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峰：你在《白鹿原》的题记上写了一句巴尔扎克的话：“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白鹿原》出来后，评论家们说这是一部渭河平原50年变迁的雄奇史诗。你怎么理解巴尔扎克说的“秘史”这两个字？在《白鹿原》的创作里你如何实现了史诗的写作？
陈忠实：在我理解，秘史是相对于正史而言。正史是一个民族形成和发展过程的确切而又可资信赖的历史。秘史当为正史在这个民族的男女人群心灵上的投影，以及引发的各个不同的心理裂变，相对稳定的心理结构的破碎、颠覆，以及完成新的心理结构的平衡。这是一个痛苦的剥离过程，也是精神世界完成更新的过程。其中的痛苦和快乐，不是个别人的偶然事象，而是整个群体普遍发生的事。既然是精神和心理世界发生的裂变，就不会像正史考证史实那样判别是或非，而是纷繁和多样，不同阶层乃至同一阶层的人，都会有各个不同的心理征象，更多地呈现着一种心灵的隐秘。小说大约就是揭示那种隐秘的。巴尔扎克把它称为一个民族的秘史。“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这句话，我是在《白鹿原》书接近完成时，读一篇论述巴尔扎克创作的文章里获知的。许是这句话正好切中我正在写作的《白鹿原》的意旨，许是又暗合我当时的写作心态，所以竟然一遍成记，到写完《白鹿原》书要送出书稿时，便把巴尔扎克这句话题在书前。由此可见，我在构思和整个写作过程中，尚无明确的秘史这个概念，只是我对上世纪前50年的白鹿原地区的生活体验和思考，暗合了秘史的意蕴。关于史诗，这是《白鹿原》出版后的一些评说。在我至今依旧不敢领受这样的好话。我可以坦白地说，在《白鹿原》从构思到写作完成的6年时间里，从来没有想过要写史诗的事。我要把史诗一开始横在脑袋里，肯定压得我就难以写作了。我说过“想为自己造一部死时可以垫棺作枕的书”的话，完全是为着大半生不能舍弃的写作兴趣，自然是面对自己的。我那时的心思只集中到一点，把我已经发生的关于这个民族命运的体验表达出来，以一种新获得的艺术体验去实现，不要因匆促非文学因素而留下遗憾。
黎峰：写作《白鹿原》你回到了乡下老家，我在一些你的访谈里看到你说你回到乡下是要“远离尘嚣”、“耳根清净”等词，当时你要回避的是什么？
陈忠实：我想回到乡下老家的决定，是获得专业写作条件的1982年冬天做出的，不是为了写作《白鹿原》才回祖屋的老屋院。专业写作条件的荣幸得到，我的第一反应是时间可以由我支配了，写作从此将成为主业。我同时也意识到压力，作为专业作家如果写不出像样的作品，且不说别人如何议论，自己的脸上也难以承受。我要抓紧这难得的专业写作的机遇，争取写出较好的作品。我在新时期出现的一茬陕西的青年作家中，年龄偏大，就更浪费不起时间，便决定回乡下祖屋的屋院读书写作。城市比之乡村，既引领着最新的生活潮流，也杂拌着喧哗；即使文艺圈内，也难免厚此薄彼的是是非非，七长八短的议论，听了容易分心。我回到原下祖居的屋院，可以静心读书，更可以回嚼在乡村工作20年的体验，形成作品。却不是清高。
黎峰：冒昧问一下，当《白鹿原》还没有写出来的时候，你在陕西文坛是否受重视？当时你的内心是否惶恐？
陈忠实：我一直受到前辈陕西作协领导和作家的关心，这不仅毋庸置疑，而且给我创作形成心理压力，写不出像样的作品，会使他们失望，压力很直接地转化为探索创作的动力。“惶恐”的心理反应出现过，那是在读过路遥的《人生》这部中篇小说之后发生的。我的直接感受是，这个比我小六七岁的同院朋友，已经把我拉开了很长一段距离。我那时正热心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之后农民心理的演变，而路遥却触摸到乡村青年更为普遍的人生追求。我由此而发生了对自己的创作思路的甚为严峻的反省。
黎峰：有个故事说你在创作《白鹿原》之前，对妻子说不弄个东西出来就回家喂鸡，是这样吗？你在《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里》也写到，李星曾经激你说，再写不出长篇你就跳楼算了。
陈忠实：传言难免走形。关于回不回家养鸡的话，不是说在写《白鹿原》之初，恰恰是在写完之后。当时连我也有点六神无主，难以判断审稿的结果如何，妻子问我，如果发表不了咋办？我顺口说，那就办个养鸡场。其实这是我早已揪着心的事，养鸡也不是纯粹开玩笑的话，而是此前想到过的事。我已想过，年届50了，写出的小说（长篇）如果发表不了，那就很为自己这个作家难为情了。我想办个养鸡场，不仅增加经济收入改善生活，更重要的是对自己生活角色的调整，把写作重新调整到业余的位置，于脸面于心理会更平和。李星确实说过这句话，那是在一次会议上。那天早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公布了“茅盾文学奖”获奖篇目，我尚未听到这个消息。会场里，我和李星坐在路遥的左边和右边。李星从路遥（正在发言）背后告诉我《平凡的世界》获奖的喜讯。隔过几分钟后，他又从路遥背后跟我说，你今年要是还把长篇（小说）写不完，就从这楼上跳下去。我一时被噎住，却也感动了我，他比我更着急。
黎峰：《白鹿原》应该是你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了，能请你谈谈在《白鹿原》里写作的一些技巧吗？你如何保持了那种大气、顺畅的感觉？
陈忠实：回想起来，在这部小说的构思和创作过程中，我几乎没有想到过“技巧”这个词。我竭尽全力着意在作品人物，前面已涉及到这个问题，即每个人物的心理结构形态，能否准确把握不同的文化心理结构在白鹿原社会的重大事变中所发生的异变，才是外在性格的内在基础，它不仅呈现人物性格的差异性和生动性，更注定某种性格的合理性和可信度，且不敢想典型性。我把绝大的用心花在这方面了。自然还有情节的安排，也是循着人物心理结构变化的动向，给每个人物展示心理动向的一个恰当的机会。恰当在于合乎情理，却也可以偶然露出意料不及的横空一现。我在写作中常常斟酌，不同的心理结构的人物在其重大或者细微的情节里，写到怎样的程度才算恰到好处，什么情境下要不惜笔墨充分展示，什么情境下戛然而止不赘一词一句才不留下画蛇添足的蠢事，全在一种自我感觉中完成，很难用技巧的术语规范作量化的伸或缩。同样出于着重在作品人物的文化心理结构形态的把握，我几乎没有明确给自己规范要写得“大气、顺畅”。在我对小说创作的体验而言，一部或一篇小说呈现的风貌，大气或者秀气，顺畅或者晦涩，制约性因素是作者要写的人物的精神品相所决定的，不是不管不顾人物而要独出心裁追求某种表达形式。自然还有人物生存的社会背景和生活环境，也是决定作品气象的重要因素，这些因素甚至决定作家对语言的选择。我是从鲁迅先生的作品中得到启发的。鲁迅小说的每一部，无论中篇小说还是短篇小说，其气象风貌不仅不雷同，而且独成一景。狂人日记的气象和祥林嫂的生命气场各自独成风景，这是各个人物不同的文化心理结构所决定的。不同文化心理结构的人物，直接影响到作家的语言选择，即必须找到一种最切合人物性情的语言。同样是鲁迅给我以启发，不可设想用写阿Q的语言再写狂人，更不可能写祥林嫂。鲁迅的散文，同样呈现着不同的语言景象，也是先生不同时期不同心境的语言形态。准确把握要写的人物的文化心理结构形态，寻找一种适宜表达这种形态的方式，包括语言，才可能使作家把独特的体验充分展示。这大约就是创造。
黎峰：你觉得长篇小说的创作跟年龄有关系吗？现在很多年轻人上来就写长篇，你有什么样的忠告？
陈忠实：一般的也是普通的现象，作家随着年龄的增长，知识积累会更丰富，生活体验和生命体验会更深刻，艺术以至笔墨会更老到。然而却不尽然，国外国内都有这样的创作先例发生，即某个作家恰恰是20岁左右的时候完成了惊世之作，也造成了他一生的艺术创作高峰，不说别人，自己在随后的许多年创作中也难得跨越，像肖洛霍夫和他的《静静的顿河》。年轻人写长篇，着重在体验的深浅和独特发现，自然缺失不得艺术功力。这种事我不甚了解，还是作者自己把握自己较为恰切。我不仅不能随便提意见，更不敢说忠告之类的话了。
黎峰：关于“陕军东征”当时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外界也有一些说法，说这是我们省上的自娱自乐活动，当时其实没有特别的影响。正是因为有了你的《白鹿原》，后来“陕军东征”这个话题才被人常常拿来说事。
陈忠实：就我所闻，1993年初在北京召开了一个陕西作家的作品研讨会，一位与会的评论家获悉有几位陕西作家的长篇小说相继在北京几家出版社出版，随口玩笑一句，这简直是“陕军东征”嘛。到会的《光明日报》记者也兼作家的韩小蕙女士，随之写的通讯文章的标题里就用了“陕军东征”这个提法，在《光明日报》发表后引起关注，也引起议论。我是从《陕西日报》转载的韩小蕙的文章得知这条消息的。我读后自然很高兴，为陕西文学创作的新收获庆祝。我对评论家说出“陕军东征”的口头表述完全理解，作为文学传播，我敏感到可能会有负作用，就在于那个“军”字，尤其是那个“征”字，可能会使人读来撑眼。无论陕西作家，无论南方北方的作家，大家都是文朋诗友，各自展示自己的作品，不存在谁征谁的事，我当即找到本单位（作协）几位有话语能力的人交换意见，并统一看法，我们自己不用“军”和“征”这两个字，用陕西文学繁荣或别的词汇表示。然而几乎无济于事，媒体和个人都在用“陕军东征”，我也只能徒叹奈何。我约略听到一些负面消息，也只能继续徒叹奈何，又不便释疑。
黎峰：看到近期的报道，说太白社准备出你的《李十三推磨》，这是一部新的长篇吗？
陈忠实：这是一本短篇小说集，收入新世纪以来我写的短篇小说。《李十三推磨》是其中一篇。这篇小说写的是清代一位堪称伟大的剧作家李十三的两个生活细节，也是被文字狱致死的细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