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落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东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展览大厅里，摆放着一件国家一级文物——绞刑架。
因众所周知的缘故，这座绞刑架在这里被默默封存了很多年，以至于许多人从不知道它的存在。直至2001年，中国历史博物馆举行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图片展时，人们才认识了这具物品背负的深重罪孽。
“这是杀害李大钊同志的绞刑架原件。1927年，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开山者，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英勇就义……”解说员用低沉的声音，对络绎不绝的观众介绍着。很多观众在闪着阴森寒光的绞刑架前驻足肃穆凝视，许多老共产党员泪水盈盈。它早该被人熟知啊！
历经了近八十年的岁月风尘，绞刑架看上去仍然坚固，似乎刚从1927年的血腥刑场中走出来。
这座绞刑架是如何被发现的呢？
1948年12月14日，伴随着解放战争胜利的炮火，一支由一百零八名县团级以上保卫干部组成的行军队伍，从中国共产党最后一个农村指挥部——西柏坡出发，12月17日途径河北保定市时，中共北平市市委书记彭真召开会议宣布：从今天起，成立北平市人民政府公安局。中国北平市市长叶剑英对一百零八名保卫干部说：“从现在起，你们这‘一百单八将’就成为未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代人民警察。我命令你们，进入古都北平城，接管国民党北平市警察局！”
1949年2月2日，“一百单八将”之一的朱文刚，奉命带领八名警察和中央警卫团的一个班的战士前去接管国民党警察局郊七分局管辖的功德林监狱。
朱文刚当时的职务是北平市公安局郊七分局局长。当年的北平市，内城设有七个公安分局，外城设五个，郊区设八个，简称“内七外五郊八”。朱文刚所在的郊七分局位于现在的北京市朝阳区。
国民党警察局留用旧警察带着朱文刚等人逐处清点物品，走进一座大房子时，朱文刚一眼看见靠墙的位置摆着一个庞大的铁架子，于是走近端详。朱文刚曾当过山东省淄博县县长和淄博县公安局长，他知道这是绞刑架，外国人处决犯人时喜欢用的洋刑具。并且，在接管前，他初步了解了一下这个监狱的历史。这里原来是一个叫“功德林”的庙宇，清朝时被改为“顺天府习艺所”，民国二年被改为宛平监狱。北洋军阀时期，功德林是段祺瑞执政北京时的一所“模范监狱”，又称“京师第二模范监狱”。从北洋军阀到国民党统治时期，这里曾关押、迫害过许多革命党人及进步群众。
绞刑架的底座是木质的，框架是黑森森的铁轨做成，同时可以绞杀两个人。朱文刚用手晃晃绞刑架，纹丝不动。他问身旁一名旧警察：
“你们这个监狱用这个大家伙处决过死刑犯？”
“没有……我在这儿当差的时候没用过……”留用旧警察知道朱文刚是个局长，忙躬身回答。
“哦，你知道什么时候用过？”朱文刚继续问。
“听说绞死过共产党首领李大钊，那以后好像没再用过……”
朱文刚心里一惊，认为自己听错了。
“你再说一遍，绞死过谁？”
“李……”留用旧警察见朱文刚瞪着大眼睛，一副怒不可遏的样子，不敢往下说了。但是朱文刚已经非常清晰地听见了“李大钊”的名字。
“看好它！你们把这绞刑架给我看好了！听见没有？”朱文刚边对旧警察厉声说着，边骑上自行车匆匆赶往位于现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位置的北平市公安局去汇报。当年，只有市公安局长才有吉普车坐，分局长配的是自行车。
北平市公安局长谭政文听了朱文刚的汇报后，马上又赶往北平市委书记彭真同志的办公室汇报，彭真同志马上意识到，杀害李大钊同志的绞刑架是一件革命文物，立即通知市政府文物部接管组的同志，并指示公安局文保组的民警配合文物部接管组的同志，把绞刑架从功德林监狱运到北平历史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前身）。
当年，北平历史博物馆的陈列室就在午门上，里面陈列有袁世凯称帝仪式上所穿的一套复古服饰，还有清代行刑用的鬼头刀等为数不多的文物。
朱文刚和市公安局文保组的民警以及市政府文物部接管组的同志小心谨慎地把绞刑架运到午门上的陈列室里，摆在了最醒目的位置。由于这座绞刑架是北平市文物部接管组接管的第一件文物，又是杀害革命先驱李大钊的凶器，所以，被编为0001号。
1959年夏天，中国革命博物馆建成，计划在建国十周年前开馆。作为国家一级革命文物，这座绞刑架被移到革命博物馆里珍藏，直至现在，它仍然占据着重要展位。
当年在中国革命博物馆工作的朱乔森，对这座绞刑架有着特殊的情感，不仅因为当年他曾亲手与同事们一起把绞刑架抬进博物馆，还差点因为这座绞刑架被“绞死”。中国革命博物馆筹备开馆期间，康生到博物馆去视察，朱乔森给康生介绍馆藏文物，当时绞刑架的位置显得十分突出，康生看后说：“好，好，不错。”可是没过多少日子，“庐山会议”结束后，康生又来到革命博物馆，还是朱乔森给康生讲解，绞刑架也还是摆在原来的位置，康生的态度却截然不同了：“是毛主席领导一切还是有人在分庭抗礼？你们满眼都是李大钊了！”于是，朱乔森在“文革”中被康生打成了反革命分子，罪名是突出李大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