛苦的抉择之中。“湖北有个男孩烧伤严重，急需有人捐献皮肤，否则生命不保。”那一刻，高敏不知道该不该对杨军的妻子说，怎么说。一边是已经逝去的杨军，一边是命悬一线的男孩。高敏内心挣扎着强逼自己开口，询问她是否能同意杨军再捐出部分皮肤。还没等话说完，杨军的妻子就崩溃了。一向克制的高敏也终于忍不住眼泪，抱着杨军的妻子哭了出来……本以为捐献皮肤的请求无望，杨军的哥哥站了出来，他哭着劝弟媳“让他的器官留在世上吧，至少还可以延续生命”……就这样，那份捐献协议上，又多了皮肤这个选项，杨军再度被推进手术室。最终，杨军捐献了心脏、肝脏、肾脏、皮肤和眼角膜，后来，这些器官拯救了八个急需器官移植的患者。
这个过程特别艰难，伴着伤心、绝望、哭泣、悲痛。
高敏完成了一例又一例器官捐献协调。她就是这样，伤心着病人及家属的伤心，兴奋着受捐者的兴奋，冰火两重天。这样的身体力行，简直就是一个又一个悲痛又伟大的过程。这个过程中，高敏虽然承受了很多委屈，但当她得知更多的人起死回生或者器官恢复的时候，压抑的烦恼瞬间烟消云散。她告诉我，一种生的信念在支撑她完成公益器官捐献协调事业，她觉得有意义，即便自己饱受冷眼嘲讽也值得。
深圳是劳动力集散地。1997年夏天，高中学历、离异、26岁的高敏，撇下3岁儿子从山东商河县老家以保姆身份，来到深圳给妹妹带孩子。她抱着妹妹的孩子时常想念自己的孩子，闲得无聊时，就在妹妹家楼下的献血站无偿献血。后来妹妹干脆把高敏的孩子接到深圳上幼儿园。在接送孩子的路上，高敏总是路过献血站，每隔一个月，她就撸起袖子要求献血，或者在血站做简单的宣传工作。1999年，高敏被深圳红十字会特聘为无偿献血志愿者。十年期间，高敏献血100多次，成了深圳有名的“女献血大王”。受她的影响，现今24岁的儿子高明智也成了捐血达人，已经108次献血，而且在18岁时还填写了《志愿捐献造血干细胞同意书》，加入中华骨髓库。
2005年深圳红十字会开始器官捐献试点工作，高敏积极在医院、社区、学校等地解答宣传器官捐献知识，又被红十字会聘为人体器官捐献志愿者。当年9月，在红十字会工作的高敏接到一位女士的电话，无意间竟协调成功了一次多器官捐献。她万万没想到，这是中国第一例器官捐献，而且是多器官捐献协调，从此她便走上了器官捐献协调员的道路。2008年，深圳红十字会为高敏制作了第一张“器官捐献志愿协调员”的工作证。2011年，中国红十字总会在全国十个省市开始推动器官捐献试点工作，高敏成为中国红十字会第一批“器官捐献协调员”。2013年，高敏获得了中国红十字总会和国家卫计委联合颁发的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证书。
从一个家庭保姆到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高敏完成了人生重要的转身。当时，高敏觉得挺神奇的，人走了，器官还可以移植救人，于是就兴奋地投入了新工作。
2010年，我国公民自愿器官捐献开始试点。2015年，中国器官移植全面停止使用死囚器官，公民自愿捐献成为唯一来源。五年间，器官自愿捐献率增长百倍。但相比欧美占人口20%～40%的捐献率，我国2.98%的比例令人失望尴尬。
器官移植属于高技术领域。移植时间相当苛刻，允许热缺血时间非常短暂：心脏3至4分钟，肝脏5至8分钟，肾脏30分钟，骨和眼角膜是24小时。高敏说，器官捐献协调员的工作是和时间赛跑。“游说”病人家属后，再签保密协议书，还要在最短的时间内请专家评审团评估，之后取出器官，在最短的时间内给渴望新生的人移植新的器官，然后安抚捐献者家属直到遗体火化，才算完成一个完整器官捐献协调过程。这个过程，悲喜两重天，这边眼睁睁地看着活人无力挽回，那边惦记着渴望新生的等待，中间还要高速高效，和时间赛跑，及时安抚病人及其家属。这样的工作量对于一个近50岁的女人来说，完全是一个苦行僧式的体力活。高敏艰难地完成了从无偿献血的志愿者到器官协调员的角色转变。她一步步说服自己，说服病人家属，一次次送别死亡，又一次次带来新生。她有过无数次纠结矛盾，彷徨犹豫，可最终没有放弃。然而当她真正近距离地接触到捐献者和他们的家庭，接触到一幕幕生离死别间的无助与纠结时，每一例捐献都让她心力交瘁，甚至泪流满面，“游说”的过程曾经一度让她抑郁。
“有病啊，滚出去！扫把星，买卖器官的恶女人……”这些带着侮辱性的语言对于高敏来说已经是家常便饭，她时常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我理解他们，骂人或许是情绪的发泄，能让他们发泄一下也好，出气筒、垃圾箱并没有什么。换位思考一下，如果是我，也会产生情绪激动的瞬间。一位病人家属曾经要去法院告她，当时语言激烈，甚至动粗动手，最后还是在主要亲属的支持下捐献了器官。事后，当高敏手捧菊花一起去开追悼会的时候，这位家属紧紧抱住高敏，失声痛哭，连声道歉，表示对不起。和她一起做协调员的几个人实在难以忍受不堪一击的协调，最后都没有能坚持下来，另谋其他职业。
高敏的妹妹高萍，在国企中国建筑深圳分公司工作，工薪阶层条件比高敏好，是高敏做器官捐献协调工作的支柱。
我问过高萍：“姐姐高敏原本是来给你看孩子。现在孩子大了，姐姐做这样的工作，收入那么少，作为妹妹，你如何看待姐姐的行为，你支持姐姐如此这般做吗？”
“姐姐十年前在街头志愿献血，这在深圳很正常，那时候，我也经常被姐姐鼓励去献血，还一直以为她在献血站做志愿者工作，一次的晚报头版新闻，我才知道姐姐在做器官捐献协调员。当时很吃惊甚至好奇，于是她经常给我讲故事，开始，我听得入神，最后听多了，就不想再听了，每次姐姐讲完总是快哭了，总是说捐献者家人哭得撕心裂肺，等等。因为姐姐帮助我带孩子辛苦，现在孩子大了，我一直想给姐姐找一个工作做，可是多次被姐姐拒绝，她总是早出晚归，看着姐姐一个人单身在外日夜奔波，我特别心疼她。我的父母没有阻止她，毕竟父亲是军人，对我们要求都特别严格，只要姐姐能感觉到快乐开心，而且她喜欢这样的工作，我们就默默支持她。姐姐是一个热心肠的人，2003年起就和感动中国的丛飞一起做公益。2005年丛飞老师因病离开，还捐献了眼角膜，对姐姐触动特别大，她经常去看丛飞雕像……和丛飞的爱人邢丹也是特别要好的朋友，后来邢丹也走了，姐姐哭了好多次。‘这么好的人，怎么就这样走了……’这是姐姐常挂在嘴边的话。姐姐没有上大学，父母心里一直很愧疚，尤其我母亲，总是问我姐姐的现状。作为妹妹，我有照顾好姐姐的义务，总是给姐姐做好饭菜等她回家吃饭，可是姐姐多次与我们失约，要么回家特别晚，要么在外面已经吃了盒饭。她的手机从来没有关机过，电话响铃两声就接，要么是捐献者家属，要么是她的一些知心朋友。姐姐觉得她在忙碌中很开心。发自内心地讲，以前，我特别反对姐姐这样卖命；现在，我觉得姐姐每天充实开心，我自己也受到很多感染，从她身上学习了很多东西。”
“这么多年，姐姐给我带孩子已经耗费很多精力，我不能强求她违背意愿做她不愿意做的事，只要姐姐觉得开心幸福，我就要无条件支持，真心希望她得到快乐。”
高敏经常在手术室里给医生或者护士擦汗，整理衣服帽子或者挽袖子等，又忙着自己的工作；拍照片、写记录、做公证、主持默哀仪式、配合给遗体穿衣服化妆等，她的职业像一个公证人，又像一个严肃的主持人。在气氛紧张的手术室里，只有她一个人在发声，其余都是剪子手术刀相碰撞的响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