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钩到一个枝条，上面有个老鸹窝，我说，奶，老鸹窝。奶奶说，快放掉。我松了竹竿。奶奶看了看说，老鸹窝的口朝东北，今年的太岁在西南，以后注意点，惹了太岁可不得了。我问你昨知道，她说老鸹这东西有灵性，它的窝一年一个样，窝口全部朝太岁的反向开着。我问太岁啥样儿，她说了半天，手中的活儿也没停。说那一年刘三的爹挖土时打死了太岁，刘三娘第二年就得了大肚子病，一命呜呼，害得咱们几家都不得安宁。刘三没奶吃，送到咱家吃我的，跟你爹一人吃一个。俩人边吃边蹬脚，咬住又不放，把我磨得，唉！奶奶讲了半天，我隐隐约约听得出太岁藏在土里，模样跟癞头蛤蟆差不多。
不经意间，我俩捋了满满一布袋。奶奶的腿坐得有点木，朝我伸了手，说乖，把奶拉起来，一老了屁股都比以前沉了。我伸了双手，费劲拉她站起。奶奶扎好布袋口时才有点为难，她试试，想提拎起来，叹口气说，乖，奶拿不动，你试试吧。我蹲下来，抱住布袋的腰，能抱动，却抱不起来。我说，奶，我也拿不动。奶奶头上有了明汗，说你到河坡上瞅瞅刘三在不在，他天天放羊。
我找到了刘三。他不是放羊，而是驯羊。这几十头羊被他的鞭子整得老老实实，眼瞅脚下是肥美的青草就是吃不上，连大叫都不敢。刘三以前给生产队放牛，给牛顶断了一条腿就改成了放羊。一群羊都孩子似的看着他手中的鞭，鞭梢上有红穗子，一炸极响。羊们怕那玩意儿，打在身上如火烧。
我问刘三，你忙啥哩？
我正驯羊。这是任务。
你不是放羊吗，放饱了就完了。
你哪知道，队长叫我驯羊。公社到秋天到咱这儿开会，队长叫我把羊驯驯。驯成队列，驯成图形。我鞭一指，它们就得知道往哪儿站，白的黑的花的都不能乱了套，这试我本事哩。
它们会站队形？
不是普通的队形，是“忠”字形。到那时学校宣传队跳“忠”字舞，生产队的羊站成“忠”字形，你想想，我美气不美气？
我奶叫你哩，提布袋哩。我说，俺俩弄不动。
他放了鞭，跟我走。那群羊都没移动脚步，原地低下头狠啃青草，一河道香甜的啃草声。
我在院子的老槐树下打死太岁的事谁都不知道，连我自己刚开始也没有想起打死的是个太岁。那天我在树下掘一个屎壳郎窝。屎壳郎这东西，你一定以为肮脏不堪。我知道它的肚子和头之间有一块精肉，好吃。张家镇的儿童都知道。因为不止一个孩娃挖出屎壳郎用水洗净，然后投入火中烧熟，吃那块精肉。有那么一段时间，屎壳郎是我们争夺的东西，跟蚂蚱蟋蟀差不了多少。我没有挖出黑色屎壳郎，倒是挖出一个肉色的扁肉物。我不知它是什么，干脆一锹将它铲烂，又铲几下，等它与稀泥混为一团，我将这团泥扫进了粪坑里。
这是我保的第一密。第二密是刘三的狗跑到了我家灶屋顶上。我家灶屋低矮，从旁边的墙头上去很容易。灶屋的草檐里有几处麻雀窝，我不断攀上墙头掏麻雀蛋吃。有一天一只黄鼠狼衔了一只鸡上了灶屋，刘三的狗呼一下蹿上去追。它没逮住黄鼠狼，自己却蹲在屋顶上懒洋洋地晒起了太阳。我知道不吉利，就举竹竿将它打走。村人常说，“黄狗上房，孩娃没娘。”刘三的狗是白花狗，我想也不碍事，就没说出去。那条狗不情愿地下来时，还朝我叫了两声，我一竹竿打在它脊背上。
还有一件是夏天发生的。村办小学旁边有片麻地，我没事到那儿去，打下几片小伞似的麻叶，摊在地上当床，再将青麻索子摘下一些，躺在“床”上剥着麻索子吃里面的白籽，有些麻香。这一天午后，我看到了身材高大，黑塔一样的队长牵一女的进来了，赶紧躲了起来。队长三下五除二就剥光了女人的外衣。女人只剩下一个红裤衩，火一般烧得我眼前燥热而迷蒙。女人被队长放倒在衣服上，她将裤头褪掉一条腿。红裤头就在她的一只脚脖上来回晃悠。队长压在她的身上，几乎把她盖得严严实实。他们的声音怪异起来，如同争吃一只苹果发出的急促。我看见那条红裤衩一会儿起来了，一会儿又落下，有奇怪的声音相伴随。我大气不敢出，一泡尿把双腿打得又湿又热。女人是小学的教师。我认得她，因为她曾经到我家向父亲求教过算盘。
她的脸太白，没血一样，头发太黄。但她的手指又细又长，好看。
她叫金花，与大哥同学，没考上高中，才当了教师。
刘三表叔说到了秋天，张家镇可能有两个人大放异彩。一个是他，一个便是金花。
金花天天训练学校的宣传队，那些人排着队，一人在前头举一杆红旗。金花口中咬了哨子，指挥着他们跳舞。旁边有人在哨子声中敲锣打鼓，场面很热闹。在学校的操场里，我有时偷偷去看。他们不让，不是学生不让看，况且我一丝不挂，有损庄严。
刘三说，我驯羊，可以干生活队最轻的活计，而且工分不低。比起那些在洼地里光了膀子，挥汗如雨的社员，算是享了福。金花比咱要有前途，她把节目排得好了，将来能推荐上大学，吃商品粮的。我问商品粮是咋回事。他说商品粮就是热了有电扇吹，冷了有煤火烤，吃穿都是国家供应，旱涝保丰收，额外还有工资。我说那不赖。他说谁都想吃商品粮。你哥上高中，也是想吃商品粮，不信你就问问他。
这三件保密事，当时我不知道头两件便是征兆啊。
秋天分红薯时出的事。出事那天的中午爹娘因为一块豆腐吵得差点打起来。我小姨前天来我家，娘见屋里没菜，舀了半碗黄豆叫姐姐换了块豆腐。这事父亲知道后就说娘做事背了他。我娘说屁大的事我还要等你批准，这个家我连半碗豆子的家都当不了吗？我知道我妹子来你不高兴，她吃了你的眼角食。两人就这么吵。娘干脆连饭也不做了。姐姐悄悄拉了我，叫我烧火，她来下饭。我烦透了他们的争吵，我幸灾乐祸地想，还不如痛痛快快打一架呢。我把风箱拉得山响，以使自己的耳朵听不到他们的争吵。好在吃饭时，父亲端了碗去了饭场里，面饭把他们的争吵压了下去。
这个季节我以为是农村最好的季节，天高而蓝，地远而淡。空气中有红薯的湿甜气息。天空中有成群的大雁排着图形朝南飞。乍一看，那是扔在白云下的一截木头在动，等会儿“木头”变成了“人”字形，才听到那里有雁叫。这时候的小孩谁都愿到野地里，因为草丛中的蚂蚱养得硕肥硕肥的，行动迟缓，几乎不费力气便能捉到，用根长茅草将它们串起来，提回家烤着吃，算是打了牙祭。
大人们出了大半天红薯，傍晚时分，那群年轻汉子已经将所有的红薯分成了一堆又一堆。他们用一大筐，先把地上的红薯装进去，过过秤，再倒扣过来，就这么一堆堆地扣，然后队长与会计几个人开始分。队长在前，会计在后，会计说出一家的户主名字，再说出应分几堆红薯，队长就点数。他们一走，这家人便开始用刨子将红薯刨成片，白花花摊在地里晒干，再运回家，储上，成了主要粮食。
分到我家时，薯块有些碎小，也不知谁掘的红薯，烂块多，这样的薯块晒成薯干，是卖不到好价钱的。我爹就低声嘟哝，说咋弄成这熊样子，连蛋子大都没有。他捡了一块小的摔了一下。
队长不干了，冲过来一把揪住了他的衣领。我爹在队长面前马上渺小下来。队长骂他，你张开狗眼瞅瞅，哪个没你的蛋大？你是大气蛋吧。
我爹挣了一下，居然差点没把队长挣趴下，说，你嘴干净点。
队长就笑，两排黄牙金光闪闪，说你是欠揍吧。话音未落，一拳将我爹打了个趔趄。我娘上前阻拦时，被队长一推，倒在红薯堆上。我爹刚站起，又给队长打了个趔趄。旁边的几个人也不拉架，有意看笑话似的。
我离他们并不远。因为我知道，等父母刨红薯片时，我得把一片片的湿红薯片码在地面上，不让它们互相堆压着。我看见旁边有母亲割红薯秧的镰刀。我捡起镰刀冲了过去。
我一镰刀投在队长的胸与脖之间，我看见一股红血如同青蛙喷蹿而出，我觉得眼前猛地一热。
我没住手，又捡起一块红薯投过去。这一次投在队长的左眼上。
然后我就看见许多人惊呼着围上来，奔向队长。我被一双手夹着离开了红薯地。到了村里，我才闻见了羊膻味。刘三气喘吁吁地说，乖，你可闯了大祸了……
这时候我的头发梢儿才支棱起来。那股喷血让我的眼前总是红的，我看到院子里的一切都染成了红晕。我被送到奶奶面前时，马上想到自己在槐树下打死的那扁圆的肉色东西就是太岁，紧接着想起了刘三的白花狗冲上我家灶屋顶的事来，我浑身冷战起来，在奶奶怀里发抖。奶奶抱着我说，乖，别怕，奶奶啥事都见过，不碍事的，天塌不下来。
天没塌下来。村头的高音喇叭却叫成天塌的样子。
队长住院十天，喇叭叫了十天，天天点着我父母的名字批判。
不是喇叭里说，我还不知道娘是共产党员呢。喇叭里说她一个共产党员带头不听队长指挥，并把队长打伤。
我娘当然不服，到公社反映情况，可没人相信她的话。谁都不相信一个六岁孩娃能把人高马大身宽体胖的队长的脖子割淌血，能把队长的眼睛打得肿成一条缝儿。为这事，公社的什么现场会也不在张家镇开了。大队书记几次将我父母传到大队部，提出了简单的处理意见，先把队长的医疗费还了。
我看见父母赶出一百多斤的半大猪，让人捆到船上，送到城里卖。我爹一只手捂着肋部，那里给队长打伤了，不住地叹气。还掉队长的医疗费以后，我娘蹲在院子槐树根处，默默地流了半天泪。槐树刚好在我家宅基的西南角，我更确信打死的是太岁了。我知道这个家都遭殃了，禁不住发起抖来。
这年的春节我在姥姥家过的。是我娘叫我小姨带我过去的。记得临走时，娘突然亲昵地抚摸着我的头说，姥姥家富，过了年再回来。那一刻我哭了起来，我觉得娘还是疼我的，尽管她经常心狠手辣地打我咬牙切齿地骂我。
本以为这场风波到此为止，可是公社在早春时节要搞什么典型，我娘被传到公社，一下子由一个共产党员堕落成殴打干部的刁民，成了远近闻名的坏分子，宣布开除党籍，并与一帮坏典型一起被一辆四轮车拉着到全公社各处游街。车上专门有几个人为了造声势，将锣鼓擂得山响。
在公社的某一处广场里开斗争会时，各个中学的学生齐刷刷排在台下，高呼的声音如同潮水打得母亲哆嗦不已。她往台下看了一眼，一下子看到了眼睛红肿的我大哥。她的身体猛地痉挛起来，一口黄水从嘴角流下来，涎到了台面上，她跟着那黄水栽倒在会台上……
我娘神经时应该是我七岁的春天，但我一直将七岁记成六岁。这可能与六岁那年我没在张家镇过年有关。我一直觉得“六岁”没过去，将七岁混成了六岁。所以我一直觉得我的六岁比任何“年龄”过得都慢。
那个春天几乎所有的孩娃都躲着我，背过身就说张家的大林六岁提刀差点砍了他奶，这三星六岁挥镰差点杀了队长，比土匪都厉害啊。大家躲着点，别给他掐了脖子啊。我好像也不太在意，照样跟了奶奶到河堤上摘槐花，照样看刘三表叔驯羊群。
我娘神经时，我没一点儿害怕。
我看见她从外面赤着脚丫子跑回来，头发成了鸡窝状，还问她，娘，我给你找木梳，你梳梳头吧。
她朝我挤挤眼，用手指竖在发紫的嘴唇间，嘘了一下。然后就开始从屋子里翻出几张旧报纸，跪在槐树下点燃了。她在火边磕起了头，咚咚山响。我觉得槐花跌落了不少。她的头发还给火苗燎了一绺，气味与烤蚂蚱差不多。然后，她就冲出了院子，在村街上脱自己的衣服，喊着，我是坏分子，都来日我吧。村里没有大人，孩娃们跟了看。
刘三表叔一瘸一拐地追着她，用条黑布单子蒙住她。我跑到洼地里喊父亲。我觉得自己的声音太小了，喉咙能有碗口大该多好。
大哥退学了。他和我爹一块儿架着双手绑紧的娘去码头上坐船，去公社、去县城看病。到槐花落去的时候，娘仍没有好转，除了饭不知道吃，连觉也不睡，天天乱喊乱叫，满院的空气都发冷。
每天爹都把她绑在槐树上，不让她四处乱跑。一旦松了绑，皮包骨头的她跑起来比男人都厉害，一人高的墙头一翻就过，好宽的水沟一跃而过。我哥在学校可是长跑冠军，都难以追得上她。好在她边跑边吆喝，说天塌了，没天啦，我得跑啦，找起来倒不难。
一旦把她拉回来，进了院子，她好像什么都明白了，马上乖乖地背靠在槐树上，让人拴她，她一点儿都不反抗。
我奶奶告诉我，这棵槐树是娘嫁过来时带来的。那一年春天我姥姥死了，她从姥姥院子里起回一株树苗来。槐与怀同音，她合不了姥姥的怀啊。我娘在姥姥家就是党员了，到了张家镇没有当妇女干部，但还是参加党员会的。她是我姥姥捡的弃婴。她的右耳上有个豁口。当年人家扔她时，怕她在路上冻坏了，把烧热的草木灰垫在她身下，不想把耳朵烧掉一个豁儿。我奶奶还说，我娘会扭秧歌舞，刚过门时父亲在外，年轻姑娘媳妇好找她玩，她就扭过的。
我奶奶流泪了，说耽误了，当初人家叫你娘到乡里当干部，是我把住不让她去的啊。我觉得有你爹在外面混事就够了，女人在外面跑个啥？是我耽误了她的前途哇。我没想到你爹会叫人赶回来啊。那时你爹都在县里当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