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解放军军官的遭遇
陈冏台，陕西省户县玉蝉乡中斑竹园村人。2011年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位年届八十的老人。谈话中，他逻辑严密，表达清楚。而更为重要的是，我已经深知他这一生饱受冤屈，九死一生，但他和我谈到以往的经历时，却波澜不惊，情绪平和。
陈冏台告诉我，1949年西安解放时，他才16岁，正在户县上高中。
新中国成立前户县的县长，陈冏台知道得不多，只是在他稍稍懂事的时候见到过两位，一位叫刘禹，一位叫穆彭玲。这两位县长留给他的印象，用当时老百姓的顺口溜最能说明：
文明，镶金牙。
博士杆杆手里拿。
陕西的关中地区把头叫作。所谓文明，是指留着当时很新潮的发型。
陈冏台眼中的这两位县长，只要出门，照例骑着高头大马，后面跟着两个背着盒子炮的卫兵，八面威风，街上的行人都得回避。
而共产党的干部呢？
户县共产党的首任县长，陈冏台没有见过，但是听说了。那是户县风靡一时也激动人心的传说。大伙儿说的是，有一天，从县衙里出来一个穿着灰军装打着绑腿的人，蹲在一个卖旱烟叶的老农跟前拉话。他问老农家在哪里，生活怎么样，眼下生活和生产都存在哪些困难和问题……就这样和老农一边吸烟一边拉话，又和老农扣着烟锅对火。
穿灰军装的人刚走，马上就有人跑来告诉老农，刚才和他拉话的是共产党的县长。
老农撇撇嘴：他要是县长，我就是省长！
来人急了：他真是县长！
老农说：他真是县长，我就真是省长！
来人更急了：他确实是县长！
老农有些生气：那我就确实是省长！
来人说：我骗你就不是人！他是曹县长，叫曹希文。不信你去问别人！
老农有些发呆，他听说过共产党的县长姓曹，叫曹希文。
愣怔片刻，老农不解地问：他当县长咋还没我穿得好哩？
据说后来老农还真的跑去落实刚才那个和他蹲在一起抽烟的人是不是县长。这一落实，把老农惊讶得目瞪口呆，也激动得热血沸腾。
从此以后，共产党的干部就在户县人民的心目中树起了一种形象。
时过六十年后，陈冏台仍然牢牢地记得这件事。这件事在他心里烙下了极深的烙印，使他觉得天特别宽，草特别绿，花特别红，山特别青，全中国仿佛开遍了美丽的玫瑰。
我对党、对领袖无限热爱，无限信任，无限崇拜，对他们的一切号召都竭诚拥护并积极参加。我下定决心要把自己的一切献给党的事业。我把党和毛主席看作自己的亲爹娘，认为绕在他们的膝下是人生最大的幸福与光荣，认为我这才找到了人生最美好的归宿。说这些话，今天看来也许不太合适，但在当时，我确实是这样想的。
陈冏台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在户县师范上学期间，他学习努力，工作积极，不久就加入了共青团，又很快成为学校团总支委员。由于各方面的出色表现，第二学期，他就当选为学校学生会副主席。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党中央、政务院、团中央联合发出号召，号召在校知识青年报名参军，陈冏台毫不犹豫地就予以响应。
经过层层筛选，全校最终选定了30名学生参军。
研究到陈冏台时，学校教导主任说了一句：陈冏台文理成绩都很好，如果将来上大学，肯定是个出类拔萃的人才。
校长当即表示了同样的看法。
陈冏台不糊涂，他知道教导主任和校长绝不是平白无故地说这话的。他们平素就对自己关爱有加，此时之所以这样说，明显地带有挽留之意。只是他决心已下，不会再做其他选择。
11月的一天，户县师范30名参军的学生由陈冏台带队，戴着大红花，排着整齐的队伍，唱着革命歌曲，在沿途敲锣打鼓声和漫天的口号声中从户县师范步行到户县县城。之后，户县师范和户县初中参军小队合编为户县参军中队，中队长仍由陈冏台担任。
再下来，他们坐着当时档次最高的交通工具——胶轮马车去往西安。
坐车时发生了一个插曲。当时，陈冏台是最后一个上车的，这边他正要登车，那边人堆里突然挤出一个人，满头是汗地朝他跑来。他定睛一看，原来是父亲。
陈冏台心里一惊，他参军的事，事先没有和父亲商量，怕的是他不同意。父亲是从亲戚口中得知他今天要走的。
他来干什么？
是来送行，还是来拉后腿？
陈冏台做好了一切准备，如果父亲真的来拉后腿，那他就晓之以理；如果道理还是说服不了他，那就态度坚决地拒绝他。
谁知父亲却什么都没有说，只木木地问了一句：身上有钱没有？
陈冏台机械地回答：有。回答完了，又添了一句：你放心回去吧，一切都有组织安排，家里不要操心！说完，义无反顾地扭身上了车。
陈冏台一心想当兵，谁知分配结果一公布，他却被分配到外语学院学习俄语。
他感到莫名其妙，立即找到分配办公室，向他们陈述理由，要求去当兵，而且是当那种在战场打仗的兵。
但是被拒绝了。拒绝的理由既简单又深奥：学习俄语，这同样是战场。
巧就巧在，此时和他一起参军的同学王金德被分配当炮兵，王金德不愿意去。原因是他发现接他的几位炮兵干部个个都反应迟钝，似乎耳聋。究其原因，他们的耳朵都被大炮震坏了。陈冏台抓住这个机会，说：如果这样，咱俩调换一下好不好？你去学俄语，我去当炮兵。
王金德表示同意。
再下来——1951年元月，陈冏台被送到陕西大荔县城东一个叫“娘娘庙”的土围子里去学习。土围子里有一些破旧不堪的平房，平房之间杂草丛生，从外形上看极不显眼，但它却有个非常响亮的名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炮兵学校。
回乡的见闻
经过一年半的学习，炮校生活宣告结束。
同学们大多都分到祖国各地的炮兵部队去了，一部分同学留下来担任教员，尤其是分配到“射击系”任教的同学，都是些优秀的学员。
陈冏台也被分配到射击系。
其后几年中，陈冏台非常认真地站在讲台上，为培养中国的炮兵尽力。
1957年，炮校实行了军官轮流休假制度。6月份轮到陈冏台休假了。临回家乡前，组织上指示陈冏台，离开部队回农村的这段时间，仍然要以部队军人的纪律来要求自己，同时回农村可以了解一些情况，回来给部队做些宣传。
此前一年，农业合作化运动已经在整个中国推开，户县也不例外。陈冏台通过报纸广播和各种文件的学习，已经知道了合作化是多么好，农民对合作化是多么拥护，这使得他内心对合作化充满了美妙的向往。
后来他回忆说，回村那天，尽管是阴天，他还是觉得天蓝水澄，阳光明媚。那其实是他心灵的写照。
走到村头，他的内心更加激动。村子还是从前的村子，道路还是从前的道路，但整个村子比他离开时更热闹也更红火了。具体地说，从前村子完全是自然形态的，而现在到处张贴着各种各样的标语。那些标语口号像一把把烈火，能够把一个人胸腔里的热情全部点燃。
6月25日回家，他先是按习俗拜访了一些多年不见的亲友，其间也谈起了合作化。陈冏台敏感地发现，几乎所有的人谈起合作化，都没有他内心拥有的那种激动和热情。他们要么不以为然，要么愤言频爆。
陈冏台愣住了，他对农村的面貌做过种种猜测，唯独没有猜到会是这样一种情况。他当时就有一种预感，觉得事情不妙。
但是不妙在哪里，为什么不妙，却理不出个头绪。
第二天，他便以一个革命军人的自觉和自律，主动到父亲和弟弟所在的生产小组参加劳动。
这一参加劳动，他马上就发现问题了。
生产小组有十几个人，年龄都比他大，陈冏台把他们或者叫叔，或者叫哥。这样一种从小看着他长大的亲邻关系，使得他们在陈冏台面前说话少了许多顾虑。结果，对合作化不满的言论就不断地飞进陈冏台的耳朵里了。
陈冏台的家乡中斑竹园村，土改后成立了互助组，1956年又成立了初级社，初级社成立不过半年，立即又跑步进入了高级社。
对今天的读者来说，初级社、高级社这些名称已经遥远而陌生了。
所谓初级社，是指从简单的互助组过渡过来的以自然村或者更小单位联合在一起的农业组织。在这样的生产组织里，农民不仅可以凭自己的劳动分红，还可以凭自己的土地、大型农具（如大车、水车等）或牲畜参与分红。它有点儿类似于今天一些投资者的股份制。这种组合方式尽管比起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结构复杂了一些，对责任的划分难度大了一些，但总体来说，还多少能够体现出每家每户实际上应当得到的利益，因此农民基本上可以接受。
但高级社就不同了。
以中斑竹园村为例，刚建立起初级社还不到半年时间，还根本没有尝到合作化的任何好处，各级组织就开始“快马加鞭、一步登天”地组建规模更大、范围更广、人数更多的高级社了。很快，中斑竹园村、北斑竹园村、东伦公村、东滩村和水寨村共五个村组成立了一个高级社，名叫伦二社。
伦二社一成立，各家农户的土地、牲畜、大型农具就全被无偿地“共产”了，所有的人从此将捆绑在一起进行经济核算。换句话说，五个村子所打下的粮食除向国家缴售的，其余全部集中在一起，按人头平均分配。这样一来，原本已经出现的矛盾就更加突出，因为各个村子的情况相差很大。比如东伦公村土地质量好，旱涝保收，历史上每年除上缴国家的公粮外，每人还可以分配到几百斤粮。而东滩村地处涝河滩，土质多为砂石，产量很低，不要说缴公粮了，往往连自己的吃饭问题都解决不了，以致每年都要吃返销粮。
如今，把差别如此巨大的村子拉在一起扯平分配，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呢？
东滩村的人很高兴。虽然他们土地的产量依旧很低，但平均分配使得他们凭空便能分到年人均几百斤的口粮，尤其是他们那里根本不能种稻子，如今也吃到了大米，于是喜笑颜开，高呼万岁！
但与东滩村相反的是，东伦公村和其他三个村子的人却极不高兴。他们不但要白白替东滩村人缴公粮，还要把自己口粮中的一部分匀给东滩村人，结果收入锐减。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干部们再三给他们做思想工作，什么“大公无私”“先人后己”，什么“发扬共产主义风格”“身在农村，放眼世界”……却无济于事。这些村的农民先是对干部不满，继而对高级社不满，再下来看到政府是支持这种“胡搞”的，于是开始对政府不满。更可怕的是，这样一种扯平吃饭扯平分钱的劳动组织和生产方式，使得原本勤劳肯干的人也不愿意干活了。东滩村的人不愿意干活，是因为不干活也能吃香的喝辣的；其他村的人不愿意干活，是因为辛辛苦苦干一年，劳动果实不全属于自己！
这一来，消极怠工、消极对抗，成为当时农村中的普遍现象。
只要冷静地想一想，就会知道实行这种将农民田地无偿地收归集体的政策应当多么慎重。当初共产党发动土改，把土地从地主手里夺过来分给农民，尽管激起了地主富农们的极大不满，却获得了贫农雇农们的衷心拥护。而如今，经过土地改革的农民却面临着无论土地好坏，一律被收归集体的结局，而他们的所得，也不再是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就能够实现的了。换句话说，从此他们的利益、他们的命运就完全掌握在各级干部手中了。
从本质上说，这意味着对农民的权益进行了一次强行剥夺，尤其是对那些生活条件好的农民，剥夺的意味就更甚。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农民会满意吗？
陈冏台是一名坚定的共产党的追随者和崇拜者，那时的他尽管看到了问题，也思考了好多问题，但他始终相信党的政策是好的，至少用心是好的，动机是好的。他主动给乡亲们做工作，诚恳地告诉他们：社会主义是个前无古人的新事物，大家都没有经验，出现一些缺点不仅正常，而且难免，因此请大家务必体谅，务必理解……
但是乡亲们却并不领他这个情，他们用一桩桩一件件的事实同他进行争辩。争辩激烈时，陈冏台激动得面红耳赤。尽管他远远没有农民掌握的事实多，也远远没有农民对合作化的体会深，但他出自一种责任，甚至出自一种本能，仍然不屈不挠地为合作化叫好。
陈冏台觉察到了事情不妙，但没有觉察到不妙的程度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想。
首先是在1956年农业合作化的高潮中，干部为跟上形势而不顾实际可能，采取一刀切的办法，有条件没条件只管“合作”，以致农村建立合作社普遍出现了一种不讲目的只重形式、不看结果只要过程的浮夸现象。有的村连互助组都没有建立起来，就匆匆忙忙地建立起高级社。农民从几千年传统的单干模式一下子转变到大集体，不仅谈不上管理体制的健全和管理经验的积累，甚至连心理和生理上都无法适应。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无论生产还是生活都立即陷入了一种混乱。
比如，1956年伦二社的农民根据以往的经验，本能地想继续种“6028”小麦，但是政府却要求他们种“碧玛一号”。
农民说：“碧玛一号”种子放得时间长了，怕长不好。
乡干部说：没关系。你只管种！
农民不理解：咋能说只管种哩！种啥不种啥起码得论个道理。
乡干部就发蛮：叫你种你就种，你能还是政府能？
农民仍然不肯：为啥非要种“碧玛一号”？为啥种“6028”就不行？
乡干部却不肯说原因。
逼到最后，乡干部只好把底牌亮出来：政府早就准备了这些种子，你们不种，这些种子不就都浪费了！
农民就更不服气，认为浪费种子当然心疼，但造成这种浪费并不是我们的原因呀！何况在浪费种子和获得收成之间，究竟哪个更重要呢？
但是尽管他们不服，对方却代表着组织，代表着政府，把话往透里说，他们手里还掌握着专政这把万用万灵的工具呢！
几个村的农民不得不忍气吞声地以两倍的高价买下政府这些麦种，极不情愿却也尽心尽力地将这些麦种种进了田里。
第二年麦子立竿见影地减了产，减产幅度达到50%。
本来，如果那一年全县——哪怕是全镇都减产了，话就好说得多，可以把产量低的原因归结到天灾上去，但是事情偏偏就那么不留情面。就在伦二社其他村的小麦大幅减产的同时，夹挤在他们当中的东伦公村却获得了小麦大丰收。而东伦公村之所以获得大丰收，原因就在于不管乡镇干部怎么恐吓，他们始终软磨硬抗，坚持种了“6028”。于是同样的土地，同样的气候，同样的农民，同样的耕作方式，他们平均亩产在一石以上，是其他村子的两倍。
问题如果仅仅到此，也就不值得农民愤怒了。毕竟，干部也会吸取教训。今年强迫命令效果不好，很可能明年他们就会接受教训。如果那样，合作化道路不说越走越宽广，起码还可以试着朝下走。
但是遗憾。
小麦收割之后，紧跟着又是种稻子。
种稻时，政府似乎根本就没有吸取教训，又给农民“介绍”了一种叫“粳稻”的新稻种，要求各社大量种植，并宣传说这种稻在其他地方长得很好。
农民很实际，他们认为，这种稻在其他地方长得再好，也不能说明在户县就能长好，必须稳妥一些。他们提了个办法：今年先少种些试试。如果效果真的好，明年再大面积铺开。
按理说，这个建议入情入理，凡是有正常思维的人都会采纳。
但是乡干部坚决不干。不干的理由非常简单，到处都在快马加鞭，到处都是热火朝天，怎么在你们这儿就慢慢吞吞、磨磨蹭蹭呢？
不行！绝对不行！
结果仅中斑竹园村一个村，当年就种了45顷“粳稻”。
接下来又是立竿见影，继小麦之后，水稻再次大幅度地减产。
还有棉花。
按照常规，户县的农民每年都在谷雨节以后种棉花。但是乡政府为了早种早收，做出成绩，规定农民必须提前一个月种棉花。尽管农民都认为这样种不合节气，肯定长不好，但干部们态度强硬，硬是用扣大帽子的办法逼迫农民就范。一时间，“保守思想”“落后观念”“墨守成规”“不思进取”——无数顶大帽子漫天飞舞，把从来没有见过这种阵势的农民全吓傻了。
结果棉花又是乖乖地按照干部的命令种下去了。
由于天气过凉，几十亩棉花一苗不长，最后只得全部犁掉重种。
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浪费之大，令无数农民痛心疾首。
最滑稽的是，这时候干部们不再像当初强迫农民种植“碧玛一号”那样强调浪费问题了，这时候说的全是政治，喊的全是口号。上级要求，国家号召，总之提前一个月种棉花是党和国家的政治需要。
农民不服气，质问乡长：你既然没把握，为啥非要强逼我们种？
乡长回答得非常轻松：上级安排的，我有啥办法！
事后推测，乡长的回答有可能是假，但也有可能是真。问题在于，无论真假，你都无法撼动和改变它。真的是上级指示他这样种，他确实没有办法，只能照办；如果没有上级指示他这样种，纯粹是他自己想当然地出此“妙”招，那同样没有办法，同样只能照办。
陈冏台放假的时间并不长，但这正是合作化各种矛盾急剧呈现的时期。这一个月中，几乎每天都有大量的现象和事件朝他拥来，使得他在应接不暇的同时，也逐渐产生了一种感觉。这种感觉起初隐约，后来明显，最后竟变得越来越强烈。这就是：1956年以前，农民的日子过得很平和，也很好；1956年以后，随着农业合作化推进的速度加快，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问题。
他心里很焦急。农村中复杂的现实与他在报纸上、学习材料上所看到的情况差距太大了。在炮校时，他读到和听到的全是农业合作化的好消息。但是回到农村，才发现这些好消息是多么虚假。比如报纸上整天说农民敲锣打鼓地欢迎合作化，而事实上，农民是不敢不敲锣打鼓，不敢不加入合作社，否则大帽子朝你头上一扣，你的日子就怎么都没法过了。
陈冏台发现，随着农业合作社的建立，农民确实是被有效地组织起来了。这种组织如果用在军事上，应当说相当有效也相当有力，但用在劳动上，则远不是那么回事了。合作社越大，与农民的切身利益就越远。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指望农民“爱社如家”呢？
何况，之所以提出“爱社如家”，至少说明“家”是农民心爱的，而“社”只能提倡农民去爱。至于农民是不是愿意爱，能够爱到什么程度，那就不是简单地说教和粗暴地强迫所能够实现的了。
在这种情况下，怪事屡屡出现。农业合作化被大家嘴上说得好得不得了，但就是不打粮食；集体生产被报纸上吹得好得不得了，但就是大家出工不出力。
历史踪迹的探溯者
当我在户县采访和了解半个世纪前这一段曲折的历史时，我的心情既沉重又遗憾。
说沉重可以理解，为什么说遗憾呢？
2002年我在铜川印台区红土镇拍摄电视连续剧《郭秀明》时，结识了当时红土镇党委书记杨红刚，继而又认识了杨红刚的父亲杨彦芳。杨彦芳是一名从农村基层中走出来的干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他曾在基层农村担任公社书记，以后又担任了印台区计划委员会主任和铜川市市委党校副校长。这是一位性格耿直、品行正派、勇于实践也勤于思索的长者。他身上具有的朴素的思想和朴素的作风，使我深为钦敬。
非常巧的是，20世纪50年代初土改时，杨彦芳就是在户县农村搞查田定产。
杨彦芳告诉我，那时他还不到二十岁。当时他和一批热血沸腾的青年人用尺子丈量土地的长宽，计算土地的面积。那时候工作没黑没明，非常辛苦，却也令人振奋和激动。他们把土地的情况量准算清后，就快马加鞭地给农民发放土地证。
杨彦芳说，让他终生难忘的是，有一回他到户县所辖的秦岭深山区去看望农民，发现有一户农民在毛主席像前放了一个香炉，并敬着香。
杨彦芳指着毛主席像问农民：知道他是谁吗？
农民回答：是给我分土地的爷！
杨彦芳说：当时农民对共产党对毛主席的感恩之情，确实是发自内心的。
但是当合作化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农民手里还没暖热的土地突然又被一股脑拿走后，情况很快就变化了。
彼时户县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整体呈现出一种什么状况呢？
事隔多年，如果不是用十分努力和十分刻苦的劲头去细细搜索回顾，半个世纪前的这段历史就注定将逐渐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中。
所幸的是，中国有这样一些人，他们生得朴素，活得清白，无论岁月怎样流逝，无论生活多么曲折，他们总是在历经曲折之后，最终以一种淡泊的心态和理性的态度来厘清历史，回望来路。
户县工商局退休干部李百灵就是其中的一位。
李百灵，户县人。1943年出生。
2011年，当我在户县采访李百灵时，他已经年近七旬。
李百灵给我谈了对从前和如今一些农业问题的看法，只谈了短短几句，就使我对他肃然起敬。
之所以肃然起敬，是因为两点：
一、他直言不讳，追求真理，具有真正的文人风骨。
二、他态度客观，实事求是，展示出真正的学者风范。
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是，李百灵对农业合作化的弊端看得非常深彻，他强烈地批评1956年以后农村愈演愈烈的集体化之风。同时，他对改革开放后取得了巨大成就的分田到户所产生的弊端，同样不留情面地尖锐批评。
李百灵是2003年退休的。退休以后，他用全部精力做了一件事，就是写文章。他写的文章基本上全是与自己切身经历有关的。尽管他写文章的水平事实上已经很高，但在写文章的过程中，他仍然越来越感觉到自己知识的不足。于是这位年近七旬的长者，便像小学生一样钻进资料室档案馆，用孜孜不倦的刻苦，认真查阅着历史上的各种档案资料。
这一查阅，他六十多年的生活经历立即被调动起来了。这使得他手中的笔如泉喷涌，如潮澎湃，结果他很快完成了一部长达几十万字的书稿，题目是“农情忠言录”。
在《农情忠言录》这部书中，李百灵记录了户县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诸多事件和人物。后来我才知道，《农情忠言录》是李百灵鸿篇巨制《涝水弯弯》三部曲中的第一部。全书基本上写的是农业合作化这段时间内的人和事——和那些自己不动脑子、专门依靠现成的思想和观点来写书的所谓作家不同的是，李百灵是一位几十年社会生活的亲历者，又是一位勤于思索的思想者。这就注定了他只要动笔，写出的文章就一定不同凡响。
比如，当写到农业上开始出现不妙的苗头时，他不是按照时下流行的口径，认为缺点和失误发生在1956年以后，而是如实地描述了1954年的情况。
1954年，以消灭私有制、实行以农业合作化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改造”被提上党中央的议事日程。而在基层，从前农民或者单干，或者成立互助组的形式已开始被农业合作社的浪潮所冲击。到1954年秋收前，中国的农业合作社在原本已经10万个的基础上，又新建立了12万个。此时陕西的初级社也已经发展到3048个，可以说县以下已经区区有社。
李百灵写道：
1954年6月以后到1955年开春的建社工作，陕西不少地方存在着严重的强迫命令现象。在贪多、贪大、求高、求快的急躁情绪支配下，有的乱提口号，乱扣帽子，有的不顾条件“一鞭子吆”，有的搞“户户报名，村村建社”，对报名入社的“敲锣打鼓欢迎”，对不入社的“轮班说服”，甚至说“不入社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不入社就是反对社会主义”，如此等等。在具体的工作中，过急地把牲畜农具“归大堆”，而且作价偏低，还期过长；有的还宣布取消了土地报酬，这些举措极大地伤害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1955年春季，中国农村出现了相当紧张的情况，农民生产情绪不高，不积极锄麦、翻地和积肥，不投资生产，但却抢购生活资料，大吃大喝，有的卖大畜买小畜，卖掉牲畜再入社，还有的乱杀耕畜，滥伐树木，甚至赶走羊群“躲社会主义”。
1956年过去，1957年很快到来。
这一年，整个中国处于一种狂热中。表现在农业合作化上，是合作社已经用跑步的方式在户县普遍地建立起来了。用李百灵的话说，从此农民种什么、怎么种全由不了自己了。他们每天早上蹲在敲钟的大树下，听队长的指派，叫干什么就只能干什么。这个时候的大集体的确充分显示出便于指挥的威力，但这种便于指挥却往往是瞎指挥。夏收大忙之际，时阴时晴，本应发动群众抢收抢打，上边却向全县提出了“碾场服从秋种”的口号。结果收回的小麦长时间堆垒，竟然拖了一个多月还碾打不完。到后来无论是地里未收的小麦，还是场中堆垒的小麦，都生出了绿油油的芽子。小麦大量减产不说，质量也大打折扣。至今户县六十岁以上的人，对吃了整整一年的“芽芽麦”都记忆犹新。
问题出现得那样多，牵涉的范围那样广，于是农民怨言不绝。
这一年，在西安市委工作的户县人赵明，给户县主持工作的县委副书记曹文青写信，反映他的家乡——户县南乡一个合作社的情况。
信中反映：
一、从建社以来，社员们没有领到过一个零用钱，经济上很艰难。
二、粮食不够吃。有些人眼下已经断炊。
三、社领导贪污腐化。修河占了不少社里的地，政府发下来一批不少的地价款，再加上其他赚来的钱，合起来数目不小，却不明不白地被社领导用完了。当群众要求公布账目时，他们就给群众扣大帽子，用各种方式要挟群众。
四、社领导的父亲未经群众同意，就定为农业社的专任兽医。他什么活都不用干，拿的工分却比一个甲等全劳力还多。
五、由于社领导的父亲经常用说恭维话和用炒鸡蛋、喝酒等方式拉拢乡长，导致乡长完全站在他的立场上，不但不支持群众，反而打击压制群众，群众对此敢怒不敢言。
六、社内管理混乱，明明规定干部不能脱产，但经常有十多个人脱产，并且照拿工分。
一名户县在校高中生石敬贤也给曹文青写了一封信：
根据我忙假在家所见所闻以及到校后听到同学们的一些反映，仅向你谈以下情况：
一、关于农民对增产的看法，他们说：“农业社并没有增产而是减产。政府说农业社增产是不实的。”
二、关于农民闹事问题，部分农业社的社员准备麦收后或七八月和我们政府闹（听到龙台坊同学反映）。
三、五星三社在去冬今春民主大办社大讨论时，群众意见没有完全提出，藏在心里，对社干部大有意见。
四、关于粮食政策问题，群众普遍反映430斤不够吃……他们说：“要是政府今年还是430斤，那问题就更大了！”理由是，“去年差不多每家都还有些陈粮，去年吃了，今年就没啥吃了”。所以不够的程度就更大。
……
原籍户县、在华东地质局测绘大队工作的邢振元，在回家探亲时发现农村存在的一些问题，更是直接向党中央写信反映。邢振元向党中央报告：现在的农民已经由分散的个体经济体转变为高级合作化经济体，按理说生产情绪应该高涨，生产率应该提高，农作物也应当增产，但情况恰恰相反。目前社员们的生产情绪普遍不高，对搞好合作社没有信心，混一天算一天的思想严重。总之，无论社干部还是社员，都没有把社里的事情当作自己家里的事情来做，都抱着“一推六二五”的态度对待合作社的工作。正是由于上述情况，现在农村里还有单干户，他们死活不入社。因为他们看到，高级社的生产情况及社员个人的收入都不及初级社，不如互助组，甚至不如单干户。
邢振元反映：现在农民反应很大，地主富农及其家人有怨言但不敢声张，贫农和新中农却怨声载道、怨言颇多。这是什么原因呢？
照老百姓自己说：我们一年忙到头，吃的不富余，谁还有心情干活呢？但以我自己看来，农民所说的，也许是原因之一，但还不是主要的。主要是：
一、农民的觉悟不高，私心太大。一看现在不能私人发财致富了，于是努力劳动的心情就不大了。
二、合作社发展太快，摊子太大。有的连互助组都没有经过就建立了高级社。社干部无经验，管理不善，使社里的财产无形中受到了损失，减少了社员的收入。如县西南乡一带，在1956年夏收正忙的季节，合作社不是抢收庄稼，却规定（有的是工作组组长规定的）社员一辆马车一天只装八车麦子，而且不管路途远近。结果由于骤雨而降，下坏的麦子无法计算。这也是造成当地人民口粮不够的原因之一。
三、社干、社员都没有爱社如家的思想。因此，现在的庄稼不是做得细致，而是粗糙不堪。
四、那些年轻社干缺乏务农的经验，然而不愿向老农请教，不听老农的教导，各自搞一套。社里分工不结合实际，不根据社员的所长去派工，而是以感情用事，结果多数社员不满意。
五、合作社社干脱产情况严重，有的社干偷懒，借故不参加生产，但却能根据误工记工分，发红时间同样拿报酬。社员对此很不满意。
六、牲口集中饲养以后，由于管理饲养不周，牲口发病和死亡率较高。其次牲口的饲料留得太少，而且忙闲一样，因而牲口长得很瘦，经常要请兽医看病，因而药费花得也很多。
七、社里的账目不清，社干可以随意动用社里的钱，和社干相好的也可以借用公款。而一般的社员确实有困难时，却一文也借不到，甚至社员有病由于借不到钱而送了性命。
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我们读到邢振元给党中央写的这封信，仍然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两点：一是他用一种很朴素的笔调在向党中央反映农村的实际情况；二是他为这种现象忧心忡忡，热切地企盼着党中央能够迅速而有效地解决好这些问题。
在接下来的内容里，邢振元还写到了农民缺吃缺穿的现象，同时着重写到了中国农村此前从未出现，而从那时开始出现，直到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才最终不见的一个现象——黑市。
今天充分享受着丰裕物资的青年一代已经很难理解什么叫黑市了。最简单的解释就是，你生活中需要的一切都无法买到，于是只好置政府不许买卖的法令于不顾，偷偷进行地下交易，并且付出比市场上价格高得多的价钱去买你所需要的物资。
问题在于，所有这些无法买到的物资不是枪支弹药，不是匕首刺刀，而只是人们生存所必须拥有的粮食、副食，甚至是肥皂、洗衣粉、煤油和火柴！
为什么会出现“日益猖獗的黑市”？
邢振元主要写了两点：
第一，分配给农民的口粮太少，只有430斤，而且全部是原粮，普遍不够吃。
第二，拥来了许多外来的居民。他们没有吃的，只能从黑市上去淘去捞。
邢振元在括号里注明：这些外来居民是安徽和河南的。
应当感谢邢振元，他只是忠实地记录着生活，只是忠诚地向党中央反映情况。他绝没有想到，当半个世纪后人们来研究这一段历史时，这一个普通的括号和注释，把当年安徽和河南人民的生活情况打出了一个巨大的问号，把安徽和河南当时主要领导人的工作态度、工作作风乃至工作“业绩”都进行了一个无法回避的概括，也给他们留下了一份良心的拷问。户县农民的生活再穷苦，也还不至于流落他乡四处要饭，而安徽和河南这些流民是因为什么不得不背井离乡呢？
应当说，邢振元记录得并不全面。2011年，当我在户县采访时，许多老年人告诉我，除过安徽和河南，当时在户县流落的人非常多的还有两个省份，一个是甘肃，一个是四川。
甘肃历来贫瘠，逃荒要饭的人多或可找出理由。而四川呢？那是自古以来就被称作天府之国的呀！
户县人民了不起！
也许是得益于传统的儒家文化的熏陶，户县的知识分子普遍具有一种待人遇事“只知义，不辨宜”的耿直。当户县合作化运动屡出问题而得不到纠正时，户县的有识之士，甚至那些粗通文墨的中学生，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向各级政府写信反映情况，甚至冒着极大的风险向党中央犯颜直谏。
其实，不仅仅是户县百姓，此时问题之明显、之严重，使得能够看出问题的人已经很多了。连中共户县县委直接领导下的户县报社也已经深深地感到问题之严重，主动向县委反映情况，希望及时制止并纠正农村这些问题。
不仅如此，1957年上半年，陕西省政协派出工作组到户县视察，走访了不少干部社员。视察结束后，工作组和户县县政府领导进行了座谈。至今，户县档案馆里还保存着这份座谈记录。记录的内容很庞杂，但中心内容是以下几点：
一、社员生活苦得不得了，部分社员连买油盐的钱都没有。社员觉得人连牲口都不如，对合作社很不满意。
二、干群关系非常紧张，群众大部分都骂干部。这中间地主倒还没说什么，倒是贫雇农的不满表现得很明显。
三、干部压制群众，群众不敢说反对和不满意的话，一说话便给你戴上反革命的帽子。
四、社里的财政普遍比较混乱，一般都不公开，更没有做到日清月结，去年夏季收入，各队到现在还算不清。
五、社员不爱惜牲畜，加上物资供应紧张，造成牲畜死亡率高。草堂营由于饲料不够，死了46头牲畜。社员干活普遍没有积极性，还编出了顺口溜：前歇二，后歇三，到了地里吃袋烟！
六、不少人都要求分社，连一些社干由于搞不好团结也要求分社。
七、干部和群众对问题的看法不一致。比如发生了农民打干部的事情。姓王的支部书记认为是对群众、社干教育不够，再就是粮食余缺不平衡和某些方面干部有官僚主义造成的。但群众却不这样看，他们认为，王支书卖余粮是要争模范，他将黄豆全部作余粮卖，将牲畜饲料的一部分也卖了。群众说：王支书为争模范，群众饿死了比屁还淡！
……
可以看出，方方面面的矛盾都已经十分尖锐、十分突出。
由于这时候农民的不满情绪越来越大，而强制农民走“合作化道路”的压力同样越来越大，矛盾尖锐地碰了头。在这种情况下，用蛮力来强迫农民的事便越来越频繁地发生。
一封转发自《陕西日报》的来信，反映户县一名叫程致和的乡长随意凌辱社员的情况。这位程乡长动辄给社员扣上反动帽子，辱骂社员，尤其是他在夜里把一些社员绑在自己的房子里用柴棍拷打，直到把社员打得不能下地劳动，他仍然不依不饶，说社员是装的。
而户县报社同样就农村中动辄打骂农民的问题向县委反映：
……牛东乡千王社批判一个队长王福刚（共产党员）领导社员偷分粮食时，叫队长跪下。禹泉乡黎明一社批判中农付义堂时，发生打骂现象，最后本人说把他原谅了，才结束了会。还有个别乡、社对地主、富农、反革命及其他坏分子进行斗争时，不是从政治上把他们孤立起来，竟发生打骂和人格污辱现象。如秦镇区斗争和批判了61个，被打者28人，其中庞寺乡8名，7名被打，支书刘兴民、乡长段云亭带头打。
过半个多世纪后我们再来看这些材料时，可以看出短短一段时间内，基层干部在思想作风上已经发生了多么可怕的蜕变！那时候，且不说村支书和村长，就连乡镇一级的领导动手打人也都是家常便饭！
直言进谏
在农村接触实际越多，陈冏台心里越不平静。
一位叫羊娃的青年给陈冏台讲述合作化运动中发生的种种事情时，顺口就念了一段顺口溜：
合作化万岁，
打油排队。
排了一晌，
只给二两。
低头细想，
想起老蒋，
给回就走，
碰见乡长，
把我叫去谈思想。
羊娃念完顺口溜，若无其事地去干自己的事情了，陈冏台却还呆呆地站在原地。他心里有一种愤怒，羊娃已经不算小孩子了，应当懂事了，他为什么会念出这样一首完全可称得上反动的顺口溜？进一步深查，这样的顺口溜是从哪里出来的，为什么大家就让它传播而不制止？就算农业合作化出了些问题，就算农业合作化搞早了搞急了搞糟了，但党和政府的初衷不是为农民好吗？
他就怀着这样一种愤怒，回到了家里，并且一回到家，立即把这件事排炮般向身边所有他认为能够提出的人提了出来。
但让他惊异的是，所有的人都没有他那样的愤怒，恰恰相反，他们对他的质问还都抱有一种奇异的不解，仿佛他是天外来人。
再后来，他发现，他们全都知道这段顺口溜，而且这样的顺口溜还不止一段两段。
陈冏台不甘心，他认为自己有责任向乡亲们做宣传，也有义务把真理告诉大家。
他给大家讲道理：农业合作化道路是广阔的，苏联的集体农庄就是最有力的证明。在苏联，农民点灯不用油，耕地不用牛，党和政府之所以实行农业合作化，就是希望大家都能过上这样的好日子！
但是他很快感觉到了自己这些宣讲和动员的苍白无力！他发现农民的情绪——甚至自己家人的情绪，都绝对不是一两句标语口号式的教育就能够扭转过来。
事情到了这个程度，陈冏台的心情只剩下四个字：沉重、气愤。
沉重不需解释，气愤则比较复杂。用陈冏台自己的话来说，他气愤那些基层干部怎么是这样的！此时此刻，陈冏台始终都坚信党和毛主席对农业合作化的指导思想是对的，是基层干部执行政策时执行偏了。那一阵子，他对农村中那些强迫命令的干部非常反感。他认为是这些人水平不高，导致了农民对党和政府的不满。他不停地催促自己，把了解情况的速度一再加快，他要向党中央、毛主席反映这些情况，他想让整个农村和农民的情绪缓和下来，让他们和共产党、毛主席心连心也心贴着心。
也就从这天开始，他白天参加劳动，晚上收工回家后，就拿出小本子，把当天的所见所闻统统用笔记录下来。母亲很奇怪，问他在写什么，他把自己的想法说了。母亲吓了一跳，说：你不要写！人都爱听好话，你千万不敢照实写！
陈冏台见母亲这样焦切，只好答应不写，但心里却暗自好笑。他觉得母亲是个没文化的农村妇女，对政治上的是非搞不明白。
陈冏台照旧记录，只是鉴于母亲的反对，不公开地记了，而是背着母亲偷偷记。
一个月的假期很快就满了。回到炮校，陈冏台首先向他的直接领导——射击系主任兼党支部书记林清口头简要汇报了一下农村的情况，同时希望把这些情况按组织渠道反映到地方有关部门去，以便及时纠正。林清听完后没有多说其他，只吩咐说：你最好写出来，我代你交上去！
陈冏台用了整整两天两夜，写出了他回乡的所见所闻。为了便于理清和说明问题，他共列出23个小标题，同时借鉴马可·波罗《东方见闻录》的名字，将文章取名为“农村见闻录”。
写完后，陈冏台很快就交给了林清。他特意强调：这是向党汇报农村情况的，希望能通过组织渠道转给地方有关部门看看。属于我们工作中缺点的方面，请今后加以改进；属于群众思想落后的方面，今后可以加强教育。总之不要让这些问题继续发展下去了。
陈冏台还特别指出：见闻里谈的缺点比较多，因此不要让群众知道，否则影响不好。
现在，让我们看看陈冏台的《农村见闻录》都是些什么内容。
由于《农村见闻录》全篇共两万多字，我们只摘录其中的部分——
我们高级社由中斑、北斑、东伦、水寨、东滩五个村子组成，名为“伦二社”，约1500多口人，30多顷地。以土地之数量、质量看，一般还算较富之社。
今年夏季预分结果每人106斤麦子，麦秸约70斤，而去年每人分麦220多斤；比建社前则更少，据说建社前每人分三四百斤。据农民说，106斤还是刚碾出来的麦子，如果晒干，只能有90多斤，约3斗，每人每月以吃1斗计算，只能吃三个月，而麦是农历五月十三才打下来的，只能吃到八月十三，而秋粮一般到农历十月才能打下来，这样，中间便有一个半月时间秋夏不接，因之，很多农民都非常恐慌……
农民过去对积肥非常重视。因无化肥，只有土肥，家家茅子（厕所）都喂猪积肥，经常拾掇些烂草废柴、污水臭泥倒置其中，数十日即可积满一茅子……对路人之粪也很注意收集，经常可以看到路旁有个小厕所，名为供路人之方便，实则为自己积粪。拾粪之风甚盛，成年四季可以看到大路上挑着粪筐、拿着铁锨的老人与小孩，真可谓“路无遗粪”。大粪堆有大似古陵者，小似坟丘者，每家皆有之。
但自建社以来，情况大变了。
农民有工分的活便做，没工分的活便不做，很少考虑其对生产是否有利。一般下地劳动皆有工分，因之谁也不愿耽搁。而积粪并未定出工分，既无报酬，何必积呢？因之茅子也不垫了，粪也不拾了，有人说：“路上的粪拿脚踢呢，也没有人拾。”……
如果这样一年一年下去，庄稼地一年比一年薄了，怎么办呢？许多人提及此事都殊觉可叹，但又有什么办法呢？积粪为什么不可以定出工分呢？为什么不鼓励人们积肥呢？这种现象应立即纠正。
单干时代，自己为自己工作，都尽量精耕细作，求其增产。建社后劳动目的主要是挣工分，凡对挣工分有利者无不为也，凡对挣工分无利者何为之哉，而不计其对生产是否有利。精耕细作固可增产，但于我有几？反而耽误时间，少挣了工分，因之，不求质量、只求速度之风大盛。起初质量还能交代过，以后则互相瞒哄，越来越差，以队或以村为单位作弊之现象大增……
过去人们对地界非常重视，种地时都要在地界上种上一行庄稼，以增加收入。往往由于邻地的主人把自己的地多犁了一犁而打架打官司。现在则适反其事了。有些人犁地时为了多挣工分，故意将地边上一耱宽（约一米五）的地不犁。人家问他为什么不犁，他说那是邻村的地，不是咱社的地。问邻社，邻社也不承认是他的地。过去哪有这样的事，好好的一块地没人要，你说是我的，我说是你的。有人说，这真是“君子国”“耕者让畔”的作风。这是多么辛辣的讽刺啊！
有人对此不满说：“过去单干时人家可以加把油，几天内把活做完，剩下的时间也可以去逛逛会，看看戏，休息休息。现在把人逼得天天弄、天天弄，真把人挣死了。”
据说我村陈忠瑞就是做活挣死的。他家五口人，就只自己一个劳力，人又软，过去是教学的，没做过庄稼，现在五口人全凭自己养活，因之一天老发愁，饭也不想吃。天下白雨了，人家都回家了，他还在地里冒雨抓稻子，因为不这样就没啥吃，结果回家一病不起，临死前还指着6岁孩子不断叹息：“咋了呢？咋了呢？”
因之，最近在农村中流行了这样几句话，恐怕妇孺皆知了：“单干轻，互助重，建了社，要人命。”
活做不完的另一个原因，据说是目前用于生产的劳力少了，用于非生产和参加行政管理的人员多了。如社主任、社管委员经常脱离生产。就拿6月来说，为了清理去年的账项，就有十二三个人在办公室算了五六天账。
有一天，我在场里收麦，场边有一大堆麦粒因无人扫，芽子生得多长，东闻就指着那堆麦苗感慨地对我说：“这放在单干时代，人家一定扫得干干净净的，可是现在就没人管，多可惜呀！”
我笑着问：“你为什么不扫？”
他说：“又没定工分，我扫它干啥，瞎了让它瞎去，这就是合作化的‘优越性’么！”
诸如此类的反话很多。粮食分得少了，他们说：“不愁吃不完，这是合作化的优越性。”柴分得少了，他们说：“不愁没处放，案板底下也能摞麦秸垛，这就是合作化的优越性。”由于经营不良，大批耕牛死去，人们天天吃牛肉，他们也称之为“优越性”。
由于建社产生了上述许多“优越性”，许多农民对建社都敬而远之了。
目前，各村都建社了，只有涝河东一个村子名叫向家堡，由于修第三电厂，迁移至曲抱村东侧，因迁移尚未建社。今年春天，政府派人去建社，他们一致不肯。政府坚持要建，他们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条件说：“咱们在大路上等着，如果过去一百个人中，有一个人说建社好，我们马上就建。”不知问的结果怎样，至今未建。
有人说：“‘瞎猫好猫，逮住老鼠为妙’。建社既然不增产，政府为啥一定要叫人建社？”
有人说：“土改95%的人拥护，统购统销50%的人拥护，建社95%的人不拥护。”
除了自己家所在的伦二社，陈冏台还写到伦三社的情况：
直到7月中旬，苞谷长得多高了，一遍也没有锄，社员人心惶惶，不愿下地，闹着要分社。政府无法，只得把社划小，每村一个，现在已经划分完毕。
南斑原来是全社最落后的村子了，但分社后最积极，有的人天不明就在地里等着做活呢，几天之内就把过去所耽误的活做完了。而有些尚未分社的村子，却依然落后如故……
为今之计，出路何在？大多数农民都认为把社划小，每村一个，是解决当前矛盾最有效的办法。这样，不管在劳动质量上、组织上、粮食分配上，等等方面，问题会大大减少。发生了问题，也好解决得多。
六十多年后的今天再看陈冏台的这一段话，禁不住让人感慨万千。
事实上，由于后来农民以消极怠工来对抗当时的“一大二公”，以致中国的粮食越来越紧张，农村越来越贫穷，最终政府还是不得不把生产组织形式一再划小。如果说从前曾有人设想以县为核算单位组织起人民公社，那么随着形势的不断恶化，只好一步一步地朝后退，先是退到大致是乡镇规模的人民公社为核算单位，接着又退到村级规模的生产大队为核算单位，最终退到以生产小队为核算单位。尽管从上到下一片呼声要求继续朝后退，但是有关方面动用了强力手段阻止再退。
1961年的国庆节——此时的陈冏台已经由于直言忠谏而遭受到沉重的打击，并因此经历了一段艰难的生活，回到户县农村家中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当年的伦二社早已不复存在。他所在的玉蝉乡中斑竹园村也已经成为中斑生产大队，大队分成四个独立核算的生产小队——这比他当初提出的以每村为一个核算单位更小。
应当说，实践最终证明，陈冏台早在多年前提出的划小核算单位的设想，不仅后来被政府接受并实行了，而且是完全正确的。
但是没有人敢来证明他的正确，更没有人敢来为他伸张正义。
在《农村见闻录》中，陈冏台还写到农村干部的选举。选举时，政府早已经定好了人选，但还是要让农民来过一遍程序。农民对此意见很大。
有一次选举完后，周大坐在十字路口气呼呼地说：“我说不来，不来，人家选谁咱没意见，还是硬把我叫来，结果你们事先都商量好了，还叫我腄子来咧！”
其他人都笑着说：“算咧算咧！快回去睡觉，把你气上鼓胀病了还没钱请医生呢。”
陈冏台问农民：政府提出的人，是否都是大家所拥护的、能为大家办事的人？
他们说：“有些是，有些不是。就社主任陈益茂来说，过去抽烟、赌钱，把一份家产踢光了，人都叫他二流子，但因为成分好，又能说会道，爱和干部接近，表现假积极，便入了党。政府在选举时，净提的是党员，因此谁能不选人家呢！”
需要说明的是，这个叫陈益茂的社主任，土改时原本是个没落地主。之所以没落，是因为他抽大烟和赌博，把好好的一个家败了。
土改是根据土改前三年家庭经济状况来定成分的。陈益茂的败家恰好在土改前三年，于是原本应当是没落地主的他摇身一变，成了苦大仇深的贫雇农。
再下来，他被内定为社主任的人选了。
陈益茂之所以能够受到重用，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首先他出身好，是党在农村中的依靠对象。其次他能说会道。尽管他有许多恶习，但在党风清正的情况下，他必须收敛自己的行为，这就使得各级工作人员并不能确切地了解到他的过去。何况陈益茂靠拢党组织确实很主动、很自觉，这就使得他平步青云，从一个人人不屑的二流子，一下子成为党在农村基层组织中的带头人。他先是当上了村支书，掌握了全村的最高权力，后来又担任了高级社的社长，权力更大，地位也更高了。
可以想见的结局
陈冏台把《农村见闻录》交给林清以后，很快就发现自己太天真了。
交出以后的头几天，风平浪静。正当陈冏台觉得平静得近乎诡异时，突然有一天，训练部办公楼的走廊里贴满了大字报，围观者人山人海。原来是学校把陈冏台的《农村见闻录》用大字报的形式全文公布出来了。
陈冏台大吃一惊，当即跑去问林清：为什么要公之于众？
林清回答得有几分不阴不阳：让大家讨论讨论嘛！
陈冏台当即对林清郑重声明：这是写出来供内部参考的。我不同意公布！公布后造成的一切后果我概不负责！
再下来，炮校的干部战士热烈地讨论起来，其中家在农村的人大多都说好，而家在城市的人则普遍感到疑惑：这和我们从文件上学到的怎么完全不一样！
再下来，学校召开了团员会、党员会，宣布：考验每个人阶级立场的时候到了！
调子一定，风向突变。审判和批判陈冏台的浪潮一浪接一浪地开始了。
审问期间，对陈冏台所写的每一句话都要求提供来源。陈冏台坚持请他们去农村调查，看这到底是捏造、污蔑，还是事实。炮校也真的派出一个由二十多名军官组成的调查团去了户县，先后去了两次。后来陈冏台才知道，这些军官全都是威武森严地佩着一把手枪去的。
调查结束，始终没有宣布结果。
1958年4月，在经过一段漫长的煎熬之后，对陈冏台的处分决定终于下来了：开除军籍，剥夺军衔。紧跟着，他被持枪押解到“西安市劳教人员收容站”，在收容站待了一夜，第二天他和许多摊上了同样命运的人又被公安人员持枪押解到陕北富县任家台劳改农场。
陈冏台从此成为囚徒，并开始了他的劳改生涯。
值得一说的是，他的许多战友——同情他的人不用说了，就是整他的那些人，后来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也因为这样那样的言论获了罪。其中一些人下场比他更惨。他们甚至没有盼到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没有盼到光明和希望降临。
还值得一说的是，后来的许多事实，都证明了陈冏台当初不仅没有造谣攻击党和毛主席，而且许多看法都是客观和正确的。且不说那些有关农业大政方针的分析和思考，仅一些极小的人和事就足以说明这一点。比如他在《关于选举》一节中写到的那个陈益茂，后来成为他恶毒攻击党的重要“罪证”之一。但事实很无情，两年之后，这个陈益茂自己不争气，满身的邪气随着权力的增大而扩展暴露，最终犯了事，被开除了党籍。
更值得一说的是，二十五年之后——1982年，陈冏台已经获得平反后，他被聘请到户县二中去教书。有一天，他接到一封信，写信的人叫吕之冰，是当年炮校陈冏台同校不同系的战友。陈冏台在射击系，吕之冰在政教系，在炮校时他们互相知道，但不熟悉。吕之冰不知从哪里打听到陈冏台的地址，写信来说想和他见一见。
陈冏台很快回了信。
不久，吕之冰到户县来了。
让陈冏台深感震惊的是，这回见面，他才从吕之冰嘴里得知，那次炮校派出二十多人的调查团去陈冏台的家乡调查，吕之冰就是成员之一。当时吕之冰是炮校整风办公室的成员，在调查团中担任文字的记录和汇总工作。由于他有这样一种特殊的身份，又是政治教员，所以全校召开批判陈冏台的大会时，校方决定让他做中心发言，而且发言题目都为他定好了，是“陈冏台的《农村见闻录》是射向党的农业合作化政策的一支毒箭”。但吕之冰不愿用这个题目发言，他委婉地对领导说，自己马列水平低，不会分析，只能就《农村见闻录》的调查情况向大家做个汇报，把调查的大致结果告诉大家，至于分析批判，让别人去进行吧。
领导再三说服他，但他坚持不从。最后只好由射击系一位党小组组长代替他做了发言。
就因为秉持着一个人最起码的做人道德和良知，吕之冰不仅被划为中右分子，而且被复员回原籍泾阳老家参加农业劳动，从此他就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1982年两人见面时，吕之冰已经五十多岁了，就因为政治上这些磕绊，他孤身一人，始终没有成家。
陈冏台一边听他的讲述，一边心里翻滚沸腾，感慨万千。
吕之冰终于讲完后，陈冏台问了一句：你当时为什么要那样做？
吕之冰笑笑：不为什么。
但是陈冏台坚持要他回答，一定要回答。逼得急了，吕之冰只好做了回答，他淡淡地说：人总得有天理良心！
就这短短一句话，让陈冏台心里一颤，半天都说不出话来。他呆呆地站在原地，只觉得眼前一片模糊，整个世界都变得湿漉漉的……
在困难的日子里
让人无限感慨的是，自新中国成立后实行农业合作化，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二十多年中，随着农村极“左”政策的强力推行，中国的农业越来越不景气，农村越来越萧条，农民越来越贫穷。
至今，只要对历史抱有起码的真诚，只要你深入农村去和一些上了年纪的农民敞开心扉细谈，那些已经逝去的岁月风烟仍然会不时地在你眼前飘冉。
我曾经问过不少人，三年困难时期究竟是指哪三年。
回答很不一致。有的说，从1957年开始，粮食就非常紧张，因此三年困难时期可以从1957年算起。但更多的人说，最困难的是1959年到1961年的这三年。还有些人说，最困难的是1960年到1962年这三年。
但不管具体是哪三年，一个大家都共同认可的事实是，从1957年以后，粮食和其他物品的供应就越来越紧张了。
对这种紧张，我深有体会。
1961年，我正在宝鸡市上马营铁路小学读三年级。那时候学校只上半天课，剩下半天时间都回家去。春秋去挖野菜，冬天去农民地里挖剩下的白菜根。再就是想尽一切办法，在所有允许你开垦的土地上种植各种农作物，以做国家供应粮食不足之补充。
在那段难熬的岁月里，我这个铁路职工的孩子不仅开过荒，种过玉米，种过红薯，而且在自己家中养过鸡，养过兔子，甚至养过猪和羊。我挖过也吃过各种野菜，吃过槐花，吃过灰灰菜，吃过六合面——那是一种我只知道名字，却至今也搞不懂的食物。只记得吃进肚后拉不出大便，以致大人们只好想尽办法用手去抠。
尽管那时我只有11岁，但有些事情却刻骨铭心地留存在记忆里。
一是那一阶段死人特别多。几乎隔不了一段时间，就有消息说某某吃野菜中毒了，某某因肝炎病死了，某某由于经济或者历史问题自杀了，等等。
二是社会治安特别乱。我家住在一楼。阳台上用砖块搭了个鸡窝，说来可怜，里面总共只养了一只母鸡，是用来下蛋的。有一天天还没亮，突然听见鸡窝门被猛地扒开，随后有人抓了鸡就跑，等我们十万火急地开门追赶时，偷鸡的人早已不见了踪影。
不仅如此，那时候你吃馒头什么的，绝对不能在公开场合吃。一些人边走边吃，结果被饿得发狂了的饥民抢了就跑，一边跑一边抓住馒头猛啃。那种饥饿的状态，使得人和兽在争食这种行为上完全无法区分。
至今我清楚地记得有一天，我到宝鸡市上马营附近的联盟大队去给兔子拔草，结果在联盟大队的空场上看见了惊心动魄的一幕：一位机关干部提了个提包钻进玉米地里偷玉米，被农民抓住围起来猛打。这位机关干部已经完全顾不得脸面，跪在地上苦苦哀求。此前我只在电影上看见过反动分子或者法西斯才会这样凶残地打人，才会把人逼得跪在地上磕头如捣蒜，如今却真实地见到了，让人觉得恐怖至极。
三是有些东西把人吃得一见到就反胃。如今红薯和南瓜都成了健康食品，但在当时，不少人只能整天吃红薯和南瓜来充饥和救命。以南瓜为例。我们家在黑市上买来了两架子车南瓜，天天吃，顿顿吃。偶尔做一顿面条和米饭，里面也必定掺杂着南瓜。就这样一直吃完，然后再去买南瓜接着吃。究竟吃了有多长时间，我不记得。总之，吃得我只要见到南瓜就反胃。
再说红薯。
当时粮店里面粉和玉米面粉不足，就用红薯来顶替，具体是5斤红薯顶1斤面粉。其实这并不可怕，毕竟顶替是有限的。可怕的是我家为了度过饥荒，在上马营铁路医院后墙边开垦了一片荒地，种的全是红薯。那一年红薯产量不错，秋天，红薯被一筐一筐地抬回家。谁料想红薯极易腐烂，而且一出现腐烂，马上就迅速传染蔓延，结果我家天天抢吃红薯，吃得人只要一看见红薯就害怕。改革开放后，粮食选择的余地大得多了。结果有整整二十年时间，我从来不吃一口红薯和南瓜。只是近年来才渐渐改变了对这两种食品的恐惧。
四是那时候逃荒要饭的特别多。而且最多的是两个省份的人，一个是甘肃省，另一个是河南省。比这两个省少一些的就数安徽省。以致我小小年纪，就已经知道如何辨别这几个省的不同语言。
2007年，我由于采访自强自立的优秀妇女典型刘忠群，在陕西安康市旬阳县棕溪镇王院村住了将近十天。这是秦巴大山深处的一个村落。居住期间，我接触到20世纪60年代王院村的老支部书记李春辉。他是一位老党员和老军人，已经71岁。
李春辉告诉我：
我是1961年回生产队的，我们生产队饿死了十几个人。我一个大妈和两个亲戚都饿死了。这以前成分高的受罪大，成分低的日子好过得多。不过到了这时候，不光成分高的饿死，成分低的也饿死了。
当时队里一共是一百多人，饿死的比例至少在十分之一。
饿死的情况不相同。有些是实打实地饿死，有些是用绳子勒死了自己。为啥要勒死自己？还是因为没有吃的！那时候村里光饿死在路上的就有好几个。到粮管所去买粮，人家不供应，结果就饿死在回来的路上。
和李春辉接触后的第三天，我离开王院村赶到旬阳县城，见到了旬阳县中医院院长刘化明。刘化明是刘忠群的初中同学。攀谈中，他告诉了我不少刘忠群的往事，也说起自己以往生活中的一些情况。他上小学时，家里没吃的，母亲几乎天天都是在锅里放几片酸菜和几片红苕糊弄肚子。整天吃这个，刘化明实在难以下咽，于是哭着闹着要吃别的。他根本没有想到，这一哭一闹，使得母亲倍加心酸。结果有一回哭闹完后，他前脚出门去上学，后脚母亲就在屋梁上系根绳子上吊了。
幸亏那回有人到家里来，发现了吊在屋梁上的母亲，及时解救下来。
令人感慨的是，刘化明讲述的事情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如果说60年代那场大饥饿让老百姓蒙受了巨大的损失，那么当历史进入到70年代后，为什么仍然没有吸取经验教训？为什么农民的粮食仍然那么紧张？老百姓的生活仍然如此贫穷呢？
刘化明还告诉我，70年代，国家修襄渝铁路，称之为三线建设。由于工人和参加三线建设的一部分学生兵享受着国家供应，因此待遇比较高。他们是集体灶，间或还能吃上顿肉。结果刘化明和一些小伙伴就常常把工人吃完后扔下的骨头捡回去熬一熬，全家人捧着喝汤。
旬阳隶属安康市，安康如此，汉中呢？
历史上，汉中被称作鱼米之乡，是极为富庶的地方。无论楚汉相争时刘邦兵退汉中，还是蜀魏相争时刘备汉中屯兵，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都是因为这里富庶，能养活军队。
物华天宝的汉中，日子总当好过些吧？
2010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参与了一部电影剧本的创作。内容是写汉中市宁强县大安镇列金坝村陈锦章一家人的事迹。1935年红四方面军攻打宁强时，陈锦章积极迎接红军，并率全家老小共计十一口人参加了红军。这十一口人中，有他的父亲、妻子、两个女儿、两个弟弟和弟媳、一个妹妹、一个侄女。
长征途中，陈锦章以及父亲陈大训和大弟、二弟全部在战斗中牺牲。其余的人或者牺牲，或者失散。最终随着大部队走到延安的只有陈锦章的妹妹陈贞仁一人。陈贞仁走到宁夏同心县时，与红军总医院院长傅连暲结为夫妇，从此终身相伴。据说他们的媒人是朱德。
陈锦章的两个女儿，一个叫陈亚民，当时12岁；一个叫陈汉兰，当时4岁。长征中，16岁的陈贞仁和12岁的陈亚民轮流背着4岁的陈汉兰行走。队伍到达土门时，陈贞仁染上了伤寒，陈亚民万般无奈，只好将陈汉兰送给当地一对老夫妇抚养。她则和陈贞仁跟随大部队继续前进。她们翻过了雪山，走过了草地，在部队翻越达拉山即将进入大草滩时，又饿又累的陈亚民睡着了，醒来后才发现，队伍已经向前方的哈达铺开拔了。
陈亚民没有跟上队伍——这样一个完全偶然的细节，却整个改变了她的人生命运，使得原本有资格成为老红军和老革命的她，转而变成了孑然只身的孤雁。她流落草原，靠乞讨度日，又被人买去做童养媳，饱受凌辱。直到八年后，她才历经千难万险，回到汉中宁强家乡。
陈亚民是幸运的，她活着盼来了新中国成立。
陈亚民又是不幸的，新中国成立了，她的日子却并没有过好。
陈亚民晚年时，口述了一篇回忆录，由她的一个儿子记录而成。采访中我拿到了这份珍贵的回忆录，通过它，我们可以看到陈亚民艰难生活的点滴：
记得那是在1960年阴历三月，一天中午，家里没有一粒粮，今天晌午给娃们煮啥吃呀？我上街去“乞讨”，走了好几家老亲戚一无所获，最后走到乔继泰家，听说有几十斤粮站买回的次品苞谷，我很高兴，但愿能借到。但乔母却不肯借给，说每天要给牲口喂料，不然就拉不动车。我只好哽咽着出门，这今天算是命尽了，回家给孩子们怎么交代啊？我背着空背篓，边哭边走，腿像灌了铅一样沉重。突然我听见后面有人喊，舅婆……舅婆……我如梦初醒，转身去听，只见远处一个人一瘸一拐地在向我招手，是乔继泰。我急忙往他面前走去。舅婆，您站到……我爸爸说叫您回来把苞谷背回去先给娃们吃，下月的马料，过几天就又能买了。以后有了再还，没得就算了。我悲喜交集的心情，要是忘去了班辈很可能就跪下来谢他了，我不知是呆是傻了，只是说好、好。我背着30斤苞谷一口气跑回了家，放在石磨上一推，当天娃们没有挨饿，吃上了又香又甜的苞谷菜糊糊。这件事使我永远不能忘记。在那一天，乔继泰就是救命恩人。我深深地知道在我走后，是他很快说服了父母，把粮食借给了我。现在乔继泰因病去世了，但我及我的儿孙们是永远永远不能忘记他的名字的。
还记得1961年的端阳节前插秧的时候，小麦还没有成熟，家里又揭不开锅了，连在队上找了三天也没有借到一粒粮食，这天早上我去找驻队干部马占龙书记，只说了一句话便泣不成声：马书记，我们家已三天没粮吃了，娃们快饿死了。马书记是山西老区人，回族干部，态度生硬，讲话有时听不懂，这次他却讲得很清楚：自家同志，有什么话好好说，哭什么嘛。我说：不好意思开口，可娃娃们快饿坏了，我对不起党，给组织上添麻烦了。马书记就很气愤地说：把娃娃饿死了，不是更给组织上添麻烦了吗？记得那天是下过雨刚晴，随后马书记立即转回去到仓库里以命令式的口气让保管员给我们借了40斤谷子。娃们又能吃好几天了。
1962年也就是暂时困难的最后一年，分来的小麦已吃光了，苞谷和谷子都刚种上不久，眼看无米下锅，我就领着大儿铣华去粮食加工厂想法买点米糠，当时粮食局的领导徐茂俊给批了一张条子叫给我按特殊情况供给老红军一点米糠，但在加工厂管事的王松生说啥也不准给，最后又倒回去找徐茂俊，徐十分气愤地到加工厂去骂了一通：他妈个屁！国家暂时困难，给个老红军供应一点猪吃的米糠，拿去救命，犯他妈的什么法？天塌下来有老子顶着！把钥匙拿来，老子去称，顶多把老子这个局长撤了，还能怎么样……随后叫我去用筛子筛了一堆米糠，记得有60多斤，这下可解决了大问题。事后，又从酒厂里经常买点酒糟子来，基本上就能吃到秋天苞谷成熟的时候了。
1964年2月3日，癸卯年腊月二十，家里又添了一个最小的儿子，因为生他时一群大雁刚从天上飞过，取名叫雁娃。这一年国家已允许开垦“八边地”了，到了冬天，生活紧张的局势已基本扭转了，家家户户基本上已能过个“低标准瓜菜代”的生活了。多年来我的月工资一直是35元钱，困难时只能买100斤胡萝卜，孩子们一个个是怎么盘大的，没饿死能活到今天，连我自己也不相信。
……
陕西共分三大块：陕北、关中和陕南。
三大块中，最穷的是陕北，陕南次之，最富庶的地方是关中。
关中也被称作八百里秦川。这里土地平坦，土壤肥沃，加上风调雨顺，因此自古以来就是闻名天下的米粮川。而在整个关中平原，户县又是优中之优。即使在民国十八年那场空前的大灾荒中，户县的粮食情况也远比其他地方好得多。
但是从农业合作化运动被强力推动以后，户县老百姓的日子同样变得越来越穷，越来越难。也和历史上曾经发生灾难时一样，户县尽管同样贫穷，同样困难，却远比陕北、陕南等地强得多。最有力的证明是，户县没有饿死过人。
李百灵在他的《农情忠言录》中，以相当传神的笔调记录了当时户县的情况：
此时的户县和全国相比，处境相对好一些，但人们仍然无法逃脱常年饥饿，人人面带菜色，不是干瘦乏力，就是浮肿蹒跚。饥肠辘辘的老百姓疯狂一般吞食着所有可吞食的食物，什么麸皮、糠糟、油渣、麻籽、豆渣、槐花、榆树皮、苞谷芯。实在没有办法了，“观音土”也只得下肚。人们整天都是想着从哪里弄来吃的。
李百灵告诉我，即使这样，青海、甘肃的饥民还浪潮般地朝户县涌来。那时候户县人只要用两个蒸馍或两片锅盔，就可以轻轻松松地从车站领回一个媳妇。可以说，三年困难时期，户县几乎所有的光棍——包括智力低下者，都统统找到了媳妇。这些自愿给户县人当媳妇的妇女，无论年长年幼，无论漂亮与否，她们不看对方年纪大小，不看对方容貌如何，唯一的要求是——有吃的。
李百灵告诉我，西北大学原党委书记董丁诚，于2000年写了一篇题为“可怜天下东顾西盼陇西妇人”的文章，发表在报纸上。董丁诚原籍甘肃天水，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正在西北大学上学，他目睹了当年逃难来陕并嫁给陕西人的陇西妇女的凄惨和无奈。这中间有一些人甚至是被他叫作婶子或嫂子的。董丁诚以沉重的笔调写道，这些妇女为了逃命，“抛弃”了自己的男人和孩子，来到关中嫁给陕西人，但她们并未和老家的男人离婚，实际上是一种重婚。但谁能忍心说她们犯了重婚罪呢？要知道，她们正是以这种重婚的方式养活远在甘肃的男人和孩子啊！她们吃着陕西人的饭，给陕西人当着媳妇，却暗地里将陕西人家的钱粮偷偷寄给甘肃老家的男人和孩子，就用这种方式来维持留在家乡的亲人的性命。
最令人揪心的是，困难时期过去后，政府要求她们迁回陇西，但她们已经在陕西生下了孩子——两边都是丈夫，两边都有孩子，手心手背都是肉，这让她们陷入了非常痛苦的选择中，并由此发生了一个个令人肝肠寸断也令人震惊惋惜的故事。
李百灵以如椽之笔记录着这批难民的生活：
沿门乞讨，吃了上顿没下顿，许多人在街道，饿得呷着口水，缩着脖子，四处转游（悠）。目光不住地睃（逡）巡，发现有人在食堂或路上吃着馍，就悄无声息，猛地扑上去，把馍抢来，往上吐唾沫，或扔入路旁驴粪牛粪堆中，任你气愤痛骂，殴打撕扯，决不还手，也无力还手。被抢之人如嫌馍脏了，就放弃了。抢馍的人根本不在乎馍脏不脏，三口两口狼吞虎咽就把馍塞下肚。但有的被抢人，馍再脏也要抢回来，抢馍人便白挨一顿打。这样的事，县城街道上每天都要发生两三起。
通货膨胀，人民的吃穿用全面紧张。户县1961年与1960年的商品供应相比，猪肉下降了60%，火柴下降了63%，肥皂下降了50%，胶鞋下降了80%，白酒下降了60%，自行车下降了77%，缝纫机下降了39%，炼油下降了37%……
李百灵告诉我，当时全国各地都有人拥到户县来，但拥来得最多的是甘肃难民。
我问他，甘肃哪个地区拥来的难民最多。
回答是甘谷。
一语让我内心一震。
刘雪海一家人
1968年，我作为知识青年到宝鸡县天王公社十二盘生产大队插队落户。
紧挨着我们知青点居住的是刘雪海一家。刘雪海是生产队的会计，也是一位勤朴忠厚的农民。刘雪海的媳妇同样是一位忠厚善良的妇女，她非常真诚地关心着我们这批不谙世事的知青。尤其是后来知青陆续招工回城，而种种阴差阳错的机缘使整个生产队只剩下我一个知青时，她经常给我端来一碗面或者拿来两个馍，让我能够吃口热的吃顿饱的，也使我始终对她怀有一种深切的感恩。至今，距当年插队落户已经有四十多年了，但是我们队的不少知青都与十二盘的乡亲们仍有来往，都与刘雪海一家人仍然保持着非常融洽也非常亲密的关系。
那时刘雪海一家有七口人。除了他们夫妇俩，还有刘雪海的大哥和二哥（他们都是光棍），再就是大女儿刘吉香、二女儿刘吉秀、儿子刘文忠。后来我招工离开农村后，知道他们又添了小儿子刘怀忠。
农村妇女一般不称呼名字，山区就更是如此，所以我们一直称呼刘雪海的媳妇“吉香她娘”。改革开放后，吉香和吉秀相继出嫁，而且都嫁到了外村。家里只有文忠和媳妇巧燕同老人们在一起生活，我们才又慢慢地改称她“文忠娘”。
也许是因为文忠娘说话带有明显的甘肃口音，我头一回接触她，就知道了她是甘肃人。至于是甘肃哪个地区，为什么会来到陕西，则从来没有问，也不需要问。尽管那时我们还很年轻也很幼稚，但是困难时期的一些生活片段还是牢牢地镌刻在脑子里了。那时候来自全国各地的乞丐潮水般朝关中平原涌来，村里有几个外来户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的是，几乎每年收麦以后，文忠娘都要回甘肃一趟。那些年，到处粮食紧张，她每次回去，照例会背些粮食。十二盘出山只有一条羊肠小道，需要走约三十公里才能到达山口。出山后还要再走大约十里路，才能到达西宝线上一个叫阳平的火车站。每次她就是从这里上火车朝甘肃返。那时候我脑子里隐隐闪过念头：那么遥远的距离，那么辛苦的跋涉，她为什么总要不辞辛苦地回去？
凭着一种直觉，我觉得这和当年那场大饥饿有关，但是为什么会与它有关，我却没有任何依据。
现在回想起来，人是多么健忘。生活的流水不停地朝前冲刷着，于是那些曾经经历过的生活便由于已经过去便不再重要，也由于不再重要而愈来愈被忽略。我们自称是知识青年，其实对生活和历史究竟有些什么认知？譬如当年那场大饥饿究竟饿到什么程度？文忠娘为什么会从甘肃来到地处秦岭深山的十二盘？为什么这个秦岭深山中的小山村那一年会奇迹般地收留了十多个甘肃妇女？
坦率地说，我们从来没有去问，甚至连想都没有去想。
让我倍感惭愧的是，直到2012年春天，直到我为写作这本书稿而特意回到十二盘去做调研时，我才突然觉得，应当问问文忠娘的经历，应当落实一下她究竟是否如我所猜，是那场大饥饿的受难者。
此前，我每次回村，都住在刘雪海家，天天都和他们一家人相处，却从来没有问起过这些。我只是回十二盘休息，只是去玩去散心，只是对自己感兴趣的话题进行询问和了解。而这一回，我照例和文忠娘坐在一起拉家常。是一种顺理成章的拉家常，也是一次有针对性的拉家常。
那天早上，80岁的文忠娘为我端来了早饭，慈祥地坐在一旁，问我媳妇怎么样，孩子怎么样——这是她淳朴和善良本性最生动的体现：永远把别人记挂在心上。
她问着，我答着，一直到她不再问了，我开始问她。
我问她：是不是甘肃甘谷人？
回答是。
甘谷哪里？
她详细地给我说起来。在甘谷火车站下车后，朝北走30里。她前两年才回去了一次，甘谷火车站变化太大了，她根本就认不出来了。要不是侄儿来接她，她根本就找不着原来的影子了。
她说她侄儿是开着车来接她的。
我问她：甘肃那边现在的日子怎么样？
她说：好，现在都好。不愁穿不愁吃，路也修好了，能开汽车。
我又问她：是哪一年到陕西来的？
1960年。
那一年甘肃是不是特别困难？
困难么。把人都饿死了。
说这句话时，她口气淡淡的，表情木木的，似乎那些岁月中发生的事情与她关系不大。
如果不是我无意中又问了一句，这段对她来说刻骨铭心的岁月很可能就会过去了，至少不会再对我继续讲述了。但是我无意中又问了一句：你家里有饿死的没有？
有么。
饿死的是谁？
我二哥、我侄子——
我犹豫了一下，不知是否该继续向她提问。毕竟，这都是过去的事情了，并且这里面很可能包含着巨大的伤痛。
但这不过一刹那，我便坚定了继续提问的想法。之所以如此，全部原因就在于：在我采访和写作本书的两年中，我越来越惊讶地发现，直到今天，仍然有太多的人完全不了解“文革”结束以后，为什么党和政府要那么坚定地进行拨乱反正？又为什么要用壮士断腕般的决心来推进农村改革？历史和现实从来都不会分割，如果没有对历史的清醒认识，就绝不可能有对今天党和政府各项决策的正确理解。在很大意义上，如果不把一场社会大变革的前因后果说清楚，人们就一定会彷徨，会困惑，会疑窦重重，甚至会满怀真诚地去开历史的倒车！
我继续问了下去。
那天文忠娘告诉我，她的老家在甘肃省甘谷县金山公社八柳湾大队（音）。
那天她为我讲述了她当年逃难的经历，讲述了她的兄弟姊妹在那场大饥饿中被饿死的情景。
客观地说，情况比我的想象要严重得多，也悲惨得多！
文忠娘只是个普普通通的农村妇女，她完全搞不懂政治，更搞不懂上层建筑和生产力这一类过于抽象也过于复杂的问题。留在她脑子里无法消退的记忆只是：那时候太困难了，到处缺粮食！
她说：那时候都逃命哩！各走各的，谁也顾不上谁。娘顾不得儿，儿顾不得娘；媳妇顾不上女婿，女婿顾不上媳妇。
她说：说了你笑话哩，那时候没钱买火车票，只买一站两站骗人家，反正只要能混上车，就硬蹭着往远处走。人家再吼叫，咱都不说话。要逃命要活命哩！
……
我一语不发地听着，内心不停地翻滚。
已经饿死了那么多亲人，已经悲惨到这样一种程度，可是她觉得惭愧和抬不起头的事情竟然是没有如实地掏钱买火车票，是对公家做了不诚实的事情！
话扯远了，还是说户县。
户县那几年究竟收留了多少甘肃妇女？这些妇女中有多少是未婚，有多少是已婚的？现在已经很难统计得清了。但一个铁的事实是，在户县新组建家庭的同时，原本许多在甘肃农村的家庭只能被迫解体。
直到1961年，中央调整了农业政策，一些鼓励农民积极性的措施相继出台，包括恢复了农村的“三自一包”，整个经济形势开始逐渐好转，政府这才缓过手来处理这件事。
李百灵告诉我，当时陕、甘两省曾经为此专门签订过一个协议，凡是未婚女性在陕西结婚成家的，一律予以承认；凡是已经在甘肃原地结过婚，而后又在陕西成家的，一律遣送回乡。
那时的李百灵只有十八九岁，他从一家化工学校毕业后，没什么事干，于是到户县牛东公社去临时担任电话总机接线员。他目睹了遣送甘肃妇女的情景，也由此知道了，有不少甘肃妇女不愿意返回原籍。政府派人来动员，她们就逃出去躲。最后政府只好动用民兵，采取半夜抓捕的办法，抓住后强行遣送。
李百灵至今记得，其中有一位年纪很大的人，眼泪汪汪地看着自己的媳妇被民兵抓走，又眼泪汪汪地追去给媳妇送棉衣。两人肝肠寸断，依依难舍。
其实，形势有多么严峻，不用看别的，只要看看那时的中央文件，听听那时广播上唱的歌，就会一目了然。
1960年7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全党动员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
紧跟着，1960年9月7日，中共中央又发出了《关于压低农村和城市的口粮标准的指示》。
想想看，已经极度地吃不饱了，已经惊慌无措地四处逃荒要饭了，还要继续压低口粮标准！
造成困难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克服困难最主要的办法是什么？
其实，问题并不复杂。如果说合作化运动早期已经有陈冏台这样的人对农村和粮食问题进行了调查和思索的话，那么随着集体化弊端的日益凸显，答案已经越来越清楚。
农民思想家杨伟名
早在2005年，《人民日报》驻陕西记者站站长孟西安就送给我一本书，书名“一叶知秋”，副题是“杨伟名文存”。
书的扉页上还有钢笔书写的一行字：2005年9月9日陪梁衡参观访问。
现在回想起来，我为自己的孤陋寡闻倍感惭愧——我问孟西安，杨伟名是谁？
回答：是户县一位农民思想家。
我多少有些不以为然，如今给人戴高帽子蔚然成风，明明连写作基础都不具备的人，却可以堂而皇之地在各种媒体上被宣布为作家，并且动辄便是著名作家。农民思想家这顶桂冠到底是真是假？究竟有几分可靠？
想了想，我又问他：梁衡是谁？
回答：是《人民日报》副总编。
这使我多少感到了惊讶，《人民日报》副总编亲自到户县去看望一位农民，去索要一本农民的文稿，这多少能够说明这位农民的价值。
何止如此，在以后的日子中，我又从其他朋友口中听到，梁衡之所以去户县，是因为他当时正参与起草十七大报告，想找一些有基层实践经验又有思想理论水平的人，争取能够在起草报告时受到些启发。他就抱着这样一个目的来到了户县。他没有按照惯例先走进县委县政府，而是直接去了民间。
还有人告诉我，不仅是梁衡，包括陕西省原省委副书记牟玲生、西安市原市委书记陈元方等多位省、市领导，他们或者直接来到户县，或者间接写下文章，都对杨伟名进行了高度的评价和赞誉。
当天晚上，我翻看了一下《一叶知秋》。
不翻则已，一翻就整整看了一夜。看完后，我不知道该用什么字眼来形容自己的感受。是感慨万千，是心潮澎湃，是如沐春风，是醍醐灌顶？
都是。也都不是。
从那以后，我就一直留了个心思，在合适的时候，我一定要去户县看看。
2011年7月底，我终于来到了户县。
我陆续接触了熟悉杨伟名事迹的一些人士，又陆续采访了杨伟名的儿子和女儿，于是杨伟名这个人物在我脑子里开始一点儿一点儿变得鲜活。
杨伟名，户县县城北街七一村人。1922年农历十二月三十出生于县城北街顺城巷一个小磨坊家庭。
杨伟名之所以出名，在于他和陈冏台一样，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当前形势怀感”。和陈冏台的不同在于，陈冏台的《农村见闻录》写于1957年，而杨伟名的《当前形势怀感》写于1962年，其间整整间隔了五年。陈冏台写完文章之后，没有给其他任何人看，完全是按照组织纪律的要求，按逐级程序交给炮校射击系党组织的。而杨伟名这篇文章写成后，则不停地向外投寄，不仅投寄给县上，而且投寄给市上、省上，直至中央。
严格地说，《当前形势怀感》这篇文章不是出自杨伟名一人之手，而是三位农村基层干部联合署名，也反映了他们共同的心声。
这三个人是：
户县县城北街七一村大队会计杨伟名。
户县县城北街七一村大队党支部书记贾生财。
户县县城北街七一村生产大队长赵振离。
这其中，贾生财在书写《当前形势怀感》这篇文章中的作用仅次于杨伟名。
我们就从他说起。
贾生财是陕西富平人。
1929年（民国十八年），陕西秋季大旱，旱象之严重为百年罕见，以致渭北高原大片土地颗粒无收，于是灾民潮水般涌向周至和户县等地。
贾生财也是其中的一个。
这场大灾荒，使得贾生财的爷爷和奶奶相继死去，不久父亲也郁郁而死。母亲只好带着他和三个姐姐来到户县县城北街，靠卖荞麦凉粉为生。由于生计艰难，贾生财的三个姐姐先后被送人做了媳妇，母亲只留下年幼的他。
2011年，当我走进贾生财家，见到他的老伴——88岁的山秀云时，提起当年贾生财受过的苦难，山秀云仍然泪水涟涟。
山秀云说：他是从富平要饭过来的，在周至打工。那阵子好多人都种大烟，他是帮人割烟。他妈就在户县城北卖凉粉。他在周至时间长了，想他妈了，就从周至回来。回来后他问他妈：你喊叫不喊叫？一句话把他妈问得心里难过了。问这话没有三天，他妈就死了。
说到这里，山秀云直哽咽。
我听得莫名其妙，什么是“喊叫不喊叫”？为什么这样一句话竟导致了贾生财母亲的去世？
等山秀云情绪平静下来后，我向她提出了这个问题。
原来，贾生财是问他母亲卖凉粉时喊叫不喊叫。旧社会妇女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如果没有极特殊的情况，是绝不能抛头露面去做生意的。贾生财的母亲是位守规矩、懂尺度的人。站在街头卖凉粉，本身已经令她倍感难堪。偏偏招揽生意是需要扯着嗓门喊叫的，这对循规蹈矩的女性更是一种极大的羞耻，也因此，贾生财问的这句话，使得她伤心欲绝，觉得愧对儿女。
或许是贾生财有这样一种苦难的经历，新中国成立后，他很自然地成为党依靠的对象，而他也全心全意地依靠和拥护着党。他积极完成党交给的各项任务。尤其是在成立互助组时，他一马当先，又通过自己身先士卒的垂范，使得互助组成立的当年就获得了粮食大丰收。
1950年，贾生财入了党，1953年又担任了党支部书记。当党中央提出农业走合作化道路时，他坚决响应，很快在七一村建立起初级农业社。
1954年秋季，初级农业社的苞谷收成特别好。当年贾生财被选为“劳动模范”，要去北京开会。那时候商品经济很不发达，更谈不上信息交流，农民根本不知道去北京会面临些什么。临走前，山秀云给贾生财烙了足够吃十天的饼。贾生财就背着这些饼子坐火车去了北京。
火车在陇海线上奔驰的时候，贾生财望着窗外的一切，心里充满了激动。此前，他只是到过关中的一些地方，是以逃荒要饭的身份去的，那时候他蓬头垢面，磕头作揖。那种低贱，那种羞辱，是任何语言都无法形容的。而今天，他是胸戴红花，坐着火车，以“劳动模范”的身份代表着陕西上千万的农民去北京开会的。那种自豪，那种光荣，同样是任何语言都无法形容的。
在贾生财心里，新旧社会两重天不是虚幻的海市蜃楼，而是触手可及的、实实在在的现实。
据后来的人说，坐在火车上的贾生财说话很少，整个旅途中始终眼睛望着窗外，他看见了些什么，想了些什么，没有人知道。但是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他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共产党号召他做什么，他就义无反顾地去做。毛主席要求他做什么，他就满腔热血地去做。哪怕赴汤蹈火，抛洒热血。
那回去北京，他不光去了天安门广场，不光和许多同样是模范的农民交上了朋友，而且见到了毛主席。
完全可以想见，那次北京之行，给了贾生财多少激动，也给了他多大的鼓舞。
从北京回来不久，合作化运动开始逐渐深入，此时的贾生财，对党和毛主席的任何指示都字字领会，句句落实，完全达到了忠贞不贰的程度。
1956年春，户县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掀起高潮，贾生财是当仁不让的积极分子。在他的鼓动和组织下，户县原七一初级农业合作社迅速扩展为城关五星第一高级农业社。
次年，在反击右派的斗争中，贾生财同样以空前认真和空前积极的态度站在反击右派言论的最前线。当时陕西省副省长、民主党派人士韩兆鹗是户县人。韩兆鹗被打成右派后，《陕西日报》曾发表过一封人民来信。这封信上揭发韩兆鹗最重要的“罪行”就是破坏合作化运动，鼓动“落后分子”拉牛退社——这封信是户县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30名代表联名发来的。信上署名的第一个人就是贾生财。
不仅如此，户县当时的工商联副主任委员王虞庆在工商界带头鸣放，针对当时社会上由于政策失误导致出现的各种问题提出意见。其中自然也谈到农业合作化的问题。
王虞庆说：农业社社员不愿意做活，成天上集，不能发挥他们的积极性。群众反映，做死都不顶啥。现在农村问题严重，农民没啥吃的，还不敢说，都敢怒不敢言。我敢说，看他还能把我划成右派……别的不说，高级社后，全县有600单干户，他们都搞得好。要说优越性，优越性都在他们那边。他们不管吃的穿的，都比农业社的社员好。影响到社员，光想出社。
王虞庆这些实话刚说出来，户县工商界立即对他开始了批判斗争。在斗争王虞庆时，为了“摆事实，讲道理”，还专门邀请了城关镇北街农业社主任贾生财参加。而贾生财也不负众望，“以生动具体的事实有力地驳斥了右派分子对合作化及粮食政策的诬蔑，使群众受到了很大的教育”。
可以看出，彼时的贾生财，浑身都透出昂昂生气，都洋溢着走向合作化的活力。
但是谁又能想到，就是这个率先倡导、积极带动、大力组织农民入社的贾生财，在其后的六年中，经过反复的实践和磨砺，却在思想认识上发生了一个质的变化，进而和杨伟名、赵振离夙兴夜寐，挑灯夜谈，认真讨论现实生活中已经无法回避的问题，并把他从实践中得到的材料、事实和由此形成的思想观点统统倾吐给杨伟名，最终促使杨伟名写出了那篇轰动一时的、反思农业合作化政策的文章。
这六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其实，从合作化一开始，问题就逐渐显现，只是初期还没有那样严重，没有那么触目惊心。因而贾生财尽管看见和听到了，但觉得问题不大，是可以克服的。
没想到随着时间的流逝，问题竟越来越严重了，这使得贾生财不得不重视起来。
首先，他发现农民普遍不愿意加入合作社。
为什么不愿意加入？
因为合作社的优越性根本就没有体现出来。恰恰相反，体现出来的全是弊端。
比如，宣传合作社的好处时，往往以苏联为榜样，说“耕地不用牛，点灯不用油”。但是且别说当时更加贫穷的其他县，就是被誉为“金周至银户县”的这两个县，又哪里来的什么大型机械耕地呢？合作化以后，由于耕牛成了集体的，谁也不精心去喂养，结果大批地死亡。结果别说耕地不用牛，而是想用牛也没有几头牛了。至于点灯不用油，就更是瞎扯！现实是点灯的煤油和豆油越来越少，供应越来越紧，以致农民针对性极强地也编了两句话：耕地缺牛，点灯没油。
为什么会出现如此糟糕的局面？
贾生财慢慢发现，原因固然很多，但最主要的是责、权、利不分的体制，使得农民丧失了生产和创造的积极性。
从前，农民是以家庭为基本单元来种庄稼的，每年的收获除了交给国家的那部分之外，剩下的便全是自己的。这样，每一位农民都不吝力气，千方百计多劳动多打粮食。那时候没有任何人动员，农民就会合理地安排自己的耕作，一刻不闲地过好自己的日子。
但是到了初级社的时候，情况就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农民从自觉地参加劳动已经变成每天不自觉地甚至是半被迫地去劳动。
为什么？
因为你不知道你的劳动和自己有什么关系，至少，不知道和自己有多大的关系。如果说从前农民能够清楚地看见流汗付出和收获粮食是绝对正比的关系，那么现在这种关系不说看不见了，起码变得模糊了，遥远了。
人民公社威力之大、权力之大，几乎可称无边。原来属于高级社的土地、耕畜、农具等生产资料以及公共财产，一声号令，便全部无偿地收归过去。甚至连社员们原来各自经营的自留地和个人宅基院落内的树木也同样收归。最严重时，连农民饲养的家禽都不能幸免。银行和信用社也借机强收强扣各种贷款。这种对农民经济上的全面剥夺，引起了农民极大的恐慌。尽管政府加快发展农业合作化的初衷绝不是要剥夺农民的财产，而是期望加速农民的发展和富裕，但这种做法却事实上形成了无情的剥夺，以致许多农民和当年的地主一样，为了逃避被“共产”而绞尽脑汁。他们突击砍伐自有树木，加紧宰杀自养耕畜。一些原本富裕的高级社和比较富裕的农民被强行与穷社合并拉平后，感到吃亏，因此加紧挥霍浪费。而那些穷社的社员也乐得大吃二喝。他们普遍认为，共产主义可算是来了！从此真的“锅灶不用留，吃饭不用愁”了。既然如此，人们还何必去“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呢？
不吃白不吃、不拿白不拿、不偷懒白不偷懒的思潮由此而起，而且愈演愈烈，成为整个中国长期难以治愈的风气。
国家乱拿集体，集体乱拿个人。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在这种情况下，农民也开始乱拿国家和集体的。真正是“公私不分”了。从此，“做活不论瞎好，工分一样多少”“晌晌活，慢慢磨，干得多了划不着”“吃不吃都有你，干不干三顿饭”——消极怠工成为其后几十年农业劳动中的普遍现象。
不仅如此，从前农民起码还有个自由活动的空间，除了耕种之外自己还能够搞些副业来补充家庭经济。但是到了集体化时期，这一切都被统死。只是到了最后，农民已经饿得奄奄一息，已经顾不得政策到底怎么规定而冒死“突围”时，他们才自发地恢复了一些属于个人的经济活动。
就是这极其微小的经济活动，拯救了无数个家庭，也拯救了无数条生命。
我们查找到当年户县的一份档案，这是1961年户县县委开展全县整风活动中，对社员们在市场上的一些小买卖进行批判的记录。上面记录的都是农民讲述自己一年中都通过哪些渠道赚到了哪些钱。
整风会议记录：1961年5月13日
主持人报告当前形势，对这次会议的认识。
社员孙：当前形势好转，市场活跃。我个人在二三月做过几次生意。贩猪、贩辣子。贩辣子每次贩一二十斤，共得利30多元。
社员王：今年卖了一月多的皮子（面皮，一种陕西人普遍爱吃的食品）；卖过几次馍，除过税，个人能得利30多元。我在正月还赌过几次钱，没输没赢。
社员李：我在今年卖过有三个多月的油，过手钱有300多元。
山秀云：因今年家庭生活无法维持，把自己分的20斤棉花拿到河北（指渭河北）卖了。
……
需要说明的是，记录中的山秀云就是贾生财的妻子。此时的贾生财仍然是模范，是城关人民公社所属的城关北街生产大队的党支部书记。我们不知道，此时贾生财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他当初去北京开会的那股子壮志豪情是否仍然不减？但至少有一条，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他也不得不默许自己的妻子置国家法令于不顾，偷偷摸摸地去渭河北岸卖棉花换几个钱——如果换个更彻底的说法，此时的贾生财已经从当初批判他人的行列里，不由自主地站进了被批判的行列。
这是一个多么巨大的改变！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一种改变？
很简单，贾生财的日子同样难以维系！由于长期吃不饱饭，他已经不得不把自己的小女儿送给别人！不得不把两间厦子房拆掉，用门房楼板去换些苞谷来填肚子！
这份记录还记录了多位社员的“供词”，有检讨自己卖过馍、麻糖、中药材的，有检讨自己给人看风水骗钱、赌博和偷盗生产队玉米的。其中比较典型的有两个社员。
一个是社员张，他检讨说：
我个人产生思想滑坡。盖房能欠外债400元，在去年9月份，向西宁贩烟叶，没有得利。后又贩茶叶40多斤，拿到岷县，赔了300多元。后来又用了250多元贩卖当归，拿到西安去卖，在西安被市管会发现，强制上了80多元的税。又把当归带到广东去卖，结果被当地全部没收了，赔了几百元。今年正月卖灯，赚了50多元。像我个人这样做下去，感觉对不住党对我十多年的教育，我个人是退职干部，这样做是完全不对的。
仅从这短短几句的检讨中，就可以窥见这个社员张处于一种怎样的生活状态。他盖房欠下别人的钱，想通过贩卖烟叶和其他物资赚到钱，结果不仅没有赚到钱，反而到处被罚被逮，可以说丧魂落魄，东躲西藏，成了人人喊打的老鼠。
一个人活到这种地步，别说尊严，他的生活究竟还有什么指望呢？
另一个社员姓王。他检讨说：
我在供销合作社申请回家以后，因了家庭生活问题，在街上摆了个干果摊子，赚了100多元。因我女人经常有病，赚的钱都花了。我这样做完全不对，经过这次教育，我要在农业上好好劳动。
显然，在当时，社员除了规规矩矩地参加农业劳动，其他任何行为都是不合法的。凡是能够赚到钱的事情，统统不允许。
问题在于，公社给社员分不了什么钱，而社员要生活就总是需要花钱的，这个矛盾该怎么解决？
面对着这样一种集体化政策，农民的不满意几乎出自本能。
但是尽管农民拼命反对，高级农业社还是没有任何悬念地、铺天盖地地组织起来了。彼时天上地下，嘴里耳里，到处一片歌颂合作化的声音。这声音以后又相继变成歌颂“大跃进”，歌颂人民公社，歌颂公共食堂和大炼钢铁。总之，需要你歌颂什么，全国上下马上出现一片歌颂声。而与这热情洋溢的歌颂相反的是，整个中国粮食越来越少，商品越来越缺，群众的营养越来越差，生活困难的程度越来越加剧。
如果说陈冏台《农村见闻录》中所反映的情况已经足以引起人们重视了的话，那么与后来“左”倾思潮愈演愈烈的情况相比，当时的问题还实在算是少的。随着合作化被赞美得越来越光明，越来越神圣，“一大二公”的思潮也发展到令人不可思议的程度。可以说，农民身上的绳索被勒得一步比一步更紧。从前，他们哪怕什么都没有，但还有块土地。但现在，土地被收归集体了，家里所有能够参与劳动的生产资料——比如牛、骡、驴，比如犁、耙、车，统统都不再属于他们自己。何止如此，连他们家里的锅都被砸了。现在，他们无论男女老少，吃饭必须统一到指定的食堂里，劳动必须由干部指派到指定的地点，甚至劳动的内容也必须服从干部的安排指点。至于劳动收获，那更不是他们能够干预的事情！
这样的农民，究竟算是一种什么样的农民呢？！
贾生财虽然不识一字，但他毕竟生活在现实中，而眼前的现实一次又一次地撞击着他，使他终于认识到：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
是哪里呢？
政策！
这样一种想法，在他脑子里此前根本就不敢有。但是现在，他已经越来越清楚地看清了这一点。于是他和支部的其他几位党员，尤其是和生产大队大队长赵振离、会计杨伟名经常在一起讨论这些问题。
1961年，由于全国大面积的饥饿甚至死人，党中央开始纠正“左”倾思潮，将新制定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交给基层组织征求意见。贾生财请杨伟名执笔，写出了《应该以生产队为基础——对〈六十条修正草案〉的修正意见》。在这篇建议中，他们非常明确也非常有针对性地提出人民公社的核算单位至少应当退到以生产队为基础。
这与四年前陈冏台提出的意见完全一致。
1961年，当时的户县县委书记张世弟曾在县委工作会议上对“大跃进”以来的各项工作进行过一番反思：
1958年以来，人的口粮、牲口饲料逐年下降，1960年低于1953年统购统销以来的任何一年，看来今年还要低。国家、集体、个人家底都空虚了，吃饭成了第一件大事。
生产力遭到破坏，农村出现了人困马乏。地力薄，小家具质差量少，供不应求。人口出生尽管还是盲目无控制生育，但自然增长率由1957年的3.3%降到1960年的2.4%，低了0.9%。农村劳动力比1950年减少了4.32%。去冬今春患浮肿病、干瘦病的人占全县人口的0.36%。劳动力体质弱，劳动效率降低了30%左右。1960年全县耕畜比高级社合作化前的1955年减少了16%，比1957年减少了8.3%。现有能使役的耕畜只占到总耕畜的83%，比1957年下降10%。不少地方出现了人拉车，个别地方还出现了人拉犁现象。由于缺乏精料，成活率减少，肥猪减少，肥料质量降低，耕地复种指数却逐年扩大……
上述困难，主要是灾害，特别是1959年以来连年干旱造成的，三类社队封建反革命复辟也是造成困难的一个因素，但实事求是地讲，关键还是人为的，是我们工作造成的。
在这篇相当沉重的反省中，张世弟有一段发自肺腑的总结：
产生上述一系列问题的思想根子是“左”。认为“左”比“右”好，“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因此时时事事处处宁“左”勿“右”，蔚然成风气。造成的局面是“少提意见多通过，小心招大祸”，一时间万马齐喑。群众怕而避干部，干部避领导。
应当说，放在改革开放后的今天来看这样一个反思，我们可以认为仍然不够彻底。比如把造成困难的原因归结到封建反革命复辟，显然很牵强。但在当时，张世弟的反省和总结已经非常非常难得了。他至少相当真诚地说出了真话。不知这位县委书记后来的命运是怎么样的，但有了这样一番言论，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走资派”“修正主义”已经绰绰有余！
愿他平安！
如果环境造就人的观点是正确的话，那么贾生财天生就是党的人！
等到贾生财也感到政策有问题时，情况的严峻可以说已经到妇孺皆知的程度了！
尽管报纸广播上仍然在坚持“一大二公”的种种宣传，但事实上，已经不得不开始政策上的改变了。
其实全部政策的改变，只有一条，就是从过于激进的政策上朝后退。
于是在所谓的“三年困难时期”，政策上的“退”成了解决饥饿最重要的举措。
首先是农村公共食堂不再大张旗鼓地鼓励和提倡，再就半明半暗地任其流失解散。到最后，在农民强烈的反对下，农村中的公共食堂全部寿终正寝。
其次是经济的核算单位由人民公社退回到生产大队，再由生产大队退回到生产小队。
再就是“一大二公”让位于“三自一包”，农民可以有自己的自留地，可以自己行使耕种的权利和对自己的耕种负责了。
这一“退”，农业面貌立竿见影地得到了改观。
杨伟名亲身经历了这一切。
后来人们总结说：时势造英雄，环境出思想。
杨伟名就是在这样一种时势和环境里，一点一滴地锤锻出自己的思想的。
如果我们仅仅从学历上甚至经历上去考察杨伟名，恐怕会有相当程度的失望。杨伟名不仅没有上过大学，甚至连初中高中都没有上过。就这个意义而言，后来有人称他为“思想家”，曾经引起过不少人的怀疑。但是最终，他所写的文章以无可辩驳的真理的光辉以及无法撼动的正确性，使得所有的人折服。这不仅包括他思想的深度，同样包括他思想的广度。
认真回顾，之所以杨伟名的思想观点能够达到这样一种程度，是和他思想观点形成的基础分不开的。杨伟名所处的时代，正是由新中国成立后大地一片复兴，转而走向萧条和饥饿的年代。这萧条和饥饿不是由于其他，而是由于人为的折腾造成的。他每天都耳闻目睹着身边的一切，这使得他的思想观点绝不是由课堂上那些轻飘飘的传授才形成，而是从人民大众血和泪的号泣中得出来的。也正因为如此，他的文章从语句，到段落篇章，到事实陈列，到分析思辨，都从骨子里渗透着一种不可抗拒的鲜活和扎实。
1962年，由于集体化的道路越走越窄，已经由高级社进入人民公社阶段的整个户县的经济陷入最困难的时期，这使得杨伟名、贾生财、赵振离三人忧心忡忡。他们经常聚在一起深谈。最终经杨伟名反复思索，反复斟酌，并亲自握笔，写成了长达一万多字的《当前形势怀感》。
稿子完成后，杨伟名念给贾生财、赵振离以及党支部副书记樊益山听。贾生财和赵振离表示完全同意。只有樊益山说：永远办不到。行不通。不同意。
有了樊益山这三句话，这篇文章就没有署上他的名字。
让我们看看这篇怀感的基本内容。
首先是《前言》部分：
参加农村基层工作，已八年有余。俯首回顾，百感交集，尤其在当前困难形势下，其所见所闻，势如汹涌狂涛，冲击胸膛。每于激动之余，口述笔道，常至情不自禁。
这篇“怀感”不是向上级领导“报喜”，而是“报忧”。而就目前形势而言，“报忧”重于“报喜”。因之“怀感”所及，似颇多“苦口之药”与“逆耳之言”。
这篇“怀感”于各节申述中，不少雷同重叠之处，所以然者，皆在从不同角度、用不同比喻，反复说明问题。
这篇“怀感”属个人所见解，或为“一叶知秋，异地皆然”，或为“坐井观天”而流于管窥之谬。而其所道所说系实践事实与亲身体验，真实程度，颇堪自信。
这篇“怀感”因限于个人水平，仅止“感情”认识的汇集，未“理性”台阶的推理，又因阅读不多而引证绝少。
这篇“怀感”，除“如实反映情况”，并表达个人见解外，诸如锻炼、习写，亦在“原旨”之数。
这篇“怀感”拟邮寄有关领导单位及个人，作为参考之用，并望赐复指正是幸。
接下来，杨伟名分成十个章节，全面地阐述了自己对这些年来农业政策的思想观点以及破解农业困难的方法。
杨伟名首先从解放战争时期共产党“撤退延安”说起：
1947年4月间，我党中央决定“主动撤离延安”。以后形势的发展说明这一步骤是极其英明而果断的。当行将“主动撤离延安”的时候，有些同志思想搞不通，认为延安为党中央所在地，一旦“撤守”，无论国际视听、人心士气都将影响很大，必须尽全力保卫才好。当时果真按照这样观点去做，不但保卫不住延安，并将于“被动撤离”之后，欲自图收复，诚为难矣。
目前我们已经承认“困难是十分严重的”，而“严重”的程度究竟如何呢？就农村而言，如果拿合作化前和现在比，使人感到民怨沸腾代替了遍野颂歌，生产凋零代替了五谷丰登，饥饿代替了丰衣足食，濒于破产的农村经济面貌代替了昔日的景象繁荣。同是在党和人民政府英明领导下，何今暗而昨明？这种情况，已经是一望而知的事实，用不着连篇累牍地再进行分析了。
看来形势是逼人的。不过困难的克服，倒是很易的，关键在于我们能否把当年主动撤离延安的果断精神，尽速地应用于当前形势，诸如一类物资自由式市场的开放、中小型工商业以“节制”代替“改造”、农业方面采取“集体”与“单干”听凭群众自愿等，都是可以大胆考虑的！……
几年来，我们是朝着退的方向做的，并且收到效果。不过还未到家，应进一步就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方针做全面彻底的调整，直到困难克服而后止。
针对政策给农民造成的束缚，杨伟名非常形象地指出：
一个人勒条“腰带”，走起路来会感到紧凑轻便，不然就会觉涣散无力。看来勒条腰带倒是十分有用的。不过所谓有用也仅是一条而已，如三条五条地把浑身都捆起来，那即使是一个走起路来健步如飞的人，也动弹不得。
再者，腰带的有用除了仅有一条而外，缠在腰里的腰带，还一定要松紧适度，过于松了固然不行，而过于紧了，倒会令人气喘。
目前我们国家的整个国民经济形势，是否有气喘的象征？是否存在着浑身捆着腰带、动弹不得的意味？果有之，只有解带松腰才能气和神安；只有腰间仅缠一带其余皆尽解，才能手动脚灵。
按国民经济形似人身，中、小型工商业自由生产，农村包干任务外的自由贸易，则为人身的手足。无人身，手足无依附；无手足，人身失所能，两者相依相成，关联互赖。理由明显，毋庸赘述。
针对农业上怎样走出困境，怎样逐渐恢复，杨伟名非常客观却又旗帜鲜明地为单干正名。他专门在文章中列出一个章节，题目就叫“恢复单干”。
他写道：
近年农村中不断有“恢复单干”的传说，这种传说我们不能认为是“别有用心”者的造谣；说它是目前农民群众单干思想倾向的反映，则是比较妥当的。如果目前农村有的群众在思想上存在着恢复单干的愿望，那么他所希望恢复单干是否就是合作化前那样的单干呢？就目前群众的认识水平和交谈情况来看，多半属“是”，少半属“不是”；属于是者，这里且不必说，属于不是者，却有必要提出讨论。
目前有不少的人在认识上觉得现在再恢复单干，就不必恢复合作化前那样的单干，而是以新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单干形式出现。这种单干，其所以有别于合作化前的那种单干，正是因为：土地虽分到户，而地权仍归集体所有，劳动致富，生产发家，剥削行为概不能有。
就目前农村客观形势来看，社员集体观念太差，近两年来，更是这样。农村基层干部尤其是生产队一级干部领导水平较低，远不能适应生产队工作需要，任务过重，力气过怯。
按：社员集体观念太差，干部领导水平低，看来是个教育锻炼问题，而锻炼和教育，则是长期的，而当前存在的问题，却要求“立竿见影”。
按：新的单干形式，既能适应当前客观条件，又符合按劳分配杜绝剥削的社会主义原则，堵塞了农村阶级的两极分化。至于将来如何适应机耕问题，他们认为不必采取酒席摆好还没有客的等待办法（土地老早就连了片迟迟不见耕机来）。领导集体生产的基层干部等条件都具备了，然后根据群众自愿，因势利导地朝着集体促进。
按：“分田到户”，不是要求一律单干，而是愿意单干者，可以允许，愿集体者可以另行自愿结合，这样集体与单干两种形式，同时并存。估计这样因皆出于个人自愿，生产是会搞好的。如在合作化时虽说“入社自愿”，实际多为“大势所趋”，现在采取自愿，正是补救了过去的不自愿。农业合作化以来，生产所以停滞不前，在一定程度上，与当初多数不是出于真正自愿有关。
有人虑及分田到户于国际视听有碍。其实人民公社依旧保留，分田到户（农民）仍归公社领导，为公社社员。至于集体与单干之间的领导关系——单干到户，归队领导，还是归公社直接领导，可以另行研究。
请注意杨伟名有关如何适应机耕的这一段，他认为“不必采取酒席摆好还没有客的等待办法”，可以随着“条件都具备了，然后根据群众自愿，因势利导地朝着集体促进”。
这是一种多么求实的态度，又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预见！
直到改革开放开始，直到家庭承包开始，许多人仍然极力地反对这种所谓“资本主义”的做法。其最重要的理由就是：如果都分田单干，那会有什么前景？农业大机械怎么使用？农业机械化怎么实现？难道农业的出路在于机械化不对吗？
杨伟名这篇文章写出半个世纪后——2011年7月，笔者曾经到黑龙江省黑河市采风。黑河突出的特点是地域辽阔。当我置身于一望无垠的黑土地时，我不由得问农民：这样面积广大的土地，如果不实行机械化作业，效率怎么才能提高呢？
农民回答：我们已经实现了机械化耕作呀！
我有些吃惊，显然，这些年我始终在城市里生活，早已不熟悉不了解农村了。
我问他们：土地已经分到了个人手里，机械化耕作是不是会有许多不方便？
他们说：很方便呀。
他们进一步告诉我，每年耕作或者收割季节，他们就花钱请机械来，如果土地面积够机械吃的，那就非常简单，请机械吃饱吃够。如果哪家的土地面积不够大，那么也可以几家联合起来请，并按照各家的土地面积给机械和机械工人付工资。总之，还是要让机械吃饱吃够。
不仅如此，由于现代农业的发展，更由于党的农村政策的及时跟进，现在农村已经开始了自发的土地流转。一些人自觉地把土地让出来，让给那些耕作能手去耕作，而自己去寻找那些更适合自己的工作。至于土地流转给对方的报酬，则由双方通过协商解决。
这多像从前那种集体化和合作化！
但是与从前那种粗暴的集体化和合作化的不同之处有三点：
第一，这是在农业机械迅速发展起来以后，为了适应新形势新环境，而由农民自发创造和自发总结出来的一种新的耕作方式。
第二，和从前把土地归拢起来使一切归属“集体”的本质不同，在于无论土地的使用和收获都是农民自己的，绝不会混淆成为一个概念模糊的大锅饭。
第三，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一种朴素的状态下进行和发展着，发展得非常容易，非常简单，也非常自然，没有任何强迫。
让人感慨的是，就是这样一个既自然又简单的农业问题，却让我们大大小小的领导人、思想家、理论家争论了多少年啊！
不仅如此，在黑河期间我还了解到，今天的黑河农民太了不起了！他们嫌分给自己的土地不够种，于是跑到黑龙江对面的俄罗斯，在俄罗斯承包土地。一承包就是成千上万亩，那全部是使用机械化耕作和收获。比当年我们羡慕不已的苏联老大哥所展示出来的机械化耕作更高效也更便捷！
杨伟名精彩的观点还在于对新民主主义建设阶段的认识上。
杨伟名认为，现在我们国家之所以遭此困难，根本原因就在于“进”得太快。因此，要解决困难，就一定要朝后退。但一味地朝后退也不行，要退得适度，这就需要对中国当下的国情有着清醒而理智的认识。
他写道：
我们的国家是个“一穷二白”的国家，在这个既穷又白的薄弱基础上，由1949年解放起到1955年合作化为止，仅只六年左右的时间，我们的新民主主义建设任务，就真的完成了吗？答复是否定的。并且要在短短的六年时间内把一个具有六亿人的落后的农业国家，建设成新民主主义的强大的工业国家，无论如何是不能想象的事。
有人曾经说过，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要两步走（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那么如果说，我们第一步没有走好，第二步怎么会走好呢？
按说新民主主义建设需要二三十年，由新民主主义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是一个长期的转化过程，又需要二三十年，由此看来，像我们过去所做的显然是拔苗助长，违反了客观规律。
为了说明他关于新民主主义初期建设的观点，他在文章结尾处又专门写了一段注解：
新民主主义建设任务，有的同志说：“三座大山”推倒，革命政权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建设任务就算完成了，从此以后，就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了。我觉得这中间并不存在什么问题，就以第六节中所提的把新民主主义建设任务说成是社会主义初期建设任务，也是可以的。
后来的实践证明，杨伟名这些观点和认识不同凡响，非常到位。
遗憾在于，他的这些观点直到几十年后，直到在血与泪的浸泡中遭受了太多的苦难和辛酸，才终于被党和政府所真正接受。并由此开始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新概念，并进一步开始了对社会主义道路脚踏实地的新探索和新征程。
杨伟名的《当前形势怀感》一共写了十个章节，这些章节有的是说具体问题的，有的是说思想认识的，但无论说微观或宏观，也无论说抽象或具体，都说得非常出色和中肯。
比如民主集中制，他非常形象地用双程轨道来进行比喻：
双程轨道，车可对开，东来西往，互无妨碍，如双轨交叠，则相遇冲突而互为路障，甚至撞击而两车俱伤。再者，车之交替往来，如环之周而复始，循环无息，设无东来之车，西往之车可尽；无西往之车，东来之车可竭。
借用上述比喻，说明民主集中制中，集中上去与贯彻下来两者之间的关系问题是颇为适宜的。按：广大群众的意志是通过“集中”那条轨道集中上去的。集中上去的意志，经过加工整理，做出决议，又通过“统一领导”的那条轨道贯彻下来。这个一上一下，有如两套列车沿着各自轨道，相对而开，而互无妨碍。当群众意志与现行政策哪怕是当时正在特别强调执行的政策发生矛盾时，必须保证群众意志尽快地向上集中，从而让现行政策中，可能存在的偏差，及时得到纠正。同时现行政策未经上级指示，不能任意改变违反统一领导的原则，不然，现行政策压住群众意志，使之不能舒畅地向上集中；或群众意志顶住现行政策，使之不能正确及时地向下贯彻，这就成为双轨重叠，两车对开，中途相遇不避、两撞俱伤了。
言简意赅，鞭辟入里。
事实上，从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开始，我们的农村政策难道不正是群众和领导这两条轨道上的列车相互顶住了吗？难道不正是相遇不避、两撞俱伤吗？老百姓付出了多么沉重的代价，这惨痛的代价给后来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留下了多么巨大的阴影，也给人民群众与党和政府的关系留下了多么可怕的后遗症！
当我认真而完整地读完《当前形势怀感》时，套用杨伟名文章中的一些话，那是真正让我“百感交集”，让我“势如汹涌狂涛，冲击胸膛”，“常至情不自禁”。
在此之前，我读过许多有关农业政策的文章，这些文章中不乏精彩之作。但公正地说，绝大多数文章都让人读得毫无兴味。究其原因，就在于空洞无物。不知从何时起，中国开始了新一轮的文字游戏。如果说在极“左”的年代里，中国到处都说着千篇一律的话，唱着千篇一律的歌，那么现在，中国的知识分子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千篇一律。显示文章水平的，是看你有没有“新”观点。而所谓的“新”观点是否真实、是否实际、是否从切身实践中得来，统统无所谓。只要“新”就行！而显示你思想水准的，又要看你使用没有使用“新”文本，有没有采用“新”语境，摘引没有摘引舶来文。总之，直到折磨得你捧读文章时完全进入梦魇中，颠三倒四，莫知所云，这才会博得一片喝彩！
而杨伟名的文章，没有新名词，没有新概念，更没有精心的修饰渲染以及那些故作高深和故弄玄虚的装腔作势，他只是娓娓道来。他摆事实，摆得清楚明白；讲道理，讲得入木三分；分析问题，分析得鞭辟入里。那些解决问题的办法，则更是一看便懂，丝毫不晦涩。可以说字字扎实，句句真切！
杨伟名执笔写就的文章很快送到各级组织去了。不仅送给了公社党委、户县县委和咸阳地委，而且直接寄发给陕西省委、西北局、中央。再就是《陕西日报》等媒体。包括华县的张涛、潼关的刘统法、渭南的师道铎、西安市委的刘庚、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吴刚等人。
反馈很快回来了。
中共陕西省委办公厅《人民来信来访反映》很快对文章做了选载。陕西省委宣传部《宣传动态》也对文章进行了摘要登载。
这其中，对这篇文章表示赞同的占到了多数，态度暧昧的也偶有几人，但明确表示反对其中某些观点的只有一人，他是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吴刚。
吴刚给杨伟名复信说：
来信反映了农村的一些非常重要的情况，而这些都引起了有关同志的注意。来信讲的意见、看法，有些我以为是不对的，如单干等等；有些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如有关价格等问题；有些是对的，如收购的烦琐哲学等。
对文章热情鼓励和大力支持的当首推当时的咸阳地区专员王世俊。
早在1962年3月底，王世俊就收到了杨伟名一篇题为《谈关于“一类物资”的开放问题》的文章。这与他主张开放集市贸易的想法不谋而合。他当即怀着振奋的心情提笔给杨伟名写了回信，对杨伟名关心国家经济建设，钻研国家经济问题的精神给予了充分肯定和热情鼓励。
6月初，他看到了《当前形势怀感》，又一次立即回信。
信中说：
我再次感谢你对国家大事的关怀。这封信连日前一封建议信一并印发各有关部门和同志，供他们研究问题时参考，并希望你经常来信，保持联系，多反映农村的实际情况和群众的要求。
王世俊不仅将这篇文章印发给咸阳地区各有关部门研究，而且直送咸阳地委的几位主要领导同志阅读。不久，在他的安排下，杨伟名还被聘为咸阳地区政策研究室唯一的农民政策研究员。
同样，杨伟名的信送到西北局后，西北局办公厅主任陶信镛根据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的指示，专门前往户县，找有关人士谈话，并聘请杨伟名为《西北建设》杂志通讯员。
应当说，自文章写成并寄出后，一切都非常正常。尽管许多人鉴于当时的形势，不能明确地表示自己的态度，但总体呈现的是赞同和支持。
事态的急转直下是在1962年8月。
中共中央8月在北戴河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会议不仅坚持了此前的农业政策，而且强调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待当前国际国内出现的一系列问题。这就使得中国这艘原本已经“左”得很离谱的航船开始往更“左”的方向驶去。如果说此前各级组织对各种所谓与党中央不一致的声音和思潮还多少能够就事论事地分析和处理的话，那么现在则一切都要用阶级斗争这根弦来区分和衡量。在这种情况下，杨伟名等三名共产党员向各级党组织反映农村真实情况，并积极出主意想办法恢复农村经济的正确建议不仅没有受到应有的表扬，反而受到了追查。
随着阶级斗争这根弦绷得越来越紧，整个社会气氛也变得越来越紧张。为了符合中央北戴河会议精神，从西北局，到陕西省委，到咸阳地委，到户县，都层层派出工作组，或者找杨伟名等三人谈话，或者发文供各级党员和群众批评讨论。给人的印象是，这一回要轰轰烈烈地对杨伟名等三人整治一番了。
半个世纪后，当我在户县进行调查时，我惊讶地发现，和我脑海中想象的恰恰相反，杨伟名并没有被严厉地整治。这使我深感疑惑。
为了解疑释惑，我曾经反复地向当地一些知情者提出问题：在“文革”之前，各级组织对杨伟名的各种批判到底狠不狠？
回答很一致：不狠。
我继续问：是怎么批判他的？
回答：就是轮流来人，和他在屋子里面辩论。
有没有动手打人的现象？
没有。
骂人呢？
也没有。
我请他们再想想，诚实地想，认真地想，到底有没有。
回答还是没有，而且我所接触到的所有人都回答说没有。
暧昧的处理
从形式上看，自北戴河会议以后，各级组织对杨伟名等三人的“错误”都在紧锣密鼓地处理。几乎每天，都有各级组织派出的工作组和人员找杨伟名等三人谈话，并且很快发出一份又一份文件。
半个世纪后，当我读到这些当年针对杨伟名等三人发出的各种文件和处理意见时，发现各级组织的态度都相当暧昧，也相当耐人寻味。
比如户县县委在当年9月13日，将《当前形势怀感》作为反面教材下发，通知中第一句话是：
兹将城关公社七一大队杨伟名、贾生财、赵振离等同志关于《当前形势怀感》的材料印给县级和城关公社机关支部在脱产的党员干部中进行研究讨论。
开篇就称“同志”。
要知道，在那样一种环境中，是否将对方称作同志，事实上就是组织上对一个人区分敌我界限的标志！称你同志，表明你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是自己人。
文件再下来的措辞就更暧昧了，暧昧得几近亲切和肯定：
一个共产党员向上级党的组织反映情况，对党的政策大胆提出建议是完全应该的，符合党章规定的，这种精神是很好的。但是，从材料内容来看（有些属于工作缺点和方法问题，值得研究改进，这里没有翻印），关于对当前形势的看法、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农业集体化道路等，属于社会主义革命任务、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其观点、立场是非常错误的。
全篇没有火药味，没有那个年代中惯用的“恶毒攻击”“狼子野心”“反动立场”“批倒斗臭”等字眼，而是“完全应该的”“符合党章规定的”“精神是很好的”——尽管在这份正式发向全县的通知中不能不说一些批判的话，但明显看得出，说得言不由衷，不痛不痒，只是淡淡的一句：其观点和立场是非常错误的。
为了在干部中消除模糊观念，提高思想认识，划清两条道路的界限，加强农业集体经济起见，希望同志们将这份材料，认真阅读，其错误究竟在哪里，为什么要错，加以细致地研究讨论。
这就更是和稀泥抹光墙，让人读到通知后，对这三位似乎是犯下天大错误的人怎么也愤怒不起来，更谈不上阶级仇恨。
再看咸阳地委就此事件向省委写出的报告：
省委：
户县城关公社七一大队会计杨伟名等三名同志，今年5月间写出他们对于当前农村工作中一些问题的看法，名《当前形势怀感》，送专署一份。6月23日王世俊同志以个人名义做了答复，主要是鼓励杨等勇于提意见的精神，至于他们对当前国内经济形势（主要是当地农村形势）的错误分析和包产到户的主张，未曾表示否可。7月初省委三届四次会议期间，西北局陶信镛同志根据澜涛同志批示，去户县专门做了检查座谈，开始引起我们注意，8月地委扩大会议结合传达省委会议精神，对于单干倾向做了批判，但对杨等言论未做专门研究，9月初地委曾用电话指示户县县委结合传达省、地委扩大会议精神对杨等的错误进行纠正。9月18日地委三十一次常委会已决定，由杭尚增同志去户县，与省委蒋锡白、户县县委、公社党委约请杨伟名等同志多次座谈，宣传政策，帮助其认识错误，并在七一大队党员、群众中做了普遍调查和教育，提高了党员、群众的政治觉悟，纠正了杨伟名等同志的错误，效果良好。
9月26日，户县县委就此提出了处理意见，并报省委，我们同意户县县委意见。
……
还是称“同志”，还是不怒不火，温情脉脉，不仅为王世俊开脱，认为他对杨伟名等人的错误思想“未曾表示否可”，而且地委和公社党委“约请杨伟名等同志多次座谈，宣传政策”，“效果良好”地“纠正了杨伟名等同志的错误”。
不仅如此，紧接着户县监委正式发文，认为杨伟名等三名党员对自己的错误“做了检查，认识很好”，“且他们只是向党的上级组织反映意见，没有实际行动”，经研究并经县委同意“党内不给纪律处分”。
咸阳地委和监委均对户县县委监委的意见表示同意。
陕西省委也很快表态：同意不给纪律处分。
尽管陕西省委下发的文件中，尤其是陕西省委宣传部下发的文件中，对杨伟名的所谓“错误”用了一些措辞严厉的语句，但可以理解的是，在当时那样一种社会背景中，他们不可能不那样做。事实上，他们还是悄然无声地对这三位同志做到了手下留情。
后来我进一步了解到，无论是户县县委，还是咸阳地委、陕西省委，直到西北局，都派人到七一大队去了，借此显示出一种重视。但同时，所有去七一大队和杨伟名等三人座谈或帮助其“进步”的人，都是在一种平和或者基本平和的气氛中进行的。其中最有说服力的例子就是，在多次的争辩中，杨伟名始终不服气，始终不认错，甚至站起来，在屋子里走来走去地和来人争辩。
日趋严峻的形势
但是杨伟名的轻松很快就到头了。
一到“四清”，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随着阶级斗争的火药味越来越浓，人们相互之间的残酷斗争逐渐成为一种生活常态了。杨伟名等人的处境开始变得艰难。
咸阳地区专员王世俊同样如此。
应当说，与其后一些写信向党中央、毛主席反映情况的人相比，王世俊和杨伟名等人还是幸运的。究其原因，他们是在人民群众生活最困难，因此对造成困难的原因认识最清醒之际向党提出建议的，这就占住了天时地利，也使得各级组织对他们的处理常常是手下留情的。
等到“四清”时再发表与潮流相悖的言论，那就完全不同了。
户县苍游公社有个李柏村。这个村的农民历史上便从事着一种传统的手工副业——制造麻绳。谁知1963年“四清”工作组进驻村子后，将这作为一条罪状，首先抓人批斗，之后处以经济惩罚。农民拿不出钱来，便把他们家中的东西强行抢走抵债。诸如收音机、缝纫机、自行车，甚至纯粹生产用的架子车，等等。
这已经让群众够气愤的了，偏偏这些自行车、收音机等被强行拉回县上后，竟以低价处理给内部干部。比如一台定价为18元的收音机，只用5元钱就被内部人士买走。
这就让农民忍无可忍了。
由于副业被堵死，农民生活出现了严重的困难局面。在这种情况下，李柏村党支部书记张建兴、生产大队长屈文银、贫下中农协会主任屈文虎以及贫下中农社员王存西都先后给党中央、毛主席写信，反映工作组的做法不对，认为对群众的打击面过宽，不符合政策。尤其是工作组把农民的东西收去后，折价卖给自己的熟人和同事就更不妥当。
需要说明的是，此时无论干部还是最普通的农民，经过反反复复的教训，都已经懂得了，不管做什么事都不能有丝毫出格。因此以生产大队的名义写给毛主席和陕西省委的这封信不仅口气委婉，而且拟出草稿以后，还专门请新中国成立后全村唯一上过大学、正在勉县教书、回来休暑假的教师张西安进行文字上的修改。之后再专门召开全体党员大会和社员大会，认真宣读信件，集体开展讨论。完全通过后，再将这封信工工整整地抄写出来，于1964年8月8日正式发出。
信很快被逐级转了回来。
结果和杨伟名等三人的遭遇完全不一样。张建兴、屈文银、屈文虎、王存西被持枪的民兵押上会场，猛烈批斗，并当场宣布：开除三名党员的党籍，撤销一切职务。王存西既不是党员，更没有任何职务，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于是宣布取消贫下中农会员资格。
再下来，将屈文虎和王存西公开逮捕，分别判处四年和五年徒刑。
屈文虎服刑后，他的母亲和妻子愁病交加，很快便离开了人世，剩下的六个孩子是在亲友乡邻们的帮助下才勉强存活下来的。这都不说，最冤枉的是那位在勉县教书的张西安。他不过帮助家乡父老润了润笔，不过是由他把群众想说的话改得更准确，甚至更冷静和更平和一些，却也被扣上了“反扑社教运动”的大帽子，被清洗回家。张西安的妻子无法承受这巨大的压力，服毒自杀，撇下四个孩子，张西安无力养活，只得分送他人。
同样是向上级党组织写信，竟先后要了三条人命，搞得几个家庭家破人亡，并且这样的例子仅在户县就不止一起两起！
相比之下，不能不说杨伟名是幸运的！
对杨伟名来说，真正灾难临头，是在“文化大革命”中。
在“文革”前，杨伟名和贾生财已经被撤销了职务，但至少还有赵振离接替贾生财继续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文革”开始后，赵振离也被撤销一切职务——事实上也谈不上撤销不撤销，因为彼时已经没有人能够再继续自己的职务了。
11月，户县各公社都被夺了权，七一大队同样不能幸免。新的生产领导班子果然不同凡响，上任伊始，就召开全体贫下中农大会，一边学习“最高指示”，一边穷追猛打地狠批杨伟名。什么“大毒草”“大放其毒”“一贯放毒”，所有的措辞都越来越“上纲”，其口吻完全是针对不共戴天的敌人的。
形势越来越严峻，当年年底，七一大队党支部召开批判杨伟名的大会，除过批判以外，有人提出，杨伟名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分子，应当撤销职务，开除党籍。
在这个节骨眼儿上，老支书贾生财仍然为杨伟名辩解，认为杨伟名是认识问题，不应开除党籍。
但是此时，已经没有人能够阻挡得住全民族的疯狂了。
1967年，随着“文革”进入高潮，王世俊被揪出来示众。咸阳专区机关革命职工造反司令部专门写出了“讨王檄文”，宣布王世俊的所谓罪行：
一、反对毛泽东思想，千方百计抵制和扼杀工农群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大肆吹捧三反分子刘澜涛、胡耀邦。
二、大肆反对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大肆攻击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恶毒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诬蔑我们现在没有言论自由，连封建社会都不如。
三、反对突出政治，实行业务挂帅，大搞物质刺激，在农业生产上执行了一条修正主义路线。
四、配合社会上的“牛鬼蛇神”疯狂地反对三面红旗，大肆攻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伟大成就。大力支持反党黑信，全面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为资本主义复辟大造舆论。
五、顽固推行“包产到户”，主张单干，从各方面瓦解人民公社集体经济，是刘少奇推行“三自一包”的忠实奴才。
六、积极主张开放自由市场，全面否定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特别欣赏八仙庵的自由市场，充当了投机分子的黑老板。
……
其中第四条，“大力支持反党黑信”一句，指的就是支持杨伟名那篇《当前形势怀感》。
需要说明的是，此时阶级斗争的惨烈，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仍以户县为例，原县委副书记曹文青被残酷迫害，跳楼自杀跌断了腿；原副县长、政协副主席杨自修被狠批猛斗后，跳井自杀（未遂）；原棉花公司书记徐纯洁被打得遍体是伤，不明不白地死在深井中；原县人委办公室主任、七中校长王生孝被造反派持续吊打和游街后，在连呼“想不通”的悲声中服毒身亡……
粗粗一算，全县先后有六十多人采取投井、上吊、投水、服毒、割动脉血管等方式自杀。
杨伟名以他特有的经验和智慧，冷静地观察着周边的一切。
那一段时间，杨伟名的话明显地少了。他每天都沉默着，也沉思着。
运动越来越疯狂，也越来越失控。从运动支持的内容和反对的内容来看，显然他是躲不过去了。问题只在于，他看到了这些，而他周围的这些造反派们却未必能够看到这些。那些人更多的是为权力，甚至仅仅是为出风头或者为眼下一星半点儿的蝇头小利而疯狂发泄。如果这样，他家在农村，偏居一隅，只要不显山露水，不剑拔弩张，和村里各色人等不发生直接的利益冲突，应当说还是可以躲得过去的。
让人完全没有想到的是，就在这时，又发生了一件完全扭转了杨伟名命运的事情。
最后的岁月
1967年，西安一些高等院校的造反派学生为了批倒中共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正千方百计地挖掘和搜寻刘澜涛的所谓“罪证”。
学生造反派究竟是怎么发现杨伟名这篇文章的，今天已经很难说清了。据说，当时学生造反派在抄刘澜涛的家时，搜出了与这篇文章相关的一些材料，他们通过这些材料，又很快知道了刘澜涛曾经派陶信镛专门去聘请杨伟名担任《西北建设》杂志通讯员的事情，于是开始了对这一线索的挖掘。
造反派中有个刘景华，是西安冶金建筑学院（现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的学生，他完全是由于一个偶然的原因，完全是抱着批判的态度拿出杨伟名的文章来读的，谁知这一读竟读得入了神。
读完一遍，又回过头读第二遍。等认认真真地再次读完，他心里禁不住热血沸腾。
刘景华是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学生，他以自己在农村中的切身经历，发现杨伟名说的都是实实在在的大实话！想的都是实实在在的好办法！
二十年后，大难不死的刘景华写下了这一段经历：
那是1967年9月，当时中共中央准备召开“九大”。这次会议决定给以“刘少奇为首的反革命叛徒集团”定性定案，中央“文革”要西安红卫兵组成调查团，将刘澜涛的叛徒问题落实清楚。西安地区大专院校红卫兵统一指挥部授命我组成调查团，到西北局和长安县的细柳公社姜仁村（刘澜涛搞“四清”运动蹲点的地方）开展工作。我接到任务后，就带着12名团员来到长安县细柳公社的姜仁村——这时，刘澜涛已被军管会拘留——并把刘澜涛押到姜仁村，接受调查询问。
我那时的想法是，自己出身于穷苦人家，是毛主席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打下了江山，我一个农民的儿子才得以上大学，应该感谢党，感谢毛主席。毛主席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我就无条件地站在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一颗红心两只手，党叫干啥就干啥。党叫我领导红卫兵调查走资派的罪行，是对我的信任，我坚决执行。可在翻看刘澜涛的材料时，我对刘澜涛的叛徒问题产生了怀疑。
如果刘景华是个没有脑子，或者虽有脑子却没有原则的人，那就不会发生后来的事情。偏偏这位出生在陕南的农家孩子对生活中的事情都非常认真。这一认真，就决定了他的命运。
刘景华通过对材料反反复复地阅读和核实，最终确认，说刘澜涛是叛徒不仅毫无根据，而且是彻头彻尾的诬陷。这使他陷入苦闷中。
对这些事情，我百思不得其解，甚至有些糊涂，就想和谁说说，把自己的心事一吐为快，可是找不到一个可以倾诉的人，那几天我陷入了一种难以言状的困窘之中。
有一天，我在翻阅材料时，发现刘澜涛有纵容、包庇现行反革命分子杨伟名猖狂向党进攻的事。区区户县城关镇七一大队的一个农民，竟然敢向党进攻，这样的事竟然能得到西北局第一书记的庇护，怎么可能？得好好看看杨伟名的文章。这一看，我震惊了，尤其是那篇刊登在中共中央西北局机关刊物《西北建设》上的《当前形势怀感——一叶知秋》。我认为这篇文章本质地分析了当时我国农村的经济形势，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造成这种困难局面的原因，并提出了解决困难的办法。其中分析之深刻、论理之透彻、结构之严谨、文笔之犀利，让人很难相信它出自一个农民之手。我觉得好奇，决定去户县见见杨伟名。
没过几天，刘景华就去了户县，在生产大队部找到了杨伟名。两人就在生产大队部谈话。谈到中午，该吃饭了，刘景华不想走，干脆跟着杨伟名到他家里接着谈。就这样，一个农民和一个大学生，一个年纪超过40岁的农民和一个年纪整整小他20岁的学生，竟然以如此罕见的机缘和如此奇怪的方式结成了朋友。
不久，造反派该给刘澜涛结案了。可以想见，所有人的意见都高度一致，中央“文革”都有了明确的态度，我们还能有什么选择？
轮到刘景华发言了，他不同意，认为刘澜涛不应定为叛徒。
一言既出，满座皆惊。
什么叫冒天下之大不韪？这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结果可想而知，专案组对刘澜涛仍以叛徒之罪定案上报，同时警告刘景华好好考虑自己的立场问题。
刘景华不服气，也不认输。可是却没有他可以说话的地方，也不再给他说话的权利。他只好再去户县找杨伟名。两人就社会上出现的各种现象交换意见，深入交谈。后来有人奇怪，说：这一老一少哪有这么多话可说？而有人也精辟地指出：和对等的人交谈，是人生一大乐趣！所谓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
再下来，刘景华继续坚持自己的意见：刘澜涛不是叛徒。这就犯了“文化大革命”的大忌，也使他的处境变得愈发艰难了。刘景华不服输，干脆把自己的意见写成大字报，贴到了西安最热闹的钟楼。这个举动彻底毁掉了他的政治前途，他被立即打成现行反革命。
刘景华被造反派定性为现行反革命时，他自己并不知道。他贴完大字报后，便马不停蹄地又去渭南进行社会调查了。他理直气壮也心安理得，认为自己是实事求是的，既然没有做亏心事，为什么要怕半夜鬼敲门呢？
他没有想到，此时陕西省公安厅军管会已经迅速介入，在全国范围内对他进行通缉。
刘景华从渭南回到学校，刚走进校门就被抓起来进行批斗，之后送交公安机关。之后被宣布判处死刑，只是没有立即执行，这使他得以熬过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最终见到了希望和光明！
此时的杨伟名却没有刘景华幸运。
学生造反派早就通过整理刘澜涛的材料得知了户县杨伟名这个人，刘景华被判刑后，学生造反派就马不停蹄地赶到户县城关公社，开始了对杨伟名的穷追猛打。
1968年5月5日，这是西安冶金建筑学院历史上应当记住的一个日子，也应当是一个让后来的学生们懂得反思和反省的日子。这一天，以冶院的大学生们为首的造反派赶到户县，与户县的造反派联合在一起，在户县城街西城关公社院内批斗杨伟名。其时，“杨伟名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的口号响彻会场。
如果说此前所有的批斗从来没有对杨伟名动手殴打的话，那么这群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这群文明程度理应最高的大学生却开了动手打杨伟名之先河！
大学生们要杨伟名跪下，杨伟名不跪，坚决不跪！大学生们就抡起拳头打他，抬脚踢他，朝他脸上扇耳光，强迫他跪。
半个世纪后，杨伟名的女儿杨新慧还清楚地记得那天的情景——
村上民兵把我大叫到城关公社。一共叫去两回。第一回很快就回来了。回来后他一直没吭声。我们那时候还是娃娃家，也不关心这些事。第二次又被叫去。
那天我娘叫我到街道买东西去。我走到城关公社，一看会议室围了那么多人，就过去扒在窗台上看。这一看把我看得心都颤。人家强迫他跪在铡草的铡刀底座上，上面还专门垫上煤渣。逼他说啥话，不说就打。我实在看不下去，赶紧退后走。心里难受得很。
据许多人回忆，那天批斗杨伟名时，天气还算正常。批斗结束，突然下起狂暴的大雨，而且越下越大，以致不少人感慨：老天爷都伤心痛心！老天爷都哭疯了！
天黑时节，杨伟名被民兵押解着回到村子。他胸前还挂着一块大牌子，上面赫然醒目地写着：现行反革命分子杨伟名。
杨伟名共有三个子女。大女儿杨彩英，二女儿杨新慧，小儿子杨新民。按理说，大女儿和二女儿都出嫁了，那天晚上应当只有杨新民在家。但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两个女儿都自动回来了，齐齐地聚在屋里。
滂沱大雨中，杨伟名回到家里，他一声没响，只是疲乏地走回自己房间，坐在炕上出神。妻子刘淑贞为他做好了饭，端给他，他不吃。两个女儿也过来劝他吃，他仍然不吃。
杨伟名家的房子是陕西关中农民常见的那种房子。中间是堂屋，两旁是厢房。左边的厢房住的是杨伟名和妻子刘淑贞，三个孩子睡在右边的厢房。
这天晚上，始终是一片沉寂，沉寂得古怪，沉寂得异常，沉寂得可怕。
这沉寂使杨彩英和杨新慧始终觉得担心，于是一次又一次地跑到对面父母的厢房去，但是房门紧闭着。敲门，有了声音，说：回去睡觉！没你们的事！
杨彩英和杨新慧只好回去，在炕上躺下，却怎么都睡不着。
不知过了多久，她们听见头顶楼板上有响动，起初是人走动的脚步声，随后是窸窸窣窣的掏摸声。
她们知道，当时生产队没有保管室，杨伟名家的阁楼就成了队上的保管室。那上面存放着生产队的粮食种子。
杨新慧问：谁在上面？
传来的是刘淑贞的声音：我。
杨彩英非常诧异：都这阵儿了，你到楼上去弄啥？
刘淑贞声音很平静：我取个东西。
杨彩英和杨新慧都没有再问了。
后来杨彩英和杨新慧不止一次痛苦地想：为什么当时她们就不动动脑子？这么晚了还有什么事情要到楼上去？她们都明明知道，为了防虫，楼上那些粮食种子堆里都放有剧毒农药的呀！
阁楼上窸窸窣窣的声音消失半个小时后，对面厢房的门终于开了，有人走进了厨房，很快，厨房里有了响动。一直处于忐忑状态的杨彩英立即穿鞋下炕，跑到厨房去。
刘淑贞正在烧水。
杨彩英很奇怪：这么晚了，烧啥水哩？
刘淑贞说：你大想喝水。
杨彩英更奇怪了：不是电壶（热水瓶）里灌的有水吗？
刘淑贞说：有你操的啥心？回屋睡去！
杨彩英看烧了满满一锅水，还是奇怪：他喝水能喝那么多？
刘淑贞说：睡去睡去！没你的事！
杨彩英只好不再问，想了想，又说：让我来烧吧。
刘淑贞说：说了不用。你回去睡！
杨彩英看她表情平静，声音平静，一切都很平静，于是犹豫了一下，转身回去躺下。
她完全没有想到，这种异常的平静恰恰是不平静的前奏！
她后来才明白过来，半夜三更地烧热水，根本不是要喝，而是要擦洗身子。杨伟名和刘淑贞已经商量好了，要干干净净、清清白白地离去。
洗漱完毕，换上了干净衣服，杨伟名又开始了他人生中最后一次写字。只是这一回写得非常简单，所写的内容只是：还欠着谁家多少钱，还欠着谁家多少粮，也写到了谁家还欠自己家多少粮。并特别注明，欠别人的要记住，要还清。这是道德。至于别人欠他的为什么也要记，没有注解。后来别人的解释只有一个，粮食实在太缺太少！他真的是饿怕了，尽管他已经决定离去，但他还是为幼小的儿子担心。
除过以上欠钱欠粮的内容，遗书再就只有一行字，是写给杨伟名的弟弟的。他叮咛弟弟：望念手足之情，帮他照顾一下民民。如能让他学个木匠手艺则最好，将来好谋生。
和他此前所写的文章一样，朴朴素素，清雅纯粹。
半夜里，杨新慧被对面厢房里传出来的痛苦的呻吟声惊醒。
姐姐杨彩英已经醒来了，杨新慧急忙推醒弟弟。姐弟三人点上煤油灯迅速往对面厢房走去。那阵子大雨滂沱，铺天盖地。他们端着煤油灯刚走到中间堂屋，灯就被吹灭。他们顾不得再点灯，急急忙忙就去推门，却怎么也推不开。杨彩英和杨新慧就跑到厢房后边，毫不犹豫地冒雨把窗户上的玻璃砸开。杨彩英个子大，钻了几回都钻不进去，只好让杨新慧爬上去钻。天太黑，杨新慧什么也看不见，完全是凭着对屋子平素的印象往里爬。刚爬进窗户，她就闻见一股浓烈的农药味。她急了，连滚带爬、手脚齐用地乱摸着继续往前，一直爬到门口，将门打开。杨彩英已经点燃了煤油灯，十万火急地捂着灯火跑进来。
这一进来，她们全都愣住了。
杨伟名和刘淑贞双双躺在炕上。此时杨伟名已经没有什么痛苦的动静了，只有刘淑贞仍然在痛苦地痉挛，但是痉挛的剧烈程度也明显地小了弱了。显然，生命迹象正在两个人身上逝去。只是直到最后，直到经受了那样一种剧烈的心理和生理的双重痛苦，两人的手臂还紧紧地挽在一起，仿佛在对生死相依这个词做出最形象的注解……
值得一说的是，杨伟名死后，家里分文皆无，最后由队长叶平均出面，在黑市买了两副棺材。这两副棺材实际上是已经埋过人的棺材。彼时时兴挖五类分子的祖坟。一些人借机偷挖棺材，挖出后把尸体倒入坑内，把棺材运走，再涂上一层漆。破损之处用石膏抹平，再用砂纸打光，之后涂漆，低价出售。
杨伟名夫妇使用的就是这样的黑市棺材、低价棺材。
涝河畔的沉思
2011年7月，我来到户县，除了找一些知情者和研究者采访，还专门找到了杨伟名的儿子、女儿以及当年那位生产大队大队长赵振离。
赵振离告诉我，当时西北局工作组是乘面包车来的，一共来了十几个人。主要是和杨伟名辩论。辩论中，杨伟名有时很激动，站起来不停地在屋子里走动。
我问赵振离：从《当前形势怀感》这篇文章被点名批判以后，哪一段日子最难熬？
回答：当然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他说：“文化大革命”搞了三年，我家里就死了三个人。头一回是“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把我揪出来批判，我婆（奶）吓得当晚就咽了气。第二回是“革命派”把大喇叭挂在屋顶，整天吼喊批判。结果把我妈吓死了。第三年我爷也走了。
赵振离说：我妈走的时候，我穷得连买孝子盆的钱都没有，是村上另一个人帮我去买的盆。
我问赵振离：那时候生产队的经济状况是怎么样的？
回答：不行。
怎么个不行法？
当时户县好的生产队，一个劳动日值三四毛钱，大多是两毛多。我们就属于这大多数。
我又问：杨伟名是个什么性格？
答：绵绵的，对人好。
我以为自己听错了，又追问了一句：杨伟名性格怎么样？是不是很倔？
他不倔！一点儿都不倔！赵振离回答得很肯定。他性子最绵了，为啥群众对他好？就因为他性子绵，和人处得来。
赵振离告诉我，杨伟名身体比较弱，不适合体力劳动，性格也比较绵。真正性格刚烈的是杨伟名的妻子刘淑贞。刘淑贞是河南许昌人，是三年困难时期逃荒要饭过来的。她和杨伟名结婚以后，对杨伟名很好。杨伟名担任生产队的调解主任期间，有一次一个社员对他的调解不满意，站在村里街道上骂。刘淑贞就忍不住，几次要冲出去和对方对着干，都被杨伟名拦住了。杨伟名没有计较，直到对方骂累了，还特意端了茶水出去，让这个骂他的人喝水消气。
仅从这样一个举动中，就可以看出杨伟名的修养。
但就是这样一个性格绵软的人，这样一个具有相当修养的人，在整个国家和民族遭遇危难之际，竟写出了那样一篇文章！那是一声震彻九霄的呐喊！也是一篇直面良心的拷问！
我不再问话了，沉默下来。
我们就这样久久无言。
在户县期间，我一直打听杨伟名的墓地。问杨伟名的儿子，问杨伟名的女儿，问杨伟名生前的好友……
却已经没有了墓地。
杨新民告诉我，杨伟名夫妻双双自杀的第二天一大早，村里人听到消息后全都来了。满巷子人山人海。有一个公社干部也来了。他挥着手驱赶着大伙儿，说：大家都回去都回去！不要再看了！杨伟名这是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
杨新民说：我现在见了这人的模样还能认得，不过不知道他叫个啥。他的模样在我脑子里深得很深得很！
杨新民还告诉我，下葬那天，天始终下着大雨。是许多村民冒着大雨帮助他们埋葬了父母亲。
至于下葬以后，事情就更复杂了。那时谁也不敢和杨伟名这三个字沾边，他的坟墓是草草选定的，人是草草埋葬的。以后这片墓地被一家化工厂使用，再以后又被另一家小工厂使用。如今这里还是一个小化工厂。至于坟头，早就在历次变迁中消失了。每年清明，杨新民只能凭着大概的印象，来默默地烧几张纸敬点儿香。
那天，我站在一个土台上，竭力想看清周围的一切，也竭力想通过各种残存的地理现象，来判断杨伟名的坟墓到底在哪里。
却始终没有结果。
土地已经平展如梳，到处都是庄稼和蒿草，生活如流水，只需短短几年，它就把曾经发生过的一切欢乐和痛苦统统掩埋了。
何况这不是几年，而是几十年！
当我站在土堆上四处张望却始终无果时，我心里有一股说不出的沮丧和失望。
好长时间，我才从这种莫名的悲哀和悲愤中解脱出来。
难道曾经发生的一切，难道杨伟名随着坟墓的消失，也真的就消失了吗？也真的毫无结果了吗？
想想看，我为什么要怀着如此虔敬的心情来到这里？
想想看，千里之外的《人民日报》的副总编梁衡为什么要来到这里？
想想看，中共陕西省委原副书记牟玲生为什么会写下《真理在有经验的农民手里》一文，并盛赞杨伟名是个“匹夫而忧天下，无位而论世事”的乡村哲人？陕西省委党校原校长王百惠为什么会专门撰文缅怀杨伟名，称他是“我国思想理论战线一位杰出的农民英雄”？
还有义务为杨伟名写书立传的仝德普、义务记录杨伟名其人其事的李百灵、义务为杨伟名编撰年谱的户县文化馆原馆长刘高明，还有那么多怀着虔敬而肃穆的态度来到这里追缅他的人。这其中有党和政府的高级干部，有卓有成就的作家艺术家，有新闻工作者以及各行各业的人……
一个人已经没有了自己的墓地，却仍然受到大家普遍的敬仰和尊重，却仍然活在大家心里，这不就是最大最好的“果”吗？
杨伟名埋葬在户县的涝河畔。现在，新的建筑已经在周边陆续建起，但是那一望无垠的良田风貌依旧。
我已经知道了，就在这片土地上，已经诞生了多少壮怀激烈的人物，发生了多少惊心动魄的故事，又经历了多少风风雨雨的曲折。
不能说中国共产党搞合作化集体化的初衷不对，更不能说中国共产党为民造福的理想不好。但是中国究竟要走的是一条什么样的合作化和集体化之路？这条合作化集体化的道路对中国农民甚至中国人民的生活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这条道路究竟走得通还是走不通？如果走得通，又应当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和办法才走得顺畅而便捷？这却是一个执政党必须严肃而又严肃、认真而又认真地思索的。
截至目前，我不知道在世界上其他国家，家庭呈现着一种什么形态，但至少在中国，一男一女两情相悦，组织起家庭，而他们繁衍的后代与他们有着人类所无法改变的血缘和由此形成的亲情。这血缘和亲情的链接，使得他们的家庭尽管可以扩大，但基本属性不变。即使封建时代可以三妻四妾，即使现代青年离婚率高，但家庭这个基本单元的独有属性仍然没有改变。它仍然无可置疑地是整个社会最基本也最牢固的细胞。
不仅如此，眼下这样的家庭模式，不是哪个天才的政治家思想家理论家设计出来的，而是人类走出原始的野合状态以后，经过了上千年的风雨锤炼才终于形成的。它好比一条涓涓细流，无论从树根还是从岩缝中涌出，也无论它沿途汇聚起多少余脉和支流，并且无论它经历了多少曲折跌宕，却本质上是遵循着一种纯粹的自然规律在发展和进步，在一往无前地向前奔流——丝毫不排除经历过无数的摸索和实践以后，将来人类还会出现新一轮的、更高意义上的婚姻和家庭组合方式，但至少在今天，中国人民最基本的个人利益、生存方式以及劳动报酬取向，都是围绕家庭展开的。即使中国在最狂热年代中曾经被树为大公无私楷模的雷锋、王进喜、焦裕禄等英雄模范，他们能够做到“顾大家不顾小家”，这种做到也只能是适度和某种意义上的。试想如果这些英模人物每月领到工资，从来不给自己的妻子，甚至置嗷嗷待哺的孩子于不顾，全部将所得奉献给其他的阶级弟兄去吃去用，大家会对他们怎么想怎么看？他们还会不会是英模人物和道德楷模？
也正因此，无论对哪位英模的宣传也就非常聪明地停留在一个恰如其分的层面。从来都只说他们把人民群众当作自己的亲生父母；从来都说他们爱厂如家，爱社如家！一句话，还是没有脱开家！还是没有脱开现阶段这个最能体现无私和奉献的载体——家庭！
而把农民原本属于自己的土地收归集体，把他们的劳动工具和生产资料收归集体，把他们的劳动成果同样收归集体，这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无视家庭、剥夺家庭、拆除家庭。
只要做个简单的设想，就可以明白其中的利弊。试想我们有个社区，社区中居住着各种各样的人，有国家高级领导，有科学家艺术家，有工程技术人员，有各种最优秀的干部和最模范的党员，也有一般的群众，有游手好闲的懒汉、说是生非的闲人、屡教不改的劳改犯以及那些沾染上各种毛病（诸如嫖娼、赌钱、吸毒）的人，这恰如农村中有的人会制绳，有的人会编筐，有的人会木匠，有的人会盖房，有的人勤俭持家，有的人懒惰偷闲——现在我们让他们把自己每月劳动所得到的工资统统交给社区，再由社区按人头平均分配给每个人，而不管你做的是什么工作，不管你工作做得怎么样，甚至不管你工作不工作。
你愿意不愿意？
不排除有些人愿意。比如游手好闲的懒汉就一定非常愿意，甚至可以说是非常拥护。但是如果都遂了这样一些人的意愿，那其他人的工作积极性该怎么去调动？
何况，集体化运动还不仅于此，当农业合作化步步深入也步步紧逼农民时（事实上当时在很多城市里也开始了），大家需要把自家的粮食与其他人的伙在一起吃，财产伙在一起用，最终实现我的就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
从形式上看，这似乎体现了公平，大家都一样！
且不说这到底是不是真的公平。就算是真的公平，你愿意不愿意？
不仅问那些思想觉悟不高的普通群众愿意不愿意，而且可以问那些一心引导人类走向大同的国家领导以及英雄和劳模，愿意不愿意？
继续深入探究，就算真的愿意，这样做的结果是什么？是提高了人们劳动生产的积极性，还是挫伤了人们劳动生产的积极性？我们曾经一直奉为经典的名言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所以先进，就是因为它的上层建筑符合了经济基础，就是因为它的生产关系符合了生产力水平，就是因为它能够激发整个社会的劳动生产积极性，从而保证人类极大的物质富足！
而集体化的结果是什么？会让人们越来越富裕吗？
当我们站在历史的高度去回顾往事时，我们会发现，当初合作化运动和后来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之所以由最初的说服动员，到后来的强迫命令，那实在是由于农业集体化带来的弊端太大太多，因而受到农民普遍的抵制和反抗！这些抵制和反抗甚至完全是一种下意识，出自本能。而为了将这些抵制和反抗压制下去，政府甚至不得不采取批判斗争甚至更严厉的高压手段。
可是结果怎么样？
农业集体化仍然时时处处遇到强大的阻力。最明显的例证就是，那时候的农民比现在辛苦得多，每天起早摸黑地“学大寨”，大冬天农闲时节也要去“平整土地”，但人们却仍然吃不饱饭。
就是在那样一种近乎残酷的政治高压下，一些有识之士仍然不断地提醒：我们犯了一个绝大的错误，走了一段太大的弯路，最终我们只有一个选择——朝后退，大步地朝后退，甚至一直退到向集体化出发的原点。
遗憾在于，这些有识之士的提醒被忽略，甚至被粗暴地批判。以致最终，人人都不敢再对错误的方针政策流露出丝毫的不满和反对，人们不仅不敢提单干，甚至连那些在三年困难时期救过我们的命、被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三自一包”等措施，都统统予以否认！
但是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这样一种极“左”的路线和政策，无论动员起多少力量赞美它，歌颂它，也无法阻挡顺应着历史趋势的正面力量。这些正面力量中，上有中央领导，中有各级干部，下有底层农民。可以说其势汹涌，浩浩荡荡！
中国啊，真是经历了一段苦难深重的日子！
历史啊，真是演绎出一段惊心动魄的曲折！
如果不了解这一点，我们就很难真正懂得为什么说“文革”是一场全民族的浩劫，就很难懂得打倒“四人帮”和“拨乱反正”意味着什么，就很难真正理解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同样很难真正搞懂，为什么20世纪80年代初农村那场变革是关乎着中国前途和命运的一场生死搏斗！
好在，历史终于选择了1978！
好在，中国共产党终于突出重围，并以惊人的速度和力度纠正了航向，进而开始了一场震惊世界的大变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