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到黄昏
容颜总在巴士窗玻璃浮想
鸟披黑纱飞入林中的交融
结晶的星子迸裂底回响
我是倒影回镜里的流云吗
而在挽歌中我看到
菊在人间淡出淡入
说不再写诗了
写诗的不复年少了
看我双眸的
尘埃
要归寂于怎样的园土
这首《将息》收于张瑞星（张锦忠，1956—）的折页诗集《眼前的诗》（人间出版社，1979）。《眼前的诗》只收了十三首诗，彼时的作者犹在《蕉风》当编辑，稿件不足时，常需补白——以各种不同的笔名，撰写各种文类的文字，从诗、小说、散文、书评、影评，不一而足。那是个很独特的历练，一种独特的文学工坊。那四五年间[1]累积了相当数量的作品，除部分诗作集结成《眼前的诗》，小说集结成《白鸟之幻》之外，其他作品并没有整理出版。但自1981年底留台后，张瑞星显然实质淡出创作领域[2]，几乎“说不再写诗了”。
自1997年以马华文学为对象的博士论文获得学位后，也陆续展开关于马华现代主义文学的论述，迄今为止虽还没有完成专书[3]。但已对既有的，以温任平为主的马华文学现代主义论述，做了重大的扩充和修正。张锦忠的修正，主要是针对温任平轻轻带过去的“探索时期”，那开端。
张锦忠和温任平最大的不同在于，他尝试把整个问题放在一个更广大的背景来思考。1949年后，现代主义从上海到香港、台北迄马来半岛的离散历程，有着不可忽略的东西冷战的大背景；他且突出陈瑞献、梁明广直接从西方接引的另一种很有创造力的华文现代主义，而不是转介自港台、被中国性过滤过的那一套。如此而大大丰富了马华现代主义的问题视域。因此我尝誉之为马华现代主义开端的守护者[4]。他之所以如此执意守护那因“国籍”“其实是国土分割”，而被画出去的“开端”，又显然和他在《蕉风》那几年的编辑工作有直接的关系：他不止是个编辑，还是个作者，而且有高水平的同侪相互砥砺。那个年代的编辑还得深入个别作者的作品，参与商榷文字，甚至大幅度删改（那是我常听到的故事），进而提携、鼓励某些有潜力的作者走上创作之路（佳话如李苍之于左手人，张瑞星之于洪泉），在文学作品的鉴赏及对文字的要求上不难看出，他本身就是个坚定的现代主义者，那种文学的感觉结构内化后甚至可能成为他的“存在”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虽然约略有人知道张锦忠当年是个颇受期待的文青，但并没有特别留意他的现代主义身分。
众所周知，温任平（1944—）把1959至1980年间的马华文学现代主义分为四期，天狼星诗社活跃于后二期，即塑形时期（成熟期之别称，1970—1974）、怀疑时期（1975—1979）[5]，在温任平编辑出版《愤怒的回顾》时，因神州在台、兄弟失和之类的事件，天狼星的亮度已经锐减，甚至渐趋黯淡了，自身也处于高度忧郁的“怀疑时期”。先不管这分期正不正当，任职《蕉风》，用各种不同化名写作的张锦忠正落在这“怀疑时期”内。
怀疑时期怀疑什么呢？以余光中为精神导师的天狼星诗社，一并继承了余光中的中国情怀和对现代主义的狭隘理解。而70年代中下旬的台湾，反对运动渐成气候，1977年—1978年间更爆发了乡土文学论战，现代主义和中国性一并被严厉地检讨、质疑，“怀疑时期”之说无疑也承袭自台湾。借用台湾后来惯用的修辞，此后的大风潮是“回归现实”，放弃现代主义的实验精神。在马华文坛，“回归现实”是非常微妙的事。《蕉风》创刊后没多久，就一直被以方修为主的现实主义阵营视为敌人，攻诘围剿，不遗余力。而大马的“现实”一直是让左翼的现实主义给垄断的。“探索时期”的现代主义是和教条左翼的论战中一步步建立起来的，牧羚奴且以其出色的小说与诗捍卫了他们的文学立场。而他们诟病现实主义的，正在于后者欠缺文学的自觉，没有给文学留下自主的空间[6]。
大马的社会语境与台湾不同，1949后的二十年间，台湾的左翼早就被两蒋严酷的白色恐怖给扑杀殆尽了。但台湾的乡土文学还是影响了其后的马华小说。而小说，恰恰也是天狼星现代主义最弱的一环。
关于现代主义时期的马华现代小说，温任平《马华现代文学的意义和未来发展：一个回顾与前瞻》中谈到，它大概是60年代中叶才开始，星马分离后，温任平最推许的是宋子衡（黄光佑，1939—2012），他说：“宋子衡是马华作家当中，对人性、道德、善恶问题表现得最敏感，也探讨得最多的一位小说家。”[7]这篇1978年的演讲稿，在剔除被归属为新加坡作家的陈瑞献（这位被张锦忠称许为马华现代主义最有才华的作者）之后，对现代主义小说只特别提出宋子衡，还花了数百字描绘其长处（91—92）[8]，其他则只提及名字：“60年代举足轻重的小说家还有张寒、温祥英、麦秀、菊凡等，他们各有成就。篇幅的关系，只能存而不论。”（92）稍后而方有小黑（陈奇杰，1951—）、朱牛人（朱广邦）等，这名单里当然也不会没有一直到“怀疑时期”才冒现的洪泉与张瑞星。本文就选择几个方便让我展开论述的个案（我的预设是，有的作品具备说明问题的潜在特性）来讨论马华现代主义小说自身的时间吊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