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北，教育是一个比内战还可怕的一个问题。教育是东北的脓包，将要使下一代的人们完全腐烂，有谁注意过它？有谁肯向它早日开刀，保留我们下一代的健康？政府要负责任，东北教育当局更要负责。
胜利之初，大家打着招牌收复东北，东北光复到今天已经一年多了，内战除外，我们在东北做了些什么？最使人不满意的是教育复员工作，最使东北青年失望的也是教育工作。
过去14年，日本人在东北的教育政策虽然是“奴化”或“统制”，但他们还有一个计划，且这计划真能收效果。政府今天对东北的教育政策是什么？是“收容教育”而不是“树人教育”，甚至“收容”都没有做到。在各难民收容所，或救济分署门前，还时常看见成群请求救济的学生。东北教育问题的隐忧正多，它已经因为不健康而腐烂，因腐烂而成脓包。
以上是1947年4月我在通讯《请看今日东北之教育》开篇写的几段文字。教育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作为记者，教育始终是我关注的问题，特别是内战期间。
我到东北不久，沈阳就先后发生了小学、中学教师因待遇过低，生活困难而罢教的风波，而且各学校面临种种困难。1946年9月29日，我发沈阳专电：
沈市读书及龄儿童12万，过去学舍完整者目前多被军事机关占用，而今能入学者仅半数，失学儿童6万人。幸得读书之儿童。学校生活颇悲惨，以某区小学为例，全校学生1932人，分18班，而教室只15个，教师25人，全校办公费月仅7千元，至今7月份之经费尚未发下，连买粉笔都成问题。教室无门无窗，百余人挤在一起，3人共椅，6人一桌，作文习字全不可能。假如战争是为这下一代的儿童争民主，将来也许会失望，因为他们那时怕连选举票都不会写了。
伪满时代，全东北公立国民学校（小学）有13870所，私立4357所，每年毕业生约100多万人；中学1515所，每年毕业生约7万多人；高等院校24所，每年毕业生约5000多人。抗战胜利后，政府收复了辽宁、安东、吉林、辽北四省，这四省在伪满时代也正是教育中心。四省复员的国民学校共5248所，学生68·46万人，分别为过去的28%和24%；复员中学约150余所，学生7万多人，分别为过去的10%和70%；复员大学只有国立东北大学、长白师范、沈阳医学院以及私立沈阳中正大学等5校，为过去的25%，而学生人数不及伪满各大学一年的毕业生。可见，东北光复后，各级学校数量锐减，随之而来的自然就是大批失学儿童和青年。
如果说，胜利之初，由于14年的沦陷与隔膜。政府不能立刻拿出有关教育的适当办法。那么，一年过去了，依然还是没有办法。倒是行政机构叠床架屋地建立起来了，既有教育部特派员办公处、青年复学就业辅导处，又有行辕教育处、各省教育厅，说起来横纵之间都有关系，实际上又都各自为政，只有教育本身被搁在中间，没有人管。至于私立学校，因为普遍贫穷，诚心办办教育的人没有钱也弄不来钱。如此，东北教育没有计划，只有凑合；不是复员，只是敷衍。以致有东北青年在沈阳街头打出标语，质问“是谁摧残青年？！”东北的教育就这样的发了霉。
东北本来是个好地方，不仅物产富饶，经济发达，而且现代化程度较高，但内战的连天炮火，使东北成了许多人眼里的危险所在，拖家带眷的教授、专家乃至普通教员，大多不肯冒险钻进这内战的火网。同时，东北教育界的待遇一般都低于内地，抗战中已经苦了八年的人们，谁也不肯再到东北来挨饿了。因此，师资的缺乏与恐慌，是东北教育界的普遍现象。
1947年1月初，教育部东北教育视察团工作结束，我发专电报道：“该团负责人语记者，目前东北失学儿童已超过60%，小学师资合格者不及10%，中学师资更困难，东北教育前途可虑。又谓东北文化食粮不仅量少，品质亦低落，黄色书刊充斥坊间，社会教育亦在后退。”其实，东北的大学师资同样令人悲观。据说东北大学政治系只有一位专任教授，文法学院因为缺乏师资，有时一天都没有课。国立沈阳医学院有日本教授占三分之二，比中国教授还多。那里好像仍然是“南满医科大学”，是日本人在办教育，中国人来帮忙。我在通讯中写道：
这样长久下去，有多少能干的教育家能够保证不霉烂？一旦教育霉烂得不可收拾，我们仅有这块土地又有多大的用途？……学校是教育实验的场所，要教育上轨道，先要有像样的政策，然后要有好的学校；要使学校好，必须先有好设备，请好师资，教好学生。这一连串的好，实在是我们这破烂国家的需要。
请看我当年记述的东北各级学校的惨状。
东北大学是当时东北最好的大学。1946年12月初，东大学师生召开庆祝复员成功大会，有学生代表当场就学习、生活和校方工作效率低下等问题向校长臧启芳提出质询：复员9个月了，学校建设为何无一处完工？任用自己的女婿充任京沪办事处主任，致使同学露宿马路，是何居心？学校现在教授无人，开学无期，原因何在？……臧氏解答引起学生不满，场内嘘声四起，秩序混乱，迫使臧氏当场表示辞职，学生竞高呼“欢送校长”。会后，东大学生自治会甚至在报端刊登“臧校长辞职欢送大会启事”，此事惊动了正在沈阳的教育部视察团，召见学生代表，居间调解，恳切劝导，才使风潮平息。
东大复员近一年了，宿舍问题仍未全部解决，还有学生睡在图书馆、地板上。我到学生宿舍参观，看到的是门前一片污水，垃圾随处可见，门窗、玻璃破碎，却无人修理；教室的桌椅被搬来代用，电灯电线都是从厕所或教室拆来的。因为设施不全，学校图书馆从未开过门。教室桌椅不全，学生为了抢一把椅子竞致动武。理工学院的实验设备聊胜于无，学生用书也只有几册课本。学校2月初开学，到3月底教授还差一半……如此办学条件，学生如何能安心读书，教授又有多少兴趣教书呢？
东北大学有2700多学生，大部分是临大学生（即经历过伪满时代者），小部分是复员学生（即抗战中学校内迁随之返回者）。临大学生因日伪“统制教育”，许多人的英语几乎要从字母学起。由于程度差异，有的复员学生歧视临大学生，双方闹得水火不容，吃饭都是分开的，常有打架发生。学生问的误会仇恨日渐加深，学校当局视若无闻。我写道：
东北教育复员，最初有个似是而非的政策，就是要求临大尽量收容学生。救济青年不错，但结业以后不加区别地分发到各大学，却留下了后患。所谓“尽量收容”，目的不过是怕青年学生跑到北边（中共区）去，所以要多收快收。学生多了，程度参差不齐，教学已困难；结业以后，本不该笼而统之地分发，而应根据学生的不同程度送到适当的学校去读书。这是为学生本身着想，也是为东北教育前途打算。实际结果却演成今日东北各大学学生程度之不齐，分子之复杂，而且复杂至不可想象的地步。之所以如此，还有一个原因，即政府特设一种大学先修班，令伪高中毕业生接受“先修”教育，连伪满“军官学校”的学生也被编入。因此，东北大学里有特务，有伪满警察，甚至有带枪的学生。如此，岂不影响了学生，也毁灭了教育？！
东北的中学教育同样可悲，最穷的是省、县公立中学。沈阳比较好的仅有的一所国立中山中学，也是教室漏水如雨，学生几乎要打着雨伞上课；理化实验室空空如也，不见仪器陈设。更可悲的是，为了教育复员，东北许多学校不得不录用伪满教师、公务员、甚至日本人，其中许多只是混碗饭吃，张口还是“日满一体”、“大东亚新秩序”。本来，当时刚刚摆脱亡国奴地位的许多东北学生，读写还在用日本语法，“邮便”、“急行”之类日本词常常脱口而出，动辄起立鞠躬，一副卑鄙相，而对祖国的历史、地理常识却一无所知。继续任用伪满甚至日本教员，更使得14年敌伪奴化教育的恶果难以消除了。
至于私立各中学，全靠学生人数多寡维持。我写道：
在东北，谁高兴了都可“办教育”，贻误青年的私立学校如雨后春笋，到处可见它们的招生广告，名誉董事长赫然印在上面，全是社会贤达或名流，以此号召学生。实际上，这些学校大多并未请准立案，竟如此大张旗鼓招生，谁敢相信这是在办教育？！知情者说，这些“学校”不是招生，而是招财；不为教育，而为私利，有的甚至包庇兵役，连二十多岁的青年都被招来做了“学生”。东北真需要热心教育的人士，但不需要冒名办教育的人。大家多拿出一点钱来，充实一下各县中学的设备，使学生由地板升到椅子上，请些好先生来教他们。如果办教育不是为名利，何如把办私立中学那笔钱全部捐给一个公立学校？
教育的基础是小学教育，东北最惨的也是小学教育。各小学都由最穷的机关县或市政府来办，政府没有钱，拿什么办教育？其实，若只是没有钱还好办，只要有校舍，教职员总会找得到的。但东北各地校舍虽然很多，用作教育的却极少，因为打仗，大部分校舍都被军队占住了。我写道：
官方说东北失学儿童60万，其实何止此数。170万人口的沈阳市，只有十几所小学；和平区有十几万人口，只有一所南昌街小学，容纳3000多学生，教室里挤得水泄不通，望门兴叹的还不知有多少孩子。许多小学因为无法容纳学生，只好分上下午授课，孩子们总有半天是被荒废着。
一般的小学桌椅不全，学生必须自带板凳，每次放学就像搬家。有的学校叫学生自带棉垫，好坐在水泥地上听讲，一个个像小佛爷弯腿打坐。可怜的孩子们，小学还未毕业，慢慢的变成驼背的小老头。去冬各校无煤，孩子们的手都有冻疮，这是教育的“成绩”。多少学校因为冷，都提前放了假，开学后又下雪，假期再延长。教室内没有门窗，老师开口讲书，大风吹来，恨恨的被灌一肚子冷风，又几乎被吹倒，孩子们的眼睛都睁不开，这是学校还是地狱！真叫人痛心。
待遇不好，教员闹穷，罢教请愿，甚至卖点图片，向学生兜兜生意，还有向学生要高粱米的，这全是不得已。小学校长摇铃、扫地、巡更，结果叫贼给揍了一顿，这也并不奇怪。奇怪的是，全世界上没有一所像这样的小学，也没有一个政府甘心看着这样的教育继续下去。
“九一八”以后，我们就嚷着收复东北，复兴民族。现在收复了，东北的教育情形如此，如何复兴民族？谁能作答？东北的教育实在等于一个脓包，一切都要慢慢的腐烂了，下一代的健康将无保障。赶快开刀，赶快医治，爱护我们的下一代吧！下一代的健康失去了保障，我们又何必收复东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