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一晃就跨过了一个世纪，现在我已是四十好几奔五十岁的人了。这个年龄段的人，被世纪之河分成了两半，一半河东一半河西。
按理也不算老态，但是麻白的头发，已经乱七八糟像经冬的枯草。发呆成了标志。在许多静谧的场合，我们总可以看到一张靠椅上躺着一个试图理清头绪的人，像是睡觉一样眯着眼睛，边上放着一杯浓茶，在深沉地想很多很多的心思。
经历和情绪会决定人的精神状态。
我的前半生几乎全都是在弄堂里度过的——一个叫作板房弄的地方。那是老城区南市的一角，地势低洼而且横七竖八的棚屋拥挤不堪。往事不堪回首。我和我的父母兄妹在那种低矮潮湿的棚屋里栖息。棚屋是解放前资本家留下来的坯房。我们四个人挤过一张床铺，八个人共一间所谓的卧室。卧室中间拉一块旧得辨不出本色的隔布，隔布另一边马桶中叮叮咚咚的声音常常让我在梦中都能感觉到一股浓郁的尿骚。
我们不应该怪罪哪个，我经常这样想，包括王子也包括乞丐，人生之前不可能被征求意见，而且你还不能从来的路上回去。如果不安分守己，面对生养自己的恶劣环境而痛心疾首时，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是死，二是左冲右突。
我这样想时，已经是比较顺风顺水的时候。那时，我终于花了不少脑筋弄到了两套大房。虽说还在弄堂的范畴，但是通过大规模的改建加高，装潢一新的房子已在老城区南市鹤立鸡群。砖和水泥等材料都是分厂仓库里的，厂里的民工也不请自到。以后又花了一笔钱围了个院子，添了一套新式红木家具和许多电器。晚上华灯初放时四壁生辉，清凉的大理石地面悠悠泛光。
欧阳小根叫花子一样挨在大门口，骂我是“吸劳动人民血汗的寄生虫”。女朋友张琼也来过两回，四下里打量后嘴角露出一丝难以解释的微笑。我说，你应该知道我的艰难，我能到今天这一步很不容易。她这才笑出一个比较明朗的意思。嘴角高高上翘，腮帮上深深陷下一对酒窝。我想，此时此刻还有什么比她的欢笑更有意义的呢？
但那时仍然莫名其妙地烦，仍然感觉花园洋楼的压迫，仍然觉得西装革履穿在身上像晃晃荡荡的甲壳一样不很合身。当时的具体表现是——在室内习惯无端地走来走去，出门忘了带钥匙或生怕钥匙没带，经常独自把自己关在办公室吸烟，对工人的脾气越来越坏，关门不理、大声呵斥，甚至拍桌子摔茶杯……这就有些不很理智。可我又想，人不可能每时每刻都表现出稳如泰山静如止水。
蜷缩着身子，我那时把自己深陷于藤椅之中。
旁边的茶水已冷。
我的女朋友张琼，住在我们城市著名的官僚小区绿河新村。这是一座以制造瓷器而闻名的城市。张琼的家就坐落在城市的西边。她家的房间像行宫一样一间一间厅室相连楼上楼下，可张琼家里连同阿姨一起算也只有四口人，而且她父亲的时光常常在轿车上随轮胎的奔驰而奔驰。
坐在那温和柔软的沙发上，我甚至想睡。
这是一个贱人的感受。
坐在张琼家的客厅，通过落地排窗可以看到公园后面的绿河以及河畔的草滩。她家的沙发远远地面窗而置，所以坐在上面一边交谈，一边还能溢出一种赏心悦目的开阔感觉。
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的时候，我在厂里已经习惯背着手走路了。那些日子我们城市正处于改革开放的高潮阶段，口号一浪一浪，观念应接不暇，市民跃跃欲试，城市日新月异。那些日子张琼的父母正巧又步履匆匆，夜不归屋。我那时酒足饭饱后有些骚动不安，就闲得无事找张琼聊天、跳舞、郊游，甚至发展到关起门看那种当时民间暗自流行的录像带子。
阿姨是不好干涉的，张琼是家里任性的娇小姐。记得在粉红色吊灯的氛围里，我们顺理成章地像磁铁一样相拥在一起。我低下头吻了她滚烫的额头和高翘的睫毛。当时窗外寒露初降，被公园隔绝了的城市正悄然入梦。我承认我经不住她猫一样的温存，看不得她如水荡漾的眼睛，我终于在闻到温馨的体香时伸出了双手，捧住她红嫩的腮帮，用嘴去吸那向往已久的、微微张合的、鲜红的，泉眼。
那个时候，无边的幸福就像一阵一阵的海浪，将我们高高托起，又深深下沉。
张琼是我高中时就爱恋的一个女孩。张琼当时朴素得只穿白色球鞋或平底布鞋，跟班上一些皮鞋响铁和烫头上色的人形成鲜明的比照。她脚上的一双袜子永远都是洁白的，白得任何时候都找不到一点污染和皱迹。如此再配上她那双玉腿和那条裙子，便让人不由得感受到高雅的那个时代才有的震颤。
可那时候我一直胆小如鼠。
下课后我怀着弄里人那种自卑心理远远地跟在她身后。那时候一些胆大的男生常常在路边守她，等她经过时就齐声喊“一二，装穷”、“一二，装穷”。我听说张琼是一个官僚贵族家庭的小姐，当时还没有资本家。但我想象不到公园背后那一幢幢米黄色洋楼是住人的屋子。我一直以为住宅应该是一户挨着一户的，如果单独做而又掩映在绿荫之中，那必定是楼阁景点或是动物园饲养野兽与培植花卉的场所。然而我躲在一棵大树后面，我确确实实地远远地看到张琼推开木栅子院门，迈上几级水磨石台阶，走进两扇对开的宽敞大门。
“阿姨，阿姨。”这时候我已经看到她在二楼拉开落地窗的窗帘了。她将书包取下来，然后坐进沙发，然后将一只黑猫抱进怀中。这时候我已经哭了。我的泪水涌出眼眶，然后滴滴答答掉在我的衣襟之上。我仰头望着大树的树冠和树冠上的天空，我当时的心情复杂得一清二白而又无以言表。
除此之外，我的前半生还爱过两个女人。所不同的是，这两个女人都是我们弄堂里面的女人。她们一个叫曹妹，另一个叫铃子。
这是至今依然令人心痛的往事。
曹妹与我的关系随着上个世纪80年代的消失而消失。这是历史的错误。曹妹是那种寡言少语，羞涩自卑而又单薄的工人后代。在我悲伤的时候她非常体贴温柔；在我得志的时候她表现出冷静和焦心；在我绝望的时候她又显得十分理智和坚强。她眼睛很大，脸型很美，说话轻声细语。
但是我越来越不想找曹妹了。曹妹与我住在板房弄同一排棚屋里，彼此的父亲又是稔熟的坯房搭档，每天低头不见抬头见，相互的底细一清二楚。我们地上地下秘密往来过两到三年，地点由电影院到深夜的坯房，再到近郊的野地，然后到阳光明媚的弄头巷尾。因此我无法让人对我后来复杂的情绪变化予以深刻的理解。
至于与我同龄的铃子，我对她所萌生的爱情似乎是一种笑话。我很小很小，小到穿开裆裤的时候就喜欢上她。在弄堂里摆家家时，我总是当众宣布她归我所有，并真的携手去一个角落另起炉灶。铃子属于天生就比较丰腴的女人，圆圆的脸颊和饱满的嘴唇。
铃子十二岁时就死了寡母，孤儿院派人来收人，是弄里的一伙坯房佬窑里佬截留下来并轮流抚养。板房弄居委会主任代表居民们签了字，这个老太太做了一件让大家都啧啧称叹的大事。
后来铃子长大了辞了厂里的工作，跟疤子一伙人去闯天下，我才开始看不惯她。但是她已经成年，所谓“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就是这个意思。弄子里好多大人都站到门口，眼睁睁看着铃子坐在疤子的自行车后面，一惊一乍地呼啸出弄堂。
疤子是我们南市区那一带出了名的“罗汉”，拉帮结派、打架斗殴、欺行霸市，凭借着脸上一块刀疤，在那个年代里样样都敢猛打猛冲。再后来铃子租了房屋开了瓷器店，走起路来笃笃笃一副赶去抢劫的样子。晚上浓妆艳抹，一米开外就嗅得到她刺鼻的妓女味道。“革命军人个个要老婆，你要我要哪里有许多——”人的变化真大，当初疤子一伙整齐地拍着屁股，跺着脚板，有节奏在弄里行进时，铃子还躲在我背后伸头缩颈战战兢兢。
那天我也是走在街上。
我已经记不清是为什么走在街上。我只记得街上已经有铜钱图案的霓虹灯招牌闪烁着媚眼。走出板房弄就是城市老街。老街稍微要陈旧一些。商业区观念的接受比较迅速，那里沿路都是那些“美酒加咖啡”的哭腔溢出店门，流淌街头。街上人来车往。我东张西望，通过玻璃的茶色我发现了我的朋友欧阳小根。
欧阳小根个子很小，黄皮寡瘦。他正咂着嘴去吸勺子中的最后一汪残羹。大概是正在结束一场难得的奢侈。他弓腰的姿势在雅座内犹如一只新鲜的河虾。喝完汤，他擦屁股一样用餐巾纸在嘴边上一按一按。从上唇到下唇转一圈，表现出一种高雅的做作。
欧阳小根和我在弄堂里一同玩泥巴长大，师专毕业以后住在一所中学的单身宿舍里，不肯回里弄住。他厌恶里弄和家人，不愿跟驼背父亲和瞎子大哥住在一起，厌恶的神色形之于表。譬如皱眉，皱眉的习惯已使其眉心产生了几道深刻的纹路，因此样子总是愁云密布苦大仇深的定格。再譬如说话，说话喜欢责问和斜视，像哲学家或被生活逼急了的孔乙己。他精通当时盛行的尼采和萨特，说话一套一套，所以在意识形态领域我承认，我只能远远地做他拖在地上的尾巴。
那是哪一年的事情呢？
欧阳小根在酒店挥霍这很正常，但不正常的是他对面坐着正在付账的铃子。铃子正在蘸着口水一张一张往外数钱，而欧阳小根正在揩嘴边残剩的汁液。之前每每说到铃子，他总是赶苍蝇一样扇扇鼻尖。尤其是读大专的时候，他用当时流氓知识分子的口吻，一口一个“二贩子”加“他妈的”。“摆地摊算什么东西？摆地摊他妈的跟叫花子很难区分。”清高而潇洒。然而我想不到的是，他转眼之间竟然会接受二贩子铃子的宴请。
那时候我穷得叮当作响，做梦都渴望有票子像落叶一样从天上飘下来。在街上闲逛，似乎是有些想捡钱或者贪恋豪奢的潜在念头。但是出来后，我还是一把拖住欧阳小根。我说你怎么跟这种人搅在一起？
“什么这种人？她是铃子。”欧阳小根甩手说，“她还问起你呢。”
我说你跟这种素质的人犯得着吗？
欧阳小根说，你不了解她，你跟她聊聊看，蛮有头脑的。
欧阳小根拍拍自己干瘪的胸脯说，我素质怎么样？我这样的素质现在又怎么样？
我哑口无言。
大概是喝了些马尿一样的啤酒，脸色红嫩的欧阳小根激动之后有些豪言壮语的嚣张。
但是事实是欧阳小根在跟一个曾经厌恶的女人进餐，且毫无愧色地让女人付账。欧阳小根的观念，被一顿便餐就灌得七零八落无法收拾。
最后一次见到欧阳小根，是我正稳扎稳打的那段时间。其间我的生活正在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坐收渔利。他穿一件时髦的相当于他三个月工资的山羊皮夹克，嘴上叼一根粗笨的使其咳嗽不止的棕灰色雪茄。我正躺在沙发中遥控着电视频道，灯光照着身边茶几上的咖啡蒸发出异彩。
欧阳小根进门后扯开拉链，就一屁股落在我左边的沙发上，然后拳头无端地捶打着沙发的扶手。
我们弄堂里的老一辈口渴了一般是喝茶的，但是我递给他一杯咖啡。仿佛已经跟上了时代，我们那时候作兴有一股子锅巴焦味的苦涩咖啡。还有破旧的牛仔裤、膻味的皮衣、轰鸣的家庭影院，甚至已经有砖头一样大的大哥大，在街上耀武扬威地号叫。我开玩笑说，你回来了，你回我们棚户区来了？
他这才抬头告诉我，他辞职了。他准备跟铃子到南边去做生意。
我大吃一惊，说你可以请假啊，你辞它干什么？
欧阳小根说，他妈的卵校长左不行右不行，不过是穷教书匠一个，什么好宝贝职业！
我说你想钱想疯了。
他说，我怎么办？什么时候能有你这点权我也就不走了，我那几十块钱够什么用？我不能死守在这弄子里过我们父辈这种日子了！
这时候电视里正在播一部香港打斗片子。机子质量不好，或者是当时信号发射的原因，屏幕上的雪花点像马赛克一样晃动。两兄弟为了一笔家产，正在一个昏暗的仓库里动刀动棍。一下一下的格斗声，致使我偌大的客厅显得有些空荡和寂寞。
可是你要想远点，你家里有老头子和一个残废，你自己还是个干部编制，你不能掉钱眼里去了。
你别唱高调了。欧阳小根摔掉雪茄说，想当初没上大学你为什么苦恼？以后又为什么你要高攀张琼？你不掉钱眼里，你在厂里千方百计争权夺利干什么？
我可是一步一个脚印奋斗起来的。
奋斗？哼！欧阳小根激动地站起来指着我鼻子说，你逢年过节提篮子送纸包也叫奋斗？这些家具电器房子装修就靠你那些工资奖金？还有咖啡、摩托……啊……这都是奋斗？
欧阳小根另一只不动的手有些颤抖了，不知情的人看来那只手肯定会在攒足力量后冲过来揍我一拳。当然不会。他走到窗前，猛然将窗帘呼啦一声掀开，一股风就趁势涌了进来。我坐在沙发上点着香烟，然后就望着噼里啪啦打斗的电视机狠狠吸吐。
弄堂里传来一阵阵搓麻将的声音。
我终于没能留住我的朋友欧阳小根。我没有任何理由和情绪。我们能再跟父辈那样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吗？我连自己都说服不了。
关于我父母，我父母可以说正好男女倒了个性。
父亲是那种婆婆妈妈的小男人。他不愿意参加派性和武斗，不愿意辩论和领头，甚至不想知道墙上大字报的任何内容。父亲经常两手怕冷一样笼在袖筒里，样子十足一个饥寒交迫的老实佃户。而我母亲，则属于阴森森摸上来扇耳光的角色。那时候我母亲常躺在我家靠椅上搁手搁脚吸烟。劣质的香烟在她指头间袅袅升腾。平时她铁着脸不管小事，但触动了怒火你只有战战兢兢自己拿鞭子脱裤子，要不然就在外躲两天，等到雨过天晴烟消云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