癸巳年腊月二十三日，即2014年1月23日，晚饭前，我终于写完那部十余万字的文稿。自从2007年到昆明后，幸得朋友提携和照顾，我在工作和写作之外，一直卖文为生。那部文稿，于2013年9月底接单，获得稿酬预付金一万块。此前8月，母亲入昆明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住院治疗，续交住院费，这一万块钱救了急。对此，我对派单者心存感激。派单者当然不是东家，他必须执行东家规定的时限：2013年12月31日前交稿。按情理和经验，撰写时间可谓充裕。我曾经接手的文稿，都比这次还急。但这次情况不一样，其一，我此前接手一篇要求10月底完成的报告文学文稿，在结束采访时，母亲病重入院；其二，我还接手一部近十万字的文稿，完稿期限是11月份。母亲暂时出院后，我利用10月长假写完五万字的报告文学文稿，很快获得两万块稿酬，得以用来为母亲购药。这对我也是一种安慰。然后，我着手准备撰写第二部文稿。幸好，对方要求暂停，我只到完成创意提纲这一步，毕竟省下了一个月。基于这些情况，我请求派单者，推迟到2014年1月10日前交稿。不料，2013年12月，母亲又入云南省肿瘤医院住院治疗，守护期间，我勉强阅读资料，未能动笔。不得已，我请求将交稿时间又推迟10天，再推迟5天，最终推迟到1月25日。2014年1月1日，那部文稿总算正式动笔了。所幸，之前充分酝酿，撰写得比较顺利，每天保持六七千字的进度。期间，除一两日因亲友专程从鲁甸赶来看望母亲而有所耽搁外，每日写稿不低于10小时。23日中午，尚能坐一段时间的母亲感觉到很难受，整个身体仿佛处于漂浮状态，说起话来也气若游丝。我妻子的想法是，立即送母亲去医院。但医生曾提醒过我，如果母亲在医院离世，因昆明殡葬政策的控制，将无法送其遗体回老家徐家寨子安葬。我强忍住泪水，放弃再次送母亲入院的打算。“放弃”的更重要的原因，其一，看到我满脸泪水，母亲的主治医生曾告诉我，面对因病死亡，医学并不能人定胜天，最终只得接受；其二，一位亲人有类似遭遇的师友曾说服我，不要试图延长身患绝症的亲人的生命，每一次不甘心的挽救，都是残忍的折磨。下午至夜晚，母亲的状况还算平稳，只要高枕而卧，全身出现的痛苦还能忍受。我默默祈祷，请求上天多给母亲一点时光。怀着期待，我在连日来的疲惫中昏昏沉沉地睡过去了。24日凌晨三点，未能入睡的母亲，对坐在她床前陪伴的父亲说道，我的事情忙完了，她明天准备交代我一下。这句话，我在隔壁卧室里听得十分清晰，心里一惊，立即来到母亲床前。母亲脸色苍白，嘴唇乌青，整副面孔仿佛覆盖着一张粗糙、冰冷的绵纸。就像往日那样，母亲责怪我说：“你自己不好好休息，一晚上要起来看我几回！”我的泪水涌了出来，这一次，我没有躲避母亲。我的眼前，浮现出一个场景：守护母亲在云南省肿瘤医院住院，碰上昆明多年罕见的寒冷天气，一天深夜，母亲下了病床，脱下身上的羽绒服，盖在我露在睡袋外边的肩膀上，还反复将衣领在我脖子那里理顺、压实。为让母亲安心，我每天夜里都装作随时可以入睡。那时，泪水打湿了我的脸，但我不敢哭出声来，生怕被刚刚回到病床上的母亲察觉。但是，此时，母子连心的预感告诉我，一切都不像往日，这很可能是母亲的弥留之际了。顿时，一种无法弥补的愧疚，一种无法挽回的绝望，一种无法承担的悲伤，将我推向崩溃的边缘。
母亲离世后，我多次想过，如果我早一点写完那部文稿，或者不需要撰写它，那么，我就会安排出更多的时间陪伴母亲。在母亲最后一个月时光里，我虽然几乎天天在家，但随时随地陪伴她的，还是父亲。这是我人生的遗憾。但反过来，我也常常安慰自己，母亲以终其一生的耐心和坚韧，等待着我闲下来，再交代后事，正是我的忙乱挽留了母亲，上天看顾，多给了她一点时间，而这些时间，其实也是给我的。如果真是这样，我更是不肖之子！
母亲性情沉静，这恰恰是我所缺少的。但看到我一脸的泪水，母亲难免心情急切，她开始喘息，并出现抽搐。父亲不停地拍打着她的背，妻子连声叫妈妈，母亲的状况还是平稳下来了。父亲对母亲说，我的事情已经忙完，她现在就可以交代我了。在我的泪眼中，母亲本想强忍住泪水，但没法忍住，两只眼角都涌出了泪珠，那是对活着的不舍，也是对亲人的不舍。母亲开口说的第一句话竟然是，她没有想到，自己到了最后，还要如此拖累我们。我将其视为母亲的临终遗言，这加深了我的愧疚、绝望和悲伤，我几近崩溃，顿时失声痛哭。母亲说的第二句话是，我已经够苦了，她那么心疼我，但在走之前，还要让我更苦。
就在母亲说过那两句话后，我终于说出，母亲得的是不治之症。在所有的亲人中，一开始只有妻子知情，后来我告诉了大哥，再后来，也告诉了大姐。我虽然向母亲本人和父亲隐瞒了病情，但早已做好了一切准备，包括随时护送母亲从昆明回徐家寨子。就在昨天中午，妻子提出，立即送母亲去医院，我没有照办，是因为到了这个时候，一切治疗都只能加给母亲痛苦。我提起这一点，也是向母亲解释。我担心母亲误解，以为我忙得顾不上送她去医院。其实，母亲恰恰从这一点上判断，她的病已无法医治了。母亲还说，昨天中午，她发现我迅速从她身边跑开，是不让她看到我哭了。母亲始终把我当孩子看，她说，“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还不清楚吗？我的病，你要隐瞒我，我就假装相信你。”这话让我更难受。
四个多月前，主治医生告诉我，母亲的病理检验结果是：肺腺癌。此前，在母亲肺部抗炎治疗无效，又未能确诊的情况下，医生进行了为期十多天的抗肺结核诊断性治疗，由于咳嗽、咯血的症状没有得到缓解，准备调整为抗肺部真菌感染诊断性治疗。入院时，从带来的昭通、鲁甸医院诊治资料，以及母亲的病情表现来看，医生比较乐观，认为母亲的病，很可能就是反复发作的肺部炎症。尽管如此，医生还是给母亲安排了结核、真菌、肿瘤的检验。遗憾的是，进行支气管纤维镜检查时，母亲的肺部出血不止，无法按计划取出病灶组织进一步检验；多次进行的痰检、血检，检验结果都不是确定性的，既不能肯定，也不能排除。抗肺部真菌感染多使用进口药，对于我们来说费用极为昂贵，主治医生出于体恤患者和慎重治疗的考虑，费尽苦心帮助协调医院CT室和病理检验科，给母亲施行肺部病灶穿刺术，以取出组织进行检验。而在常规情况下，母亲肺部病灶是分散的，被认为不具备施行穿刺术取组织的条件。所幸，母亲肺部病灶穿刺术，成功取出组织送检。不幸的是，母亲被确诊为肺腺癌。这是藏在母亲体内的重大疾病，较之于肺鳞癌，它藏得太深了，几乎不可能通过CT一类的机器扫描出来。我请求医生和护士向母亲隐瞒病情，但在签字同意医院采取这一保护性治疗措施时，我还是哭了。一位已经熟识的女医生安慰我说，她被我和母亲之间的亲情所打动，我又没有一个可以说话的地方，忍不住就哭出来，但要记住，不能让母亲知道。实际上，亲人和朋友都在安慰我，单位领导和同事都在关心我。如今想来，最孤单的还是母亲，因为对她隐瞒病情，也就不能过多安慰她。母亲虽然一字不识，但她眼明心亮。我原以为确实隐瞒过去了，而实际上，母亲的相信是假装的。
现在，母亲完全是出于对生命的不甘心，才问我：“我得的是癌症吗？”
我多么想说，不是，不可能！但面对母亲不舍的目光，我只得含泪点头。
母亲闭上眼睛，这一次，她将所有的泪水都忍住了。
我走出母亲和父亲的房间，来到卧室，给此前约定好的老家卫生院的亲友打电话，请求他安排救护车。然后，给在老家的大哥打电话，告诉他母亲的情况，我尽快护送母亲乘救护车回去。我再次回到母亲身边时，母亲不让我守在那里，她要求我和妻子休息，父亲陪着她就行了。母亲认为接下来就是操心、奔忙的一天，她生怕我们身体支撑不住。
当时是凌晨三点过，我不可能入睡，就用后半夜的时间，校对那部刚刚完成，必须尽快交出的文稿。幸好母亲没有出现更加突然的情况，这也是上天对她的看顾了！
远在温州打工的二姐、二姐夫，我之前告诉过他们母亲还没有康复，希望他们回家过年时绕道昆明看望母亲。我给他们订了温州经金华到昆明的火车票，恰好是1月24日早上到昆明站。天亮时，我询问了一下母亲是否想吃东西，这本来是安慰她，让她感受到，她的病还不至于那么重。让我欣喜的是，母亲还真喝了几口包谷糊糊。母亲喝包谷糊糊的样子，让我想起昨天早上，她说腹内寡淡，有一种被掏空的难受，父亲热了一点包谷饭给她，那是大哥、大嫂之前带来的包谷面做的，她每吃一口，都得停下来喘息，吃过三四口，因无法下咽而放弃。四个月以来，母亲将吃东西当作人生功课，以难以想象的毅力和耐心，忍受无味、反胃、恶心、呕吐带来的一切痛苦，最近一个月，她甚至接受了从来不愿意喝的牛奶，每天坚持早晚喝下一杯去。在对药物不敢再抱任何信心之后，我寄望于食物，希望它们能挽留住母亲的生命。留下父亲陪伴母亲，我和妻子一同出门，她去火车站接二姐、二姐夫，我去单位，一则给领导请假，二则到附近银行取款，以备不时之需。
或许是见到亲人的惊喜，随着二姐、二姐夫的到来，母亲的病体似乎轻松了一些。我回到家，看到父亲已经收拾好行李，主要是母亲的衣物，也有一些他自己的。我提议将制作包谷糊糊的豆浆机带回徐家寨子，考虑到集镇上可能买不到青包谷，就打电话给住在鲁甸县城的姨妹，让她马上帮我去菜市场买一些，我们路过时带回去。母亲先是同意的，到了下午又反悔了，原因是，她此时已经不想喝包谷糊糊了，回去更不想再喝，不带了，用不上。这倒不是母亲情绪波动，她坚决不让带豆浆机时，刚刚呕吐过一回，往后，不说她害怕吃东西，至少也厌食了。事实上，母亲此后就没真正吃过一次东西，尽管她在离开昆明前几小时多次念叨过，想喝徐家寨子水井里的凉水，也想尝尝她一辈子做过无数次的一种被称为“连渣捞”的豆制品。但母亲对于生命，却一直不舍。呕吐之后，她担心刚刚服用的易瑞沙失去药效，对二姐说，这种药一天吃一片，一定很贵，但究竟是多少钱一片，我又不告诉她。二姐让我给母亲重新服药，但我考虑到母亲太难受，就没给她药片了。在母亲说这些之前，她要求二姐收好一些她穿不了的衣服，如果不带回去，将来可能会被我们扔掉。二姐不能谢绝，她一边流泪一边收拾。母亲一无所有，这是她留给二姐的礼物。我对母亲说，她的所有东西，一件也不会扔掉，我要好好收起来做纪念。说到这里，我也泣不成声。
母亲一生勤劳、坚韧，身体几乎不知疲惫，在离开老家到县城居住前，她已是六十多岁的老人，但无论在家做饭，下地干活，还是外出赶集，都比我的姐妹、嫂嫂这些晚辈手脚麻利和轻松自如。以至于，我对其他所有亲人的身体放心不下，唯独不会担心母亲的健康。到县城居住后，母亲自己也没把几年前就开始的咳嗽放在心上，只是可有可无地服用甘草片一类的镇咳药。母亲的咳嗽引起了我的不安，在我坚持下，她总算答应去医院检查、治疗。县、市医院将母亲的病确诊为支气管扩张，认为这种老年慢性病无法根治，患者不必太在意，尽量减少感冒，病情就能稳定，但也不可不在意，一旦咳嗽厉害，痰中带血，立即入院治疗。县城冬有严寒，北风呼啸，夏有酷暑，烈日当空，春秋一天有四季，日温差较大，母亲遵医嘱，多穿衣，生怕着凉，打个喷嚏就吃药，避免感冒，尽管如此，“支气管扩张”的病情时有发作，反复入院治疗。在住院治疗之外，母亲几乎尝试了她听说过的所有单方，比如蜂蜜蒸梨、泡白芨、冰糖蒸甘草片、煮粥……母亲还坚持服用县城一位中医的处方药，达百服之多。一次，我陪母亲去那位中医那里开药，她怀着对疾病的怨恨，说她的病恐怕是癌症，那位中医立即否定，并宽慰她不要东想西想的，想法多了，小病也会变成大病，她马上像孩子似的给医生保证，自己从不多想，只是担心拖累我。类似的话，母亲后来在昆明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也说过，较之于县城中医，主治医生的回答显得十分谨慎：母亲接受的检查并没有排除肿瘤可能，但从症状上看，暂时不去考虑。主治医生的话，母亲听不懂。不料母亲一语成谶，她得的竟然就是癌症！有时候，母亲毫不犹豫地将病因归结于自己的一次“大意”。母亲话少，但对于那次“大意”，却反复说起过。大概七八年前，母亲赶集，来去都是负重而行，回到徐家寨子附近一个叫半坡的地方，实在口渴难忍，就在路边喝了一饱凉水。母亲所说的“大意”，一是根本不该喝凉水，二是至少应当歇一会儿再喝凉水，三是既然喝了凉水就得立即走路，这三点她都不小心，回到家就病了一场，从此开始咳嗽，落下病根。母亲一生小心翼翼，其中包括只喝开水、不喝冷水。这对一个农民来说，还是显得奢侈了。这是母亲唯一的奢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