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九年的陈嘉庚很郁闷：世界经济危机爆发，橡胶价格一落千丈，货品大量积压，资金难以收回，企业遭到惨重打击。这时的陈嘉庚已是华侨中的传奇人物。他只上过九年私塾，却创办了一所厦门大学和一座庞大的集美学村。荣耀往往就是拖累，亲朋好友劝陈嘉庚削减汇给厦、集两校的经费，将有限资金投入企业经营，以渡过难关。陈嘉庚坚决不肯，他说：“两校若关门，自己误青年之罪小，影响社会之罪大。”二十年来，陈嘉庚目睹了祖国故土的积贫积弱，兴学报国是他的梦想，怎么忍心前功尽弃？陈嘉庚有一句掷地有声的名言就是在这种内外交困的情况下撂下的：“宁肯卖大厦，也要办厦大！”
一九三〇年开始，厦门大学的经费更加紧张，林文庆校长借助他在南洋的关系，一直在东南亚筹募经费。同时，学校向政府申请补助，一九三〇年五月，国民政府补助厦、集两校每年六万元。由于日军入侵，前线军费吃紧，国民政府的实际拨款只有三到五成。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这一点钱，难死了林文庆校长。当时的厦门大学有五个学院、二十一个系，没办法，林文庆不得不精简机构。全校只设文、理、法商三个学院，文学、历史社会、教育、数理、化学、生物、法律、政治经济、商业九个系以及附设高中部。
陈嘉庚在企业收盘之后，再也坐不住了，考虑再三，于一九三六年五月致电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和教育部长王世杰，请求将厦大无偿交归政府经办。六月，厦大全体师生集会，决议致电教育部，并派代表赴南京请政府将厦大收归国办。
一九三七年七月一日，南京国民政府核定，私立厦门大学正式改为国立，年经费二十万三千元，列入年度预算。虽然这点经费是国立大学中最少的，但毕竟是国立了，陈嘉庚和全体师生松了一口气。
七月六日，教育部任命萨本栋博士为厦门大学校长。刚从美国俄亥俄大学客座教授载誉回国的萨本栋是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也是国际有名的机电专家，同时还是出色的网球运动员。风华正茂的萨本栋浑身有使不完的劲，他有决心也有信心把厦门大学办好。
然而萨本栋时运不济，第二天，仅仅是第二天，前来厦门大学报到的萨本栋行李还没放下，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就爆发了。日本舰队频频进出厦门港，严重威胁厦门的安全。萨本栋真可谓“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因此，萨本栋与林文庆校长办完移交手续后的第一个工作计划，不是筹款，不是建设，更不是教学，而是迁校逃难。
紧接着，平津沦陷、淞沪激战，日军袭击厦门更加频繁，厦大校园濒临胡里山炮台，又在日军炮舰的射程之内，处境危在旦夕。九月三日，日本舰队的羽风、若竹等三艘驱逐舰驶入大担岛海域，突然向厦门岛的曾厝垵海军飞机场、白石炮台和胡里山炮台发起攻击。日军一炮端掉厦门大学生物大楼，给萨本栋一个下马威，于是，逃难不仅仅是工作计划，而是一项迫在眉睫的任务。
逃难？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中国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何况是一所大学？萨本栋首先想到公共租界鼓浪屿，西方列强国旗飘扬的小岛也许是学生的避难所。
说干就干，学生的安全高于一切。第二天，萨本栋在鼓浪屿借用闽南职业学校部分楼房设办公处，借用英华中学和毓德女中部分校舍上课。十月五日，学校新聘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燕京大学化学系教授兼系主任蔡馏生为厦门大学代理理学院院长，同时兼任化学系系主任，另聘五人为学校行政顾问委员会成员，鼓浪屿校区勉强运转。不等萨本栋喘一口气，十月二十六日，日军占领与厦门岛一水相连的金门岛，封锁了厦门港的出海口。
鼓浪屿的外国人自身难保，各国领事有的遣散家属，有的关闭领事馆，中国人哪能指望他们保护？那么，厦门大学迁到哪里去逃难更适合呢？萨本栋很纠结。这时，教务长兼文学院院长、语言学家周辨明博士建议萨本栋，迁长汀。周辨明是惠安人，但他的父亲周之德是个牧师，从一八九二年开始就在长汀传播基督教。周辨明了解长汀，长汀是县城也是州府，不但是闽粤赣交通枢纽，有深厚的文化底蕴，而且客家人热情好客容易相处，更重要的是，汀州古城有一些闲置的文化设施可资利用。
萨本栋认为周辨明的建议入情入理，当即决定兵分两路：自己去福州找省主席陈仪商量，周辨明和秘书长杨永修赴长汀联系选址。焦头烂额的陈仪提不出更多的建设性意见，因为省政府也在筹备内迁逃难，那叫一个自顾不暇。陈仪能拍板的只有一条：省政府拨给厦门大学的迁校经费只有五千元，怎么花请萨校长看着办。
从厦门到长汀的交通极为不便，要翻山越岭走十几天才能到达，这点小钱连运费也不够呀。萨本栋摆困难讲道理，总算说动了省主席，陈仪最后表态：“我会配一部小车到长汀给你，要别的就没有了。”
当时的福建省第七区行署设在长汀，行政督察专员秦振夫会见了周辨明和杨永修，支持厦门大学内迁长汀，答应拨借行署部分房屋给厦大。厦门大学迁移长汀的大计就这么敲定了。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日，厦门大学正式停课，大批量的图书资料和瓶瓶罐罐装箱待运，经过三天的忙碌整装，二十四日开始向长汀进发。
古汀州，以客家人的博大胸怀，展开臂膀迎迓危难中的厦门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