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军六十年代开展的大比武运动，与郭兴福的名字是连在一起的。郭兴福是英雄吗？不，他是地地道道的凡胎俗骨。在那个讲究“根红苗正”的岁月，他更显得平凡，而且有些“历史污点”。
1930年，郭兴福出生在山东省邹平县一个贫农家庭里。幼年丧父，因家境贫寒，只读了几个月的书就辍学了。1942年他十二岁时，为了混一口饭吃，他到国民党一个保安团当了勤务兵。1948年9月，我军解放济南，郭兴福获得新生，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他被分到华东野战军第十三纵队的战斗连队当战士，先后参加了淮海、渡江、淞沪、漳厦战役，因作战勇敢，立过战功，不到一年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1年2月，二十一岁的班长郭兴福被推荐到第十四步校学习深造。在步兵学校四年多的时间里，他学习刻苦，战术、射击、军事地形学等十八门课程，十三门优秀，五门良好，毕业成绩被学校定为“上等”。毕业后被分配到南京军区某师军士教导营任排长。在军士教导营工作的四年里，郭兴福把分队战术和技术训练摸了个透熟，这对他后来形成一套先进的教学方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59年5月，因为“历史污点”而郁郁不得志的郭兴福，人生出现了重大转机。他被调到某团二连当排长，一年后晋升为副连长。
凡胎俗骨的郭兴福是怎样成为我军大比武运动的排头兵的呢？
北京西山。李德生将军的住地。三十年后，这位当年郭兴福所在军的军长，向我们披露了发现、培养郭兴福，以至使他成为大比武运动一面旗帜的内幕。
身经百战的李德生，深知练为战、把兵练活的重要。在批判了训练中的教条主义后，部队训练如何搞，急需寻找一条新路。1961年初，身为某军军长的李德生召集该军军事工作会议，会上他说：“现在军委训练方针、原则，要求都非常明确，但训练方法不改革，就难以落实。我们的任务是过河，没有桥和船就过不去，解决好训练方法问题，就像解决过河的桥和船。”
训练任务刚刚布置下去，李德生便带着军师工作组来到郭兴福所在的某团二连蹲点。此时，吸引李德生及工作组来的并非是郭兴福，而是他所在的团队和连队的历史荣誉。这个团是具有光荣传统的红军团队，二连更有辉煌的历史，先后参加了挺进大别山、渡江作战等上百次战斗，连队八次荣立战功，涌现出一百二十多名战斗英雄和模范，其中有被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授予“共和国英雄”称号的伍先华。而这会儿的郭兴福只是副连长，并不显山露水，可谓一块璞玉。
刚下到二连蹲点的李德生，第二天上午就到了训练场。
长空白云乱飞，山坡上人影幢幢。战士们挖了几条堑壕，里面插着几个稻草绑的草靶，权当作“敌人”。堑壕正前方七十米开外，十来个战士一字儿摆开。他们刚做完利用地形地物、敌火下运动等战术，现在来到堑壕下面训练冲击动作。
队列前面，站着一个一米八出头的彪形大汉，虎背熊腰，黝黑的脸孔，洪钟般的声音，腰间挂着手枪，腰皮带上插着一面小红旗，手里端着步枪。他发话了：“上面我讲了冲击动作‘勇’、‘猛’、‘准’的要领，现在来讲‘狠’字。”他用手向前一指：“堑壕里面就是敌人，我们对敌人要不要狠？”
“要狠！”战士们异口同声。
“那个指挥训练的是谁？”李德生问身边随同的作训参谋。
“二连副，郭兴福。”
当天晚上，李德生与军师工作组研究决定，在二连进行从单兵、小组到班战术的训练改革试验。同时，确定了三名参加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作战的干部任教练班长。他们的分工分别是军作训参谋宋文皋教班战术，师作训参谋吴亚东教单兵战术，郭兴福教小组战术。
任务明确后，李德生命令将二连和另一个团的七连抽出来，以保证精力，避免干扰，全力参与训练改革。
洪泽湖畔，分队训练改革全面展开。天气寒冷，作业全部在室外进行，一干就是一整天。晚上研究教案，没有叫苦说累的。四个月时间，谁也没有离开训练场半步。军里一些要军长拍板的大小事情，都是到连队来找李德生。
四个月过去了，春暖花开，训练改革项目也有了眉目。李德生召集军里所有参过战的营以上军事主官，以战场上的眼光来评判三个改革项目，对三个人的教学进行论证鉴定。大家提出了上百条建议和意见，最后认定郭兴福的小组战术教学改革比较成功。
浙江金华的尖峰山下。几个人的改革项目进入最后的定型。攻击、防御，几轮下来，郭兴福得分最高。还不放心的李德生又命令九个步兵团的团长各带一个班，与郭兴福带的小分队对抗，进行现场战术演练。几番较量，郭兴福教学胜人一筹。李德生表态：这次战术训练改革试验，口子还是开大了一些，其它两个项目停下来，集中力量从单兵抓起，由郭兴福任教继续试验。
郭兴福被赋予了新的使命，集中精力进行我军军事训练中最基本的单兵战术训练改革。这会儿，他的身边出现了一个“智囊团”，军里抽调了四个参谋帮助郭兴福。训练教学中，每一个动作，每一句话，都进行认真研究推敲，并写出第一个文字资料：教学笔记。即把郭兴福教学中的方法用文字记录整理出来，在军里推广。
“比在北京看梅兰芳的戏还过瘾”，1962年夏天，顶着高温酷暑到部队调查训练改革情况的总参军训部郝云虹处长等，由李德生陪同观看了郭兴福的现场汇报作业，连声叫好。说他们走了许多部队，还从未见到过这样精彩的战术作业，并问这项训练教学改革叫什么。
是啊，教学方法出来了，叫什么？为了起个好名字，军、师、团各级动了不少脑筋，有的说叫基础教学法；有的说叫单兵教学法；有的说孩子都生出来了，随便叫个什么名字都行。郝云虹处长沉思后风趣地说：“你们生了孩子，我给起个名，看看是否合适，就叫郭兴福教学法吧，这样好记，与别人的也有区别，或许能叫响。”以个人的名字命名一种训练教学方法，这在批判个人主义，倡导集体主义精神的年代，可要担一定的风险。大家反复咀嚼、念叨，倒是上口，可又觉得叫“郭兴福教学法”在内部可以，对上、对外行不行，拿不准。李德生说，就叫“郭兴福教学法”。当年10月，总参办的《军训通讯》出了一期增刊，介绍了郭兴福的教学法，并加了《既严又活》的评论员文章，扩大发行至全军连以上单位。这是最先向全军介绍郭兴福教学法的材料。
1962年2月，南京军区分管军事训练的副司令员王必成中将看了郭兴福汇报作业后，连声赞扬，“教得好！教得好”！当即指示：要在步兵学校和全区部队中推广，并要做好宣传报道工作。不久，王必成副司令员又陪同来南京检查训练工作的副总参谋长张宗逊上将看了郭兴福的专场汇报，张副总长认为郭兴福教学方法很好，应该在全军推广。
1962年3月，南京军区司令部、政治部联合发出认真学习郭兴福教学法的通知，并指派郭兴福到部队做表演。1962年11月，南京军区在杭州召开训练现场会，检查学习郭兴福教学法的落实情况，论证郭兴福教学经验的可行性，并要求把郭兴福的教学经验运用到班以上战术训练中去，运用到技术训练和特种兵、海岛部队训练中去。1963年11月，南京军区党委做出了《关于在军事训练中进一步推广郭兴福教学经验的决定》。
一浪高过一浪的造势运动，使郭兴福教学法在南京军区走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