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梦也没想到，彭春竟会以这么一副形象在我眼前出现。因为十年前离开家乡时，我只是一名穷愁潦倒的村干部，而他却是堂堂正正的公务员。
我问表哥：“小彭春现在干啥工作？”
表哥说：“送水呗，你没看见他那副打扮？”
我是看见了，但还是有点不敢相信。记忆中，彭春是我们那发孩子中条件最好的一个，也是最顽皮最聪明的一个。
彭春的爷爷是个老干部，曾经帮助解放军攻打县城，随后参加剿匪、土改等工作，后来还担任过公社书记、副区长等职。离休后，彭春的老爹接班顶替，在区里工作，家庭条件比只会挖包谷桩桩的农村家庭不知好了多少倍。
小时候的彭春，真是我们羡慕嫉妒恨的对象。我们不但羡慕他的新衣服、新胶鞋、新扑克、皮篮球，还羡慕他放学后不用下地干活，星期六和星期天不用上山放牛。特别是冬天，我白天在教室里读书，晚上还得背着小吊箩下煤井挖煤，小煤井又偏又窄，身材瘦小的我几乎是湿漉漉地半躺着爬进爬出。有时候累得爬不动了，就趴在井道上想，我要是小彭春多好！
可惜我不是彭春。我们虽然生长在同一个小山村里，但天差地远的家庭条件，让我们的童年生活也有着天壤之别。我们在羡慕他的同时，又讨厌他的横行霸道和小聪明。
横行霸道就不用说了。由于家庭条件好，彭春心里有着很强的优越感，做什么事情都喜欢充老大、占便宜，别人稍微有点不服，他拳头就挥过来了，飞腿就踢过来了，而且还没有告状的地方和讨要说法的余地。于是，尽管他偶尔也会向我表示一下有别于其他小伙伴的态度，但我还是选择对他敬而远之，因为我们不是同一“阶级”的人。
现在的孩子，“阶级”观念已经比较淡薄了，反而把傍上“富二代”“官二代”当作非常荣耀的事情。但我们那一发，“阶级自尊心”还比较强，于是彭春在横行霸道的同时又比较孤独和空虚，为了既能展示他的强势，又能拉拢我们跟他玩耍，他的小聪明就发挥出了超强的作用，让我们在畏惧他的同时又想适当跟他接近，欣赏他的那些惊人举动与惊天话语。
比如小学四年级时，他没读过一天书的妈妈到教室里来找他。也许是他妈妈说话太土气吧，他妈妈走后，他就一脸不悦地对我们说：“你们都看见了吧？这就是没有知识的表现！”
“没有知识的表现！”说实话，同是小学四年级的学生，我和其他小伙伴根本就想不出这么有水平的话来。
还有一次，有个刚从别处转学来的女生偷偷地看了我几眼，他就神秘兮兮地对我说：“兄弟，你有没有发现那个刚来的女生对你含情脉脉，暗送秋波？”
哇，又是“含情脉脉”，又是“暗送秋波”，凭我当时的知识水平和理解能力，根本无法听懂，于是就在心里更加佩服他的聪明。不过，他在用他的小聪明来吸引我们的同时，也会用他的小聪明来捉弄我们，欺负我们，最终引来我们更加强烈的反感、讨厌甚至愤恨。
后来，我们一起离开那个小山村，到几十里外的区镇上读初中，各自有了各自的交友圈。我和其他小伙伴的交友圈大多只限于同班同学或同乡（当时区下面还有乡）校友。而彭春不同，他加入了区里干部子女的圈子，很快就跟区委书记的儿子形影不离（听说还跟区长的女儿勾勾搭搭，气得区长只好把女儿转学到了县城）。
初中毕业后，我们村里的那一发小孩，学业就基本就到头了，父母也觉得自己的孩子总算读完初中，认识倒顺，出门会找路、会坐车，并且不用钻错厕所被人嘲笑打骂，自己已经尽到责任和义务，不必再扶下去了（当然也扶不起）。
于是我们纷纷辍学回家，务农的务农，挖煤的挖煤，说媳妇的说媳妇，也有胆大心野的，贷十大一（利率10%的高利贷）做车费出门打工。
那时打工还不怎么流行，而挖煤在小学时就把我挖怕了，再也不想进煤洞了。初中毕业后，无所事事的我便跟着一伙“道士先生”装神弄鬼，给村里乡里的人们跳菩萨、背仙神、看风水、做道场、葬死人，甚至铲妖除魔、驱邪送鬼等等，后来“生意”越做越大，做到了县城，做出了县境。直到成家立业，我才发觉这条路虽然也能挣钱，但并非正道，继续走下去就会越走越歪，最终误人误己，于是便悬崖勒马，回到村里弄了个村干身份，顺便管管村委会的公章。
即便如此，在我们那一发的小伙伴中，我也算是混得比较好的了，当然混得最好的还是彭春。彭春同样初中毕业后没再读书，但却没沦落到回村务农挖煤或当道士先生的地步，而是在区公所（后来的镇政府）弄了个半脱产的工作，七八年后我脱离“先生队伍”回归正常生活并当上村干时，他的半脱产已经转成了全脱产。
上头千条线，底下一根针。当了两年村干后，我才发觉在这样的穷乡僻壤夹皮沟里当村干，不但出力不讨好，而且还是个饭甄大哥，时常自掏腰包接待上头来检查工作的各色人等。两年干下来，我不但把亲朋好友全得罪了，家里的积蓄也几乎“挥霍”一空。再也干不下去了，我决定出门打工。
那时，彭春已是镇民政办主任，还是我们村的包村干部，虽然官阶不高，但在老家的镇上或村里，总算是有头有脸的人物。我向镇里递交辞职申请后，领导还派他前来劝过我。记得他曾经对我说：“兄弟，在哪里混都是混，但还是跟着共产党混最好。听说再过两三年，政府就会从在职村干中公开招考公务员，我想凭你的能力，考进去不成问题。”
我决心已下，谢绝了他的好意，几次三番地跑到镇上找领导，好不容易才辞去村干的职务，然后拖家带口，来到浙江打工。十年时间过去，我慢慢地从月薪几百元的锉磨工、搬运工、车间统计员等，做到了年薪十几万元的部门经理。
没想到的是，阔别十年，回到家乡，彭春竟然从公务员沦落成了送水工，让我在惊诧莫名的同时，也在心里感叹不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