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年后，我那红黑而又壮实早已完全是一副农妇模样了的母亲常常不无炫耀地向我们讲述她小的时候，家里光是侍候她的老妈子就有两个，那时候她想要什么就有什么，跟随大人们一起出去作客，常常能得到金手镯或金项链之类的见面礼。
我是享过福了的。我那时候在上海吃到过的许多东西，你们现在连看都没看到过。母亲每次说着说着总会以这句话作结，让人感觉到即使在她自己的儿女面前，即使已经那么多年过去了，她也还是有着那么强烈的优越感。
远远地，外公还在那条小路上蹒跚着。
我看了眼母亲刚刚为我做好的早餐，对侄女说：去迎迎你外太公吧。然后我们一前一后往那条小路、那个曾经跟我们一样年轻健壮过现在却变得跟枯树般苍老瘦削的身影走去。我不知道究竟是自己长大了，还是因为这会儿没有庄稼的遮掩，可以一览无余的缘故，这条在我的记忆中显得无比绵长而又曲折的田间小路，现在看来却觉得跟一个农妇的思想一样简单直白，仿佛我伸出手去只消一拃就能将它丈量过来！在我感觉中惟一不变的是它和我外公之间的那份紧密联系，仿佛多年来它一直都是为我外公而存在着的。
小路路面上长满了青苔，我不得不把那只小手攥得更紧些，同时双脚的十个指头都处于警戒状态。望着对面蹒跚而来的外公，我似乎又看到了当年外公第一次以我父亲丈人的身份从这条小路的另一端向我们家走来时的落魄的情景，那种凄凉、无奈甚至还有绝望。
得知高中山被抓时，我外公还丝毫未意识到自己的处境也已是危机四伏，他只想着高中山是由于他姐夫的缘故。高中山的姐夫是国民党政府上海某局的副局长，一九四九年时也跟随大部队去了那个美丽的宝岛。
至今我年迈的外公不知是否也跟我母亲一样，会经常不寒而栗地回忆起那个午后。那个似乎跟平常日子没有多少两样的深秋的午后，穿着皮背心的外公刚刚从饭桌前起身，照例准备他每日中午酒后的小憩，门铃响了，三个穿着白色制服的人走了进来，问我外公是不是叫吴天宝，我外公惊讶万分继而又面无血色地说是的，那三个人便掏出一副锃亮的手铐让我外公跟他们去一趟。
我外公这一趟去了就再也没有回来。我外婆在外面奔波了几天，终于搞清楚扳倒我外公的一共有四个人，这四人中有两个是美丽来的小股东，也是我外婆以前的相好，另两个则是被美丽来雇佣多年的工人。据说我外公罪恶累累，其中最为严重的一条是反革命，因为在那个美丽的宝岛备受关注之前，我外公曾跟高中山的姐夫一起吃过饭，还表示过对孙中山和蒋介石的崇拜。我母亲在我外公接受审判、家里又遭抄查之后的一连三天里，都未能见到我外婆的踪影。第四天，我外婆回来了，带着些跟居住在棚户区里的江北人要来的破衣裳，给自己也硬给我母亲，还有我那个才五六个月大的舅舅换上，然后一手抱着我舅舅，一手牵着我九岁的母亲的手，向上海市里当时一位身居要职的领导家里走去。
领导最初不肯接见我外婆，我外婆便每天天不亮就带着我母亲和我舅舅去领导家门口跪着，整整一个星期，领导受不了了，接过我外婆手里的状纸时，仪表威严的领导惊讶地发现我外婆虽衣着破旧，虽拖儿挈女，那眉目、眼神却仍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案子很快被立下来了，我外婆所告的那四个人，经查接近私处的臀部果然都有一道被指甲划起的抓痕，且长短大小与新鲜程度都与我外婆所说的相符。四人的强奸罪名遂都成立。那时候一起参与制订法律的那些重要人物，想必都对人竟然会有性欲之事既惊讶又深恶痛绝，不正常的男女关系本已十分罪恶，更何况是强奸！四个强奸犯于是都被判了重刑。他们后来的结局分别是：一个服刑不到三年便得了肝癌，死在牢里；一个出狱后，才知道自己已是家破人亡：惟一的儿子几年前就死了，老婆也另嫁了人，于是灰心地喝了农药；一个进去时还来不及结婚，出来已是满脸沧桑，结婚已无指望，便整日空想女人，想过头了就脱光衣服满大街地追姑娘少妇；还有一个出来已数年，神志却还一直恍恍惚惚，终于在一次过道口的时候，来不及钻过第二根拦在那里的栏杆，就给一列疾驰而来的火车垫了底。
我外婆报仇雪恨后，带着我母亲和我舅舅又在上海住了一年半左右。最后半年里，日子几乎是靠我母亲在中午、傍晚放学后去菜场里捡烂菜叶打发过来的。终于熬不下去了，我外婆便带着一双儿女回到了老家东沙。我外婆回的是她前夫施金生的老家，吴家究竟在哪个公社哪个大队哪个小队，我外婆也不是很清楚，她从未到过她第二个丈夫的老家，再说我外公的老家人正是为了她早已把我外公从吴家剔除出来了。
我外婆拖带着两个孩子在施家的日子可想而知的艰难。她把我母亲和我舅舅的姓都由“吴”改成“施”，这样一来，我外公便成了施家的“孵床佬”，施家人才勉强接纳了他们母子三人。我外婆刚回到乡下时，身边还有些细软，那是我外公刚刚被抓时那场猝不及防的抄查留下的一点点疏忽。我外婆悄悄地卖掉了一两件首饰，央人造了间跟邻居家差不多样儿的直头舍，又添置了一些简单的家具和生活用品。
我母亲回到乡下后没多久，就使我外婆十来年的精心调教付诸东流。我外婆从未干过农活，即使是让她光着脚板走路，似乎也是这辈子不可能的事了。她无法像别的农村妇女一样上地挣工分，一到收获季节，小队里分粮分柴草也就都没有他们一家三口的份。我母亲中午放学后回到家里，锅灶总是冰凉的，她像只小狗一样在那间直头舍里嗅来嗅去，也找不到任何食物可以果腹，只好去河埠头掬水喝，把肚子灌胀了再回学校去。强烈的食欲，使她很快就将我外婆的那套上海淑女教诲弃之脑后，她像个野小子一样，一放学就往野地里钻，寻找人们收获时不经意留下的豆荚、花生、番薯、芋艿，等等。我母亲还无师自通地学会了在池塘河浜里摸鱼、踩螃蟹、挖河蚌、钓河鳗和黄鳝。我母亲第一次拎着一柳条的河鳗和泥鳅浑身污泥地回到家里时，遭到了我外婆严厉的惩罚，但是饥饿也很快征服了我外婆的矜持和高贵。再后来我母亲带着她从水中或淤泥里获得的战利品回家时，我外婆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我外婆和我母亲、舅舅在萧山乡下的艰难生活，是正在服刑的外公无论如何也预料不到的。他要在牢里能多见上我外婆几次面，知道她会作出撤回老家这么个决定，肯定会想尽一切办法阻止她，恳求她不管有多苦、多艰难，也要带着孩子们留在上海，坚持下去。重新回到老家，再回到那片荒凉、贫瘠的盐碱地上，就意味着一切都前功尽弃！但此刻的外公，连自己的何去何从都无法自主。
十来年的劳改生活中，我外公被辗转关押了好几个地方，从上海到河南，到安徽，到山东，再到山西。当他回到东沙，以施金生的替代者身份出现在乡人们面前时，那个已经有十来岁的小男孩无论如何也不肯喊他一声“阿爹”，而我母亲此时已经嫁给了我父亲。我外公在那间已算是我母亲家的草舍里找不到一张哪怕是破破烂烂的饭桌、一把椅子或一条凳子；找不到一个热水瓶、一只像样的茶杯；找不到一只多余的碗、一双多余的筷子；找不到一张像样的床、一条像样的被子。尤其是当他看到比我母亲大十多岁的父亲那张皱皱巴巴的脸时，我外公泪流满面了，对他惟一的宝贝女儿哽咽道：阿爹对不起你！
我母亲当时却并不觉得自己的命运已经坏到了如我外公所觉得的程度，虽然当初我外婆作主要把她许配给我父亲时，她连跳河的念头都产生过。但结婚后，一切都适应了，她也没觉得跟我父亲生活在一起有什么不幸。我父亲只是看起来老些，穿戴举止多了些泥土气息，身材五官脸形皮肤其实长得都不比我母亲差，我母亲说什么他都不敢不依。我父亲能在他眼看就要打光棍的年龄里娶到老婆，首先得感谢这个时代，感谢伟大领袖毛主席，其次得感谢他那位在我母亲娘家那个大队里当支书的表舅，是表舅公做了我父母亲的媒人。我父亲家里的成份岂止三代贫农，似乎我们罗家的老祖宗们从未有过饱食无忧的时候，一代一代的人，都跟结苦瓜一样。我奶奶说我父亲本是大队里的治保主任，还是预备党员，也明知一旦跟我母亲结了婚，这一切都将完蛋，但我父亲还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婚姻，这是因为传宗接代比前途更重要。
那段岁月对我外公来说可想而知的灰暗。但无论他被惩罚跟别的四类分子一起在镇上扫大街、挑大粪，还是被戴了高帽子当千人批斗大会上的仇恨的发泄对象，或是游走于村村落落接受从无数人口里飞出来的唾沫星子时，他的内心都被一种高傲所支撑着，他相信眼前所有的人都未能有过像他一样引以为傲的经历，他们不但未能像他一样曾经作为那个大都市里的上流社会中的一员，有过那么多年的风光，他们单是连住，也未能像他一样在上海居住过这么多年！他们当中许多人不但未能在上海定居过，就连那座大城市在他们生活着的这个荒僻之地的东南西北哪个方向都未知，他们一直到握紧了拳头，伸直了两腿也未能亲眼目睹到那个大都市里的繁华，这些土里土气、一辈子都只知道跟他们脚下这块盐碱地打交道的沙地人！
我出生于七十年代中期，而我外公第二次去上海是在八十年代初，中间的那段岁月里外公留给我的回忆并不多。倒是他回上海前一年发生的一件事让我给牢牢地记住了。那年一个大雪纷飞的冬日夜晚，我哥哥望见一个穿得破破烂烂的男人正从那条小路上趔趔趄趄地朝我们家走来，就赶紧让我母亲把家里的门关上，说是又有安徽叫花子过来了。那时候我们家里应付叫花子经常采取躲避的方法。我母亲拿起一支扁担正准备拴门的时候，不知怎么一念想，又把门拉开了些缝隙，这一张望，就把手里的扁担一扔，一边叫着阿爹，一边慌忙把门重新打开。这件事我母亲后来经常说起，作为对我哥哥的调侃，但再仔细想来，又不免有些心酸，可见我外公当时的落魄情状。
我和侄女都停下了脚步，看着外公终于一小步一小步慢慢地走到我们跟前。他的两条腿都遭遇过骨折，一条是在六年前，另一条还是在去年冬天的时候，因为部位不好，我们当时都以为他将在床上度过余生了，没想到三四个月后的一个正午，已是十二点多，我母亲站在自家门口，揉了好几下眼睛，还是觉得已在那条小路上蹒跚了许久的人影像自己的阿爹。舅舅家离我们家不过三四里路，然而那一趟我外公足足走了四个小时。
小路路面上长满了青苔，十个脚指头下去时，我们都不敢疏忽大意，对于他就更需备加小心了。然而他又不肯使用拐杖。我母亲说他年轻的时候，在美丽来做二老板的那几年里，倒是经常使用手杖的，那时我外公风华正茂，走路健步如飞，然而现在真的需要有一根棍子帮助两条刚刚被骨折过的腿一起支撑日渐枯萎的身体时，他又努力拒绝了。原因很简单：手杖是气派，是一种身份的标志；而拐杖则表明使用者已衰老。
我外公当然不甘心承认自己已衰老，衰老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其实就是绝望，是进入许多念想许多蓬勃的欲望都像落叶飘离枝头尔后堆积在地上腐烂发霉的季节。他要区别于那些跟他同龄却未曾跟他一样有过在那个大都市里生活经历的人们，似乎衰老应该只属于他们。
但外公还是老了，又老又瘦，像一只已被风干了的酱鸭。我叫了他一声，我侄女也叫了他一声，他停下了脚步，抬起头来看了我们一会儿，我看见他的眼神和脸色都是灰暗的，不知道他第二次去上海之前，脸上和眼神里是否也是这样一种色彩？
他终于辨认出我来了，用我熟悉的但已被我父亲嗤之以鼻的上海话低低地问了句：侬回来啦？继续低头走路，走了几步又停下了，慢慢地扭过头来朝跟在他背后的我道：歇一歇再替阿拉写封信，阿拉厂里厢……戳哪！
他知道我要到傍晚才坐车回城里去，所以并不急着要我动笔。他在客厅里坐了一会儿，我母亲还跟以前一样，照例给他温了黄酒拿上来，但是菜少了以前的丰盛，人也没了以前的殷勤。我父亲刚从镇上买了化肥回来，见我外公正坐在那里喝酒，刚刚还带着笑意的脸上立即换成了另一种表情。我外公几乎有些慌乱地站起身来招呼他一起喝酒，父亲冷漠地表示自己正忙着，没空，把化肥从三轮车上卸下来后，便又一声不吭地蹬着车走了。望着重新变得空荡荡的大门口，外公慢慢地咀嚼着一小块鹅肝，动作很细很慢，仿佛要将每一个肝细胞都咀嚼到。
我不知道他这样咀嚼着的是否同时还有他的过去。
我六岁那年，我外公终于时来运转，又看到上海在重新向他招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