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这行当也挺滑稽，常要像苍蝇一样满天飞，说是作一些所谓的深度采访。我是记者。我之所以在“深度”前面加一个“所谓的”，是因为我的绝大多数出行都属于被动而为，不存在个人兴趣。这很糟糕，因为兴趣和工作一旦相排斥，最终苦的一定是自己。
像这一趟，我去西部，去青海采访，就味同嚼蜡，兴致索然。我市教育战线的几位同志响应号召，去新疆青海甘肃等西部地区，支援那里的教育。根据约定，他们在那边分别要待上一到三年，算是有期限的“扎根”。这样的干部，抛开家庭，自愿去中国西部支教，当然是令人崇敬的；遗憾的是，被我采访的这一位，是个自我感觉极好的年轻人，尤其是，在晚上的酒桌上，这位小先生酒后吐真言了。
白天我就感受到了他的夸夸其谈。三十岁不到，也该谦虚一点；毕竟只过来两年，把话讲得太满，左一个“扎根”，右一个“扎根”，满得溢杯而出，叫人听了反觉刺耳。果然，晚上一上酒桌，县委县政府的领导又热情，小伙子经不住劝，喝高了。这一高，就把自己的老底直接兜了出来。
他兜底说，扎根是有期限的，要是没期限，那谁来？他又说，来西部虽然苦一点，但也实惠，起码是拿双份工资。他还说，这才叫政治，首先要有政治荣誉，才能谈政治。后来他交底说，他的丈母爹，岳父，是市里的第六把手，已经明确跟他谈了，好好干，干上两年，回去就是资本。最后他说，他把一切都想好了，不就两年嘛，忍着，憋着，怎么也能挺过来，到时候，他就像他岳父说的那样，有足够的政治积蓄了。
我不知道当地干部听了他的酒后真言会怎么想，但我觉得很难过。虽然我已经四十大几接近五十岁了，但有时候，也会有一腔热血，也会冲动，而更多的时候，会因为某一事件突然受到感动，常会有落泪的愿望；这年轻人，三十岁还不到啊，怎么就这般世故？我很颓丧，很懊恼，不知道回去以后这稿子该怎样下笔。在返回的途中，这颓丧和懊恼渐渐地就变成了一股气。老实说，我真的很生气。
我是提前离开那地方的。因为提前，回去不好交差，便决定不坐飞机改乘火车，起码，在路上可以多耽搁一点时间。直到踏上西宁至上海的列车，我仍未缓过劲来。我想起这一路上看到的苍凉景致，想到那县城里朴素的干部和百姓，想到真正扎根在中国西部的龙爪柳和胡杨树，就觉得，这趟西行确实很糟糕，回去以后想要完成任务，挺难！
我买到的是上铺。此前，在来西宁的长途汽车上，我就开始构思，为自己将要写下的文字排兵布阵。因为构思不顺利，其实是心理上的极度抵制，我的情绪一直不好。上了火车，放好行李，便直接爬到了上铺，躺下来。上铺空间逼仄，不舒服，但这时候已是晚上八点多钟，早点睡觉也属正常；虽然我一点睡意都没有。
在火车就要启动的时候，一帮男女才匆匆上车，因为人多，有点吆五喝六的意思。他们分别找好床铺，放好行李，而那时候，火车已经启动了。他们在我下面的床铺乱哄哄地坐下。从他们的对话里可以听出，他们的铺位比较理想，是中下铺；除了这一档四个床铺，旁边一档的中下铺还有几个铺位。
坐下以后，几个男人便聒噪地喊着要打扑克牌。女人们不赞成，说地方太小，茶几更小，施展不开。男人不听，稍作收拾即投入战斗。几个女人只好妥协地坐在旁边，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打牌的男人也间或着插话。
从相互间的称呼里能听出来，他们多数担任主任一职，属于同一系统，但并不是一个单位的；其中一位打牌男人大概是上级领导，也是主任。只有一位女子，声音很嫩，被以“小”字相称，并被别人教导，由此可以推断，她是刚参加工作不久的。
后来听出来了，是三个女人，两大一小。她们聊天的话题，是刚刚接触过的一个西宁人，王主任。昨晚还在一起吃了饭，王主任喝多了，醉醉乎乎地把他们送回住处。到了宾馆，王主任却赖下屁股，不走，反复讲述他在酒桌上已经讲过的爱情故事。原来王主任也是东部人，已在西宁待了三十年，连口音都变了，变成了硬邦邦的当地口音普通话。他是恢复高考后的首届大学生，在院校里谈了对象，对象是河南人，毕业后分配到西宁，为了爱情，他追随对象奔赴了西宁。当然，刚分配的时候，他也曾想过多种办法，想为她调动工作，调到他的家乡去。只是能力不济，没调成。他自己就过来了，夫妻俩这一待，就是三十年。
开始的时候，听他们唧唧喳喳地讲话，我还觉得很厌烦。但往下听，听到王主任的爱情主题，倒也觉得有趣。这类故事，我在书本上可是看了不少，但落在现实中，仍觉得脱俗，充满人情味。我睁着眼，望着近在咫尺的车顶篷，听他们插科打诨般地讲述。
列车员来为大家换了票，并要求打牌的人把窗帘拉起来。我弓着身，无声地把车票递过去，换了铺牌。
我想睡去，但没有睡意。而下面打牌的几个人，兴头正足。
然而，就在他们兴头最足的时候，车厢里的灯突然灭了。当然，说整个车厢里的灯全部熄灭，也不确切，我侧脸够头看一看，在车厢的低处，对面车窗的下方，倒是有一盏小灯亮着，放出少许黄光。打牌的人便在灯熄的时候喊起来，但声音不算大，是在等待，等着日光灯的再次开启。然而，灯始终不见亮。
便有人说：“哟，十点整。”又有人说：“十点钟关灯睡觉，火车好像有这规矩。”
几个人发起牢骚，都说现在也不困，哪能睡着？
这时，传来一个女士的声音：“钱主任，早上不是讲好的吗，大家都要讲自己的恋爱故事？还说这趟可能找不到时间呢，现在时间放在这里，想用都用不了。”
那位钱主任，估计就是带队的上级主任，说：“对对，听郑主任的，郑主任这个提议好！一人讲一个，现在开讲！”
这一拨人倒是滑稽，扑克牌一放下，要讲故事了。
当然，到了这时候，他们理所当然地都变得忸怩起来，互相推，谁都不愿意先讲。
那位钱主任发话了：“那就按现在坐的顺序，从郑主任讲起，一个一个转过来。”
郑主任却说：“还是从你们那边先来吧，从赵主任开始。”
赵主任也是一位女士，说：“干吗要从我开始，顺时针逆时针，哪个不一样？”
郑主任说：“我谈对象谈了十年，你们哪一位谈过十年？我放在最后吧，压阵。”
大家对她的“十年”产生了兴趣，问是谈一个谈了十年，还是谈几个？郑主任说，当然是谈一个，要是谈几个，那算什么！
这话起了效果，便不再争执，按照坐的顺序，由赵主任先讲。
我这小说，虽然也算如实记录，但毕竟是七个人，七个故事，略嫌多了。姓氏也繁杂，有的还不讲姓，只称某某主任，显然是姓氏后面的两个字。姓和名交叉在一起，容易闹混。所以，为了便于记忆，我决定打乱他们的姓氏，以《百家姓》的顺序，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分别按讲故事人的先后，一一套上，简单明了。其实我和他们素不相识素昧平生，姓氏只不过是个代号，过于当真，反而无趣。
这么一说，那位姓王的西宁人氏，王主任，为什么姓王，就不用多解释了。
当然，这是一个在语言上经我加过工的故事，我只会按照我的语言习惯书写。但可以保证的是，在内容上，我不会作一点改变。没必要。
顺便说一句，在他们讲述过程中，列车员来过两次，提醒他们早点休息，别影响了别人睡觉。可他们全都在兴头上，只是噢噢答应着，列车员前脚才走，他们便又接着讲下去。再往后，列车员也不知道躲哪儿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