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老婆离婚，是一轮迟早要经历的疼痛。
对于这样的疼痛，我一直不敢表达，无论是对老婆还是其他人，甚至是自己，也怯于面对，生怕一旦说出来，反倒加快了这样的担心变成现实的速度。
老婆挺着大肚子的时候，常说：“生孩子，是女人都要经历的。哪像你们男人，根本就不懂什么是真正的疼痛。你知道什么是疼痛吗？”后来，孩子生下来了，她说那种疼痛远比她想象的要疼痛千万倍，她甚至不敢再提及那样的一种痛苦。
现在，在儿子临近八岁的时候，我感觉到的也是一种真正的疼痛，这种疼痛，的确比我之前所能想象到的要疼痛一千倍。
我曾想学习时下很多男人，挺直腰杆，装出从骨子里很盼望能够成功离婚的样子，把离婚看作一件幸事，一个困境的解脱。而我学不来。我在骨子里仍然很在乎我的老婆。她“时尚、优雅和知性”。这样的评价，并非大家的公认，仅出于她的自我表达。正是因为她的这番自信，我才奋力打拼在深圳，力图使老婆觉得我至少能够胜任“时尚、优雅和知性”的一片绿叶子。但是，近年来，她一直敷衍着我，无论情感，还是性爱。这样的敷衍，其实真的很容易被体察到。一个男人，若被敷衍，真的难受啊。尽管难受，我却不想在她面前显出一丝担心，在每天一次的电话里，我常常很洒脱的样子。
二〇〇八年一月十五日，农历腊月初八，我在公司用电话对她说：“我想投资一间咖啡屋。它不一定要多么赚钱，只要你辞职来深圳有事做，就OK……”老婆却用尖细的声音，打断我的话，她说：“家里有几百万呀，你以为？我们手头哪来闲钱？况且，我做得好好的，干嘛辞职？”老婆在湖北宜昌葛洲坝工作，近几年由她主持私募资金购置了一些大型水电施工设备，公私兼营。这样的关联交易，作为葛洲坝一家三级公司的副总经济师，她做得滴水不漏。据传，一些人都能通过她的运作在年终分到一份丰厚红利。她乐此不疲。
腊月初十，我回到宜昌，老婆几乎没在家吃过晚饭。一天接一天的夜宴，终于使她因喝酒太多住进医院。仪器照影时，意外发现她的肝部多了一块钻戒一般大小的息肉。
我们的离婚跌跌撞撞至此，终归水到渠成。一些具体事项，都被她在病房里敲定下来。
当二〇〇八年一月二十四日腊月十七随着那些雪花，直愣愣地降临的时候，她的精神依然很萎靡。我带着儿子一起给她送来早点，提不起她半点食欲。上午，一位高个子红脸膛的中年男人跨进病房，声如铜钟地和她开玩笑，逗儿子玩之后抬眼看我一下，算是和我礼节性地打了招呼。他头发梳得油光可鉴，临走时从小皮包里抓出一叠钱，掀开老婆的枕头，丢进去，拿枕头压掩住，说这两万块补补身子吧。我看到老婆笑得很满足，在同“红脸膛”对视时，她的脸偷偷漾出了红润，眼睛漏出来一些迷离。
“红脸膛”走后，老婆才解释说他姓陈，是公司下面的一个项目经理。我笑，满眼都想表现出坦然。但是我的嘴唇明显地抖动了两下。这样的抖动，全部都被她识别了。她靠着床头，坐直身体，从她那款精致的背包里摸出一柄精致的木梳，漫不经心地梳头，然后，继续给我解释“红脸膛”，说他刚死了老婆。
我的嘴唇继续抖动。我已经失去了接过她话头的能力。我痛苦地站起来，支走儿子，关上门。有些痛苦，倒不如自己挑破，以免沉浸其中的沉闷和尴尬，增加了痛苦的程度。靠着病房的门，我说：“不如我们……”
“你是想说我们分手？”
她看也不看我，停下梳头的动作，直视对面的那面白墙，然后十分真实地流出一些泪，说出一些话。最后，又清晰地说，“分就分吧。”
随即，抛出财产分割方案。
长期以来，我在外一直是自信的。在深圳打拼十几年，什么沟沟坎坎没有经历过？和同学携手创办的一家广告公司虽然不大，但通过我们熬夜策划、游说喝酒、讨价还价，一路走过来，在强手如林的深圳业界也算得上一个角色，从未真正输过。现在看来，我必须承认从一开始起步就败落在了老婆的面前。这次回家，除了给她治病支付一万元，我还同意她援助小舅子购房费三万元的建议，预付给宾馆的用于岳父提前过七十大寿和团年饭钱两万元。所有支出，我都在积极图表现，而结果还是仅换得老婆在正式签署离婚协议时的一些眼泪、一片责骂。
她说，房子她住习惯了，孩子她带习惯了，这两样都归她。
我说，我同意。
她说，积蓄她都投资了，那些工程设备我一定用不上，有价证券全是她打点，我也不一定感兴趣……
我说，我都不要，留给儿子。
之后，老婆开始了新一轮的流泪。我委屈得也流出泪来。我浸泡在这样的泪里已经很久了，对这样的场景翻来覆去地想象已经很久了，对这样的结局更来改去地担心已经很久了。我想，若不迅速将这些泪流出来，从它们之中逃离出去，是万不可减少那些疼痛的。
我抹去泪，又说我一概不要，我净身走人。
却招惹老婆歇斯底里地大叫和怒斥。她说我这样着急地闹着和她分手，是不是在深圳早就有了候选？
我惊诧了。我从未设想过她会这样无中生有。我的全部疼痛突然被置换为对她的失望。这失望使我很麻木。我点头说：“你说得不错。你说得不错。你说得真不错。”
“承认就好。”她嘲笑起来，继续坐直身子，“我也告诉你，我也有的。你可以走了。”
事已至此，我只有离开。
很多时候，我本可以有很多选择，用以解决问题，却被逐一丢弃。我总被自己的决定迫降到了唯一的小路上，只有硬着头皮往前走，走向困境的结局。
在越来越大的雪中，我飞快地向前走。当临到向左或向右拐弯时，却失去了最基本的选择的动机。我已看不到回家的路，那些落雪像无比厚重的栅栏，甚至将我和儿子也隔离得见不到任何声影。
我想还是返回深圳吧。逃离眼前或当下，是人面临痛苦的自然选择。
我坐出租车到票务中心订当天的机票或火车票，我说钱无所谓，只要今天能走就行。票务中心一个小伙子要了我的手机号，说话的声音妩媚得让人有些恶心。他甜腻腻地说：“有钱，就有满意啦。”
正恶心着，在宜昌的大学同学电话说中午坐一坐。我高声回应着，说你召集，我做东，就在国际大酒店。
我们一干人一起喝了很多，说了很多。中途的时候，那妩媚的小伙子打来电话，很快又给我送来当晚的火车票。我手持那枚票，高声念着：“……十九点十九分，宜昌开往广州，车次二二八八，软卧，三号车厢，九号床……”又大叫着让那小伙子给我打包三瓶枝江大曲宜昌专供酒，我要将宜昌人民的深情厚谊带到深圳去，和湖北老乡共饮除夕。
随后，大家开始拼啤酒。
我半醉着，被架上出租车的时候，还算清醒，让他们别丢失了我的包，里面有我的口琴和手提电脑。后来，又被架着穿过火车站拥挤不堪的人群，穿过嘈杂的声音。那些声音像沸腾的水在齐声鼓吹鸣叫。最后，被架着推上火车，推到车厢房间里去，我就不太清醒了，完全处于飞翔的状态。那是一串飘悠的感觉，如神仙驾鹤云中，没有一丝一毫的沉重和忧烦。同学向我招手，退出车厢，退向远处。我飞身扑向软卧房间里的窗户，额头重重地撞在玻璃上。抹掉玻璃上那些冰凉的水雾，我看见模糊的同学在更加模糊的雪中向我招手。我说再见拜拜，玻璃上旋即漫出一阵水雾。我再抹那些冰凉，那些模糊，突然，听见“哐当”一声，火车猛烈地痉挛。我一阵委顿。我清晰地感知自己稀泥一般摔倒下去。
却感觉不到疼痛。
这多少使我欣慰。我想，我一定在这欣慰的鼓动下微笑了。当我又感觉有一大块蓝色向我飘来时，我听到了一个好听的女人的声音，从那蓝的色块之中传出来。我的确微笑了。那好听的女人的声音，我在微笑的时候记得相当清楚。她说：“头还磕在踏脚板上了……我这有创可贴……王书记……你给他贴……”
我微笑着寻找那女人的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