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光甫此次来汉口，毕竟不如在上海时忙碌，闲暇时动笔甚勤，分途次记有旅汉日记三册，逐日记述每日行迹、交游、心情，有时把一些信函原稿也收了进去。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此次乘桴西来，虽则是远离漩涡，图避清静，没什么特殊使命，但春节过后巡查各埠银行，尤其是中国银行在汉口一带的分行，还是发现问题多多。自己虽已辞去苏沪财委会主任的衔头，毕竟还是上海银行公会副会长，还兼着个中国银行监事会成员，事关同业前途，金融未来，他不能对发现的这些问题置之不理。
国民革命军北伐，上海金融界出力最多，总计资助款项，至1927年底，已达四千万之巨。去年春天以来，总司令蒋介石虽然对他器重有加，委以财委会要职，但以他之有限观察，一心想要扫平北方军阀的蒋某人，也不过是个军头。就拿蒋进占上海来说，一次次地逼着商人和银行家拿出钱来，若不支持，就视同反革命，如此蛮横行径，近乎勒索，又与军阀何异？须知银行里的钱乃市面上之流动资金，应使之生产，轮流不息，怎么可以是政客的私家钱囊，一次次搜刮无度？难道真的要搞到银行一家家倒闭，市面上的钱像沙漠里的河断流了，才肯罢手不成？
去年6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月余，被一次次催款搞得焦头烂额的陈光甫在一页便笺中记下过对蒋的不满。这页便笺，他没有往文件册里一塞了之，而是带来夹进了这次的旅汉日记里（1927年6月11日的这篇日记，和三册旅汉日记一起，七十多年后才由上海档案馆从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浩如烟海的文档中钩沉出来，并公之于世，否则以蒋介石眦睚必报之性情，若有人打小报告说陈光甫背地里诽谤，很难说他还会启用陈出任苏沪财委会主任一职）。
陈光甫在日记里说，欧美各国在东方的殖民地，香港、西贡、河内，日本人经营下之大连，外人共管之上海，都较中国人自管的苏州、南京等地，要“高出万万倍”，关键在于，人家是做事的。孙传芳之所以在江浙失败，就在于他一事未办。他认为蒋政府要立足下去，就要先为人民做一两件事，取得人民之好感，譬如完成粤汉铁路建设、整治淮河流域等等，如果仍是按照张作霖治东三省的办法，哪怕你天天高喊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两三年后也必定会被人取而代之。
他分析张作霖为何在东北失败，其原因有军事上的、经济上的、用人上的，要之在于“不代人民做事”，“以个人为本位，视东三省如张家天下”。而蒋之南京政府，成立时间虽不长，却已经有了些张的作派。
出任财委会主任后所受委屈，加深了他对国民党的恶感，来武汉后也未减轻分毫。在写给下属伍克家（时任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长沙办事处主任，1944年出任上海银行总经理）的信中，还兀自愤愤着：“国民党为人民之指导者，而一入政治舞台，贪钱卖法，不顾廉耻，大言不惭自私自利，较之前人更坏。”
武人不懂财政，屡屡插手，扰乱金融，即以去年上半年中国银行遭受的惨重打击而言，蒋强制向中国银行上海分行摊派二五库券一千万元以充军饷，并限三天内解交南京，逼得经理宋汉章辞职，已是开了一个坏头，但政客这般对待银行家，银行家们自己就没有丝毫责任吗？陈光甫放言道，这正是他们自尝苦果。包括中国银行在内的各大银行，无辅助工商业之成绩，使得一般人民对于银行无好感，假使银行界真的做出了成绩，“则蒋亦何忍出此？”
在给杨敦甫等人的信里，他说：“弟寓汉三月以来，默察汉口各银行失败情形，多属自取。银行经理与商界完全隔绝，行中款须向各他处转存而来，一一分放钱庄，钱庄即放胆以之转放市面，此中黑幕重重，一旦失败，全军覆灭……至工潮及政界借款，亦由银行当事者平日骄侈太过，行员不服，发生反动，及与往来之人多属官僚、政客，乘虚攻入，内外受敌之苦也。”
这次来汉口，巡查中国银行长江各埠分行，他才发现中行问题尤其严重。行员舞弊，敲诈存款人、携款潜逃，诸如此类糗事层出不穷，而中行当局又把盖子捂得严严的，外人无从调查。去年北伐军与孙传芳在江西大战前，孙手下大将陈调元，有一笔十余万元的款子存在中行九江分行，孙败退时，陈调元派参谋长来九江提款，行长即以逆款为名，扣着不付，还把那个参谋长锁在行内数小时，逼其送酬金六万元，方始释出。后会计主任串逼贺耀祖指提此款。陈调元倒戈向南，摇身成了革命阵营中的一员，复向中行补提六万元。中行敲诈存款人在先，落得个一款三付，也只得打落牙齿肚里吞，自苦自得知。陈光甫说，中行各分行的经理们与政治走得太近了，各处军阀向银行借钱，都是中行开的坏头，行长们为了赚取厘金，拿好处费，与军阀左右之人联成一气，把钱放给他们，实不啻与虎谋皮。
还有中行长沙分行，看到汉口洋厘大，长沙洋厘小，行长、会计主任、出纳主任串通一气，将库存钞票运汉售成银子，汇到长沙再买进洋钱，补还库存，上下分利。做金融的，怎么可以毫无担当，像小市民一般，只知逐此蝇头小利？
最令他伤心的是他的镇江同乡、前上海银行副总经理兼汉口分行经理唐寿民。此人已自立门户国华银行，眼下正与宋子文打得火热，让他一想起来就五味杂陈。
想当年，唐寿民从钱庄学徒做起，凭着“一把洋伞打天下”的劲头，与他一起在银行界摸爬滚打，真称得上是患难之交。陈光甫创设江苏银行，请他来做银行司库，1915年上海银行创办，他又是最早加入的。说起来也是“南三行”中的翘楚，二十年来同甘共苦的老兄弟，却私心过甚，欲望太重，先是与人合资在镇江老家开钱庄，钱庄倒闭，他无钱可赔，只好挪用储户款项。唐的一个堂兄在苏州开祥大绸缎号，年年歇本，挨不下去了，要将镇江老宅的房子押在本行贷款，陈光甫不答应，唐寿民私自在汉口分行作了押款。此人又好听恭维话，要做镇江帮领袖，拼命拿行中钱去做面子，结果吃了两家钱庄倒帐六七万元，元气大伤。
更让陈光甫无法忍受的是，此人“在职之时不知节省，家用、外用非分的扩张，以致不安于位”。当初在江苏银行时月收入只十几元，到后来八千多元还不满足，到汉后竟急急要东做生意、西做生意。趁着做汉口分行经理时结识了武汉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只知一味巴结，经手未兑事件，“不料理，无法无经”，想当江苏银行行长，又想当厘金总局局长，“不忠”迹象早就显露。自己顾念旧情，一直隐忍不发，没想到昔日兄弟，最后还是反脸。“若说其有意害我，则我不敢信，但是他为何要如此做法，为何还不知足？此无他，乃受镇江环境式之麻醉也”。
此事让陈光甫深感窝心，都过去了数月，一提起来还觉恨恨不已，只觉得整个汉口分行都没有第二人可靠了，以致说出这般负气的话来：“一种黑暗之气笼罩全行，或云腐败气亦可”。
日后交通银行改组，唐寿民因财政部长兼中央银行总裁宋子文垂青，获任交行官股董事，后又出行总经理一职，与另一个镇江籍银行家胡笔江做了搭档。太平洋战争爆发，已在香港的唐寿民来不及走脱，抓到上海，被诱在汪政府出任伪职，战后以汉奸罪被国民政府判刑，这已是后话了。
九江、长沙、汉口的情形如此，长江各埠其他分行的情形又能好到哪里去？总之是欲望深重，只要做到了经理，事事皆可取求自私。二月廿一日，陈光甫给驻沪的中国银行副总裁张嘉璈、董事李铭（字馥荪）、徐寄庼等人发去一电，认为对中行各地分行必须彻查账目，且此事关乎金融大局，“辉德近到长江各埠，始悉中行内容，有即行彻底调查之必要。事关金融大局，辉德负监事人之责，弗安缄默，用特电陈，祈即复议。”
既然大家都是多年朋友，他索性把话挑明，在次日发给三位的信中又说，这么做不是害中行，而是爱中行，如果事不得行，自己良心上也殊为不安：“弟所以如此主张，实则中行情形不佳，势必成为招商局之第二，闻金融管理局已有查账之议让他人来办，勿宁自行整理，得免当局为验证。且为股东与存户之血本、地方之金融计，更不得不出此。此乃弟一片善意，想已在诸兄洞鉴中矣，倘弟之主张难见实行，则弟忝居监事，责任所在，良心受谴，惟有辞职以谢国人耳。”
三日后，署名“璈、铭、冕”的复电到了，说“所见甚属扼要，弟等深为赞同”，已电请董事会和监事会公决，同意派员彻查。李铭还在私信里告诉他，说经与公权讨论此事，中行汉属各行，官欠、商欠的呆账加起来三百多万，经济上虽然吃了一些亏，尚非致命之伤，中行目前最危险之处，实在于用人一端，进人“不慎加选择，因才器使，为事择人”，使用中，“又不严行考核，留良去窳，以树观听”，致使队伍一天天烂下去。行员舞弊，以赣行最为严重，必须予以严厉惩处，云云。
查账人员从北京总行赶来尚须时日，陈光甫闲着无事，某日，去汉口有名的中央俱乐部散心。此处原名新世界，与上海的大世界相仿佛，里面有戏院、弹子房、茶馆、酒楼，端的十分热闹。陈光甫本是打发无聊而来，听得京戏园里传出皮黄二胡声，就进去觅一座位看戏。戏院里座位不全，看客约有二三十人，茶房来回泡茶、打手巾、传递瓜子花生碟子，又有小贩不时进来，推销糖包子、肉包子、糖果、花生等各种吃食。这些人聚在一起，或打骂，或嬉笑，挡住其他观众的视线也全然不顾。一会儿，又涌进来十几个兵士，操着各地的腔调大声说笑。陈光甫本来就让座席上的破凳子硌得十分不舒服，看着台上的男女咿咿呀呀地唱，也不甚明白，他忽地有点后悔闯入这个嘈杂地方了。
在写给伍克家的信里，陈光甫叙述了这次令人不快的看戏经历。他自嘲，自己进到这样一个地方来，简直是梦游般莫名其妙。他说，置身于这个戏园子，倒也让他找到了观察当下中国社会的一个窗口。他从这窗口看到的，乃是一个“穷化、恶化”之中国普通社会。败窑般的车站、衙署，穷困的人民，萧条的市集，全都让他不爽。他还说到了不久前的正月十五，他去过的汉阳归元寺，烧香祈福的男男女女不知凡几，大殿上挤得路都走不通，五百罗汉堂香烟弥漫，一进去就觉得昏昏晕晕，愚夫愚妇的迷信，也让他觉得不可理喻，觉得是穷化恶化之一斑。
汉口的各种不景气，让一向温文尔雅的陈光甫变得愤世嫉俗，他对伍克家说，昔年张之洞任两湖总督时办新政、练兵、设学堂，办纱厂、丝厂、铁厂、麻布厂、兵工厂种种实业，魄力何等之大，真可以推为先知先觉，可惜近三十年来，被一干政客、破靴党，全都摧残得一败涂地了，若张文襄仍在世上，肯定要被活活气死！最可恶者，是汉口银行几乎家家不做事（除上海聚兴诚外），早在吴佩孚时代，银行经理们就以与官场交接为头等要务，不屑于与商人往来，结果中国银行吃亏四千万，还不敢对外宣布，“夫银行一业乃社会建设之原素，交此辈人经理，安得不失败？！”这些不负责任的银行经理们，在他看来，也是“穷化、恶化中国社会所产出者也”。
这几个月在汉口的见闻，在他看来，“麻醉”二字，已成国人目前状态最贴切的形容。人人都只想往做官发财一条路上去走，银行中人受此麻醉，也一心只贪图享乐，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成为木偶式行员。更危险的是，有人藉着在银行界的地位，一心只想发自己的财，扩充自己的势力。这样的麻醉病若不早日疗治，银行倒闭也是早晚的事。“总之，千言万语，国人无适当之教育，政府固然弄不好，即纱厂、铁路、银行、市政、航业、农业、水利等等永远皆弄不好。”
他告诫本行同仁：当此乱世，无饭吃的人太多，在上海银行做事的人先要打破发财、穿好的吃好的思想，纵使每月仅拿十元之薪资，日日受妻孥的怨骂，亲戚的讥笑，仍不改我志，一心研究为行中想法子谋利益，行中生意上了轨道，大家虽不能发财，然一生温饱却有余矣。
查账的事，向中行方面催了几回，迟迟未见动静。一个月后，中行监事会才通知他，行务总会已决定让中行董事、浙江兴业银行副经理徐寄庼赴汉属各行查账，并派“重要行员二三人”，一个姓程的财务稽核和一个姓居的副行长将协助进行。
又拖了近一个月，快到4月底了，程稽核、居副行长才姗姗来到汉口，徐寄庼却没一同前来。陈光甫去电又催，隔几日，徐寄庼从上海来电，称“行务所羁，不克赴汉”，请陈监事就近主持，“偏劳一切”，云云。
一日，北京来的居副行长联系他，说要登门拜访。陈光甫那几日身体不适，再兼中行汉属各行的查账也阻力重重，心情抑郁，不想见客。但居副行长却不管不顾，居然自己找上门来。陈光甫压制住心头不快，把他让进了屋内。居副行长很傲慢，一会儿说他很忙，在汉口不能久呆，一会儿又催速查账。陈光甫说，须等上海的徐监事到了一同进行为好。居副行长却说要单独进行。陈光甫闻听此言，饶是他涵养再好，胸中一把无名火也好似腾地要烧到外面来，遂冷着脸，说你若不能呆，那就请回吧。见主人下了逐客令，居某脸上挂不住，遂怏怏而去。
徐寄庼不来，先前总行来过的两人又走了，这账还怎么查？陈光甫继续不依不饶，向北京的总行要求派人。还给徐寄庼去电，催他来汉共商办法。这一回，行务总会倒是回复得快，让上海中国银行转告他，说查账的事终归是要搞的，那就劳烦陈监事单独先搞吧。徐寄庼找各种借口，又是托辞，“兴业干部无人”，又是叹苦，“又为儿病初愈，未敢离开”，反正就是摆出一副死也不来汉口的架势，让他莫之奈何。
自从2月初，陈光甫发出第一个电报，主张中行自行查账，到此时已三月有余，双方电文往返不下数十通，此事却一点进展都无。陈光甫此时的境况，就如同被传说中的鬼打墙给困住了，转来转去就是出不去。中行明着答应查账，却迟迟不见行动，不知是遇到了什么难处，还是故意设绊子，要他这个监事单独查账，这明显是推诿搪塞之辞，一点诚意也无。眼见得此事阻力重重，陈光甫也觉意兴阑珊，爱莫能助了。5月9日，他以有事将要离开武汉为由，向行务总会提出终止本次查账。
原是出于同业公心，“事属大局，义弗敢辞”，却被接连阻挠，陈光甫心绪大坏。本来是想把监事一职也给辞了的，但静心一想，大家都在金融圈里混，还是不伤感情为好，起码的面子还是要维持的，也就打消了此念，但心里已是暗暗打定主意，从此以后，中国银行的事是再也不会去过问了。
陈光甫初来汉口时，武汉政府发布现金征集令引发的金融风潮还没有过去，市面还在持续动荡中，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发行的大量钞票无法兑现。中国银行董事李铭曾向他摊底，中行汉属各行约官欠达三千一百九十余万，商欠呆账一百八十八余万。中行当时的策略是尽力收缩钞票，争取把损失减少至最低程度。陈光甫令本行汉口分行，为中行维持申钞十足代兑，为中行挺过这次风潮出足了力。事后他写信告诉宋汉章和贝祖诒（淞荪），武汉的金融这次坏到如此地步，政府固然有不可推卸之责任，但各银行不明经济状况，贪利放款，也是推卸不掉，此后沪上各行来汉推发申钞，必须吸取此一前车之鉴，处处为地方着想，地方有了利益，银行方有利可收。切不可听其涨落，发行时不问供求情形，随市售卖，降落时袖手旁观，听其死活，倘若银行还是惟利是图，全国金融破裂、同归于尽，真不是一句吓人的空话。
他来汉口，本想离政治远一些，安心读书，少一些和政客们的纠葛，但似乎天命注定，他到哪里，金融和政治的漩涡总是要把他卷吸进去。4月，在汉口有过一次与李宗仁的会见，印象却是出乎意料的好。
之前，李宗仁来汉口，曾在商会的一次欢迎会上向人打听陈光甫住址，商会负责人说陈尚在汉口，当约之前来，李宗仁说不可，他当亲自登门探访。因李宗仁要赶往长沙处理军务，那一次他们没有见上面。四月九日上午，陈光甫外出散步回来，有人告诉他，武汉财政委员会曾派人来打听他是否在家，说李宗仁前日已回汉口，想跟他见一面。
眼下北方战事正烈，三路集团军沿津浦线、京汉线向奉军发起总攻击，兵力尤嫌不足，李宗仁是奉命来武汉带第四集团军北上增援的。身为集团军总指挥的李宗仁，不提兵北上，却要来与自己相见，难道是有什么急差要他去做？
陈光甫忐忑着去了财政委员会。武汉财政委员会的主席白志鹍，是省党部监察委员，此人也是个金融学者，持身谨饬，陈光甫曾同他见过，印象颇佳，只是他作客武汉，刻意与官场中人保持距离，一直没去造访。
到财政委员会大门时，正见白志鹍送客出来。只见正与白志鹍说话那人，身着军装，年四十左右，广西口音，中等身材，面上略有风尘气。他见过报纸上李宗仁的照片，估摸着此人应该是了，正犹豫着是不是上前招呼，白志鹍看见了他，向他喊，李总指挥正约我访兄呢！随即介绍李宗仁和他相见。
李宗仁伸手与他相握，言词举行极为热切：“久闻阁下为有正气之人，惜以前未能见面，今得见面，且一时尚不他去，我们可做朋友，关于武汉各事尚望指教。”
从李宗仁手上传过来的力量，让陈光甫感到了这个军人的爽直，这让见惯了军阀跋扈作风的他顿生好感。他客气道，自己毫无本事，毫无学问，此次留滞武汉，系因料理先父商业手续而来，何敢有劳李总指挥亲自登门造访。
李宗仁说，既然今天见了，也是与陈先生特别有缘。吩咐推掉别的安排，先向陈先生请教一二。三人入内，按席次坐定。李宗仁也无客套寒暄，直接问他，对当今武汉商业如何意见？
陈光甫对两湖财政一直都很悲观，晚清张之洞办新政时，已是困难万分，辛亥以来迭遭北洋军阀敛利，去年北伐军又在此地与吴佩孚的北洋军大战，再加上发布现金征集令，两湖财政已是凶险万状。他来汉口三个多月，眼见金融界只知与官场勾结，与商界完全隔绝，银行款项，一一分放钱庄，钱庄再放胆转放市面，此中黑幕重重，揭开不易，一旦资金链断裂，或至雪崩，全军覆没都有可能。但因还不知李宗仁财政上的主张，也只是淡淡地说客气话：“在此数月，见政府施政完善，人民安居乐业，共党工会根本铲除，各业得以自由用人，此为恢复市面最重要办法。又白委员长（白崇禧）在汉办理财政，不扰百姓，处处体谅，人民爱戴，因之汉口商业日渐发展。”
话虽这么说着，内心里一个抗拒的声音却越来越大，他甚至为言不由衷的这些话感到赧颜，暗暗发誓再也不讲这种场面话了。
李宗仁似乎根本就没注意到他复杂的内心活动，又问，中交钞票停兑，有何办法应对这次市面风潮？
陈光甫神情一懔，正色道：“此实为武汉生死存亡之一大问题，此事不解决，则市面绝难恢复。汉口与忙月时，市上筹码有九千至一万万元，此款均凭信用由上海的银行、钱庄放与汉口，现在旧账不能理，因政府下令中交票子不能兑，信用制度根本破坏，且以后建设、中国之钱万不敢用，非向美国人借钱不可，试问本身尚无信用，又怎么向外人借钱？”
白志鹍也插话说：“中交票子不兑现，人民恨之入骨，对于中央尚可原谅，而中交总行、分行均做生意，岂可不兑现？中交递来呈文叙述苦衷，因空白钞票为他人取去发行，却是政府的责任。”
李宗仁问两位有何妙法。见两人沉吟不语，自言道：“有人建议发行公债归还官欠，商人得之，即可以之清偿债务，行否？”
陈光甫说：“此法甚好，惟利息总要靠得住。”
白志鹍说：“还有一法，即是不理，听其自然。”
陈光甫说：“此法不好，若要事业成功，必须先取信于人民，区区之数千万元之担任，都不给兑现，如何对得住，且将来武汉事业何止数千万元。”
李、白都深以为然。李宗仁又说到湖南局势，比湖北更差，且遭受的破坏更多。去年春天以来，国民革命军暂时放弃北上，调锋向东，也是情非得已，实在是养兵太多，地盘又窄，不得已只好东征先取上海，而为粮饷之地，至于北伐大业，终究是要完成的。
陈光甫说：“我在报上看到了先生提出的胜利后的裁军计划，此实乃大政治家之主张，深感敬佩！此次北伐革命，实系生计革命也！”
听到“生计”一词，李宗仁眼睛一亮，说：“余总思一法，使人民安居乐业，现在各事复杂，也不知如何着手去做。”
陈光甫说：“现在大局方定，为政之道，不可太繁，解决生计问题，当以造铁路、开垦入手，去年我在南京，跟蒋总司令也说过，革命时期之内，应首先完成粤汉铁路及导淮入海，一可使货物流通，一可使加增农产。眼下之计，如能先做三件事，也就不安自安了。第一件，维持治安，保护人民；第二件，维持法律，无论何人首须遵守；第三件，公道待人，尤其政界，应首先提倡，况且这也是做人的基本道理。”
这番话，说得李、白两人均颔首不止。又谈到上层的腐败，中下层的自私逐利，末了还谈到教育上去了，陈光甫说：“这种弊端都是环境使然，要改变它，惟有整顿教育。昔年张之洞在汉兴办实业，何等气魄！现在开办各事都后继无人，南通张謇先生，创办实业甚多，一旦身故，各项事业都告中断，实都是教育不足之故啊！”
正说着，另一个财政委员进来汇报工作。陈光甫及时刹住话头，与李、白握手道别。本来他还想就金融上的弊端作些建言，告诫政府不要把银行当作提款机，见李宗仁已神思游移到了别处，也就不再多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