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6月中旬，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胜利会师，党中央派代表团慰问广大指战员。一大早，机关干部和战士们就排在街头，欢迎中央代表团的到来。队列里，就有十八岁的汪荣华，此时的汪荣华，已有了四年军龄。
汪荣华1917年生于安徽六安县郝家集一个普通农家。地处大别山麓的六安，山高林密，是一个掀起反封建革命斗争热潮较早的地区，这里群众基础较好，曾爆发过著名的六安、霍山起义，中国工农第三十三师便是1930年于六安诞生的。汪荣华的姑父冯先卓，毕业于复旦大学，上学期间接触马列主义，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受姑父的影响，汪荣华幼小的心灵燃起了革命的火焰，她和男孩子一样，打土豪，分田地，站岗放哨，干得十分起劲。1931年，六安掀起了参加红军的热潮，十四岁的汪荣华毅然报名参加了红军。参军后，被分配到第十二师政治部宣传部妇先队，后又调往英山区少共妇女部。1932年，蒋介石对鄂豫皖进行第四次“围剿”，汪荣华撤离英山县，转入第十一师从事医护工作。1934年，调到省委少共妇女部当巡视员，次年春，调到省苏维埃邮政局任副局长……
“来了！来了！”中央代表团十几名成员出现了，最引人注目的是头发斑白的林伯渠和戴一副眼镜的刘伯承。汪荣华好奇地问身边的参谋陈明义：“那个戴眼镜的是谁呀？”
陈明义竖起大拇指，用崇敬的口吻告诉她：“他呀，就是赫赫有名的刘伯承！”
这是汪荣华第一次见到刘伯承。
不久，汪荣华调到总参谋部四局工作，与刘伯承总参谋长见面的机会多了。刘伯承在行军间隙，常教汪荣华学文化，给她讲历史，鼓励她勇敢前进。当然，他们之间谈得最多的是工作、生活和未来。和刘伯承在一起，汪荣华忘了疲劳，浑身有使不完的劲。第二次过草地时，汪荣华因病掉队了，刘伯承就将自己的战马让给她骑，自己徒步行军，汪荣华好生感动！
一个夜晚，明月当空，刘伯承在宿营地处理完公事，又磨墨、提笔，写了几页蝇头小楷，装入信封，嘱警卫员小黄面交汪荣华。以前传递信件，都是通过组织一级一级转交的，这一回总参谋长反复吩咐：“一定要当面交给她。”小黄自然明白了这封信的分量。
汪荣华读到这封特殊的信，脸红了。
这封信自然是情书，是汪荣华生平收到的第一封情书。
汪荣华一夜未合眼。
通过前些日子的交往，她对刘伯承的身世和经历，了解不少，且愈发敬佩他了。刘伯承1892年生于四川开县（今属重庆），原名明昭。他父亲是个流浪艺人，以卖艺来养家糊口，供刘伯承上学。他1912年入重庆军政府将校学堂，次年起参加护国、护法战争，1923年任四川东路讨贼军第一路前敌指挥官。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与领导泸顺起义，任起义军四川各路总指挥、暂编第十五军军长；1927年参与领导南昌起义，任中共前敌委员会参谋团参谋长；1928年去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30年回国，历任中央军委委员，中共长江局军委书记，红军学校校长兼政委，中央军委总参谋长。长征中曾率第一师强渡大渡河。人们都说刘伯承能征善战，而且颇富文才。这封文采飞扬的情书，不由得让汪荣华想起了前不久从战友处听来的一个关于刘伯承改挽联的故事。
那是1907年初夏，川东开县知县侯桐初遵照洋人的旨意，亲自率四乡团练赶到浦里震慑“反清灭洋的红灯教义军”。头一仗，他那位姓邵的师爷便被红灯照杀死。为了安抚、笼络身边的走卒继续为他卖命，侯知县兴师动众，亲自主持邵师爷的祭奠仪式。一天下午放学以后，刘伯承叫来两位同学：“很多人都给姓邵的送了挽联、祭幛，我们也应该去凑凑热闹嘛！”同学们深知刘伯承“凑凑热闹”的含意，脱口而成一幅对联。上联是“效尽犬马劳”，下联为“流尽奴才血”，横批“死得活该”。刘伯承听后，说：“好是好，只是太露了点，我来添几个字。”说着，便提笔添改了几个字。同学聚拢一看，刘伯承改后的上联是“保大清效尽犬马劳”，下联是“报皇恩流尽奴才血”，横批是“死得其所”。几字的添改，原意不变，却使官府从中捉不到把柄，两位同学翘起大拇指连声称赞：“改得好！改得好！”
看来，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是毋容置疑的了。汪荣华手抚情书，心想：“他眼睛不好，用毛笔给我写这么工整的小楷，多费劲啊！不由得又想了刘伯承“免麻刮骨”的英雄故事。”
刘伯承早年在讨伐袁世凯的战斗中，不幸右眼负伤。他到重庆临江门外一个德国人开设的诊所就医。当沃克医生为他解开右眼上的绷带时，蓝色的眼睛里闪出惊疑的神情：“你到底是干什么的？”刘伯承镇定地答道：“邮局职员。”但这一切瞒不过曾在德国军中当过军医的沃克医生，他一针见血地说：“你是个军人！这么重的伤，只有军人才如此从容！”当沃克提出要使用麻醉剂才能动手术时，刘伯承却说：“沃克医生，眼睛离脑子太近，我担心施行麻醉会影响脑神经。而我，今后需要一个非常清醒的大脑！”这一番话，让沃克一怔：“你，你能忍受住吗？您的右眼需要摘掉坏死的眼球，把烂肉和新生的息肉一刀刀割掉！”刘伯承的回答斩钉截铁：“能！”手术台上，沃克额上汗珠滚滚，护士帮他擦了一次又一次；而刘伯承硬是一声不吭，双手把身下的白垫单都给抓破了。术后，刘伯承笑着告诉沃克医生：“我一直在数您的刀数呢，你一共割了七十二刀，对不对？”沃克听后惊呆了：“您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一块会说话的钢板！按德意志的观点，你堪称是个军神！”
之后，一向孤傲暴躁的沃克恳求病人留下真名。当他得知“这块钢板”便是大名鼎鼎的刘伯承时，不禁肃然起敬：“啊，川东支队的将领，久仰久仰，认识您很荣幸！袁世凯悬赏十万买您的人头哩！”说着，二人都笑了起来……
这位当年的川中名将，德国医生眼中的“军神”，眼下则正处逆境：张国焘虽然迫不得已同意北上，但仍在与中央闹分裂，他把刘伯承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想方设法排斥他、打击他。“他太需要亲情、友情，更需要爱情！”想到此，汪荣华心中一热，真想立即跑到他身边去宽解他，慰抚他。惟一不安的是：自己文化水平低，资历浅，年龄差距达二十五岁。“合适么？”她反复地问自己。
第二天，两人见面，汪荣华坦白了自己的顾虑。刘伯承却不以为然：“这有啥子关系嘛？只要我们志同道合，就能结成恩爱伴侣，白头到老……”
8月的一天，张国焘勉强同意了刘伯承提出的到二方面军工作的要求。于是，在山清水秀的甘肃成县境内，在晚霞如火的清源河畔，刘伯承第一次与汪荣华并肩散步了。这桩婚事，开始有了眉目。
汪荣华告诉刘伯承：她是由姑父冯先卓引上革命道路的。此时她尚不知道，尊敬的姑父，在1931年白雀园“大肃反”时，被张国焘他们杀害了。
刘伯承推心置腹，谈了自己当时的处境：“张国焘这个人，为了征服我，软硬兼施。软的时候可以流着眼泪给我说好话；硬起来时，威胁要挟，咄咄逼人，甚至扬言：‘我要不看你是南昌起义的参谋长，我就把你杀了！’说实话，我才不怕他的那一套！”
1936年中秋节那天，他俩在傍依清源河的甘南小镇曲子镇结婚了。新郎四十四岁，新娘十九岁。
汪荣华后来曾这样回忆：“……婚礼极为简朴，没有鲜花和丰盛酒宴，只有战友们的衷心祝福；没有崭新的被褥，只有跟着我们爬雪山过草地的简单行李；更没有红烛新房，真是天做罗帐地做床，而天上的明月，仿佛象征着我们的爱情是那样的纯洁、光明。在我们相识的这段时间里，从杂谷垴小镇相见，到共同走过雪山草地，经历了人间罕见的艰难困苦。在这样的环境里结婚，我们感到是那样的幸福，那样的富有意义！”
在老家，刘伯承有一位原配夫人，叫程宜芝，她比刘伯承年长两岁，是刘伯承的父亲刘文炳为他定的娃娃亲。
十三岁那年，父亲要带他去程家认亲。刘伯承对这桩包办婚姻不满意，但由于父命难违，才勉强答应同去。为了巧妙地拒绝这门亲事，刘伯承动了番脑子，出门前在眼上鼻下抹了一把花椒，他身穿长布青衫，脖子下面围着一个类似小孩奶兜的东西，以接着他鼻孔中因受花椒刺激而不时如龙出洞般吊着的长长鼻涕。
在程家，他坐姿怪怪的，将屁股只挂在椅子的一个椅角，身子挠痒似地扭动着。程家人向他问话，一连四次答非所问：“不怎个，不怎个！”紧接着，呼地一声抽了一下鼻子，两条“长龙”应声而回，还故意扯着袖管儿去擦鼻孔。程家人有些失望。
但刘伯承的计谋未见效。
1906年底，在汉西学堂学习的刘伯承回家过春节，帮着父亲在镇上摆红纸摊为各家书写春联，以便赚几个钱添些年货。腊月二十九日黄昏，刘伯承正准备收摊，突然来了个年近半百的大婶，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我家小姐的如意郎君不见了。她想去找他，又怕羞又怕找不着；不去找么，心里却又总惦记着，现在都快憋出病来了。她特意让我来求副对子，祝她的郎君在外头平安无事。就这么个意思，你看着写吧！”
刘伯承稍加思索，挥笔写道：“剑胆远行，念家国倾危，血性男儿当身许；芳心盼友，祈天神护佑，有情人终成眷属。”大婶看后，非常满意，但她执意要刘伯承在对联下边落上大名。
刘伯承有些不解：“大婶，春联可不兴落名的。”大婶却说：“我家小姐说了，这副春联一定要落名，落名才能讨到吉利，不然她不要。”无奈，刘伯承只好在对联下方落了一行小字：“开县贫子刘伯承敬书。”大婶接过春联，掏出一个红纸包塞在刘伯承手里，笑嘻嘻地跑了。
刘伯承打开一看，纸内包着十元大洋！他想起写春联及落名之事，突然省悟：“莫不是程家送的？”是的，正是程家！
十六岁的程宜芝，送来这十块大洋，也送来了一片痴情。刘伯承终于给感动了。1910年底，两人举行了婚礼。
婚后，两人时聚时别生活了一段时间，还生下了儿子刘俊泰。1921年，刘伯承驻防奉节时，把母亲和妻子从老家接去，住了些日子。1927年刘伯承在重庆养伤，结识了吴玉章和杨公，在他们的影响下走上了革命道路。从此，南征北战，与家中失去了联系（据说，程宜芝领着儿子，靠家中几亩田地度日，生活勉强过得去，直到1957年病逝）。
刘伯承、汪荣华婚后不到一周，中央指示他们夫妻二人前往保安，接受新的任务。他们离开了红二方面军司令部，从成县出发，开始北进。
下面是汪荣华五年后对这段往事的回忆：
我们七八个人，走到华家岭东南面的一个小村庄时，突然遇上了从固原来到这里的工兵连长王耀南同志。他和指导员杨呈瑞同志奉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的命令，带着工兵连来迎接我们。伯承同志见到久别重逢的老同志非常高兴。王耀南同志是中央苏区红军大学的学生，他见到老校长心情更是激动……
我们在这个小村庄里休息时，听到了红军胜利会师的消息，大家非常高兴，鼓起劲继续北进。翻过六盘山，进入宁夏后，有一天，我们刚走到一个山沟里，忽然听到飞机俯冲下来的尖叫声，驮行装的骡子受惊乱跑，伯承同志急忙把缰绳往树上拴。就在这时，一颗炸弹落在他身边爆炸了。我不顾一切冲过弥漫的硝烟，跑到伯承同志身边，只见他满身泥土，臀部流着鲜血，把裤子都渗透了。我顺手扯下一条衣襟，赶忙给他包扎伤口。这时警卫员黄正兴也跑了过来，惊讶地问：“怎么，首长受伤了？”我说：“快去找马，找一副担架来。”伯承同志看到我十分着急和不安，便安慰说：“负伤没啥哟，革命哪有不流血的。”这时，他发现我的左腿上也流着血，说：“你也被炸伤了，快包扎一下吧！”我包扎完腿上的伤口，拍掉身上的泥土，和他相互搀扶着，慢步向山坡上的小树林走去，每走一步，伤口都钻心地疼，头上渗出豆大的汗珠。不一会儿，小黄找来一匹马和一副担架，伯承同志躺在担架上，我骑上马，又继续行军了。
我们一天一天地走着，有时不敢进村子，就在野外露营。在甜水堡休息时，卫生部长贺诚带着外科医生江一真、助理军医王义之等同志，从会宁城赶来了，贺诚见到我们说：“周副主席打电报，让我们给总参谋长看病治伤来了。”伯承同志听了，感动得连连点头。他们给伯承同志检查后，决定立即进行手术。就在一间民房里摆开了手术架，王义之等同志为伯承同志做了第二次腰部麻醉后，江一真同志主刀手术。手术进行得非常顺利。但因一块弹片炸进臀骨里，费了很大的劲，也没能取出来（以后又在西安手术，弹片还是未能取出，一直留在臀骨里）。我的伤势较轻，手术做得很好。
手术后，组织上让我们到河莲湾休养，以后又到木钵住了一个多月。在此期间，周恩来同志两次来看望伯承，他们谈了西安事变的情况，伯承说：“交战几十年，今天竟然捉住了蒋介石，令人感到突然，也非常高兴！”不久，我们就奔赴保安，去见毛泽东同志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
到保安时，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异口同声地向这一对新婚夫妇热烈祝贺！
1943年9月，刘伯承夫妇从抗日前线回到延安，参加整风运动并准备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由于工作太忙，他们直到1945年6月七大闭幕，在返回前线的前三天，才准备抽两天时间去保育院看看他们的大女儿——华北。
这天天未亮，夫妻二人早早起床，正准备前往保育院，窑洞里的电话铃声突然响起。警卫员一听，大吃一惊：“首长，中央保育院打来电话，叫你和汪阿姨快去一趟，华北她……不幸被敌特谋害了！”
在保育院，所长拉着他们夫妇的手，颤抖着说：“凶手在半夜，窜进院来，迅速暗害了华北……”
刘伯承用手扶孩子的脸，眼泪大颗大颗地涌出来，打湿了女儿的白被单。他冷静地对周围的人说：“敌人以为杀了我刘伯承的女儿，我就会对他们手软。华北不仅是我的女儿，也是党和人民的女儿！孩子的惨死是有贡献的！它要我们不能忘记阶级斗争，要是敌人不投降，就坚决把他们彻底消灭！正如你们大家分析的一样，这个惨案肯定是政治性的，但我们决不能中他们的计。”
他望了望悲痛欲绝的汪荣华，接着说：“荣华，这件事让保卫部门的同志去清查处理，不要草木皆兵，随便怀疑自己的同志。敌人是跑不了的！”汪荣华和同志们听后，一个个含泪点头。
隔了一日，夫妇二人把女儿安葬在延河之滨，便起程奔赴太行前线。
晚年，刘伯承元帅多病，因用药失当，丧失了思维能力。
刘伯承寿辰时，中央一位领导对汪荣华说道：“没有你的关心、照料，刘帅不可能至今健在。党和人民感谢你！”
人之寿夭，与爱情有不寻常的内在关系。即使是国家元戎、著名战将，也难以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