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上学校去，我个子矮，只好在墙根垫上石头，然后才能趴在教室的窗台上，找明子姐。有一次，我就这么往教室里看，坐在窗台边的两个姐姐抓住我的手，问：“干什么的？”
“我找明子姐。”
“没有你的明子姐！”
“我要找明子姐！”
“啪！”其中一个凶凶地打了我一下，“再捣蛋，我把你的双手绑起来，系在窗格上！”
我赶紧跑了，这两个姐姐真可恶！欺负小孩子！明子姐可从来没对我凶过。她们站起来看着我笑，我抓了一把沙子，作势要扔，她们吓得哇哇地叫。见我没扔，就朝着我作个鬼脸，我还给她们一个鬼脸，怏怏地走了。
明子姐回家后，就问我是不是去找了她。我才知道明子姐的学名叫文霞，在学校是没人晓得明子这个人的。第二天，我就跟着明子姐上学，那两个姐姐没有那么凶了，反而热情地和我说着话。上课时，鸦雀无声，他们在听讲、写字。我呆呆地坐着，不敢吱声，心中却不由地敬着他们。老师布置完作业后，来到我身边，问明子姐：“他是谁？”
“是我弟弟。”
老师又问我：“多大了？想不想上学？”
上学是一件全新的事，所以我答道：“九岁了，想上学！”
老师抚摸着我的脑袋说：“九岁了，也该上学了。”
下学年的时候，我上了学，还是贪玩，一下课，和人摔跤，摔不过人家，又总是不服气，缠着重新摔。有一次上课铃声响了，我还和同学在地上滚成一团，忽然，我们被人抓住脚脖子，像两只小鸡一般倒提起来。我大喊着：“放开我！放开我！”
等到被放开，一看，正是我的班主任，我们吓得赶紧溜进教室，而老师们则哈哈大笑。
在学校里，我才知道明子姐是班长，而副班长是个男生，他老是扬言要揍明子姐一顿。我听了这话，很担忧，就告诉明子姐。明子姐很不屑，说他吹牛，他不敢，这让我佩服明子姐的胆量。那时候放学，全校集合排队，不分班次，而是分生产队，明子姐总是让我站在她的前面。那些男生有意无意就要蹭明子姐一下，明子姐厌恶地皱皱眉，说都不乐意说他们。我后来渐渐明白，那么多姐姐当中，大约算明子姐最漂亮了，所以才有那么多哥哥总想蹭明子姐一下，这让我感到自豪。明子姐好像天生厌恶他们，从来不对他们友好过。当然，那时候，我也从来不和女孩子友好过，我和同桌总是划分界限的，因为我的手肘一旦过了分界线，肯定受到攻击，我和她怎么会好得起来？只不过好男不跟女斗，是男孩子就不应该欺负女孩子罢了。
不过，也有一位我有好感的，那是语文老师的女儿，她文文静静的，连笑也是微微的，那眼睛更静得像湖。最重要的是，她洁净，她的衣服是最漂亮的，也最干净，仿佛不沾一点尘粒儿，而我整天在地上摸爬滚打的，没粘上鸡鸭屎已算万幸。所以，我和她近乎不来，她好像不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人。
那时，我们一到放学，就疯了般地玩，学习一点也不耽误。我学习向来就好，那就像游戏、象棋，没什么难的。在三年级的时候，一次全县统考，发的是铅印的试卷，而不是油墨印的，但我不知道，所以只做完正面就无所事事。那位老师的女儿正在我身后，用手捣我。我明白她要我给她抄。但是监考的老师盯着我呢。后来，我抽空看了一下她的题，大吃一惊——我可没发现有这道题！一翻试卷，在背面呢！背面我都没做呢！我不再理她，匆匆忙忙地做。
下课时，她对我说：“青子真可恶，给我看看都不行。”
我当时心中很难过，我是被冤枉的，其实，我非常愿意为她做一点事。但我没为自己辩护，这是我和她惟一的一次对话。不久，她和老师妈妈都上城里去了，她爸在城里工作——她原本就属于那个世界。
我上学之后，就有了新的世界，有了更多的伙伴，和明子姐一起玩的时间少了。上一年级时，我还一定要和明子姐一起做作业，明子姐教我写字。上二年级时，明子妈不让明子姐上学了，尽管明子姐是班长，学习成绩非常好。
明子姐日益成了大姑娘，再也不玩那些孩子的游戏。只有在村子里放电影、听鼓书的时候，明子姐才喊我去，作她的伴儿。
有一次，大年初二，邻村舞龙灯。哥哥们嫌我累赘，早早地都跑光了，丢下了我。我不认识路，没办法，只好央求着明子姐带我去。那一夜大雪纷飞，夜晚如同白昼，只是静悄悄的。我听着脚步声，疑心有人跟在我们后面，可一回头，哪儿也没人！锣鼓在远方响着，我们循着鼓声跑。河堤两旁的树林静默地观望，被积雪压断的枯枝发出清脆的哀叹；河水在洁白的雪被中，开辟出自己的道路，欢快地流淌着。寒风如刀，割得耳朵好痛，明子姐不时地停下来问：“冷吗？”
“耳朵痛！”
明子姐就先呵热了手，然后用她那柔滑的双手揉搓着我的小脸、耳朵。
“暖和了吗？”
“暖和了。”
于是明子姐牵着我的手，轻快地小跑起来。那夜晚真静，真美，可是龙灯像火蛇一样游动到更远的地方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