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化开始了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了。
那时我正在陕西宝鸡铁路分局宝鸡东站当搬运工，消息传来，我本能地感到惊愕。
在此之前，“四人帮”所掌控的舆论无时无刻不在宣告：中国坚持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持反修防修。明眼人都知道，他们所谓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就是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极大灾难的极“左”路线。具体到农业上，就是“一大二公”那一套东西。事实上，这种维护极“左”的舆论从“文革”之前就开始大造，到“文革”中达到了巅峰。尽管人民群众实际生活水平极端贫困，物资供应匮乏，以致买粮食买布匹甚至买豆腐等等全都需要票证，但是歌颂和肯定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声音照旧铺天盖地，并且一浪更比一浪高——那种声势，那种力量，那种对极“左”稍有不恭便“全民皆批、全民皆怒、全民皆打皆骂”的环境和气氛，足以使最坚强的人也作声不得。
从登上政治舞台以来，“四人帮”始终是代表着这种舆论，代表着这种力量，甚至代表着这种路线和方向的。在这种情况下，当他们突然之间被抓起来，有谁不感到震惊呢？
那天晚上，我彻夜未眠。
尽管我那时还很年轻，对政治上的事情还懂得很少，但经历了“文革”，经历了上山下乡，以后又有在铁路货场当工人的经历，我对中国社会多少有了些了解，也产生出许许多多的疑问。虽然我还不清楚中国下一步会怎样走，但是至少我知道：“四人帮”所坚持的这条道路已经山穷水尽，走到头了！
变化果然悄然无痕地开始了。
1978年12月，我正在甘肃武威出差，突然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为作家杜鹏程的长篇小说《保卫延安》平反。
《保卫延安》是杜鹏程创作生涯中一部最重要的作品。小说描写的是解放战争时期，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下，彭德怀指挥西北野战军横扫千军，屡建奇功的业绩。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这部小说立即由“香花”变成了“毒草”。
现在，给这部作品平反了。它意味着什么呢？
没过几天，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
后来许多人感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意义绝不亚于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遵义会议。如果说民主革命时期的遵义会议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那么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不仅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更重要的是改变了数亿中国老百姓的命运。
其实，一切才刚刚开始，整个中国刚刚走出浩劫，正处于拨乱反正的起步阶段，普通中国人民还完全享受不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福祉，甚至感受不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带来的新气氛。只有那些曾经在正反两方面的痛苦磨砺中获得了深刻经验的人，才能够从悄然难觉的蛛丝马迹中，捕捉和品味到这次会议所具有的极其丰富、极其深刻，也极其伟大的意义。
在这次会议上，新的党中央为党和国家一批曾遭受林彪、“四人帮”残酷迫害的重要领导人平反昭雪。这其中最突出的是为在庐山会议上批评农业集体化政策以及“大跃进”所造成灾难的彭德怀元帅平反，其次是为薄一波等当初硬被扣上叛徒帽子的一大批老革命家平反——为这样一批老革命家平反，事实上就否定了那些年的“左”倾路线。而为彭德怀平反，则更是为那些批评前些年农业政策并因此而遭受迫害的人平反！就是为一大批像杨伟名、陈冏台这样的人平反！刘澜涛也在其列。
历史无情，事情不过隔了十多年，那些曾经义正词严地将刘景华扭送到公安局去的人，面对此时此刻庄严的宣告，不知该是怎样一种心情？
多少年后，我常常想，十一届三中全会被历史如此记载，被人们如此歌颂，它究竟做了些什么呢？
其实，十一届三中全会最大的转变，首先在于肯定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新的党中央迫切地需要了解农村的真实情况。尤其是胡耀邦出任总书记以后，立即采取多种措施，通过多种渠道调派人员深入农村。1980年春夏，新华社先后两批派出四位记者深入农村进行查访。这四位记者承担的任务完全相同：调查农村贫困饥饿的真相，为中央最高层制定农业政策提供依据。
这四位记者是：新华社甘肃分社记者胡国华、新华社宁夏分社记者傅上伦、新华社陕西分社记者戴国强、新华社农村记者冯东书。
临出发前，新华社社长穆青还特地把他们找去。彼时，新华社陕西分社社长冯森龄刚刚写了一份内参，题目是“延安调查”。这份内参真实地讲述了延安人民极端贫苦的日子。
穆青对记者们说，看了冯森龄写的内参，心情久久平静不下来，真没想到革命胜利几十年了，延安人民至今还过着饥寒交迫的日子。他希望四位记者以《中国的西北角》《西行漫记》两部中外名著为榜样，将中国农村真实的状况写出来，为这转变关头的历史留下些什么。他特意叮嘱，要迈开脚步，拓宽视野，深入基层，入村进户，要通过自己的所见所闻所述，让中央高层领导人切切实实地看到：延安到底怎么样？陕北到底怎么样？整个西北到底怎么样？
很快，这四位记者迈开脚步，怀着最朴素的动机，采用最原始的方式，用整整半年时间，走进了西北农村的角角落落，并将所见所闻写成内参，提供给中央最高决策层阅读参考。
值得一说的是，十八年后，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二十周年之际，这四位记者将当年所写的文章汇集起来，组成了一部完整的书稿并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他们为这本书起了一个非常贴切也非常质朴的名字——《1978：告别饥饿》。
1980年的初春，整个中国的农村已经迅速恢复，出现了自农业合作化以来的最好局面。
好局面体现在哪里？
除冯东书外，其他三位记者是从北京直奔山西太原，进而拉开了这次农村情况调查的序幕的。
让我们来看看他们的记述——
我们来到太原街头，首先去看那一家家饭店。
性急的朋友也许要问：太原的饭店同黄土高原有什么相干？
说穿了未免令人沮丧：我们的用意，不是别的，就是想看看眼下要饭的人还多不多！
前些年，在外地人的印象中，山西是个“出经验不出粮食”的地方。这个印象因何而起，是否符合实际，我们未去深究。但在“学大寨运动”搞得最热闹的那些年，太原街头要饭的人成群结队，却是我们曾经耳闻目睹的事实。那几年，我们每次到太原，随便到街上转转，都碰见不少沿街乞讨的农民，有的要钱，有的要粮票，饭店更是他们频频光顾之所。只要你买的饭菜一上桌，光屁股的孩子，衣衫褴褛的妇女，白发苍苍的老人，拄着拐杖的残疾人，就会把一只只掉了瓷的饭碗、茶杯或是废罐头盒伸到你的面前，用各种不同的凄惨的音调哀求，“可怜可怜吧”“给半块馍吧”“给一勺面条吧”。有的则默默地把一只又黑又脏的手搁在你的碗边，不给他一点决不缩手。而当你一离开桌子，乞食者立刻就会扑上去争夺剩菜残饭，吃了不算，还要用舌头把那盛菜的盘子舔过来舔过去，直舔到上面不剩一点油渍为止……
3月25日11点钟，饭馆中午营业高峰快到了，我们从新华社山西分社出发，一直往北走，先看了并州路东、西商场附近的饭店，再转到五一广场旁的大饭店——晋阳饭店，然后又转入太原最繁华的街道——柳巷、桥头街，那里有有名的上海饭店以及许多小饭店。到午后1点为止，我们一共串了14家饭店。发现了多少讨饭的呢？出乎我们的预料，一共只有9个……14家饭店只有9个要饭的，而且纯粹要饭的西山（指太原西部的吕梁山区，大多数要饭的来自那里）人只有两个娃娃，这可是十多年来的最低纪录。它使我们预感到：黄土高原上的形势向好的方向转了，饥饿的岁月也许就此到头了。
离开山西，记者们又来到了延安。
应当说，和在太原看到的情况一样，整个陕北农村的形势同样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让我们先看看新华社记者笔下的安塞县王家湾公社。
王家湾公社的所在地王家湾大队是一个名气很响的地方。1947年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人率领着“昆仑纵队”转战陕北途中，除米脂县杨家沟外，这里是他们居住时间最长的地方。按照常理，这样一个神圣的地方，老百姓的生活过得不好多少有点儿说不过去。
而当历史进入20世纪80年代，王家湾老百姓的生活究竟怎么样呢？
当年毛主席居住过的王家湾村，现在分作上、下两队，上队去年人均口粮370斤，收入34元；下队人均口粮338斤，收入29.30元。据他们说，这还是近十年来最好的光景。
午后1点，正是社员吃晌午饭的时候，我们去拜访了当年接待过毛主席的王家湾行政村代表主任、现任公社党委委员高文秀。这位1935年入党的老党员，如今已经72岁……我们先看了看他儿子住的窑洞，大小几口正在吃饭，但是不同年龄的人饭都不一样：最小的吃面疙瘩汤，大一点儿的吃“渣渣饭”（一种把高粱连皮和苦菜一起煮成的又苦又涩的饭），大人吃糠拌苦菜。窑洞里除了一盘炕、一个锅台、几只缸罐外，空空荡荡。揭开缸盖一看，大部空空，只有一只缸里还有一点儿高粱，锅台上还剩半盆面。
走到上一层的窑洞里，只见一个干瘦如柴的老头，缩着脖子斜靠在炕壁上。公社副书记老雷说，他就是高文秀老汉，已卧病不起多时了。我们打量了一下，炕上还算有一片烂毡，角上堆着两条破被。其余也就一无所有了。一个入党四十五年的老人，晚景如此凄凉，我们一时语塞鼻酸……
在一阵沉默之后，我们问老人：这些年日子过得咋样？他无力地摇了摇头，一声长长的“唉——”，停了一阵才说：“不瞒你同志，已经饿了十好几年啦。去年还算好，一口人分了三百来斤粮，自留地上一人又弄回来四五十斤，饿是饿不死了，比前些年吃树叶的日子好过些了。”
凭着一种本能，我认为新华社这几位记者写到的高老汉所说的“比前些年吃树叶的日子好过些了”，应当是指从1959年到1962年这一段最困难的日子。
但是错了。
我完全没有想到，高老汉说的吃树叶的日子，竟指的是1973年到1976年。据陪同新华社记者去采访的公社党委副书记老雷讲，那几年一人就百来斤口粮，不到过年就吃光了，只好靠糠和谷壳、麸子对付到开春。苦菜刚一露头，就被挖光吃净。结果苜蓿成了主要食物。苜蓿吃光了，只能打树叶充饥，什么槐花叶、柠条花、枸杞叶、臭椿叶，都摘来煮着吃。
还有更让人不解的。王家湾的老人们一致认为，如今的日子比起当年陕甘宁边区时候要差得远。
当年，陕甘宁只是那么一片狭小的地区、只有那样一群为数不多的农民，只秉持着一种最原始也最低下的劳动生产方式，却养活了一支能够冲锋陷阵的大部队！陕甘宁边区承受的负担之大之重，是想都不用想就能做出结论来的。而1973年到1976年完全是和平年代，即使有一万条理由，都只能认定今天的日子肯定比从前好过，为什么日子反而越过越不好了呢？
再看佳县。
佳县是陕甘宁边区的老根据地。中国人民耳熟能详的歌曲《东方红》就是在这里诞生的。据群众反映，1955年李有源去世以前，这里群众的生活还可以，但是此后日子便不行了。
新华社记者写道：
我们到佳县，县委书记让我们到李有源的老家张庄去看看。
张庄离县城十来里，我们步行着去。这个大队在1972年以前，情况非常糟。有一段时间，因为靠集体种地过不下去了，人们盗墓成风。张庄离县城近，城里谁家白天埋了人，他们村里的人就在晚上把棺材板刨出来，加工成风箱、炕桌、小柜、凳子，拿到榆林城去卖，然后用卖得的钱在“黑市”上买点粮食回来过日子。干这种事得有点胆子，开始是男人们合伙干，后来妇女也参加干，再后来是各家各户单独抢着干。这当然要引起墓主的抗议和告状。但由于这是因为大家穷，没法子才干的，也不是盗什么金银财宝，再加上法不责众，县里也没办法。
我们去李有源家，看见他的大儿媳。她告诉我们，他们家在合作化以前生活不赖，但是后来不行了。1971年以前，生活实在没法子，她出去讨过饭。
在《东方红》歌曲诞生的地方，人民生活却贫苦到如此状态，这确实令人不安。后来，县里千方百计扶持李有源所在的生产大队，组织他们修大寨田，为他们增加肥料，帮助他们提高粮食产量，但是无论怎样努力，群众的生活仍然赶不上李有源唱《东方红》时的水平。
李有源唱《东方红》是1942年，而新华社记者深入农村调查是1980年。整整三十八年过去了。20世纪是人类历史上科学技术发展最快的世纪，这三十八年又是世界经济腾飞和发展最快的三十八年，但是在极“左”思潮的破坏下，三十八年过去，陕北老百姓的生活不仅没有进步，反而倒退了。这怎么说得过去？
应当说，王家湾和李有源家乡的访问固然使几位记者心情沉重，但总的说来，这次访问调查中，记者们的心情是振奋的。他们共同感觉到：尽管仍然贫穷，尽管仍然困难，但黄土高原上的形势已经开始向好的方向发展了！
千里之行中，记者们共同认为：延安的变化是最大的。
1974年夏天，我们曾经访问过延安。当时，延安街头讨饭人数之多，情景之惨，给我们留下了痛心彻骨的印象。
……
这一次，我们再访延安，情况大为好转了。6月13日下午，我们在延安街头串了8家饭店和十几个饭摊，一共只遇到8个要饭的。在宝塔山下的收容所里，所长高正谦告诉我们，粉碎“四人帮”以来，收容人数在与年俱减：1977年1至4月，共收容了4519人次；1978年同期收容了3609人次；去年同期减少到2738人次；今年同期，又减少到220多人次。
收容人数的急剧减少，表明陕北的农民已经从贫困饥饿的“深沟”里，开始往上爬了……
陕北，尤其是延安，是举世瞩目之地。这里要饭的大大减少了的消息传到省城，传到北京，传到关心它的人们的耳朵里，人人皆感兴奋。作为时代脚印的记录者，我们的心情更是抑制不住地激动。然而，激动之余，心里又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三十一个年头，我们还要把要饭人数的多寡当作一把尺子，去衡量农村形势的好坏，这是多么令人心酸的标准啊！
新华社记者不愧是国内等级最高、水平最高的记者。他们目睹了延安发生巨大变化的现实，发出了真诚而激动的感慨。这感慨既是一种深切的祝福，又是一声深沉的叹息！
应当说，1980年前后，随着农业“左”倾政策的步步“后退”，全国的农业生产形势开始悄无声息地稳住了，中国的农村像久病正治的病人，已经见到了起色。
但是这种起色毕竟有限。广大农村仍然处在“左”的笼罩中，仍然处于极端落后和非常贫困的状态中。
许多人在为此思索，许多人在为此呐喊，还有许多人，尤其是那些在农业生产第一线的农民，他们也许没有那么高深的理论，但他们凭着一种朴素的本能，正在进行摆脱贫困的探索。
于是乎，一个在最困难的时期曾经不停地露头，却又始终被强压下去的农业生产方式再一次顽强地露出头来。
姚生泉和他的《中国农村变革实录》
姚生泉，1944年12月生于陕西省澄城县业善村，1969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曾任中共渭南地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中共陕西省委纪委常委、汉中地区行署副专员。
其实，介绍姚生泉这些头衔毫无意义。至少我认识姚生泉，绝不是由于他这些头衔，而是他的一部著作。这部著作是多达一百四十多万字、分为上下两部的《中国农村变革实录》。
或许是和在北京师范大学学习中文有关，姚生泉闲暇时喜欢写些东西。参加工作之前，他喜欢写日记。参加工作之后，他更是养成了天天记日记的习惯。《中国农村变革实录》就是他长期据守农村工作中的日记汇集。这本日记从1972年开始，一直记到1986年。不能说天天不落，但基本上做到了周周不落和月月不落。并且这部日记最可贵之处，就在于它有一种原始的真实。
这部日记开首第一篇写于1972年6月3日。
1972年6月3日
我到陕西省渭南地区“革委会”办事组综合组报到当天，即被编入地区赴蒲城县“三夏”工作组，任副组长……5月底，地区“革委会”生产组通知“三夏”工作组转为抗旱工作组。我们由贾曲公社转到孙镇公社。
孙镇公社地处旱塬。6月初正是“三夏”大忙时节。天旱无雨，群众形容说“龙山马虎，渴死寡妇”……为了解决“三夏”期间社员吃饭问题，国家给每个社员暂时供给20斤小麦。进队当天晚上，我们召开大队、生产队干部会。会议还未开始，妇女干部就号啕大哭，说“没饭吃，大人还受得了，孩子饿得直哭，没办法”。村里的绝大部分劳力和社员，包括那些不准乱说乱动的“四类”分子，都跑到近百里外的黄河滩或附近的社队拾麦去了。公社“革委会”领导要我给干部讲话，我只好给大家安慰几句。我向地区“革委会”生产组电话汇报情况，请求解决一点粮食，以帮社员度过夏收。地区生产组办公室负责人在电话上对我说：“阶级敌人嚣张，发动群众把他们斗倒就是了。”粮食问题则只字未提。
短短一篇日记，展现了多少辛酸，又蕴含了多少内容！
蒲城县孙镇公社地处渭南，是著名爱国将领杨虎城将军的家乡。从前，我一直知道渭南是陕西有名的产粮区，但从来没有去过那里。直到进入21世纪以后，由于工作关系我多次去，才知道那里一马平川，是种粮产粮的好地方。
但在这样一个好地方，农民依然忍饥挨饿。
不仅如此，那年头，所有工作抓得不好，都朝所谓的“阶级敌人”头上推。粮食打不上去，是“阶级敌人”破坏；工业搞不上去，是“阶级敌人”破坏；连商品缺乏、计划生育不落实、卫生面貌得不到改变等等，统统全是“阶级敌人”的罪过。反正“阶级敌人”是一个万能垃圾桶，只要是坏事，全部可以顺手朝这个桶里倒！不仅如此，把他们拉出去狠批猛斗，还能够起到“杀鸡吓猴子”的作用，其他人再有意见，也立即三缄其口，否则他也很可能会掉进这个垃圾桶！
姚生泉的日记很有特点。
由于他是就地倾听，随手而记，因此他笔下的记录生动活泼、不拘一格，有许多精彩的语言和精彩的片断，让人读来忍俊不禁，也让人联想多多。
1972年9月16日的日记中，他记录了这样两段：
一个工作人员说：我在某地驻队。劳动紧张时，一个地主分子说他胳膊腿生疮，拉肚子。我掌握他已拉了十多天，就让他马上拉，验屎。那家伙害怕说：“刚拉过。”“不行。”我说，并派两个民兵看着他拉，结果拉下一个干丁点。我让他用纸包上，把他批斗了一回。
现在农民给庄稼追肥，普遍使用日本产的尿素。袋子上印着“日本”“尿素”“46%”等字样。用完后的化纤袋子就被生产队干部据为己有，缝成裤子，又轻快又凉爽。群众讽刺说：“干部见干部，穿的尼龙裤，前边是‘日本’，后边是‘尿素’。穿上实在谄，只是日本产。屁股一抠，含氮量46%。”
一个工作人员用刁钻古怪的办法捉弄“地主分子”，并且由于拉屎问题就“把他批斗了一回”，说明了什么？
说明在那个年月，戏弄和侮辱他人实在是太微不足道的一件事了！
而更重要的在于，从日记中看，这位工作人员是怀着一种自我欣赏自我满足的态度来做这种事，并为此事的胜利而大感自豪的。换句话说，这已经成为他身上经过长期熏陶而形成的素质，成为一种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被扭曲了的人性，这就尤其可怕了。
“用完后的化纤袋子就被生产队干部据为己有”，显然是农民情绪的下意识的流露，恐怕连姚生泉自己也没有想到，他这篇完全是不经意间记录下来的一笔，却极为真实地展现出农民对这样一个毫不值钱的化肥袋子的企盼和渴求！
姚生泉的记录原汁原味，十分形象。
比如会计不爱劳动。农民说：他从来都是账本摆在桌子上，眼镜放在账本上，啥时候去看他，他都在做账。
比如保管不爱劳动。农民说：他给队里喂猪，把猪喂得瘦得能飞起来。
比如民兵排长，根红苗壮。他当副队长时，挪用公款给自己买缝纫机，还赖账，给自家盖房子也用集体的檩条和瓦。有人议论他时，他马上大言不惭地把自己的成分端出来，说：把我这贫下中农还给得这么扎！
言外之意，贫下中农当家做主，占集体的便宜天经地义！
1972年10月20日，姚生泉记录了渭南地区农技站一位干部讲解农作物宽行密植的经验。
几点体会：
（1）技术上要七过硬。（略）
（2）目的明确，办法灵活。
（3）相信群众相信党。
（4）克服右倾保守思想。
（5）必须狠抓路线斗争。
（6）教育引导好三种人：播种前不认真整地的人，作物生长中期不认真管理的人，作物生长后期放松管理的人。
（7）要认真读毛主席的书。
一个简单的农作物宽行密植，竟提高到相信群众相信党的高度，提高到要克服右倾保守思想和狠抓路线斗争的高度，同时辅以千篇一律的学习毛主席著作。这在今天看来简直是荒唐至极，但在当年，却是每个人都不得不一脸严肃地洗耳恭听的。
再看白水县史官公社史官大队党支部书记是如何总结自己生产大队的资本主义倾向的：
资本主义倾向在我们大队的表现，一是种西瓜。在旱地庄稼中套种，每个生产队都种十来亩。二是劳力外流。每个队最少都有3~4人。三是雇人倒砖，或自己外出修理簸箕。四是生产队倒贩牲口。五是热爱自留地，与大田争肥。自留地今年已由生产队代耕。六是出工不出力。
尽管这只是短短几句，但仍然让人感到不寒而栗。如果说在那个年月中自己出外修理簸箕挣几个零花钱能够算成资本主义的话，那么凭什么农民在庄稼地里套种西瓜也都套种成了资本主义？要知道，这不是在自留地里套种，是在生产队集体的庄稼地里套种呀！进一步推究，农民在生产队的地里种庄稼时顺便套种了西瓜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农民尽一切努力给社会增加财富又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如果这是天经地义的好事，那么在物质极度匮乏的当年，这种好事鼓励还来不及呢，为什么反遭批判？
不仅如此，为什么农民普遍热爱自留地却不热爱集体的土地？为什么他们一到自留地里干活就认真努力而给集体干活时却懒懒散散？这多么值得我们深思。但所有这一切原本需要深思甚至反省的问题，不仅没有得到深思和反省，反而统统以资本主义的罪名定性，进而成为谁也不敢去触动的“雷区”。
姚生泉的日记中同时记录了农村众多的日常工作和其他现象。
比如农民在“批林批孔”会上的发言：
余孝宽说，林彪说妇女只能围着锅台转，所以咱们要批判他，挖他的祖坟，批深批透，老鼠过街，人人喊打。
马成颖说，毛主席领导妇女翻了身，觉悟提高了，同工能同酬。过去，一个媳妇谁还敢说话？现在，要批判。林彪说妇女只能管家务，现在我们男女都一样。
这些批判都是在庄重严肃的场合下进行的，可以想见发言者都是大义凛然。但几十年过去后，当我们读到这些原始记录时，却忍不住好笑。林彪确实是个善于搞阴谋的人，他为极“左”路线推波助澜时不仅信口雌黄，而且信誓旦旦，动辄便翻脸摆出一副杀气腾腾的凶相。同样担任着国防部长，彭德怀为老百姓的苦难拍案怒喊，而林彪则恰恰相反，他狂吠乱吼地为“左”倾思想助威。无论是来自中央上层还是来自普通基层的正确意见，他都不遗余力地予以镇压。就这一点而言，林彪在温都尔汗的折戟沉沙是罪有应得，也确实应了那句古老的话：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但同时，作为一个政治人物，林彪毕竟是围绕着政治斗争和权力斗争而发言的，而绝不可能去说什么妇女只能围着锅台转之类的家长里短。进一步说，这一类话即使他真的说了，是不是就值得去挖他的祖坟？
对所谓国家大政的批评已经退步到如此庸俗的程度，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当时整个国家政治层面的退步程度，也现实地表现出普通农民在愚民政策的蒙蔽下是何等愚昧，又是何等无奈与麻木！
姚生泉的记录始终保持着一种客观的立场。他基本上没有什么褒贬，全都据实而述，也可能因为是工作日记，是抽出时间匆匆而记，因此用词造句都十分简洁和精练。
阅读他的日记，我有三个非常强烈的感觉：
第一，几乎每一个生产队检讨生产上不去的原因，都是“阶级斗争觉悟不高”“上了阶级敌人的当”；几乎每一位干部，检讨自己工作干不好的原因，都是“路线觉悟不高”“忘记了党的恩情”。
第二，不管出了什么错，全都随着政治需要信口胡说。1972年凡是生产上不去，全是由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破坏，全都是所谓林彪一伙极“左”思潮没有得到彻底批判的结果。到了1974年，则全都是由于批林批孔没有得到落实。再往后，则全部是由于反击右倾翻案风不力——总之，权利的掌握者要打倒谁，所有的屎盆子就全朝被打倒者头上扣。那种扣是完全不讲道理，不辨黑白，也用不着去分析错对的。那些空话假话和套话之明显之拙劣，相信能够让历史的经历者汗颜，让历史的未经者震惊，也给中国人弄虚作假和极不诚实奠定了相当坚实的基础。
第三，读姚生泉的前半部分日记，你能够充分感觉到彼时整个社会环境中充满的一种压迫之力！这股力量之巨大，竟然使得几乎所有的人——无论男女老少，无论职务身份，都无一例外地弯腰弓背，唯诺同声。
第四，从日记开始的1972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的1978年间，几乎在渭南所有的地方，无论田地质量怎样，也无论气候如何，甚至无论采取了多少种促使农业进步的措施，统统无效，统统不灵。贫穷像一张巨大的网笼罩在农民头顶，而缺吃少穿又是那样持久而顽强地伴随着他们。
1972年10月19日，中共渭南地委整顿农村基层组织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学习班上，有三位干部发言介绍情况。
头一位是中共渭南地委办公室干部何迅毅。他介绍的是蒲城县蒋吉生产大队的情况。政治方面形势大好。蒋吉大队放手发动群众，稳、准、狠地批斗了现行反革命分子，叫回了外流劳力，开展了革命大批判，从阶级和组织、思想上把群众发动起来，进而形成了令人振奋的大好局面。
一介绍到经济情况，马上就不那么令人振奋了。
介绍中说，蒋吉大队倒吃国家粮食。1960年到1971年共上缴公购粮107万斤。但是把国家返销粮和大队在外人口吃的粮算下来，十一年中蒋吉大队不但没有给国家缴粮，反而多吃了国家倒贴回来的粮食！
第二个发言的是渭南地委宣传部副部长姚世平。他介绍的是澄城县交道大队和北社大队的情况：交道大队粮食亩产219斤，自1966年以来，历年来的公购粮任务一共只完成过两年，其余年年都吃国家返销粮。
姚世平说：这两个大队自然条件较好。之所以生产上不去，是由于交道大队领导班子的主要成员路线觉悟不高，属于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的人掌权。北社大队的干部们则是一推二混三碰，放纵了资本主义。党的政策没有落实，阶级敌人活动嚣张。
介绍结尾，还特意强调了一句：落后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倾向严重。
再下来姚世平列举了资本主义倾向严重的表现：
一、重副轻农。
二、自由种植。
三、副业单干。
四、分光吃净不留集体积累。
五、拖欠挪用，贪污盗窃，投机倒把。
让人啼笑皆非的是，介绍中指出：交道五队共计42户人家，其中32户欠款，欠款额达4170多元，而欠款户大部分是有权有势的人。其中干部18户，欠了3000元，占拖欠数的70%多……
想想看，统共42户人家中就有32户欠款，这说明什么？那时候舆论经常说的一句话是：代表着绝大多数人——42户人家中有32户欠款，这不能不说绝大多数人的日子都不好过吧。
进一步想，42户人家中竟有18户是干部，而且这还是不完全统计。照这样计算，干部的比例基本要占到总户数的一半，这比例也未免太惊人了吧！
仅此两点，就已经让我们大可咀嚼了，但没想到还有更值得我们咀嚼的。
接下来姚世平介绍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是如何解决这些“严重的资本主义倾向”的：
一、学习基本路线，提高路线觉悟。
二、开展革命大批判。
三、掌握政策界限。
四、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阶级敌人坚决打击，对革命群众正面教育。
再下来，就是深入批判资本主义倾向，坚持读书学习，每周星期三学习两晌。主要学习《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法兰西内战》《反杜林论》《国家与革命》以及《矛盾论》《实践论》，再加上批林整风文件等等。
任何一个具有起码朴素思想的人都清楚，正是这些不切实际的政治挂帅，才让交道大队走到这样一个贫穷的地步的。但是偏偏时髦的潮流是：越政治挂帅越穷，越穷越政治挂帅。
第三个介绍情况的是渭南地区农林局局长沈树森。他介绍的是金星生产大队的情况。金星大队属于渭南哪个县，日记中没有写。沈树森也丝毫没有介绍金星大队的具体经济状况，全部介绍的是阶级斗争情况。这些情况千篇一律，不再赘述。
1972年10月27日和28日，富平县到贤公社东仁大队党支部书记杨树祥也向渭南地区驻队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介绍本大队基本情况。
杨树祥开头介绍的形势很不错。无论生产工具、家畜饲养、水利设施，都一片大好。尤其令人鼓舞的是，全大队几个生产队都有科研组，已经分别种了10亩丰产田，10亩麦棉间作套种田，1亩多品种试验田。不仅如此，公社分配小麦播种面积1800亩，实际播种了1907亩，超过了原定指标。
但是一介绍到实际生产和现实经济情况，腔调马上又萎靡不振了：
我任支书以来，连年搞不上去，对国家的贡献，群众的分配，有一年好，有一年差。1970年，界南、界北两个生产队，全年人均口粮170斤，对国家贡献、群众生活一年不如一年。
杨树祥对造成“一年不如一年”的原因找得比较切实和朴素，他认为一是他的工作能力差，对干部特别是党员统不起来。二是“文革”后期处理具体问题时，他和群众产生了隔阂，工作不好做。三是他自己有退坡思想。用他自己的话说：家里十多口人，吃饭全是人，干活一个都不见了。
整顿农村基层组织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对这个生产大队也做了如下的概括：
东仁大队自然条件很好。1965年，粮食亩产上《纲要》，棉花亩产超百斤，是到贤公社一个较好的大队。后来，由于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破坏和干扰，干部放松了阶级斗争。阶级敌人嚣张，生产节节下降。今年粮食亩产仅200多斤，棉花亩产30多斤。公购粮只完成了一半，社员口粮不到300斤。东仁为什么落后？根子究竟在哪里？
其实，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早已经把根子找出来了。“由于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破坏和干扰，干部放松了阶级斗争，阶级敌人嚣张”。
结论出来了，东仁大队的干部群众也都全体拥护这个结论。拥护这个结论的同时，东仁大队的贫穷仍然在继续，其中的界西生产队甚至连续七年没有分到过一分钱！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姚生泉日记的内容渐渐有了些不同。
起初的不同，还只是政治上的。
1979年1月19日记录的一篇讲话，是当时的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部长传达中央宣传部会议精神：
经济方面，中央最关心的是，春耕前把三个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农业六十条》给地富摘帽子）讨论清楚，调动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夺取今年农业丰收……
政治方面，争取社会稳定二三十年，坚决执行给地、富、反、坏摘帽子的政策。要总结过去路线斗争中的经验教训。要实行民主与法制……
关于全党工作重点转移问题。由于工作方法有差错，1958年~1966年我们的工作有曲折。今后不要轻易说阶级路线是正确的，什么问题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不搞全国性的运动。整党整风各级可以和风细雨地搞。阶级斗争要以生产斗争为中心，为生产斗争服务，因为阶级斗争不是目的。不能把党内斗争轻易提成路线斗争。最大的帽子、棍子是“路线斗争”，使党内同志造成很大的不安定、不团结。权力过分集中，对我们不利。要分级、分权、分人、分工负责。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人在中国不允许存在下去。
令人惊讶的是，这位传达中央精神的省委宣传部部长名叫吴钢。
最初读到这个名字时，我好一阵发怔，只觉得这名字好熟悉！
想啊想，终于想起来了，当年那位不同意杨伟名意见的陕西省委宣传部的干部也叫吴刚。如果要说不同，那么在留存至今的有关杨伟名的那些文献中，吴刚的“刚”字是立刀旁，而在姚生泉的记录中，这位吴刚的“钢”字是钢铁的钢。再就是当年那位吴刚是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而如今的吴钢是部长。
或许不是一个人。
但或许是一个人。
我非常感慨。不知此吴钢是否就是彼吴刚。经历了这么多年的风风雨雨，当年的吴刚思想上是否还是那样坚定地认为单干不行？他是否还记得当年杨伟名那篇文章？如果记得，今天的他对杨伟名那些观点不知同意还是不同意？
往事悠悠，岁月无情。历史有时候很长很长，漫长得让人根本无法看到尽头。但有时候又很短很短，短得一眨眼就看到和摸到了过去。经历了那么惨烈的社会变故，经过了农民那么多泪水和血水的付出，当初宣传部那位吴刚是否能够理解了杨伟名呢？
1979年姚生泉也有不少篇关于农业和农村经济问题的日记。这些日记按大的内容分，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还是从前那样，愁眉苦脸地诉苦。收入低，生活差，不够吃。16个妇女抱着孩子坐在棉花地里，形式上是参加劳动，就是不干活……
第二类情况与第一类情况恰恰相反。
1979年10月22日，大荔县交斜公社秋风大队支部书记管新民讲述：今年3月，他去河南参观，在老家长葛县看到一个50户的生产队又继续朝小里划，分成了两个生产队，不仅如此，小生产队又将菜园、药地、烟叶地、手扶拖拉机包到户，越划越小，越分越细。从河南回来后，他就和大队其他干部商量是不是也这样做。
巧的是，正逢天大旱，400亩晚玉米直到6月15日还种不进地里去，而大渠的水偏偏又等不到，如果按照以往的常规，这400亩地就种不成了。于是他们几个干部就琢磨着能不能把地分到组，再由组分到户，让社员自己挑水点种，具体种玉米还是种花生也和生产队商量着办。结果400亩地分给各户后，仅仅6天就全部种完，不仅种得快，而且有8户还专门在地头打了井，为精心播种和精心管理做好了准备。
后来，公社一位叫曹长兴的副主任问管新民，对这个做法有什么认识。
管新民先说了大伙儿的三种态度：
一、80%的社员，特别是劳动力多的社员认为可以，这些社员认为，如果能坚持这样搞几年，产量肯定就上去了。
二、10%的社员（主要是在外有国家正式工作的职工家属）反对，说，你该吃个饱，我该饿死了。
三、剩下10%的社员不反对也不支持。
不管干部群众对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形势还存在多少疑虑，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是，坚冰已经打破，中国农村已经开始了迈向责任制的步伐。尽管这仅仅是开始，尽管这时候无论报纸还是广播电台上，都仍然在说一些言不由衷的假话和套话，但毕竟，你可以小心翼翼地摸索和试验了。
令人惊讶的是，一旦开始摸索和试验，效果便立即显露出来。那是真正的立竿见影。立竿见影的速度和力度都大大超出了人们的想象！
一位叫刘志英的生产队长介绍情况说：责任制刚建立的时候，木家三队有12位老婆婆组成了务棉组。此前生产队连续3年，平均亩产棉花50斤。经过讨论，给这12位老婆婆的务棉组定的指标是亩产60斤。如果超产，那么超产1斤奖励1分工。
1分工意味着什么？
按照过去生产队的工分值计算，1分工不值1分钱！
但就是这样一项小到不能再小的举措，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呢？
年底这12位老婆婆务棉组的亩产达到了180斤！比前3年棉花亩产的总和还多！
当我读到姚生泉这篇记录时，几乎惊呆了。尽管我知道落实责任制绝对会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但仍然没有想到效果会如此明显，成就会这样突出！要知道，这是12位老婆婆呀！无论文化、体力、创造能力，她们都是最弱最低的呀！
总体来说，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姚生泉日记中记录下来的几乎全是令人振奋的好消息。
好消息太多，为了做到对情况的反映客观，避免只摘录好消息，不摘录坏消息，我以大荔县为例，将阅读到的有关大荔县社队的情况，无论好坏，凡与生产有关的，都摘录下来。
大荔县许庄公社党委书记单望祖介绍：许庄公社1970年粮食亩产388斤，总产826万斤。而1979年则亩产874斤，总产1705万斤。无论亩产还是总产，都翻了倍。棉花，1970年亩产50.3斤，1979年亩产125斤，同样翻了倍，并且达到了历史上的最好水平。
大荔县八鱼公社“革委会”杜主任介绍：八鱼公社八个大队全部实行了责任制。过去没眉没眼的差队变化都比较大。八鱼七队原来菜地亩产200多斤，实行责任制后，1978年亩产达到510斤，1979年又增加到1250斤。
大荔县高明公社雷北大队党总支书记张有耀介绍：雷北大队1979年总收入82万元，比1978年增收30万元。1979年粮食总产240万斤，比1978年增产38万斤；棉花亩产173斤，比1978年增产42斤。
……
增产，增产！几乎全都是增产！
翻倍，翻倍！几乎全都是翻倍！
从前那些令人垂头丧气的晦气的字眼竟一扫而光！
此时此刻，让人不由得感慨万千！不由得就想起毛泽东的一句话：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在所有消息中，唯独大荔县下寨公社党委书记单志发报出的是坏消息。
单志发说：1979年全社粮食夏增秋减，总产661.5万斤，亩产245斤，人均口粮256斤；棉花亩产28.5斤；花生总产16.8万斤，亩产112斤。全社总收入1698万元，比1978年减少了3.1%。
接下来他还报出了一连串坏消息：1979年人均分配20元以下的有十个生产队，30元以下的有七个生产队，40元以下的有八个生产队，50元以下的有九个生产队，60元以下的有十个生产队，80元以下的有五个生产队。全社共超支796万元，欠国家贷款1131万元，集体欠社员115万元。共有穷队二十七个，超过全社生产队总数的一半。1970年至今，全社人均分配从未超过45元。
最初看到这段记录的时候，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同在大荔县，为什么其他公社粮食亩产能够从300多斤迅速跃上800多斤，而这里却倒退到只有200多斤？为什么其他公社棉花亩产能够从亩产50斤迅速跃升到100多斤，而这里却连30斤都不到？
姚生泉这篇记录由于内容比较长，是分开两页的。当我看到这段不那么令人振奋的消息时，出于分析问题的需要，我马上捕捉住这个信息，并顺手在这篇记录旁写下了两句话。
第一句：也有形势不好、不增反减产的。
第二句：看来尽管政策改变了，仍然会有特殊情况。这些特殊情况都是哪些？又是因为什么造成的？应当认真探究。
写完了两句话，我翻开下一页继续阅读。才读了没几行，满心的疑云顿时全消。
单志发说：
1979年春，各大队共成立作业组105个，到5月全散了，11月又搞起来。原因是，基层干部对中央精神没有吃透，队长怕搞起作业组自己没权了。
难怪夏粮增收，因为夏粮是落实责任制时干的。
难怪秋粮减产，因为从5月份以后，负有种植责任的作业组全散了！
让我们听听农民自己是怎么评价政策的。
黑杨九队队长刘志英说：这些年社员得不到什么甜头，干部吃了苦头，一天光派活就把人拐住了。现在，要赶快建立责任制，好得很。老年人比青年人拥护责任制，妇女比男人拥护责任制。大家说，过去是做的做哩，混的混哩。现在成立作业组，混不成了。
华县毕家公社毕家大队队长刘新业说：实行责任制的好处是出勤的人多了，干活质量高了，活不够做，人闲了。应当把土地分一半给农民，一半种粮，一半种棉，粮食产量肯定会比现在翻一番。应当全部按劳分配。
蓝田县大寨公社大寨大队支部书记杨新年说：过去社员缺乏劳动积极性，队长不知把多少铃打破了，现在不用打铃，自己就上工了。过去干活磨洋工，现在干活效率高了，质量好了。过去光关心工分，现在都关心庄稼长势。过去冬季送粪需要一个半月，赶春节也拉不完，今年只用了十天，赶腊月初二就拉完了。
渭南地委农工部部长王品堂说：群众对实行责任制的反映是越穷的队越灵，是治穷治懒的好办法。群众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了，“雄鸡一声唱，劳力下了炕，活儿分头干，队队生产忙”。一到活紧的时候，放学的娃娃、休假的职工、劳力强的亲戚、相好的邻居，都来帮忙了。
……
这些反映中，引起我极大兴趣的有两句话。
一句是现在农村人人都在忙，没有闲人了。
另一句刚好相反，现在的农村，人闲了。
其实这两句话并不矛盾。
我想起自己下乡插队的岁月。那时候，每年农忙不用说了，是龙口夺食，需要大干苦干拼命干。就是农闲也从来不闲，要开展冬季农田水利建设，要农业学大寨，革命加拼命，等等，总之一句话，一年到头从来都有做不完的活，忙不完的事情。
只是忙来忙去，就是不打粮食。
而现在，农忙季节到来时，农村中人人都在劳动，没有闲人。而农闲季节到来时，农村中没有忙人，全是闲人——尽管闲下来并不一定就好，许多农民从此开始了农闲时节的大打麻将，最后发展到赌博成风，但那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
人忙了。这是农村形势大好的标志。
人闲了。这同样是农村形势大好的标志。
事情远没有这样简单
一个最简单的逻辑是：实行责任制既然这样好，那就赶快实行呀！
事情却远没有这样简单！
中国从“左”的道路上向实事求是的道路上转折，空前艰难。
之所以艰难，是因为在长达二十多年的反复中，全党全国动用了一切力量，全力宣传农业合作化的好处，全力宣传人民公社的优越和走集体化道路的正确，使得相当一批人脑子里已经形成了固定的思维和观点。
且不说那些艺术感染力极强的电影、小说、戏剧等等，仅以发动农民创作出来的民歌为例，彼时无论陕北陕南关中，几乎每个县每个乡都创作了无数歌颂合作社和人民公社的民歌。给人的感觉是人民群众由衷地拥护合作社，由衷地热爱人民公社！
不仅如此，中国的社会主义模式是从苏联学来的。苏联比中国更早地实行了农业集体化。尤其苏联有一大批作家，是以那样一种充满激情的口气来描述和歌颂着集体化道路和集体农庄，这使得中国许多人仅仅从阅读苏联小说中，就已经孕育出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集体化道路是唯一正确的道路。至于苏联实现农业集体化究竟经历了一个怎样的过程，苏联农民究竟为此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苏联农业集体化的效果究竟如何，却没有人去探究，也不允许你去了解。
于是，当包产到户的浪潮在农村中以不可阻挡之势迅速铺开、迅速蔓延之际，一大批人却非常不满意、非常不理解。
毋庸讳言，我本人就曾经是包产到户的反对者。
“文化大革命”中，全国从上到下一片对“刘邓资反路线”的批判和声讨。历数的种种所谓“罪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三自一包”。
什么是“三自一包”？
“三自”是指给农民分自留地，放开自由市场，鼓励他们自负盈亏。
“一包”就是包产到户。
那时候，我只是一个初中学生。想起来惭愧，什么都不懂，却自以为什么都懂，天天把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受苦受难的人作为己任，高呼着口号批判“三自一包”。
后来我常常回想，为什么“文化大革命”首先要发动学生起来造反呢？为什么那时候的报纸广播上反复倡导的是支持红卫兵运动，并且把支持不支持红卫兵运动作为衡量一个人是否革命的标准呢？
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学生什么都不懂！
后来，我被分配到十二盘插队落户。和黑龙江以及新疆等地的知青兵团不同，陕西的知青是真正分散在各个村落去插队落户的。这使他们更有条件成为一名真正的农民。记得有一年，生产队烧炭，要到深山里去扛青冈。青冈是一种质地坚实的树木，分量很重，用它烧出来的炭经久耐用。开始生产队采用的是吃大锅饭的办法：扛多少随自己的便；一回扛不完，再去扛二回，反正大伙儿一起朝回扛，谁也躲不过。结果大伙儿懒懒散散，效率极低。生产队一看不行，干脆宣布包干。具体的办法是：每个全劳按200斤计算，必须扛完，早扛完早休息，扛不完继续去扛。
新办法一实行，人人踊跃，个个争先，很快就把青冈扛完了。
当时，农民非常拥护这个办法。
只有我们几名知青对这个新办法不以为然。
为什么？
因为这需要实实在在地去背去扛，丝毫容不得你偷懒！而当时，我们只有十八九岁，从来没有吃过那样大的苦，干活时总是希望能够轻松点儿、更轻松点儿！
于是我们觉得，用“包”的办法来干活实在不好！
冷静想想，有谁不希望干活轻松点儿呢？就是今天包产到户以后，每家每户的农民何尝不希望干活轻松了更轻松呢？问题只在于：种庄稼是一桩实实在在的活，它的劳动量和劳动内容是一种现实存在，容不得你偷懒取巧。如果轻松点儿干活能够实现一种劳动的高效率，那当然非常好！遗憾在于，“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要想吃饱肚子，付出汗水是必需的。
只有在农村待了若干年以后，只有品尝了年复一年的苦日子，并且摆脱贫困的希冀越来越渺茫以后，我们才终于从生活的锤炼中认识到：大锅饭吃不得！
在质疑声中前进
我是1972年离开农村的。离开农村以后，基本上每年都要抽出时间回村去看看。我发现尽管村里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但变化极小。或者换句话说，在农业最重要也最基本的产粮问题上，年年想变化，年年没变化！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的几年，由于调到了西安工作，我回十二盘少了。直到1984年时才终于回去了一趟。这一趟回去，让我大开眼界。其中一个让我完全想不到的变化是，不少农村青年戴上手表了！
要知道，当年我们在这里插队时，全大队共有三十多名知青，只有一位手上戴了表，并且当发现身边没有一个人戴，颇觉自己另类时，他又主动把表摘了下来！
而更让我料想不到的情况是，村里人全都自豪地告诉我：即使三年不打粮食，也不会饿着，家里的存粮足够吃！
这简直是石破天惊！
其实，只要看一下周边的事实，形势的好坏马上就能够辨别出来。以猪肉为例，此前几十年中，猪肉从来都是短缺物资，需要凭票供应，但是1979年，当给了农民很有限的一些自主权后，农民的积极性马上就被调动起来，以致很快出现了令人惊讶的现象：卖猪难！
到了1980年，卖猪难的问题进一步加剧。1980年6月，临潼县“革委会”副主任苏国权介绍情况时，谈到秋粮生产问题。当时粮食价格比棉花价格低，加上玉米难保管，陕西省又规定不许群众将玉米卖给四川来的收购者。于是只剩下一条出路：喂猪。结果加剧了卖猪难。仅以临潼为例，全县150斤以上的肥猪有13000头，200斤以上的有6000头，除自宰3000头、机关自食3000头外，还有一大半养成的肥猪找不到销售出路。
卖猪难当然不是一件好事情，但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农业和农村改革取得了极其辉煌的成就，证明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农业政策不仅正确，而且英明。
不仅如此，仅仅过了两年，又出现了卖粮难。
1982年11月17日，已经担任中共渭南县县委书记的沈树森讲到卖粮难的问题。
沈树森说，1982年全县征购任务6000万斤，已经完成7490万斤，多收购了1490万斤粮食。收粮高潮过后，群众还要卖，粮管所却不再收。县粮食局长说，“上面怨，群众骂，我也没办法”。
沈树森说，不仅出现了卖猪难、卖粮难，而且出现了卖烤烟难、卖鸡蛋难、卖蔬菜难。
沈树森分析了各种“难”的原因。这些原因来自方方面面，但是最基本也最重要的一条是：和从前那种物资极度匮乏相比，如今物资已经大大地丰富了，已经能够基本满足城乡人民的生活需要了。仅渭南、大荔、临潼三个县，至少可以比计划多收1亿多斤粮食！
放在从前，这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是需要敲锣打鼓、群情振奋地“放卫星”的！
形势这样好，理当受到赞扬吧？
但是事情并不这样简单。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农村变革，是在一片赞扬声中大刀阔斧地推进，又是在一片质疑声中步履蹒跚地向前的。
这其中，有一些人是由于利益受到了触犯。比如一些丈夫在外当着吃商品粮的干部，家中只剩下妻子的，由于劳动力不足，家属们本能地感到了一种恐慌：别人包了地能够多打粮食，她们怎么办？
1982年，当时在《西安铁道报》担任记者的我，曾经目睹两位铁路部门的机关干部发生争论。值得一说的是，两位干部全是搞宣传工作的。其中干部甲是部队转业到铁路的，家在陕南。
争论的焦点就是农业生产责任制。更具体地说，是从对《人民日报》的评价开始的。
干部甲：《人民日报》成了啥了！专门发反动文章！
干部乙：你指什么？
干部甲：你去看看，为包产到户唱赞歌！
干部乙：这和反动有什么关系？咱们说的是包产到户。
干部甲：搞包产到户是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鼓吹走资本主义道路是不是反动？
干部乙：不能这么下结论吧。再包产到户，土地还是公有，包给农民只是让他们耕种。再说了，包产到户能多打粮食，这对巩固社会主义也有好处。
干部甲：这个好处要看针对谁、让谁得好处。拿我家来说，我家弟兄三个，全都在外面工作。家里缺劳力，把地分下来，怎么办？
干部乙顿时无言。
干部甲：缺劳力怎么干活？活干不好日子怎么过？你知道现在农村什么人日子最好过？地富反坏！
干部乙：为什么？
干部甲：因为地富反坏家劳力最多！
干部乙：为什么他们劳力最多？
干部甲：具体为啥，原因太复杂了。反正他们人多地多，包产到户对地富反坏有利，政策对地富反坏有利，你说这政策是为谁制定的？这叫不叫反动？叫不叫资本主义复辟？
后来我了解到，干部甲的爸爸是生产大队的党支部书记，由于有这层关系，他把自己的三个儿子和两个女儿全都想办法送出农村了。两个直接招进工厂当了工人，两个送去当兵，以后又辗转送到城市，还有一个送去当了工农兵大学生。总之，都吃上那个年代农民最羡慕的“商品粮”了。
后来我进一步知道了，多少年来，这位干部一直生活在一种特殊的氛围中：他当支书的爸爸说让谁参军，谁就能参军，说让谁去当工人，谁就能去当工人。这样的一种权力和待遇，使得他全家享受到无尽的好处，也使得他对从前那样一种“社会主义”充满了真诚的感激。可是身为宣传干部的他就没有想一想，他这份好处究竟是按照他对社会做出的贡献应该得到的报酬，还是人与人之间一种不公正的差别？
争论中，干部甲红了脸说：政策好不好，要看你站在哪个阶级的立场上说话！拿我们家来说，兄妹五个出来了五个，干活根本就没有劳力！而地主家呢？三个儿子全在家里！
这件事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那一年正好我到陕南去，于是顺便到他的家乡去了一趟。他说的地主家，是指他们村子里的“地主分子”黄里雷。黄里雷在“文革”中已经被斗死了，剩下三个儿子大的33岁，小的26岁，由于家庭成分的牵累，直到1982年春节前后还无一娶上媳妇。不过实行责任田以后，黄家三兄弟齐心协力，专心务农，种什么都超产，日子已经逐渐过得红火了。
其实，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黄里雷这三个儿子虽然富裕了，但富裕得很有限——更重要的是，这位机关干部的家里也并没有穷下去，只是富裕的步伐相对要慢一些而已。可是什么政策规定只许你比别人富得快，不许别人比你富得快呢？何况，黄里雷这三个儿子的富裕是靠剥削换来的吗？黄里雷被摘掉帽子以后，他这三个儿子反党了吗？搞反革命集团了吗？欺压贫下中农了吗？挖社会主义墙脚了吗？
没有！统统没有！
既然如此，有什么必要把他们当奴隶一样对待呢？有什么必要让他们连媳妇也娶不上呢？仅仅是出于调动他们为社会主义增添财富的积极性的考虑，也应当给他们落实政策呀！当初黄里雷那三个儿子难道不想去当兵，不想去当工人，不想去上大学吗？如果真的眼红他们富起来了，那么这位干部是否愿意调换一下，让黄里雷的三个儿子出来当工人、上大学，而让他和他的兄弟姐妹回到农村靠劳动去致富呢？
问题在上面
应当说，这位机关干部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
写这部书稿时，我有幸读到了杨彦芳写的《岁月实录》一书。这是杨彦芳退休后，根据自己生活和工作中的见闻写成的。全书由多篇文章组成。其中不少篇章是反映农村问题的。正是由于他对农村的过去和现状的了解，我专门抽出时间向他讨教。让我完全没有想到的是，这位80岁的老人，头脑仍然那样清楚，记忆仍然那样清晰，说到当年的包产到户，许多以往的事情仍然刀刻斧劈般存留在他脑海里。
杨彦芳回忆说，1980年，中央发了一个“75号文件”。这个文件对推动农业改革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这个文件中，提出那些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地区，群众要求包产到户的，应予支持。
谁也没有想到的是，就在中央“75号文件”下发后不久，陕西省委、省政府也下发了一个文件，这个文件与中央“75号文件”口径明显不一致。于是杨彦芳就跑到铜川市农委主任王明儒那里打听。他对王明儒说，陕西下发的这个文件，明确提出在关中、汉中以及全省的川塬地区不要搞包产到户，难道这些地方就真的那么好，就没有“三靠”队吗？
王明儒说：你说这些，让我咋回答你呢？
杨彦芳说：咱都是党员，都凭党性来说话。你说省上这个文件和中央文件是不是抵触着呢？
王明儒还没有回答，身后突然有人开口了，原来是市委书记正好进门。进门后稳稳地坐下，用一种不凉不热的口气说：中央不是也说了吗，各地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制定出一些补充规定。这就是我们的一些补充规定嘛。
杨彦芳不以为然，按理说他属于下级，应当规规矩矩地服从。偏偏他属于那种认理不认人的人。他说：是应当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做一些补充规定，但是补充不能违背基本原则吧？如果连最基本的原则都违背了，那叫啥补充呀？
一席话说完，市委书记和农委主任都不吭气了。两个人都低头认真翻看报纸，气氛相当尴尬。
杨彦芳之所以如此坚决，如此有底气，是因为他长期在基层工作，思想方法又朴素，所以对农业改革的方向就看得比较清。他清楚地记得，刚给社员们松绑的时候，社员们劳动生产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可是就在这个节骨眼儿上，陕西省委、省政府一位主要领导竟在一次讲话中讲道：包产到户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不能提倡。不仅如此，他的讲话还以省委红头文件的形式迅速下发，同时登载在当时的《农村工作通讯》上。
结果可想而知，农民一听到消息，立即把运到承包地里的粪土又往自留地里挪。
1981年春天，铜川郊区（现印台区）召开一届一次人代会，杨彦芳以区计委主任的身份参加。在小组讨论会上，他根据个人的体会，比较系统地讲了应当抓紧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的道理，代表们都很拥护，积极性也都很高，希望尽快实行，而且一致认为如果这样，那肯定是吹糠见米，效果明显！
但是一到领导那里，情况马上不一样了。
很快，杨彦芳得到消息，他在小组讨论会上的这番发言，竟惹得一位姓赵的区委副书记发了脾气。
人代会结束不久，杨彦芳跟随这位区委副书记到黄堡公社去参加公社召开的“三干会”。这次会上，黄堡公社做出了一个规定：除了不搞包产到户和大包干，其他责任制都可以搞。杨彦芳一听就急了。在所有的农业生产形式中，最能够调动农民积极性的就是大包干和包产到户，如今却偏偏不许搞。他急忙找到区委副书记，说：你要是不来，我就得说话。现在你来了，我说话就不合适，你得就这个事情说话哩！
副书记答应了。
下午会议结束时，副书记确实讲了话，但是让杨彦芳非常失望的是，他什么都讲到了，就是只字不提包产到户和大包干。
杨彦芳不死心，又找到黄堡公社党委书记景云。他对景云说：到底实行什么样的责任制，公社不要划框子定调子，最好交给社员自己去讨论决定。总之，不要束缚群众的手脚，更不要限制群众搞包产到户和大包干。
景云耐心地听他讲完，苦笑着说：好我的兄弟哩，你稳着点儿！去年我们闹旱灾绝收，眼看就要饿肚子了，我们就按人口，把集体的地借给每个农民二分，让他们抓紧扩种晚秋，争取弥补粮荒。就这么一点儿事，市上区上把我批成啥了！说我动摇社会主义所有制！还命令我把借出去的地全部收回来！
一席话，说得杨彦芳目瞪口呆。
值得一说的是，那一年黄堡公社共借给农民4378亩土地，秋收结束后一核算，秋粮总产达到628万斤。其中增收秋粮175万斤。黄堡公社的社员群众都高兴极了，说多亏公社给了这政策，不然这日子就难过了！
不久，杨彦芳又到乡下去，这一回去的是黄堡公社的黑池源生产队。这里塬面宽阔，土地肥沃，但就是打不下粮食，社员的生活非常艰难。
有一天，杨彦芳走到黑池源生产队饲养室的门口时，意外地看见了一副对联：
上联是：饲养一年已到头，没有一夜不发愁。
下联是：老牛身瘦无力气，我心有余力不足。
对联是红纸写的。由于风吹日晒，红纸已经变成白纸了，连横批都不见了。但是杨彦芳却久久地站在这副对联前，心情非常沉重。作为一名长期在基层工作的干部，他太明白这副对联的含义了。
直到2012年，杨彦芳还一字不差地记得这副对联。
杨彦芳说：后来我和十多名公社干部分头下了几天乡。有一天公社召开全体下乡同志汇报会，我就把这副对联的事说了。我说这副对联真实地代表了农民群众的心声，为什么我们就听不见，就不想听呢？结果大家都笑了，说，咋听不见？咋不想听？你听了顶啥哩？
杨彦芳说：那一回我才明白了，其实基层干部大多数都是愿意搞大包干和包产到户的，是上头不允许！问题在上面！
中央必须说话
当我写这部书稿时，一个问题反复在我的脑际出现：明明包产到户是有利于生产发展的好政策，明明它可以让农民富裕，让国家富强，为什么那么多的领导干部就是不同意、不允许？
毫无疑问，有一部分领导干部是被从前的政治运动整怕了，怕犯错误，因此宁慢毋快，宁左毋右。
但还有一批人不是这样，他们是真诚地认为包产到户的方向是错误的，认为这是一条错误的道路。抱有这种认识的人，又分为两类：一类是只迷信书本，几十年来书本上一直这样教育他，给他灌输着这样的理念，于是他变得没有了自己的脑子，只会跟着书本上的话说；另一类则是由于始终飘在上面，没有深入地接触和了解农村，对饥饿和贫穷缺乏切身体会，因而说话就多少有些轻飘飘的。
1980年7月9日，中共渭南地委召开常委会，由地委书记杜鲁公主持。会议内容是学习《宁夏孙义公社为什么要搞包产到户？》和《记者在内蒙古故乡的见闻》这两篇文章，同时讨论农村落实责任制的问题。
按理说，参加会议的都是党的一方领导，对农村如何发展生产本应具有相当的认识水准。但是遗憾，就在这次会议上，对究竟应当不应当实行承包责任制这样一种今天看来很初级的问题，两种不同的态度和意见却鲜明对立。
事过几十年翻看当年的记录，仍然可以感受到当时干部们复杂的心态。
地委宣传部副部长梁军带头发言，他的发言旗帜鲜明：
“四化”不能建立在封建意识的基础上。现在干部思想上有恐右症。这个根子不在十年动乱，而在1955年以后。批判资本主义，掩盖了封建主义。人们习惯于大比小好、国营比集体好、工资比工分好、不联产比联产好。
接下来发言的是一位地委副书记：
邓子恢敢于负责。现在的责任制比邓子恢时还要后退。
开口第一句，就很耐人琢磨。谁都知道，1956年全国大办合作社以后，就是邓子恢不同意走得太快，不同意农村中这种狂风暴雨式的所谓“走社会主义道路”，从而被折磨致死——这位地委副书记的话似乎是在表扬邓子恢，说他敢于负责，但又似乎在批评今天，比邓子恢退得还远。
果然，接下来这位副书记的发言就变得尖锐了：
我的思想不够解放。责任制在山区合适，在平原是否合适？对责任制我赞成。对农、工、商联合企业，觉得很好，有道理。山区单家独户搞包产到户，也有道理。我在汉中工作时，曾经想把单家独户集中起来，没有实现。现在搞责任制符合实际。责任制，双王大队、雷北大队、万先大队都有，叫法不一样，和现在的责任制不一样。鲁公说等于增加了一级核算，如果是这样，与中央精神不一致，与四中全会稳定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精神不一致。我没有想通这个理论：我们穷，要实行责任制。过去说，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现在好像搞责任制才能富起来。在山区，责任制行。在平原，我怀疑行不行。我在内参上看了一些四川的情况，我也没有理解它。
这位副书记说：
我过去被说成“右倾”。我看我的“右”，还赶不上现在这个。说邓子恢“小脚女人”不是说他不走，而是说他走得慢了。而现在是倒着走。这样搞，“四化”怎么办？好容易才把农民组织起来，现在这样，将来是不是又要搞合作化？主席的《组织起来》难道写错了？我同意再研究，再比较，不要急于定。
这位副书记的话很有代表性。
在那个特定的年代，人们刚刚从极“左”的氛围中走出，对否定集体化、否定人民公社本能地抱有一种怀疑。不少干部的思想认识水平还停留在一个特定的层面，而他们偏偏认识不到这一点，于是忧心忡忡地议论国家大事。于是一种让人很难理解的现象出现了：那些踏踏实实种地的庄稼汉们都普遍拥护责任制，拥护包产到户，并且越是勤劳的农民越拥护。倒是那些压根不种庄稼，压根不知道农村和农业是怎么回事的人，尤其是机关办公室里那些整天坐而论道、不干实事的人，对农村实行新的生产方式普遍地抱有一种怀疑和抵触情绪！
令人不理解的事情还多着呢。从合作化开始，直到后来的人民公社，这种脱离了中国现阶段生产力的空想社会主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多么巨大的损失，造成了多么可怕的灾难！那时，有多少艺术家和所谓的理论家、宣传工作者，都不遗余力地用最漂亮的词语歌颂和肯定着它们。而一旦党和政府放弃了这些错误的做法，让农民真正成为土地的主人时，许多人却义愤填膺地看不惯了！
中国共产党一直引以为自豪的是，他们是全心全意为老百姓做事，是鞠躬尽瘁地为老百姓谋利益的。如今，新的农村生产方式真的为老百姓谋到利益了，至少让农民多打粮食了，吃饱肚子了，反而招致不少的责难声。最奇怪的是，反对包产到户呼声最高、态度最激烈，甚至咒骂改革领袖人物的不是农民，而是党和政府各级组织机构中的干部。
难道，他们不明白改革的结果不只对农民好，而且对他们也好吗？
难道，他们真的像一只把头藏在沙堆里的鸵鸟，已经辨不清楚好坏了吗？
这倒让人想起了刘少奇。当初，他和共和国一些领袖人物实行“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并由此把中国人民从可怕的饥饿中解救出来。但是“文化大革命”中，人们却用“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的罪名来对他进行残酷的批判和斗争。刘少奇临终前，曾经十分痛心却又满怀希望地说了一句：好在历史是人民书写的！
而我们所谓的人民该怎么书写这一笔历史呢？
我也想起了杨伟名。
杨伟名自杀半年后，户县城关公社七一大队“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革委会”成立时发表了成立宣言。将近半个世纪后，我在一个非常偶然的场合中读到了这篇宣言：
忆往昔，斗争激烈，战火弥漫。翻开七一大队的斗争史册，回忆我们激烈斗争的艰苦历程，页页都闪耀着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步步都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给我们指引了航道。十六年来七一大队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贯穿始终。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伟名之流窃据把持了大队党政财文大权，他们打着红旗反红旗，大搞资本主义复辟活动。他们结党营私，贪污盗窃，招降纳叛，打击和迫害贫下中农。多少人卖儿卖女，多少人沿门讨饭，在那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情况下，多少人满腔怒火，多少人英勇反抗，多少贫下中农“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
当我读完这段文字时，我内心的感受用语言难以形容。人们可以不理性，但是不理性到如此程度却是罕见的。要知道“杨伟名之流”恰恰是为着多少人不再“卖儿卖女”，不再“沿门讨饭”才夙夜难寐、才泣血哀鸣呀！并且后来的事实雄辩地证明了，假设当初真的能够按“杨伟名之流”建议的方案去做，确实是能够取得不再卖儿卖女，不再沿门讨饭那样一种结果的！
可七一大队的“人民群众”却采取了这样一种态度对待杨伟名！
无怪乎杨伟名自杀那天，苍天要下起那样一场愤怒的大雨！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正是新旧交替的日子。那些日子里充满了困惑，充满了矛盾，甚至充满了谴责和咒骂，但同时，也充满了希望。
在渭南地委常委的一次学习会上，地委书记杜鲁公说了一段话。
他说：
今天是地委常委学习日。我们把了解的情况向常委会做以汇报，不是做决定，是初步地议一议。还没有来得及深刻慎重地回答一些问题。我认为，这种大的变革要中央说话。坚持“一公三统”，搞责任制，克服吃“大锅饭”，我坚决拥护。要走农、工、商联合经营，农、林、牧结合发展路子，绝不能再搞单一经营。
杜鲁公的话既代表着他本人，又代表着一个集体。毕竟，他是地委书记，是彼时渭南地区的一把手。
我不止一次地想，杜鲁公为什么说，这种大的变革要中央说话呢？
难道，他已经感觉到了社会上存在着对农村变革的不理解吗？
不清楚。
但是他确实说对了，这样一个大的变革，不仅需要政治上的强人、能人、伟人，而且在中国现行的体制下，也必须借助于一种从上到下的行政力量和组织力量来推动和贯彻！也正因此，中央应当说话！中央必须说话！
安徽率先站起
许多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至今记得，粉碎“四人帮”以后，整个中国的政策一直在悄然变化，也一直在稳步前进。与此同时，许多明眼人也敏锐地看出来，虽然政策在变，变得越来越好，但这时的陕西仍然远远没有摆脱“左”的束缚。至少和安徽、四川等省相比，陕西在许多方面仍然疑虑重重，步履蹒跚。
那时候传达省委一些领导干部的讲话时，尽管已经开始讲责任制，讲给农民松绑，讲搞活流通、放开集市贸易，但也不时可以听到一些不那么协调的声音。
比如：对包产到户必须限制。包产到户在山区可以搞，在川塬地区一律不许搞。
比如：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单干。
比如：包产到户从性质上来说，是属于资本主义的。
……
其时，一个安徽，一个四川，同样是旗帜鲜明。但与陕西不同的是，这两个省的旗帜打出的是给农民分田，给农民放权。于是安徽和四川的形势以空前的速度好转。那时候没有网络，连电话都独属于领导干部才能享受的特权，老百姓对一件事物和一个人物评价的最直接途径，就是口口相传。
“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紫阳。”
这是当年全国人民耳熟能详的两句民谣。
后来老百姓更知道了，当初万里是怎样顶着压力在安徽搞责任田，搞包产到户的。
1977年6月，万里被任命为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不久，他带着司机、秘书和一两位记者深入农村搞调查，目睹了百姓们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情形。
在安徽金寨，万里走进农民家，黑乎乎的屋里三四个女人竟无人起身招呼，全窝在冰冷的床上，裹着渔网般的破棉絮。出来后万里才知道，之所以不起身招呼，是因为害羞。
她们没有裤子穿。
在皖南泾县，老百姓不敢明说，却又非常想说，于是半遮半掩、闪烁其词：现在的生活还不如新四军在这儿的时候。
而在凤阳、嘉山的铁路沿线，万里亲眼看到成群结队的农民拖儿带女在凛冽的寒风中扒火车逃荒要饭。
这一年的安徽，全省28万多个生产队，只有10%能勉强维持温饱，67%的队年人均收入低于60元，40元以下的占了25%。
一位叫王伟群的作者记录了那段历史——
作为执政党的省委书记，面对解放近三十年依然赤贫的农村，面对他治下的人民，万里流下了愧疚的眼泪。
他痛心疾首，问了自己三个问题：
解放几十年了，不少农村还这么穷，这是什么原因，这能算是社会主义吗？
普及大寨县，是中国的出路吗？
人民公社这个体制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农民没有积极性？
当年11月，安徽省委在万里的主持下制定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简称“省委六条”）。强调必须注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减轻生产队和社员负担，粮食分配要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正当的家庭副业等。
“省委六条”出台后，迅速在省内各地推行，当年安徽农村冬麦的播种效率就大大高过以往。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万里在安徽的做法却引起了轩然大波，一些思想观念仍然停留在从前的人把关注的目光集中在安徽，也把攻击的目标落定在安徽。一时间，议论不绝，啧声四起！
后来有人评论说：这是中国历史上极其特殊的年份。北京、安徽、山西，这在中国版图上形成三角的三地，围绕着中国农村的发展问题，开始了一场力量悬殊的政治大角逐。
发人深省的是，彼时势力最为弱小的一方是安徽，但偏偏安徽以不可抵挡的力量稳步影响了全国，稳步赢得了人心，最终稳步赢得了胜利！
安徽人口并不多，地域并不广，但却是逃荒要饭的大省。安徽距离陕西一千多公里，但在几十年中，安徽的口音一直被陕西群众所熟悉。
这不值得安徽骄傲。
值得安徽骄傲的是，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安徽率先挺直腰杆，站起身来！
1978年，安徽滁县地区遭受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旱灾，整整九个月没有下过透雨。许多地方不仅人畜无饮水，甚至无法抗旱秋种。被灾情惊动了的新华社安徽分社社长沈祖润迅速前往调查，他写给中央领导参看的内参题目就非常震撼——“活着的人没见过的大旱”。
情势危急！
在共和国的历史上，安徽向来是灾难最重、灾民最多的省份。如今碰上这样的灾情，来年日子怎么过？
滁县地委召开四级干部会议，讨论大灾之年如何解决生产和农民生活问题。会上，许多公社干部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农业长期上不去，原因究竟在哪里？他们质疑：一个公社上不去，两个公社上不去，为什么全区二百四十多个公社全都上不去？
一针见血，点到了要害。
其实，如果再延伸一下，全国那么多的人民公社，不管报纸广播吹得多么好，所有的人能够看得见的现实是，自从人民公社成立以后，中国的粮食供应从来就没有过关，人民群众从来就没有吃饱肚子。这到底是什么原因？
时任滁县地委书记王郁昭充分发扬民主，让与会代表们把心里话讲出来。让他大吃一惊的是，来安县和天长县的一些公社干部们早已经秘密地开始落实农业生产责任制了。这些来自贫困地区的基层干部们强烈要求地委解放思想，放开手脚让下面干。他们庄严地提出：干上去了不求表扬，干不上去自动下台。
那真是妇孺歃血，壮士断腕！
情况迅速反馈到万里那里。
万里表态：同意。
一句简简单单的“同意”，蕴含了多么丰富的内容，又激发出多么巨大的力量！就从这一句“同意”开始，安徽农村的生产责任制犹如地下流火，以不可阻挡之势汹涌推开！
乍暖还寒的日子
1979年春天，甘肃档案局干部张浩回河南洛阳老家探亲，看到家乡正在搞包产到组，正在分地分牲口，很快给《人民日报》写了一封信。
3月14日，国家农委主要负责人给《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写了一封信，提出要稳定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绝不能倒退回去，并且要求《人民日报》站出来说话。
《人民日报》写了编者按，于1979年3月15日刊登了张浩来信。刊登时还冠了个醒目的标题：“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当稳定。
张浩在来信中说：
现在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符合当前农村的实际情况，应当稳定，不能随便变更。轻易从“队为基础”退回去，搞分田到组是脱离群众，不得人心的。同样会搞乱“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搞乱干部和群众的思想，挫伤群众积极性，给生产造成危害，对农业机械化也是很不利的。
《人民日报》的编者按则指出：
人民公社现在要继续稳定地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不能从队为基础退回去搞分田到组、包产到组。已经出现分田到组、包产到组的地方，应当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坚决纠正错误做法。
文章一出，全国大哗。
人们纷纷猜测：张浩的来信和《人民日报》的“编者按”究竟有什么背景？又针对着谁？
《人民日报》历来是中国政治风云的晴雨表。它在关键时刻发表这样一封人民来信，而且使用的是这样一种命令式的口气，显然大有来头。这一点，就连最普通的农民都感觉到了。
很快，一些新闻单位组织起文章对安徽开展大批判。这犹如给刚刚起步的农村改革投下一颗重磅炸弹，瞬间把人们炸蒙了。在包产到户的问题上，虽然安徽起的是挑头作用，但无论江苏还是四川，也无论陕西还是河南，可以说全中国的农村和农民都在或明或暗地这样搞。那一阶段，广大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都在热切地期盼从中央到地方的思想进一步解放，都在热切地期待改革的步子能够迈得更大一些、更快一些，而《人民日报》这封来信的发表，使全国许多地方刚刚迸发出来的生产热情立即被压制下去。
据说，《人民日报》发表这封来信的当天，河南省省委第一书记刘杰就立即赶到基层去召开座谈会，做干部群众的思想安抚工作。安徽省省委第一书记万里更是急得冒火，第二天就给《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打长途电话提意见，随后又赶到包产到户的始发地滁县地区。他一下车就被吵吵嚷嚷的干部群众围住，人们群情激愤，纷纷要求他拿主意。
万里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万里说：是与非，对与错，只能靠实践来检验！只能用是否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来衡量！而绝不能靠报纸的一篇编者按来裁决！《人民日报》说我们这是错误做法，我不同意。我看我们采取的是好办法。能叫农业增产、能叫老百姓吃饱饭，难道不是好办法？！
万里说：我们要重视和尊重农民的选择。肥西县有的区社已经搞了包产到户，怎么办？我看不要动摇。管他怎么说，生产上不去，农民饿肚子，是找你们县委还是找《人民日报》？《人民日报》能不能管你们吃饭？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万里说这些话是需要胆量的。
“四人帮”被粉碎后，党的高层领导们在尽快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尽快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一点上是达成了共识的。问题只在于怎样发展生产？怎样才能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一种是认为从前的方法、政策、理论都是经过毛主席认定的，不能改变。改变就是开历史倒车。另一种则认为，实践已经反复证明，从前那一套“左”的做法是错误的，必须抛弃，中国经济必须按照被实践所证明了的正确方向前进——具体到农业问题上，意见最为尖锐对立的就是：是坚持此前的“一大二公”，还是放手给农民松绑，搞包产到户。
放在三十年后的今天来看，这个问题实在太简单了。但在当时，抱有糊涂认识的人绝不在少数，并且绝对不局限于普通群众和干部，连一些地位很高的老革命家也有不同看法，认为单干恐怕没有什么出路，中国农民已经单干了几千年了，可是贫穷的命运却从来都没有得到改变！
首先，细细分析——中国农民确实单干了几千年，但是在正常情况下，就凭着这种最原始的单干，老百姓就能够吃饱肚子和安居乐业，整个国家和民族的经济就能够得到发展。而所谓的“一大二公”的集体化道路实行二十多年来，除了饿死那么多人，老百姓几乎年年饿肚子，尽管国家采取了一切手段，用限制供应的办法来尽力保证饥饿不大面积地发生，但饥饿的阴影始终笼罩在人民头顶。这充分说明，人民公社的体制是不利于农业发展的。
其次，在封建时代，土地往往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农民常常是为他人耕作，这和农民在人民公社体制下劳动多少有些类似。而今天，将土地分配给农民，使他们真正成为土地的主人，这和从前为他人耕作的农民，有着本质上的不同。
再则，单干和单干不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军阀割据、土匪盘剥以及鸦片毒害等影响和妨碍农业正常发展的社会形态都不复存在。农民安心生产的外部条件已经完全具备。在这种情况下，唯一剩下的问题就是：农民有没有种粮的积极性？怎样调动起他们的积极性？
何况，二十多年来的实践已经证明，在现行的各种农业生产组织和生产方式中，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方式是最符合中国的具体情况，最被农民拥护，也最能够调动起农民积极性的！
1978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一些事关重大的政治和历史问题做出了旗帜鲜明的回答，但是在当时的思想政治条件下，还不可能对此前所有的问题和错误都进行澄清和纠正。
农业政策就是其中之一。
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尽管农业问题是重要的议题之一，尽管会议还专门印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的讨论稿》等文件，但当时农业政策的制定和变更仍然受到习惯思维的影响。会议提出的仍然是向大寨学习，要求各地将农民的积极性“引导到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中去”。
一些代表针对这些提出了异议，要求修改会议提交的三个关于农业的文件，同时要求对长期以来中国农村的“左”倾路线进行清算，万里以及时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的周惠等人联名向中央提出，文件中不应该再写上“不许包产到户”，至少应该允许部分贫困地方实行包产到户。
遗憾的是，他们的意见没有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
最终，十一届三中全会提交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草案》仍然规定：不准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
但无论如何，政策已经有了适当的松动，文件上同时写明：同意实行“包产到组，超产奖励；专业承包，超额奖励”。
不仅如此，细心的人在阅读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时，会发现尽管公报上还仍然肯定着人民公社，但是已经在从前“左”的道路上悄然后退，已经明确承认“社员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部分，任何人不得乱加干涉”——正像三年困难时期的“后退”一样，这稍稍一点点儿的“后退”，便立竿见影地产生了效果。其后两年，初步挣脱了束缚的农民已经悄悄地、自发地为自己“松腰解带”了。
会议在12月23日结束，万里很快返回了安徽。在传达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省委会议上，针对中央文件上的“不许”和“不准”，万里一针见血地指出：学习三中全会的文件要看精神实质，不能照抄照搬它的字句。
万里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安徽事实上已经开始了包产到户。
后来闻名于天下的小岗村就是在这时候崛起的。
“熊不下”的孟家坪
其实，包产到户的崛起是一个必然，而小岗村的出名只是一个偶然。
真实的情况是，在小岗村开始包产到户的同时，全国已经有无数个村落，都甘冒天下之大不韪，秘密或半秘密地开始了包产到户。
陕西省榆林市米脂县有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生产队，也是这时候开始进行“地下活动”的。
米脂县是个全国闻名的县。之所以闻名，首先在于它出了两个历史上有名的人物：一个是李自成，另一个是貂蝉。而另一个使米脂出名的，是那句流传在陕北的民谣：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清涧的石板瓦窑堡的炭。
但是客观地说，在改革开放前的那些岁月里，绥德的汉根本挺不直腰杆当好汉，米脂的婆姨也始终无法昂起脸来当好婆姨！
为什么？
太穷！
米脂县杜家石沟镇有一个朱兴庄村。朱兴庄村共有七个村民小组，其中一个叫孟家坪。在人民公社解体之前，它的称呼是：杜家沟人民公社朱兴庄生产大队孟家坪生产队。
孟家坪生产队共有16户64人。改革开放前，有几句民谣描述了孟家坪农民的面貌和状态：
早上4点半，晚上加夜战，鸡叫点灯学习老三篇。
农业社，烂摊摊；精精捉憨憨。
论起苦水好饭菜，论起饭菜好苦水。
王老二站起我站起，王老二坐下我坐下。
四句顺口溜中，前两句都容易理解，后两句我听不明白。于是问当年曾任大队支书的孟士明，这是什么意思。
孟士明解释了一遍，由于他说话带有浓重的陕北口音，我还是没听懂。经过身边几个人一起努力地为我解释，我才终于明白。“论起苦水好饭菜，论起饭菜好苦水”——意思是说，要论起你吊儿郎当所付出的劳动，你现在吃的就应当算是好饭菜。但是要论起你吃的这种饭菜，那你付出的劳动代价也确实不小！
至于“王老二站起我站起，王老二坐下我坐下”，则是指在大集体的体制下，无论什么事情农民都不操心、不关心，你叫干啥我就干啥，你说怎么干我就怎么干。
2012年2月，当我来到孟家坪时，当年的支书孟士明和几位上了年纪的老人正坐在暖阳下拉话。看见我们来了，他们迎上来，要把我们往屋里让。但是我们进屋里转了一圈，觉得还不如外面晒着太阳暖和，于是就邀请他们一起坐在院子里聊天。
按时间推算，1960年孟士明才6岁，对更早些的事情不会有太深刻的记忆，所以我直接问他印象中70年代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孟士明笑了笑：过去几十年了，说不全了。
我请他说主要的、脑海中留下的最主要的印象是什么。
这一回他很干脆：穷！
想了想，又添了一句：日子苦！太苦了！你随便理解，咋理解都不过分！要多苦就有多苦！
日子虽然穷苦，但是孟家坪人仍然不甘心不服气，用孟士明的话说，是“熊不下”！
孟士明的父亲就是个典型的“熊不下”！
1960年到1965年期间，孟士明的父亲在孟家坪当队长。那正是老百姓生活最困难的时候，为了活命，孟士明的父亲擅自做主，把分给农民的自留地往大扩展。结果困难时期算是顺利地度过去了，但是日子刚度过去，“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紧接着就来了，这一下他不仅被撤掉了生产队队长的职务，而且被戴上了“阶级异己分子”的帽子。
有了这样一段经历，孟士明的父亲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农村该怎么样区分是有着刻骨铭心的认识的。尽管那时候孟士明年纪还小，但父亲这些刻骨铭心的认识还是通过挨批受斗和唉声叹气，耳濡目染地灌进了他的心田。如果不是面临着极其特殊的情况，在此后的人生岁月中，他是绝对不会越雷池一步的。
1966年，“文革”开始的时候，孟士明已经十多岁了，家里没有人上过学，看见人家念书，他也想去，父亲支持他，鼓励他进课堂去好好念。不久，孟士明如愿以偿地走进了学校。他是怀着一种庄严和神圣的感觉走进学校的，谁知道到学校一看，学生们根本不念书，全在喊口号斗老师，这使他火热的心凉了下来。
不久，孟士明觉得上这样的学真没劲，于是主动返回生产队参加农业劳动。参加农业劳动没几天，他便当上了生产队队长。一当上生产队队长，他就又“熊不下”了，觉得一样的天一样的地，一样的太阳一样的人，凭什么有些生产队能够成为典型和模范，而孟家坪人却吃不饱饭。于是他带头干苦活，努力抓生产。公社领导把他的表现看在眼里，一致认定他是个好苗苗，很快发展他入了党，又让他当上了支部书记，算是“双突击”——突击入党、突击当支部书记。
那是1975年，孟士明21岁。
说起来很荒唐，尽管生活又穷又苦，但生产队里仍然矛盾百出，整天闹仗。不是为吃不饱肚子闹，而是为阶级斗争。全国到处以阶级斗争为纲，也以阶级斗争来推动各项工作，斗得天昏地暗，斗得死去活来。
孟家坪也不例外。
或许是“天高皇帝远”，那时候孟家坪每人留有7分自留地。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实是：自留地里的庄稼明显地比集体地里的庄稼长得好。集体地里的边塄根本没人管，自留地里的边塄却全都种得满满的。
遗憾的是自留地毕竟太少，所以农民还是缺粮。
粮食紧缺，其他方面补充一些也行，偏偏政策规定每户只许养1头猪，其他什么都不许养！牛不许养，羊不许养，连自留地里种茄子和辣椒都不许！原因在于，茄子和辣椒是经济作物，可以去集市上卖。
孟家坪属于不山不川的地带，距离城镇比较近，有些农民自留地里种的葱吃不了，顺手掐几把到集市上去换几个钱，就这都属于违法，都要被追查制止。
孟士明至今清楚地记得，队里一位叫常思金的农民偷着养了3只羊。被生产大队发现后，立即来人把这3只羊无偿地拉走杀掉。常思金非常伤心，那么一个健硕的陕北汉子，关上门在家里哭，还不敢公开哭，否则会被拉去批斗！
提起这些往事，孟士明很坦率：这些事是我亲身经历，也是我亲手干的！
孟士明很辛酸：即使这样干，我每次去公社开会，还是重点受批评和重点做检讨的对象。什么资本主义泛滥啦，路线觉悟不高啦，帽子一大堆！结果出力出够了，受苦受够了，批判也批判够了，就是生活没有任何改变！用孟家坪人的话说，一年不如一年！
我问孟士明：当时全年人均口粮能分到多少？
回答：3斗。
我有些吃惊：每斗30斤，难道他们全年人均口粮才分90斤？
再不然，是他们这里的斗，与关中农村的斗是不一样的？
我继续问他：你们这里一斗是多少斤？
回答：要是谷粮，一斗是30斤；要是豆类，一斗是40斤。
我还是难以置信，如果这样，即使全部按豆类计算，农民人均口粮也不超过120斤！这意味着孟家坪的农民平均每个月只能吃10斤粮食！意味着每人每天平均只能吃3两多粮食，意味着每人每天平均只能吃一个半馒头！
如果放在今天，相当一批青年人每天吃一个馒头都可以。但前提有两个：一是此前他营养富足，从来不缺吃的，属于上足了“底肥”的；二是支撑他营养的不光是馒头，而是各种各样的食品，一杯豆浆，一瓶果汁，甚至一把花生米。
而在当时那个年代，除过馒头，你没有任何吃的！
为了填充肚子，孟家坪的农民把满坡能吃的东西全吃光了。当时有一种草叫“羊腿生”。放在今天，这种草连羊都不肯吃。但是当年它却是孟家坪农民维持生命的救命草。
那天，当孟士明讲到这儿时，同行中有一位县委领导问：你们这儿没有苦菜吗？
孟士明还没有张口回答，旁边一位老人开口了：苦菜早吃光了！
如果仅仅是孟家坪一个生产队如此，那还能用其他理由来敷衍和搪塞，偏偏朱兴庄7个生产队中，6个队都是全年人均口粮3斗。
这足够悲惨了吧？
我问：剩下的那一个生产队口粮分配是个什么情况，是不是比这6个生产队好一些？
回答说：好啥呀，他们一年才能分82合！
82合是个什么概念？
于是他们又努力地向我解释：一石10斗，一斗10升，一升10合。82合，就是说还不到1斗！
难怪他们年年都逃荒要饭！如果不出外逃荒要饭，他们压根活不到今天！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
1977年，邓小平复出。
没有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很难体会到在那个年代，为什么“四人帮”被粉碎，为什么邓小平的复出，会让那么多人激动得热泪盈眶，会让那么多人振奋得彻夜难眠！那不仅是政治的角逐，不仅是路线的较量，那是一个民族盛与衰的分界，更是许多人生与死的跨栏！
几乎伴随着邓小平复出的同时，政策就开始出现了松动的迹象。
孟士明到公社开会，听到小道消息，说米脂县要搞一个什么试点。那时公社有位叫李占槐的副书记正在孟家坪驻队。这是位责任心很强且具有吃苦精神的干部。孟士明听说是由他负责搞试点，于是找到他，问他到底要搞什么试点。
李占槐有点儿含糊地回答，是责任制试点。
一听责任制，孟士明眼睛立即瞪大了，他追问：那我们能不能搞？
李占槐回答得仍然很含糊：走着看。
后来李占槐确实搞起了试点，但不是在孟家坪搞，而是在盘草沟。
孟士明很不甘心。
他非常清楚，农村落后到这种程度，农民的日子苦到这种程度，剩下的路也就只剩下一条了，那就是改变。对他们来说，不改变就没有活路！这不是理论上的定义，而是摆在他们面前的现实！也因此，他非常想让李占槐把责任制的试点放在孟家坪。
但是遗憾。
怎么办？
想啊想，他突然想到，能不能不用公社领导参与，自己干？
这个念头一出现，就再也退不回去了。孟士明想，现在之所以大家都不敢干，是因为实行责任制需要承担政治上的风险。如果在进行试验时能够隐蔽好自己，就完全可能做到既进行了试验，又减少了风险。就这个意义而言，孟家坪具有减少风险最优越的条件——孟家坪16户人家中，15户都姓孟，属于同宗同族。唯一不姓孟的那户人家，还和孟家结了亲。中国农村中这种传统的宗亲观念，使得他们相互之间尽管也存在着矛盾和隔阂，但稍有风吹草动，就可以做到一致对外。
这个极具优势的条件，诱惑得孟士明坐立不安。
终于，孟家坪的乡亲坐在一起讨论怎么实行责任制了。而讨论中非常自然地就带出来了“分”字，这个“分”字是那么敏感，却又是那样吸引人，几乎用不着任何说服动员，大伙儿就本能地拥护分开。
但是分开这事可太大了，弄不好得坐监狱。
有人自我申辩：我们又不反党反社会主义，我们又不去做甚坏事，我们只是要解决自己生活恓惶的问题呀！
马上有人反驳：谁不是为解决恓惶问题？孟士明他爸不是为解决恓惶问题，咋就打成个阶级异己分子了呢？
争论来争论去，最后的结果竟然和安徽小岗村如出一辙：不管怎么说，反正得干！哪怕进监狱呢！
再下来，问题更具体化了：如果孟士明为了这事坐监狱，怎么办？
讨论的结果是：大伙儿轮流给他去送饭。
请注意，大伙儿做出的决定是轮流给他送饭！
当几十年后回过头来反观他们的讨论时，很可能许多人都已经忘记了，吃饭在当时是一个多么重大的问题！想想看，假若孟士明坐监狱，会面临多少难以想象的痛苦！挨批挨打，牵连全家，寂寞难耐，羞辱有加——然而所有这一切今天人们那么看重的痛苦和尊严问题，在当时却统统让位给一个最简单也最原始的问题：吃饭！
吃饭问题解决了，孟士明便勇气大增。他下了决心：干！
挡不住的春潮
客观地说，孟家坪人思想观念的解放绝不是一步到位的。
起初，孟家坪的“分”，还没有敢把生产队分得那么细那么小。他们只是把一个生产队劈成两个，把核算单位分得更小些。谁知坚冰一旦打破，春潮就挡不住了。在具体实践的过程中，由于土地调配等千头万绪的原因，大伙儿觉得两个生产小组还是不过瘾不方便，于是又一劈两半，变成了四个。再下来四个又很快变成了八个。就这样越劈越小，越分越细，最终变成了各家单干。
分田单干瞒得了别人，瞒不过李占槐。李占槐非常担心：不得了不得了！你们是不是分得过分了！
其实，用不着李占槐说这句话，孟士明自己心里就打着鼓呢。眼下他是被大伙儿推着抬着端到枪口上了，想后退都来不及！事到万难须放胆。他迅速召集大家商量，反复告诫大家，万一上面来查问，一定要守口如瓶！打死也不能说已经分田单干了！又叮嘱说，万一碰到特殊情况，一定要服从命令听指挥，用最快的速度集中起来，在集体的土地上去大干“社会主义”。
大伙儿异口同声地表示：没问题！
李占槐也专门找到孟士明交代：这件事马虎不得，一定要千方百计把上面的事应付住。农田基本建设一定要坚持干，而且要坚持长年不倒。平整土地的机械不能停，面子上的工作不能停。
孟士明信誓旦旦地表忠心：没问题！
于是在相当长一段日子里，他一边当着支部书记，一边当着机械队长。大伙儿在村党支部的坚强领导下，一边在自家田地里干活，一边轮流着搞农田基本建设。应当说公私两不误。
但是孟家坪搞家庭承包的事还是被外面知道了。
最先知道这件事的是县委副书记高祖玉。
高祖玉是米脂县高西沟村的党支部书记。这是一个自合作化以来始终不倒的老先进。高西沟突出的成绩在于，他们在努力生产的同时，栽植了大片的树林，保护了良好的生态。于是高祖玉在不断受到表扬的同时，也受到了组织上的重视，后来他就兼任了米脂县县委副书记。
高西沟多年来实行着一种“三三制”的模式。即用三分之一的土地植树造林，用三分之一的土地种草养牧，用三分之一的土地种粮务农。孟家坪搞家庭承包的那一阶段，高祖玉也恰好到孟家坪来推行高西沟村的“三三制”。结果他很快发现孟家坪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坡梁上或者沟谷里不像高西沟那样是成群结队的人在劳动，而常常只有一两个人在单独干活。起初他没有把这件事往心上放，但是看得多了，他就产生了怀疑。
这一天，高祖玉走进一户人家。这就是孟家坪16户人家中唯一不姓孟的那家，嫁到那家的是孟士明的亲姑姑。高祖玉不糊涂，他是经过思考，特意走进那家的。
孟士明的姑姑是位七十多岁的老人。高祖玉装成过路人，先是要口水喝，接着口气淡淡地问老人：听说你们村单干了，到底是不是？
老人丝毫不设防，回答：就是。现在各干各的，谁也不管谁了！
高祖玉获得了确切的情报，掉头就向回返，返回后立即向县委做了汇报。第三天县委就派出工作组前往孟家坪。李占槐得知消息，转身把消息告诉孟士明。当时正值夏收，各家各户正在自己的场地上打麦子。孟士明立即发出通知，要求大家用最快的速度把收割下来的麦子全部集中到集体的大场上去。
16户农民的土地分布在远远近近的沟梁和坡谷上，别说用人力扛，就算用汽车运，仅小麦装车和卸车就得耽误多少时间！但就是在这样艰难的条件下，村民们没有一个食言，仅仅两个多小时，所有收割下来的麦子竟然神奇地全部堆放在碾场上了。
县委工作组一共八人。当他们风尘仆仆地赶到孟家坪时，惊奇地发现社员们根本不存在单干问题，大伙儿都汗流浃背地集体在碾场上打麦子。那种规矩，那种淳朴，那份参加集体劳动的热情，让你简直无法相信其中竟隐藏着一个巨大的秘密！
一个小小的插曲是，事隔三十多年，当我在孟家坪见到孟士明等人时，我问他们：如果这样碾打，那不是把各家各户的粮食都搅乱了吗？最终该怎么给各家退还粮食呢？
孟士明还没有来得及回答，旁边近七十岁的老人孟士正已经抢着回答了：乱不了！我们先把一户人家的麦子摊在地上，大家集体碾打，碾打完了再集体碾打另一家的！
不管孟家坪的老百姓多么顽固地狡辩从来没有分田单干，但是用一句流行话说：纸包不住火！
其实，那些稍具农业生产知识的人只要打眼一看，就可以辨出真伪。1978年雨水特别好，于是一种奇特的现象出现了：同样的地，同样的麦子，却有着长势上截然分明的不同：那些分配给个人的田地里，不仅庄稼长势奇好，而且地塄边都种得满满当当的。而那些没有分配承包的土地，不仅庄稼稀疏，而且地塄荒芜。
何况，高祖玉不是等闲之辈，他不仅是用眼睛看，而且迈开了脚步走村串户地问。如果不是拿到了确切的证据，一个颇具规模的工作组是不可能派下来的。
在铁的事实面前，孟家坪的老百姓们不得不承认自己的“罪行”。
他们怀着战战兢兢的心情，等待着来自上级的裁判。
工作组的人开展了认真的调查，调查之深入、之扎实，都让孟家坪的老百姓大感意外，而更让孟家坪人意外的是，工作组是抱着一种明确的反对单干的宗旨来的，而当调查结束离开时，他们却完全改变了态度。他们在写给县委的调查报告中总结出八条，对孟家坪老百姓的做法进行了肯定。
这真是做梦也想不到！
据说后来工作组回到县里，将调查情况汇报给县委主要领导。主要领导一听立即发了雷霆：什么这个那个！纯属巧立名目的分田单干！让你们去干什么了？去总结先进经验了？
几句话，把工作组批得灰溜溜的。
工作组为什么会改变态度？
孟士明告诉我，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经过调查，发现包产到户这一年打下的粮食，远比上一年多得多！
那天，陪同我一起去孟家坪村调研的还有榆林市委副秘书长、政策研究室主任兼农工办主任马维骥。马维骥问孟士明：是不是各家各户的粮食全都增产了？
回答全都增产了。
换成今天的说法，粮食增产了几倍？
有的一倍两倍！有的十倍都多！
我和马维骥都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孟士明说：粮食是各种各样的。比如绿豆，大集体时候我一个人只能分1合，就是4两；现在我一打就是1石。1石是400斤。400斤和4两，你说增产了多少倍！
孟士明说，这一年光谷子一项，户户都打了十五六石。折算下来，家家都打下了四五千斤谷子！
不仅如此，从前整个生产队一共才有4头毛驴。而就从这一年开始，孟家坪的毛驴很快猛增到16头！平均每户都有1头！
不管有多少人不理解，也不管有多少人极力反对，包产到户的好处已经实实在在地被农民尝到了。而更重要的是，1978年正处在一个破冰的时代。在那个时代，好与坏、美与丑、正确与错误正在激烈交锋，并且呈现出正气越来越占据主导地位的趋势。在这样一种大的趋势中，米脂县县委对孟家坪分田单干的事情总体上来说，是比较宽容的。除要求坚决瞒住，不许外传之外，并没有采取其他更严厉的措施，属于观察等待，也属于不了了之。
让人们始料不及的是，这样一种不了了之，立即产生出巨大的引导效应。1979年，孟家坪所在的朱兴庄生产大队的七个生产队中，竟有六个也迅速分了田！有些思想上转不过弯子的人看在县上告状不灵，干脆直接跑到榆林地区去告。地区专员也很快来了，认认真真地走了一圈，也看了一圈，最后轻描淡写地说了两句。
一句是：等今年收了秋，再把地归回去吧。
另一句是：行了，就这，不追查了。
地区专员走后，果然孟家坪村过了一段安稳日子。
1979年8月的一天，孟士明正在坡上修梯田，有人急匆匆地跑来告诉他，说又来了个人，骑了个自行车，还背着个照相机，在沟里转来转去的，从模样上判断，恐怕是个有来头的。
孟士明急忙赶去，满脸堆笑地恭迎。他问来人是哪儿的，回答是新华社的；又问来人叫什么名字，回答叫冯东书——多少年后，冯东书和新华社其他几位记者共同写下了一本书，就是那本有名的《1978：告别饥饿》。
孟士明至今清清楚楚地记得，那一回冯东书整整在村里住了三天，又让他带路，把孟家坪周边的三十三座山头轮流走到，挨个看完。这三天中，冯东书遍访大人娃娃，问眼下这种生产办法好不好，获得的回答千篇一律：好！可好了！太好了！
孟士明领着冯东书转到坡上时，残破的龙王庙里正烧着香火。冯东书问这是怎么回事，回答是农民在求水。冯东书问求水灵不灵，孟士明回答不出。冯东书又改问他信不信龙王，这一回孟士明回答得很干脆：信！
冯东书愣了愣神，随后不出声息地叹了口气，说：说来说去，还是科技不发达。真要是科技发达得人要天下雨天就下雨，那老百姓就不会再信龙王了。
冯东书临走时，意味深长地握着孟士明的手说：小孟你不要怕，更不要担心，你们这样干很可能会是一个方向！现在国家正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将来农业究竟怎么走，你这儿说不定会是一个分水岭！
冯东书的话很快应验了。
冯东书返回后，很快将孟家坪生产队实行专业化分工协作，落实责任承包制的情况写了出来，不久又在报送中央高层领导的《内部参考》上登出。再下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赵紫阳看到了新华社第50期的《内部参考》，当即给中央书记处相关领导写信，推荐孟家坪的这种做法。
再下来，孟家坪村的名字不仅出现在《人民日报》和多家媒体上，而且出现在中央书记处议事论事的会议桌上。而更重要的是，孟家坪的做法，一时风靡全国，受到广大农民热情的肯定和热烈的追捧！
在希望的田野上
当我了解到孟家坪实行责任制的全部过程时，我发现它的产生，它的经历，和安徽的小岗村几乎一模一样。
首先，孟家坪和小岗村都很小。孟家坪共有16户人家64人，小岗村原本比孟家坪要大一些，近百人。但是20世纪60年代初那场饥荒，让小岗村饿死了60人，死绝了6户，结果全村只剩下10户39人。
在这一点上，陕北地广人稀的特点帮了孟家坪的忙。他们比小岗村人幸运：没有饿死的。
其次，小岗村从1966年到1978年，人均口粮只有200多斤，人均年收入不足20元，每到冬春季节，全村家家户户外出乞讨，无一例外。就这样，还整天被学大寨工作组折腾来折腾去地批评。
这一点和孟家坪如出一辙。
就这样年年“大抓阶级斗争”，年年“大批促大干”，年年“思想教育”，年年“以粮为纲”，却年年吃不饱肚子，年年有人去逃荒要饭。
其实，相似之处还多着呢！无论孟家坪还是小岗村——他们搞起的生产责任制尽管形式有着微妙的不同，但总体却绝对是一样的。他们基本上都小心翼翼地经历了三段式，这就是：包产到组、包产到户、包干到户。
如果按照从前的观点，从包产到组到包产到户，再到包干到户，中国农民是一步比一步更远地离开了“社会主义”道路。但是换上另一种观点，则是中国一步比一步更深入也更彻底地把权力下放给了农民，让农民真正成为土地的主人！
几乎可称绝妙的是，最初小岗村采取的是“包产到组”。由于“包产到组”的责、权、利仍然不够明晰，因此很快从两个组细化成四个组，又进一步细化成八个组，几乎已经是兄弟组和父子组了，却依然吵吵闹闹，矛盾不断。严酷的现实使得小岗村人不得不下最后的决心，继续朝后退，一退到底，退到各家各户。
这和孟家坪完全一样！
而更相似之处在于，无论孟家坪还是小岗村以及许许多多不知名的、正秘密进行着包产到户试验的村落，都是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前后开始了这样一个举动的！
那是一个转折的时代！
那是一个变革的时代！
那是一个难忘的时代！
小岗村注定会比孟家坪村更出名。全部原因就在于他们有那样一份留给历史的明确印记——1978年11月24日冬夜，小岗生产队20名农民代表聚集在村里一间破旧的土屋里，庄严地签下了一纸契约：
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缴）和公粮，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作（坐）牢刹（杀）头也干（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
这份契约作为珍贵的文物，如今陈列在中国革命博物馆。
当事隔多年，我在网上看到这份契约的影印件时，发现上面的字写得歪歪扭扭，而且错别字很多，很不成样子。但是当我埋下头来，一字一句地认真阅读它时，却那么真切地感受到字里行间透露出一股冒死拼搏的凛然、一种粉身碎骨的决绝！
我想起了孟家坪村民们在那样一种时刻的同样抉择！
无论小岗村人还是孟家坪人，他们都只是一群文化程度不高的普普通通的农民，但是尽管文化程度不高，他们心里却非常清楚，“包产到户”这四个字读起来平常，却是触犯不得的天条！无论是普通百姓还是国家领导，一触碰到它，便雷霆击顶，粉身碎骨！他们知道，他们这样做犯的不是一般错误，而是天下之大忌！
如果不是身陷绝境，如果不是走投无路，如果不是那些所谓的“社会主义”的办法全都用遍了、试滥了却仍然百无一用，那他们就是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跨越雷池一步！
他们实在是没有别的选择！
后来许多人惋惜，当时没有哪位摄影家用手中的镜头让小岗村和孟家坪人的壮举成为一个历史的定格。但是更多的人明白，假设当时真有摄影家能够拍摄他们，那他们的举动就不具有任何价值和意义了！
其实，所有今天人们对往事的追忆都带有庄严和神圣的意味，而忽略了当时他们的心境更多的是凄凉。他们之所以选择这样做，根本谈不上企图，更扯不上主义！他们只是怀揣着一个最原始也最低级的希冀：想活命！
但是他们没有想到，他们这些走到哪里都被人横眉冷对的、靠乞讨度日的泥腿子做的竟然是一桩惊天动地的大事！这件事将影响到整个共和国的历史进程！
值得一说的是，次年——1979年，小岗村无论粮食还是油料产量，都获得了此前从未有过的丰产。自合作化开始后的二十三年间，对国家派定的粮食征购任务小岗村从来都是颗粒未缴，而1979年当年便上缴了24995斤，超出应缴定额的7倍。而卖给国家的油料超过国家规定任务的80倍。
同样是这一年，孟家坪村打下的粮食，竟比没有实行责任制前的1978年增产了71%。而在紧接其后的1980年，尽管遭受了伏旱，孟家坪村的粮食生产不但没有减产，反而在1979年大幅增长的基础上，又继续实现了增长！这一年年底，全村16户人家中，有8户分别买了自行车、缝纫机、手表和收音机。有2户修了6孔新窑——放在今天，这似乎太不值得夸赞了，但是在那个岁月中，这却是了不得的大成就！能够为这成就添加一笔注解的是，那时候我和我的妻子都是领取国家工资的铁路工人，但我们不仅没有能力购买自行车和缝纫机，而且此前借钱（凭票）才买下的一台“红灯牌”电子管收音机，由于迟迟还不了别人的钱，只好又将它卖掉。
不过短短一年时间，小岗村就活了！孟家坪就活了！
要说复杂，围绕着小岗村和孟家坪斗争的过程远比文字能够写出来的复杂得多！
要说简单，也非常简单。所有这一切的缘由，都在于农民想改变从前的政策，而所有农民取得的成就，都在于政策被改变。
若干年后，著名词作家晓光和曲作家施光南创作了一首歌，这首歌在庆祝新中国成立三十五周年的游行队伍中，伴随着农民兄弟姐妹们轻巧的舞步，回荡在天安门广场：
我们的家乡，
在希望的田野上，
炊烟在新建的住房上飘荡，
小河在美丽的村庄旁流淌……
这首歌是那么明朗，那么阳光，那么充满想象，又那么激情昂扬。当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时，我浑身的血液都像是凝固了，不由得就站起身来——我想起了小时候目睹的安徽难民、河南难民、四川难民、甘肃难民……在我的印象中，他们永远是那么憔悴，那么褴褛，永远在含着泪水不停地向人们作揖，永远在哀告苦求对方给口吃的。有时候，当你不给他们一口馒头时，那些怀抱着婴儿的母亲就扑通一声朝你跪下……
我们的未来，
在希望的田野上，
人们在明媚的阳光下生活，
生活在人们的劳动中变样……
我是那么喜欢这首歌，喜欢它的旋律，喜欢它的含义，喜欢它传达出来的愉悦。我从来没有想到，一首歌竟然会产生那样巨大的魅力！它竟使我心潮澎湃，热血贲张；使我视线模糊，热泪盈眶！
我还想起了当年我虽然住在城市里，却整天到郊区农田里去挖野菜打槐花，想起了当年十二盘农民家中那爬满了虱子的、全家唯一的一床被子。我也想起了小岗村，想起了万里，想起他在风雪中走进贫苦农民家中的情景。历史证明，关键时刻，需要有人挺身而出，需要有人拍案而起，由于有万里等人的实践和坚持，安徽的农业在20世纪80年代成为中国农业无可争议的带头羊，安徽农民率先走出了笼罩在他们头顶上几十年的阴影，率先吃饱了饭。
1980年，当万里上调中央、离开安徽时，一位作者饱蘸着激情，写下了这样的语句：
1980年3月，中国农村伟大的改革家、中国农民的知心朋友——万里，调离安徽，到中央工作。从1977年6月至1980年3月，在这不到三年的时间里，万里的心里一直装着安徽农民的命运，一直为安徽农民的温饱解忧，一直为安徽的农村改革运筹操劳，呕心沥血，披肝沥胆。安徽的农村改革，万里，功比山高，彪炳史册！
这是深情的表达，这是庄严的致敬，这是人民对公仆由衷的夸赞！
中流砥柱
如果说万里是改革开放的开路先锋，那么邓小平就是改革开放的中流砥柱。
其实，为安徽的农村改革撑腰，为整个中国的农村改革撑腰，为整个中国人民吃饱肚子做出最大贡献的人物，首推邓小平。还是用那位充满激情赞美万里的作者的话来说：万里之所以能够在安徽大刀阔斧地搞农村改革，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位改革家的背后有一座巍巍高山——邓小平！
应当说，当时整个中国都笼罩在氛围极浓的“左”的思潮中，别说普通老百姓，就是中高级干部，包括许多中央决策层的老干部，都很难从习惯的思维、习惯的方式、习惯的行为和习惯的道路上走出来。这种习惯形成了一种可怕的势力，也形成一股强烈的风潮，在这种时候向“左”宣战，如果没有清醒的头脑、周密的措施、坚定的决心和稳健的策略，是注定会被碰得头破血流的。可以说，无论从政治地位还是从社会影响上，也无论从个人能力还是从长远眼光上，如果没有邓小平，仅凭安徽省委是无法顶住那股强大的压力的！
安徽省委制定“六条”时，采取了一种相当谨慎的态度，他们的策略是少做宣传，埋头多干。但是架不住安徽省的农业形势发展得太快也太好了，即使没有记者采访，老百姓的口口相传也已经家喻户晓。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两家最大也最具权威的媒体——《人民日报》和新华社那些有良知的记者实在无法按捺自己的激动，很快就做出了反应。
1978年2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长篇通讯《一份省委文件的诞生》，还专门配发了编者按，高度评价安徽在省委书记万里的带领下制定“六条”的事情。
《人民日报》发表通讯时，邓小平正在出访尼泊尔路经四川的途中，他当即找到四川省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郑重地推荐这篇文章。邓小平语重心长地说：我在广东听说，有些地方养3只鸭子是社会主义，养5只鸭子就是资本主义，怪得很！农民一点儿回旋余地没有，怎么能行啊？
很快，四川省委派人到安徽了解情况，紧跟着颁布了促进农业生产的“十二条”。
从此，安徽和四川两个农业大省彼此呼应，在农村改革的大潮中联手前进，成了国人瞩目的典型，也成为全社会广泛争议的焦点。
值得一提的是，《人民日报》发表张浩来信及编者按后不久，万里到北京参加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会议期间，他专门找到邓小平，汇报安徽实行责任制的情况，也汇报了各方面的压力和不同看法。邓小平以他素有的冷静沉着，一言不发地听完后态度明确地告诉万里：不要争论，你就这么干下去，实事求是地朝下干！
这边安徽和四川在大刀阔斧地朝下干，那边更多的领导干部是在看。
其时，全国大部分省、市的农民都已经动起来了，动不起来的是领导层。
也许是从前在包产到户问题上受到的打击太多太大，许多领导干部心有余悸，那么多的省委书记，除了四川、广东、内蒙古、贵州等少数几个省份，其他的基本上都不发一言，处于观望状态。最勇敢的也是避实就虚，说“各种办法都可以试”，就是不明确回答可不可以包产到户。
时间在朝前走。
1979年9月25日至28日，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正式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这个决定虽然指出在农村扩大阶级斗争是错误的，虽然承认自留地、家庭副业、农村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附属和补充，但仍然不允许“分田单干”和“包产到户”。包括北京一些媒体在农业和农民问题上的言论，念的都仍然是从前的经，唱的也仍然是从前的调。
不久，由国务院农委主办的颇具权威性的《农村工作通讯》，在1980年第2期和第3期上，分别发表了《分田单干必须纠正》和《包产到户是否坚持了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两篇文章，批评分田单干违反党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同时批评包产到户既没有坚持公有制，也没有坚持按劳分配，认为其实质是倒退。
一时间，围绕着包产问题，争论得更加激烈。争论的焦点始终在姓“社”还是姓“资”上。
种种迹象都表明，突破重围绝不是那么容易，也绝不会那样简单！
客观地说，包产到户是对农村现行的人民公社体制动大手术，也是从根子上否定了人民公社！
问题在于，由于农村几十年来在人民公社这条轨道上行走，许多人，尤其是领导干部已经习惯了这样的行走，因此，对这种体制的改变一时难以适应。与此同时，分田到户面临着许多新困难，也出现了许多新问题。尤其是分田到户的初期，它的优势还没有显现出来，倒是问题出现了不少。那时候乡下的消息不断传到城里来，十之八九是农民如何不听约束，造成了农村的混乱，土地被瓜分得七零八落，碰到好地大家都抢，碰到坏地大家拼命推，以至于有的地竟被分割成几米宽，等等。再就是农具拆了，拖拉机大卸八块，五保户没人过问，劳动力少的人家唉声叹气，民办教师把学生撂在教室，自己回家种地去了……
正因为分田到户时出现了那样一些混乱现象，所以不少人在那个阶段，曾经不同程度地对农村改革产生过不理解，甚至抵触。
河南的一首民谣是这样说的：
耕地累死牛，
用水打破头。
拖拉机不用了，
大片土地成了花布头。
就连安徽，也同样诞生过一首讨伐大包干的诗：
集体分掉了，人心散掉了，
干部瘫掉了，耕牛死掉了，
农具毁掉了，机械锈掉了，
公房倒掉了，大田小掉了，
科学停掉了，公活歇掉了，
教育低掉了，贫富大掉了。
一时间，各种舆论纷起。其中最主要的批评直指思想解放和三中全会。
“什么解放思想，解放思想是乱了思想，乱了社会主义！”
“什么三中全会，三中全会的精髓是复辟资本主义！”
一时间，整个形势错综复杂，舆论相持不下，力量平分秋色。以致当时的贵州省省委书记池必卿用这样的话来概括从1979年初到1980年初的形势：那是“一场拔河比赛，一边是千军万马的农民，一边是干部”。
概括得非常传神！
那阵子，笔者正好在西安铁道报社工作，经常外出采访，接触到大量的干部工人。对当时的政策，工人们不太了解，没有过多的发言，但是相当多的机关干部表现出来的，都是反对新政策。
其实，和任何生产形式一样，包产到户（其实农村落实生产责任制远不止这一种形式，姑且让我们这样来称呼）同样有利也有弊，同样存在着不少问题，这一点几乎可以肯定。但是，选择这种还是那种生产方式最基本的依据应当是什么呢？
不按民间的说法，就按马列主义最纯正的说法，也应当是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吧！那么在人民公社和包产到户之间，哪一种生产关系更适应生产力呢？如果说是人民公社，那么人民公社干了几十年，农民生活不仅没有变好，反而越来越穷。这样一种体制，难道不值得我们怀疑，不值得我们反思，不值得我们去改变吗？
反过来，包产到户从开始的第一天起，农民马上就焕发出极大的劳动热情。从前在集体化时期干活，大家全是你等我靠，拖拖拉拉。可是现在，天麻麻亮，地里已经出现了农民干活的身影——你可以说农民自私，可以说农民不够无产阶级，甚至可以说农民不懂得或者不热爱社会主义，但是总不能指责他们太热爱劳动吧！
何况，当农民以空前的努力使粮食产量成倍地增长时，这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究竟是有利于国家还是不利于国家？究竟是有利于社会主义还是不利于社会主义？
进一步说，如果社会主义就是贫穷的代名词，如果社会主义就是过苦日子，那么人民群众为什么要拥护社会主义？为什么要走这样一条道路？
再进一步说，农民是脚踏实地的种田人，难道他们对应当怎样种田反而没有了发言权？为什么反对包产到户最起劲的差不多都是用不着下田去劳动的国家干部们？如果真的把这些吃商品粮的国家干部们也放到农村去，如果真的让他们的家人和孩子穷得连裤子都穿不上，他们愿意选择哪一条道路？是整天继续大批大斗再加外出讨饭，还是愿意通过自己的勤奋努力，使自己活得像个人？！
应当说，整整几十年的极“左”思潮，已经使这些最基本的问题都变得不能去想，也不敢去想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摆脱“左”的束缚该有多么困难！无怪一些有识之士当时就说：所有这一切，形式上是全国人民群众都在参与的大讨论，本质上却是中央最高层必须做出的选择和判断！
其实，选择前一条道路最容易。几十年来的强迫，已经使绝大多数人形成了惯性。尽管走这样一条道路十分封闭，也注定将造成人民群众普遍的贫困，但封闭和贫困对实现一种高度权威的封建式的统治非但不会形成威胁，反而更加有利！并且在当时的条件下，那样做不仅顺理成章，而且更容易被拥护被接受！
但是邓小平力排众议，坚定地选择了后者！
我们常常说历史是由人民创造的，但这绝不排除在某些特定的历史阶段，需要政治上的强人来扭转乾坤。尤其是在民主的轨道还没有开通，法治的平台尚无力搭建的时刻，如果没有政治上的强人和伟人，中国这辆庞大的车辆是难以有效启动的。历史早已无数次地用事实证明，如果仅凭着各种自发的政治力量相互角逐，那无异于任由一辆没有司机的车辆在激烈的冲撞中胡挤乱开，结果不仅会潮流互斥，社稷失衡，而且注定将是百姓遭殃，人民受难。
所幸的是，当“文革”使中国这艘古老而庞大的航船千疮百孔，几近沉陷之际，波涛汹涌的风浪中站出了邓小平。在各种时髦的理论和响亮的口号声中，邓小平丝毫不乱，他以一种朴素的方式选择了人民，这使得人民同样用最大的热情拥戴了他！
其实，邓小平对农村变革始终是心里有数的。20世纪60年代那场大饥饿形成以后，就是他和刘少奇、陈云等一批头脑清醒的领袖人物共同制定出了一些真实有效的方针政策，全力拯救并改变了那个可怕的局面。只是时代发展到今天，他需要用一种更加睿智也更加慎重的方式来观察、对待、确定农村改革的方向与前途，因此他始终在默默地看、静静地听、稳稳地等。当农村改革的趋势已经越来越分明，而万里以及一批致力于改革的干部正处于需要支持的关键时刻，邓小平再一次站了出来。
邓小平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支持包产到户。
邓小平做出的选择，是一个农民生产方式的选择，又是一桩历史进步潮流的选择。有了他的这个选择，中国农村和农民的命运就整个得到改变，中国未来几十年的命运也随之得到了极大的改变！
历史的关键时刻
此时的陕西处在一种什么局面？
从1978年直到1984年，陕西民间一些流行的顺口溜相当精彩地体现出干部和农民对落实农业生产责任制和包产到户的不同看法。
不同意从前政策的人说：
凉房子底下的人入党哩，
拉架子车的人汗淌哩。
太阳底下抬夯哩，
入党条件咋讲哩。
上工人叫人，干活人看人；
上工是摇哩，下工是跑哩！
一分工，一分活。
工分少了慢慢磨。
你看哩，他坐哩，
打不下粮食都饿哩。
锄一锄，盖一锄，
不到三天草出炉，
你给工分我再锄。
大石头移，小石头埋，
谁都不想捡和抬。
赞同新的农业政策的人说：
包工包产，专门治懒。
大包干，实在好，收的粮油吃不了。
集体个人都能富，国家还要盖仓库。
过去上地一窝蜂，评媳妇议婆婆是非不断。
如今干活满天星，不惹是不生非一心生产。
对政策多少抱有某种担心的人说：
上边放，下边望，
中间有个顶门杠。
中央放，省上挡，
戏到下面没法唱。
等着看，学经验，
人家咋办咱咋办。
领导干部怕线，
生产干部怕乱，
普通社员怕变。
所谓“线”，是指路线，领导干部最怕的是犯路线错误；所谓“乱”，是指基层农村干部担心实行责任制以后，农民各干各的，不好管理。而农民最担心的不是别的，是担心政策再变。
那些反对新的农业政策的人当时最流行的一句话则是：
辛辛苦苦几十年，
一夜回到解放前。
其实，对农业新政策抱有不同态度是正常的现象，从根子上说，这是由于新的政策尽管对大多数人有利，但至少在实行初期，也触动了少部分人的利益。同样是在县上当干部，有的干部属于“一头沉”，即本人在县上当干部，但家属还在农村当农民。这部分家属起初强烈反对责任制，尤其反对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因为主要劳力不在家，和其他纯粹的农民家庭比较起来，农业劳动就负担重一些，能够承包的土地也就少一些。但是在人民公社体制下，这些干部家属的日子同样难过。生产队分不下粮食，于是他们常常要偷偷摸摸地去黑市上买粮吃。日子过不下去还经常欠款，并且三天两头被追着要求还钱。真正实行土地承包后，他们意外地发现，粮食完全够吃了，手里的钱也有宽裕的了。于是态度大变，转而拥护土地承包。
1981年，中共韩城县委书记刘群效在向有关部门汇报全县落实农业责任制的问题时说：
农业生产责任制解决了县上干部超支问题和给家里买粮的问题，县上干部说好。在外地回来的职工和县上的双职工，没受过到外地买粮和催交超支款的苦，说责任制是右。
显然，此时反对责任制的是那些已经改变了农民身份、脱离开农业劳动的人了。
其实，真正冷静地想，对人民群众而言，如果真的新中国成立前的日子过得比现在好，那么退回到新中国成立前又何妨？在许多地方，辛辛苦苦干了几十年所谓的革命，结果干得一年不如一年，连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时候都不如。在这种情况下，退到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时候又怎么样？比如小岗村，1978年的粮食产量只有1955年的三分之一。既然如此，退回到1955年有什么不可以？
简单的一句顺口溜，从中可以透析出多少问题！至少，可以看出一些人看问题的视角，他们从来都只讲形式，只讲政治，只讲主义，独独不讲老百姓的死活！
其实，就在社会上各种议论争论不休时，一些具有丰富农村实践经验和相应理论水准的人早已经敏锐地看出来了，如果要让农民和农业进一步发展，就要在从前那种极“左”的位置上继续朝后退，而且一定要毫不犹豫地、大踏步地后退。用华县毕家公社毕家生产大队大队长刘新业的话说：应当把土地分一半给农民，一半种粮，一半种棉，粮食产量肯定会比现在翻一番。而临潼县西泉公社干部赵如意则说：现在棉花生产只联产到组，如果能联产到人，亩产会更高，能达到150斤！
但在当时，人们还没有这样的胆量，人们只敢半明半暗地搞联产责任制，只能睁大眼睛看着安徽和四川，更具体地说，是看着北京。
北京处在一种什么状态中呢？
应当说，从粉碎“四人帮”以后，农业上究竟走什么道路，执行什么政策，两种思想、两种观点始终在激烈交锋。
当时主抓农业的国务院副总理是陈永贵。
早在1975年，陈永贵就致信毛泽东，提出中国农村的“过渡”计划。计划的第一条就是将《农业六十条》规定的三级所有，过渡到大队所有。陈永贵坚定地说：这种过渡“势在必行”。
或许是有了那三年大饥饿的教训，这一回毛泽东谨慎多了，他没有像1956年那样，心情振奋地频发号召，将集体化运动热火朝天地强力朝前推进，他只是含蓄地把陈永贵的建议转交政治局去讨论。
与此前困难时期制定的《农业六十条》相比，陈永贵一手搞起来的大寨以及大寨所采取的做法，显然严重地偏“左”。如果在这条“左”的道路上不加节制地走下去，带给中国人民的根本不是什么幸福生活，而将是重复20世纪五六十年代那一场可怕的灾难！但“文革”开始后被飞速提拔起来的一些高层领导，显然还缺乏对这些问题的清醒认识，还在习惯性地坚持农业学大寨，这使得许多有识之士都感到焦虑和不安。他们殷切地盼等着中国高层有一种清醒的认识，有一个明智的改变！
然而形势并不乐观。
1976年12月，这是粉碎“四人帮”之后的第三个月，中国百废待兴，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当时的党中央却再次召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之所以说再次，是因为此次会议距上一次农业学大寨会议仅间隔了一年多一点儿的时间。会议从形式到内容，全是“文革”时期那些假大空的翻版。不久，党的十一大召开，华国锋代表中央所做的政治报告中提出：在第五个五年计划期间内，要把全国三分之一的县建成大寨县。
问题的严重还不仅于此。
1977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召开普及大寨县工作座谈会。华国锋在会上说：农村的基本核算单位要开始实现由生产队向大队的过渡，这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必要条件，也是“普及大寨县的标准之一”。座谈会要求当年冬季和1978年春季选择10%左右的大队“先行过渡”。会议形成一个汇报提纲，即《普及大寨县工作座谈会讨论的若干问题》，党中央随即以1977年“49号文件”转发了这个汇报提纲。
非常明显，座谈会将已经严重偏“左”的党的农村工作路线又一次推向了更“左”。
一些头脑清醒的人当时就惊出了一身冷汗。要知道，现存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模式，是当初在人民公社幻想以大队为基础的模式造成了巨大灾难，以致实在无法推行下去，才不得不收缩的“成果”呀！而现在，怎么完全不顾主、客观条件的许可，再一次开始向更大规模的“集体化”冲锋呢！中国农业已经被“左”倾路线摧残到如此脆弱的地步，如果继续强力朝“左”推，那就意味着那场饿死了无数人的大灾难白白付出了学费而没有受到任何教育！就会重蹈20世纪60年代初那场可怕的大灾难的覆辙！
怎么办？
在这个历史的关键时刻，几乎所有人的眼睛都看着邓小平。
不知是历史惊人的巧合还是冥冥中天意的安排，中央普及大寨县工作座谈会召开的同时，安徽省委也正在召开全省农村工作会议。就是在这次会议上，万里等人力排众议，最终以省委决定的方式出台了安徽“省委六条”——这与刚刚下发的中央“49号文件”是截然相反的两极！如果说，中央“49号文件”字字句句都是对安徽“省委六条”的批判，那么安徽“省委六条”则针锋相对，在字字句句否定“49号文件”的“穷过渡”！
这是一出对台戏。
这出对台戏更深的背景是什么？至今没有任何资料披露，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是：派万里去安徽，是邓小平的意见！并且万里临上任前，专程去拜访了邓小平！
之所以唱这出对台戏，不是由于派别不同，更不是由于个人恩怨，而是这台戏太重要了！朝小了说，它出自无数个冤魂的带血哭喊！往大了说，它托载着整条中华民族前进的航船！多年以后，仍有许多不知就里的人把这一切看作是派系斗争，甚至看作是单纯的个人或者单纯的权力斗争。他们忽略了，在社会发展的一些特殊阶段，政治常常成为主角！如果不是从政治上阻止了农业学大寨那股狂潮，如果不是用权力去开创农业全新的春天，那股可怕的“左”的力量是否会自觉自愿地退出舞台？中国人民的生活直到今天又会是什么样子的？
对台戏刚刚拉开大幕，时间的脚步也跨进了1978年。
1978年，这是中国发生伟大历史性变革的一年。这一年春天，无论自然气候还是政治气候，最大的特点都是乍暖还寒。
可以扳着指头细数：刘少奇的遗孀王光美还被囚在大牢里，彭德怀的骨灰还不能进八宝山，丙辰清明的天安门事件依然被冠以“反革命事件”。“两个凡是”的阴霾仍高悬在国人的头顶……
在种种令人不安的问题中，农业问题始终是中央领导头脑里最感麻烦的问题。
此前，邓小平已经几次不动声色地表示出自己对农业政策的态度，只是他的所有表态都没有登报，也不对外宣传，因此许多人都在企盼。
1980年4月2日，当中央高层围绕着包产到户等敏感问题争论日趋激烈且由于相持不下而处于胶着状态时，邓小平终于站出来说话了。邓小平在与胡耀邦、万里、姚依林、邓力群的谈话中说：对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生活贫穷的地区，政策要放宽，要使每家每户都自己想办法，多找门路，增加生产，增加收入。有的可以包给组，有的可以包给个人，这个不用怕，这不会影响我们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在这个问题上要解放思想。
仅仅过了一个多月，邓小平又在同胡乔木和邓力群的谈话中，再次谈到农村政策。
他说：
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
邓小平还特别强调：总的说来，现在农村工作中的问题是思想解放不够。
2012年冬季，当我在米脂孟家坪村采访时，榆林市委副秘书长马维骥不辞劳苦地为我翻查三十多年前的一些资料。十多天后，我已经返回西安家中，突然接到他转寄来的一些资料。当我翻阅这些资料时，我突然被惊呆了——手里捧读的是当时国务院副总理赵紫阳看到新华社《内参》中对孟家坪在专业化分工协作的基础上实行包产到人的做法后，给万里和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胡耀邦写的一封信。信中以孟家坪生产队为例，建议在中央书记处议一议，并特别提出：为了不失时机地把今年的农业生产抓好，特别是把秋季作物抓好，对当前生产责任制的各种形式，应当稳定下来，不要变来变去，错过农时。
这封信的落款是1980年6月19日。
时过三十二年再读这封信，仍然可以感觉到赵紫阳措辞之严谨、语气之慎重——仅从这种极为严谨和慎重的措辞中，就可以明显地感受到，那时候反对实行责任制的呼声绝不是弱小的，反对包产到户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方式的力量绝不是一般的。
就在这封打字机打出的信的落款处，有几句用钢笔记录下来的话。
1980年6月23日
新华社记者冯东书口头传说：
邓小平对当前形势认为：有些地方搞包产到户，这是不合乎传统说法，但是解决了吃饭问题。要肯定。解放思想，研究新问题。
这位用钢笔记录的人不知是谁，恐怕连他自己也不会想到，这偶然中的几句记录，却把那个时代最理性的声音记录下来了，把那个时代最强大的力量推广开来了。
和邓小平历来的风格一样，他从不高谈阔论，更无豪言壮语，他只是用最质朴的语言讲清道理。但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只有他才具有这样的魄力，也只有他才具有这样的权威。他在农村形势发展极为关键的时刻发表的谈话，对于打破僵化观念，消除许多人长期存在着的恐惧心理，推动包产到组和最终发展到包产到户、包干到户，起到了扭转乾坤的巨大作用。
其实，早在1962年，早在人们对极“左”那一套政策噤若寒蝉的时候，邓小平对农村问题就已经发表了谈话。
他说：
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
而在改革开放的关键时刻，邓小平继续坚持自己的看法：
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我们首先解决农村问题。中国有80%的人口住在农村，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这80%稳定不稳定。城市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块的基础是不行的。
直到1990年3月3日，邓小平仍然密切关注着农业。他在谈话中指出：
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与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是又一个很大的前进，当然这是很长的过程。
1992年7月，邓小平在审阅党的十四大报告稿时，又一次重申了这个思想，他指出：
要提高机械化程度，利用科学技术发展成果，一家一户是做不到的。特别是高科技成果的应用，有的要超过村的界线，甚至超过区的界线。仅靠双手劳动，仅是一家一户的耕作，不向集体化集约化经济发展，农业现代化的实现是不可能的。就是再过一百年二百年，最终还是要走这条路。
当我在21世纪的今天，在走进了许多农村，调查了许多农业问题之后读到二十多年前邓小平这些论述时，我对这位伟大改革家的敬佩源自心底，弥久难散。
显然，邓小平对农村改革，始终是站在历史和现实的双重高度去关注的。他的思路从来没有停留在从前的“一大二公”上，甚至从来没有停留在已经给中国人民带来极大福祉的“包产到户”上，他对农业和农村问题的思考，远远超出了同时代的许多人。用“高瞻远瞩”这四个字来形容邓小平的眼光，是丝毫不为过的。
我要群众
1980年4月和5月邓小平两次讲话以后，各省、市主要领导对农村新政策既不全面点头也不统统摇头的情况顿时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局势开始朝着有利于改革的方向发展。
当年7月，已经担任了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态度明确地表示：中央不反对搞包产到户。
同年7月至8月，国家农委根据邓小平、胡耀邦的意见组织实际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分赴各地农村调查，并写出了大量调查报告和理论探讨文章。这些报告和文章的观点集中起来，是建议中央应该在政策上、法律上公开承认包产到户的合理性和合法性。
至此，政策的落实被大大地朝前推进了一步！
不仅如此，这一年的春夏之交，万里被调到中央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并主管全国农业工作。这不仅从思想上有力地遏止了对安徽的攻击和指责，极大地促进了农村工作的思想解放，而且从组织上有力地推动了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在全国的铺开和发展。
但是从内心深处，许多领导干部并没有消除疑虑。
1980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省、市第一书记座谈会，专门讨论生产责任制问题。
应当说，连续两年的粮食增产，使得农业生产责任制的优点已经非常抢眼地凸显出来。但即使这样，在讨论包产到户问题时，省、市第一书记之间仍然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整个座谈会上只有辽宁的任仲夷、内蒙古的周惠、贵州的池必卿等少数几个人明确表示支持“只要群众要求就允许包产到户”这条原则。多数与会者坚持不同意，认为这条原则只能仅限于贫困区，其他地区则明确不准。
据杜润生回忆，会议休息当中，一位老同志拉住他说：包产到户，关系晚节，我们有意见不能不提，留个记录也好。
由于意见严重不统一，使得会议无法继续。于是在胡耀邦和万里的共同斡旋下，由杜润生巧妙地改写文件，最终形成了“75号文件”。“75号文件”指出：集体经济是我国农业向现代化前进的不可动摇的基础，但过去人民公社脱离人民的做法必须改革。在现在条件下，群众对集体经济感到满意的，就不要搞包产到户。对集体丧失信心，因而要求包产到户的，可以包产到户，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
应当说，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农村的发展上，“75号文件”是一份承前启后的文件，同时也是一个妥协的文件。当时不少人仍然坚持要走“社会主义的阳光道”，以致贵州省省委书记池必卿忍无可忍地说：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我们贫困地区就是独木桥也得过。
更耐人寻味的一段插曲是，当时有一位老干部，为人很正直。在包产到户问题上，这位老干部和万里发生了争论。
老干部：包产到户，没有统一经营，不符合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性质，不宜普遍推广。
万里：包产到户，是群众要求，群众不过是为了吃饱肚子，为什么不可以？
老干部：它离开了社会主义方向，不是走共同富裕道路。
万里：社会主义和人民群众，你要什么？
老干部：我要社会主义！
时至今天，以人为本，人民是天，这已经是执政者天经地义的执政理念。所有的“思想”“主义”如果不是对人民群众有益，那就绝对会被抛弃于历史的尘埃。但是在从前狂热的年代里，在“主义”和人民群众之间，许多领导干部宁要一个徒有空名的“主义”而不要群众！他们完全忽略了，社会主义如果值得拥护，那它必须具备一个最基本的前提，即对人民群众有益！
万里当时表现得非常敏捷，也非常出色。
万里说：我要群众！
“我要群众！”这是多么凛然的呼声！
遗憾在于，当时这样的呼声，甚至这样的思维都太少太少了！
那时候，想“主义”的人太多太多，想“群众”的人太少太少！
包产到户就真的那么可怕吗？
我想起从我蒙蒙眬眬懂事的时候开始，脑子里被灌输的，耳朵里听到的，就全都是“阶级斗争”。那时候，几乎每天都有可怕的事件发生。某某地方出现了“反标”，某某人被打成“反革命”。那时候经常听到，某本杂志上倒过来看是领袖的图像，图像上有着打倒之类的图示。总之，人们提心吊胆，疑神疑鬼，你防我，我防你。在那个年代，且别说对党和领袖随便议论属于十恶不赦的“恶攻”，就是说合作化不好、人民公社不好，也是触犯天条的！几乎隔一阵子，就有一批人被五花大绑着游街示众，甚至枪毙。几乎每个人都惶惶不安，战战兢兢。
但就是在这样一种可怕的政治高压下，尽管人们早已噤若寒蝉，“反标”和“反革命”事件却仍然层出不穷，或许，阶级斗争必须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就是由这些具体的社会案例积累并引发出来的。
但是结果是什么呢？
“反革命”还在继续，并有持续扩大之势。即使在那样一种高压下，农民还是偷偷摸摸地搞包产到户，搞个体经济，还是在走所谓的“资本主义道路”！
而在落实农业生产责任制的过程中，尽管有那么多的人不理解，尽管有那么多的人激烈反对，可是从上到下没有批斗过一个人，更没有整死过一个人。政策给得相当宽松，你觉得合适，你就干；你觉得不合适，你就不干！任凭你自己选择！
以米脂为例，当初县委副书记高祖玉坚决不许孟家坪村推行责任制，而他直接开创出辉煌局面的高西沟村也就果然长时间地没有按照孟家坪的方式去做。从中央到地方，各级组织都没有强迫和命令高西沟村必须这样做。最终是高西沟的农民自己无法忍受了，他们用公然反抗来向高祖玉“逼宫”，最终搞起了包产到户。
而在此之前——1980年的8月初，傅上伦等新华社三位记者走向黄土高原深入调查，他们刚走到宁夏固原县，就碰上了一件后来震惊中央的大事：小麦正黄熟待割，不料公社农民集体罢工拒绝开镰。他们说，今天哪怕干部请吃羊肉泡馍也不顶用，除非答应他们包产到户！公社迅速将此事上报给县委，县委心里同意，但不敢拿主意，只能继续上报，结果地委和自治区党委都坚决不准。一时间干部和农民尖锐地对峙起来。
当时，给北京新华总社打去电话的是傅上伦，接电话的是新华社国内部农村组副组长杨克现。十八年以后，杨克现回忆此事写道：
我立即感觉到此事的严重程度和超重的分量。因为我自己知道，包产到户，1978年安徽省小岗村农民还只是瞒上不瞒下，集体发誓，秘密实行的。现在事隔一年，宁夏固原的农民竟采用罢工的形式公开“要挟”领导，可见地下的流火已上升到了地面，如火山爆发。可见包产到户，不管是动用行政权力还是政策说教，都已是万万地压不下去了。
注定将载入史册
不管争论得多么激烈，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确实是在一步一步地前进着。
在经过激烈争论之后，会议最终形成了“75号文件”。文件充分肯定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在农村实行的各项经济政策，对包产到户的性质做出了新的解释，认为它是“依存于社会主义经济，而不会脱离社会主义轨道的，没有什么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
从此，包产到户这种责任制的推行，由半明半暗的、自发的、不合法的状态转入公开。截至1980年10月，全国实行各种联产承包的村落已占到原生产队总数的83.3%，其中实行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的占50.85%；到1981年年底，全国农村有90%以上的生产队都建立了不同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
至此，新的党中央已经从思想上、组织上、舆论上为整个中国农村即将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包产到户。而随着包产到户后农村出现的新面貌，又有越来越多的人思想得到进一步解放。
李百灵为我讲述了一件他采访中听到的事情：在一次研究农业问题的会议上，后来被公认为农村改革做出了巨大贡献的杜润生有一个讲话，他说：分田到户、包产到户是我们对农民的一个应有的让步。谁知与会的甘肃代表在讨论时坚决不同意他的说法，他们说：这根本不是什么对农民的让步，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
大多数的同志都认同甘肃代表们的意见，认为批评得好，批评得对。
杜润生本人也同样接受，他诚恳地表示：从此以后，我再也不会那样讲了。
值得一说的是，随着新的农业政策的铺开，到1980年末，中国农村的粮食收获情况是——
仍然坚守在人民公社阵营里边的平均产量不增不减。
包产到组的村社平均增产10%~20%。
包产到户的村社平均增产30%~50%。
有学者研究：如果将1952年中国农业生产效率定为100的话，1978年仅为71.1，最高的计算也仅为92。换句话说，经过二十多年的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以及无休无止的学大寨，中国农业的生产率不升反降，而且是大大地降低。其中高于1952年生产率的，只有1955年。
而1955年，正是中国农村集体化运动的前夕，也是家庭拥有独立经济地位的最后时刻。
而落实了农业责任制以后呢？
在中央第一个“一号文件”下发前的1980年和1981年，由于事实上已经为农民“松腰解带”，因此粮食连续获得了增收。
1982年，粮食在1981年增产的基础上再度丰收，总产量增长9%。
1983年，随着实行包干到户的生产队继续上升，粮食又比前一年增产9%。
1984年，粮食继续增产5%。
到了1985年，最后剩余的249个人民公社宣布解体。至此，整个中国人民公社及其下属的生产队不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61766个乡镇政府和847894个村民委员会。
伴随着人民公社消失的是，中国这片大地上再没有发生过由于粮食奇缺而造成的饥饿！
再下来，每座城市中要饭的人越来越少，每个人食品搭配成分中粗粮越来越少，粮票的作用越来越小。而从前家家户户都极为珍视的粮本则彻底消失了踪影！
再下来，随着中国农村经济的逐年攀升，中国各种票证的作用全面丧失！一些饱尝过饥饿滋味，因而舍不得用粮票去换鸡蛋的人突然吃惊地发现，粮票真的没有什么用了！许多从睡梦中醒来般的人抓紧用粮票去换鸡蛋，却发现没有人再肯和他兑换了！
再下来，从前吃得人们普遍反胃的粗粮竟堂而皇之地摆上了高档桌宴。
再下来，许多青年人开始节食减肥……
还是说当初，说陕西。
随着新政策的逐步落实，责任制已经越来越显示出它的生命力，已经越来越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潮流。
还以姚生泉的工作日记为例，新政策开始后，几乎所有的工作汇报和数据统计都让人看到希望，感到欣喜，都是激动人心的喜报。
喜报实在太多，无法逐一引用，让我们摘引1982年7月31日在澄城县城郊公社镇基大队召开的座谈会上，从干部到普通党员、普通农民的发言——需要说明的是，笔者之所以选择这天的日记，是因为这天的日记记录的不仅有干部的发言，而且更多的是普通社员的发言，并且干部和普通社员对实行责任制有着不同的看法。
第一个发言的是镇基大队党支部书记杨春生：
群众要求包干到户，原因，一是大锅饭情况下，群众负担重，全大队非农业用工占到总工分的50%。二是不少社员干活磨洋工，出工不出力。三是不公开，经济混乱。挣工的不下苦，下苦的挣不下工，自主权一满都在干部手里，群众说话不算数。
第二个发言的是镇基大队大队长（记录中没有名字），他说的内容和语调都比较含糊，我们姑且把他划进不同意责任制的行列。他的发言很短，主要内容是：
现在干部担子重了。过去一打铃、一开会事就办了，现在变成了面对家家户户。按干部的工作量，报酬有点儿低……关于社会治安问题，现在有人大法不犯，小违法不断。
第三个发言的是镇基大队八队社员王明拴。他说的同样简短，但态度非常明确：
责任制给农民打了一棒子，但他们愿意挨这一棒子。打得迟了，打得早的话早就富起来了。过去吃大锅饭，多数人吃亏，少数人占便宜；现在多数人富了，少数人有困难。现在土地利用充分了，边边沿沿都能种到。
第四个发言的是镇基大队一队社员、共产党员雷新民：
责任制比吃大锅饭强多了，不是强一点。过去人把做庄稼当谝闲传哩。过去种那么多麦，这里一筹，那里一提，不知道打的粮食到哪里去了。今年好了，有了奋斗目标，有多少地，要打多少粮食。公粮私人交比队上交还快。
责任制好是好，就是政策忽来闪去的。刚刚翻过身了，弄上两三年可变了，最担心的是不稳定。
第五个发言的是镇基大队一队社员张海新：
实行责任制以后，社员出勤率高了。我队过去社队企业人员多，转工占全队总工分的三分之一。现在负担轻了。出现的新情况是，影响学生上学（由于要参加劳动），有的小学生停学。全队52户中有8户学生停学。绺绺田多（指很分散的田），我家六口人，承包了20亩地，共17块，大拖拉机用不成，牲口挤了猪，猪比过去少了三分之一，没有牲口的户养了猪。农具不行，又无钱购置。
第六个发言的是镇基大队五队社员苏百顺：
大包干最大的好处是，千斤担子众人挑。一半以上的人两年内要翻身。少数人可能要减少收入。大包干的弱点是：各户土地都很少，饲草少，养不起牲口；牲口拉犁没有拖拉机犁得深；少数户可能解决不了化肥资金问题；有的户收入可能还不如在农业社。我家5口人，承包14.6亩地。地块虽少，但地力差别大，将来收入悬殊。
应当说，他们的发言都有好说好，有坏说坏，比较客观。
而更多的声音则发自内心地赞美着责任制。
澄城县庄头公社岳家庄大队1980年秋播前，决定每人划五分联产田。第六生产队划了地后，群众不相信。村党支部书记郭党顺一看大家不相信，干脆自己带头给联产田里上了40架子车粪。这样一来社员马上相信了。结果当年夏粮户户增产。夏收后，社员纷纷要求分地，要求落实责任制。次年，他们更进一步要求大包干。当公社向社员们拍胸脯，告诉他们党中央承诺责任制长期不变时，群众激动地说：现在不兴给中央挂匾。能挂的话我们都去给挂！
农业落实责任制期间，陕西省委曾组织了一次赴韩城的农村调研活动。调研结束，中共陕西省委常委、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朱平做了个发言。可以认为，他这个发言代表了许多人的共同心声。
朱平说：
这几天看了沿路的情况，今天是第八天，确有许多开脑筋的东西。责任制引起了农村的变化，促进了生产的发展，群众说了许多感人的话：“社会主义好”“三中全会之治胜过贞观之治”等。
这真是掷地有声！
如果说，从前有许多歌颂合作化、歌颂人民公社的歌曲是纯粹政治功利性质的产物，那么农民这些朴素的语言，则是自农业合作化以来，中国农民对中国共产党唱出的最美好最动听的赞歌！
陕西如此，全国更是如此。
早在1981年3月，在国家农委的统一组织下，由国家农委、农业部、农垦部、中国社科院农经所等部门组成的17个调查组共140多人，分赴15个省区，选择各种不同类型的地区进行调查。几个月后，他们完成了上百篇调查报告。
王伟群在他的报告文学《伟大的一步》中生动地描绘了当时的情形：
所有的调查组都有了共同的结论：当前农村形势之好，是多少年来没有过的，特别是那些长期贫困落后的地区，面貌变化之快、形势之好，实在出乎我们的意料！实践证明，联产计酬生产责任制确实是一项好政策！
调查组成员说起河南、内蒙古、安徽等地的变化，说起二十三年不变的农民收入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竟然翻了几番，心情格外激动。特别是一些党的高级领导干部更是从这次调查中看到了包产到户责任制的威力，体会到久违了的农民的喜悦心情，他们痛心地反省自己的失误，反省由于自己的“左”的思想给农村工作带来的混乱和滞后。农业部原副部长李友九在痛苦反思之后，向中央写下了一篇万言检讨书。
调查组也清醒地看到了农村中出现的新问题，由于担心政策多变，农民出现了大量的短期行为，对土地采取掠夺式耕作，对牲口过度使用，滥伐承包地上的树木，于是，许多报告都提出了一个想法，建议中央下个文件，明确包产到户、大包干都是责任制的一种形式，都可以长期不变。
这一年的10月5日，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整整开了半个月。半个月后，形成了《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在这份纪要中，充分肯定了农村实行责任制这场伟大的变革，认为农业生产责任制获得如此迅速的进展，充分反映了亿万农民要求按照中国农村的实际状况来发展社会主义农业的强烈愿望。
《纪要》旗帜鲜明地指出：
实践证明，党在三中全会以来所制定和实行的农村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各地各级党组织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具有深远意义的。
《纪要》强调：
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不论采取什么形式，只要群众不要求改变，就不要变动。
纪要形成以后，呈送邓小平。邓小平看后，只说了四个字：完全同意。
而陈云看到后，则专门叫秘书打电话说：这个文件我已看了，这是个好文件，可以得到干部和群众的拥护。
1981年12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了《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
十天以后，1982年元旦，中共中央向全国正式下发了《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这是当年向全国下发的第一个中央文件。
按理说，每年中央都会发出许多文件，并且这些文件都会按照先后排序。因此，总会有第“一号文件”以及第二号、第三号、第四号文件。但是由于1982年发出的头一个文件经历了如此曲折反复的过程，也具有如此激动人心的内容，因而使得人们对它格外关注和上心，使得它在众多的文件中脱颖而出，有了一个原本寻常、如今却格外响亮的名称——“一号文件”！
此后连续五年，中央每年发出的第“一号文件”都是有关农业的。
“一号文件”从此成为一个靓丽的称呼，一个鼓舞人心和激动人心的称呼！这个称呼以它艰难的探索、负责的态度、翔实的内容和辉煌的成就而载入史册！
至此，中国农村开始迈着稳健而扎实的步伐走向艰难的改革，也走向伟大的辉煌。长期笼罩在农民头顶的极“左”阴影正在逐渐消散，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正在恢复生机。黄河之滨，炊烟缭绕；长江两岸，花红柳绿；到处热气腾升，到处阳光明媚。
那确实是充满了希望的田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