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的老酱园，以“斋”“香”取名者至少十几家。中国北方的“江北四大酱园”，几乎没有取名为“斋”，江浙、两广、湖北湖南，同样少见以“斋”为名的老牌酱园，昆明为何出现这种风气？
有人认为，昆明酱园名称中的“斋”和“香”，出自佛门。早年的昆明妇女，信佛吃素者较多，斋为素食，吃斋念佛的女人在家中腌制咸菜，出家人在寺里以酱菜和咸菜佐餐，酱园取名为斋，顺理成章。
佛教在云南，因大理人全民信教，随着南诏势力的拓展，一度传之甚广，并在昆明绵延兴盛。个中原因，在于云南本地崇拜鬼神的原始宗教，不能让人心安，而数百年间迁移云南并定居昆明的中国外省人，口音杂乱，文化相异，各自孤苦飘零，只有共同熟悉的佛教，能把他们相互联系并给予精神慰藉。
从前的昆明中老年妇女，人人吃斋念佛。罗养儒在《云南掌故》中记述，民国时期的昆明，大年初一，各家老妇必手持珠串，坐在堂屋内念佛，等待亲戚来访。家里的老头，早就大清早出门，手捧香盒与黄钱，赶往寺庙进香去了。
此种风习，邻近昆明的县市区也有。
无论是何原因，昆明的酱园，确实以“香”、“斋”取名为多。比如著名的永香斋，不过，有一家名为益和斋的昆明酱园，却与佛门无关，其创办人姓陈，名中有一个斋字，酱园就取名益和斋。
益和斋酱园的后人陈先生，曾著文追忆祖辈生活，我在2013年1月，拜访了陈先生。
很难设想，草根文化的酱园，会创办于昆明的书香之家。陈先生的几个叔伯都熟读诗书，事业有成，他自己一生教书，退休在家，仍著文为乐。
陈先生是昆明明德中学的语文老师，叫他陈老师更恰当。明德中学位于昆明顺城街的沿河路，大名鼎鼎，在恢复原名之前，这所学校名叫昆明第十三中学，校址所在地是昆明城里的伊斯兰文化区。恢复明德中学的老校名后，校门也改成伊斯兰建筑特色的尖弧形。可陈先生不是回族，明德中学的学生中回族较多，学校也不是单纯的回族中学。
沿河路一带格外繁华拥挤，商场的高大玻璃墙面，泛射出现代城市的冷峻之光，车马不通，从前的街道面目全非，很难辨识。陈老师接到我们的电话，急忙从家里出来，在街边的小店前等候。
他很健康，头发黝黑，腰板挺直，不像七十岁出头的样子，长相与风度与想象中的昆明酱园生活搭不上关系。我从车上下来，跟着他走过一段路，拐进了一个路边的岔口。这个岔口是两幢楼房之间的空地，空地一边是专卖牛肉的小店，另一边是昆明有名的小金牛清真餐馆，餐馆隔壁，是明德中学的教师宿舍院。
陈老师住在学校的宿舍院内。
这片街区我太熟悉，隔两条窄街，昆华医院对面一个叫做三益里的地方，是我的出生地。我在三益里一个四合院里长到上小学，并学会打酱油。记得父亲有一天交给我一只空瓶子，要我出门，帮着做事。他嘱咐我打两提咸酱油，一提甜酱油，混合在瓶里带回家。咸酱油三分钱一提，甜酱油五分钱一提，两毛钱要找补加9分。如此复杂的安排，大伤脑筋，我一路念唠，生怕出错。
那时的咸菜铺卖酱油，都用长把的木制提壶度量，有大提和小提，顾客递上酱油瓶，售货员找出一个漏斗，插进空瓶，从缸里打一提酱油倒进去，再倒一提，结账了事。
学打酱油，是让我见识人事，父母上班，我在四合院一户玉溪邻居家寄食，主要的事还是读书。我的姑妈在顺城街底的红旗小学做校长，我每天出门，数着街上的电线杆，沿金碧路去红旗小学读书，上学放学都要经过沿河路。当时有一个地名比沿河路更响亮，那就是鸡鸣桥。如今，鸡鸣桥这个充满生活热情的地名，已被时光覆盖。
多年后我家搬到三市街，后来又住过金碧路，都与沿河路相距很近。九十年代初期，昆明城改扩建，三市街一带的老城区居民全部搬走，新楼拔地而起，惊散了历史旧梦。陌生的住宅高楼里，迁入的都是外地新人。沿河路、顺城街、三市街、马市口，已离我远去。
只有陈老师仍住在沿河路，与供职一生的学校相伴，守护着昆明的历史。
陈老师很健谈，滔滔不绝地追忆昆明的酱园生活。
他说，从前的昆明酱园，林林总总很多，出名的有正义路的永香斋酱园、大绿水河的绍兴大陆酱园、拓东路的大通酱园、南强街的味美斋酱园、品香斋酱园和得一号酱园等等。
陈老师家的益和斋酱园，位处金碧路88号，现在的锡安圣堂旁。今天的昆明，所有企业都已搬离城区，倒退半个世纪或更长，昆明的手工业作坊，大多与城市居民区混杂。铁器店、竹器店、棺材铺、家具店，裁缝铺和糕点铺，都与现代意义的纯粹商店不同，为前店后厂式，是制作与销售合一的作坊式小工厂，老板加上雇工，小的三五人，大的十几人，做大了才增加人手，在城外另建车间。
创办益和斋酱园的陈老先生，1938年去世时，李根源曾来吊唁，并送挽辞：高令望终。
李根源是国民党的创始元老，任过云南讲武堂总办，曾与蔡锷共同响应辛亥革命，还为反对袁世凯称帝而组织护国起义，大名传遍云南和中国，后反对曹锟贿选总统，退出政坛。
酱园老板去世，竟然惊动了李根源，一个原因是益和斋的创始人陈老先生，经营酱园，还做木材、大米和土特产生意。他借滇越铁路之便，把生意做到外省，赚钱很多，名声在外。另一个原因是，陈老先生的一个女婿，曾与在日本读士官学校的蒋介石同窗，回国后做过国民革命军96军军长，参加了北伐，并任山东济南市长。
陈老师的祖父，赚钱后做过很多善事，捐资建了昆明的护国小学，那学校解放后与另外几所学校合并，组成了盘龙一中。此外，陈老先生也在灾荒年代散财赈灾，积极施助于人。从前，有社会人士给陈家赠送过一块匾，上书：热心公益，那是对陈老先生的赞颂，也成了陈家的处世古训。
热心助人的陈老先生，六十余岁时为朋友慨然的作保，结果，那人携200万滇币借款逃跑，陈先生背上了债务。200万滇币，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昆明，是一笔巨款。
陈老先生变卖产业和房屋，代人还债，一病不起。家人紧急商议，安排后人接替家族惟一保留的益和斋酱园产业。于是，陈老先生二夫人的一个儿子被选中，这个人就是陈老师的父亲。当时陈老师的父亲18岁，新婚不久，正读昆明东陆大学预科，家族面临破产，岌岌可危，只能弃学从商。
益和斋酱园在陈老师的父亲手上，经营到解放前，一直生意兴隆，他的父亲陈静波，由此成为昆明的酱业领袖之一。
陈家的其他后人，均有出息。
陈老师的一个伯父，做的是建筑产业，创办过昆明民国时期的耕生营造厂，营造业就是建筑业，早年的梁思成与林徽因创办中国营造学社，研究的就是中西建筑比较。抗战时祥云的云南驿机场、嵩明机场和蒙自机场，都为耕生营造厂承建。他的另一个叔父考取黄埔军校，参加过抗战时的长沙保卫战，后在国民党军宋希廉部任作战参谋，赴滇西抗日。
抗战胜利，是陈老师记忆的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