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汸的《春秋》学虽然在明代初年就受到宋濂等学者的一度推许，但是，直到清代中期，庄存与才明确地以承继赵汸之学为任，并著作了《春秋正辞》、《春秋举例》、《春秋要旨》加以发挥，以至后来才形成晚清以《公羊》学为主的所谓今文经学。因此，许多学者认为晚清的《公羊》学直接导源于清代中期的庄存与，庄存与是清代《公羊》学的开创者。对此，学术界有不同的认识，故有辨析的必要。
§§§第一节庄存与是清代《公羊》学的开创者
清代《公羊》学的出现，梁启超、章太炎、钱穆、周予同等人都以庄存与为最早的代表人物。如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当正统派全盛时，学者以专经为尚，于是有庄存与，始治《春秋公羊传》有心得，而刘逢禄、龚自珍最能传其学。”（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2页。）又说“戴震弟子孔广森始著《公羊通义》，然不明家法，治今文学者不宗之。今文学启蒙大师，则武进庄存与也”（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67页。）。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论》中说：“常州派有两个源头：一是经学，二是文学，后来渐合为一。他们的经学是《公羊》家经说——用特别眼光去研究孔子的《春秋》，由庄方耕存与、刘申受逢禄开派。”（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31页。）章太炎先生说：“始，武进庄存与与戴震同时，独熹治《公羊氏》。”（章太炎：《訄书·清儒》，梁涛《訄书评注》，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30页。）钱穆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言晚清学术者，苏州、徽州而外，首及常州。常州之学，始于武进庄存与，字方耕，其学不显于当世，而颇为后之学者所称许。”（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下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523页。）又在《国学概论》中说：“于是继吴、皖而起者，有《公羊》之今文学。治《公羊》者，始于常州。”（钱穆：《国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303页。）并在原注中引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为说，以常州之学始于庄存与。周予同在《经今古文学》中说：“清代今文经学复兴的出发点是《春秋公羊传》，这是不足怪的，因为当时所谓十三经，只有何休《公羊解诂》是今文家说。至于复兴今文学的首倡者，当推庄存与。”（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增订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9页。）在《中国经学史讲义》中又有常州今文经学的“开创者”是庄存与这一说法（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增订本）》，第908页。）。可见，学术界一般都承认，清代《公羊》学的开创人物是庄存与。
但是，也有人提到洪亮吉。章太炎先生在《訄书·清儒》中言及常州今文经学。徐复教授在《訄书详注》中说：
常州今文之学，指今文经学。根据今文《公羊》经说，发挥其伦理思想或政治主张。其创始人庄存与、洪亮吉均为常州人，故又称常州学派。因今文经学特别重视公羊家的春秋学，故亦以泛指今文经学。（徐复：《訄书详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56页。）
洪亮吉被严格汉宋之分的江藩收入到《汉学师承记》卷四，江藩称他“深于史学，而尤精于地理沿革所在”。洪亮吉于《春秋》的著述有《左传诂》二十八卷，《公羊》、《穀梁》二卷，另有声音训诂、地理沿革、史志诸书多种，可证江藩对他的评价是有根据的。但是，洪亮吉虽对《公羊传》有所涉及，却没有专门研治，而且研治也不多，后来治《公羊》的今文学者基本上无人言及他，也看不出他与后来《公羊》今文学发展之间的传承联系。从《清史·洪亮吉传》中，亦看不出他在《公羊》学上有何成就。所以，徐复教授之说是值得推敲的。而且，章太炎先生在此节中，明确说最先治《公羊》学的是庄存与，根本没有提到洪亮吉，原文说：“文士既已媐荡自喜，又耻其不习经典，于是有常州今文之学，务为瑰意眇辞，以便文士。今文者，《春秋公羊》、《诗》齐、《尚书》伏生，而排斥《周官》、《左氏春秋》、《毛诗》、马郑《尚书》，然皆以《公羊》为宗。始，武进庄存与与戴震同时，独熹治公羊氏，作《春秋正辞》，犹称说《周官》。”其后，章太炎谈到刘逢禄、宋翔凤，也无洪亮吉之名。因此，徐复教授的注将洪亮吉与庄存与相提，并不符合章太炎先生之义。
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一）》中，又以孔广森为清代治《公羊》学的第一位人物。他说：“清儒头一位治《公羊传》者为孔巽轩广森，著有《公羊通义》，当时称为绝学。但巽轩并不通《公羊》家法，其书违失传旨甚多。《公羊》学初祖，必推庄方耕存与，他著有《春秋正辞》，发明《公羊》微言大义。”梁启超虽然肯定庄存与为清代《公羊》学的初祖，但又以孔广森为治《公羊》学的第一人。刘师培在《经学教科书》第33课“近儒之《春秋》学”中也说：“治《公羊》者，以孔广森为嚆矢。会通礼制，不墨守何氏之言。”若以孔广森是清儒治《公羊》者的“头一位”、为“嚆矢”，清代《公羊》学的开创者就应当是孔广森，而非庄存与。梁启超此说被朱维铮教授所发挥，他在《晚清的今文经学》中专门论及“孔广森和庄存与”。他一方面说，“不错，晚清的今文经学者，多半归‘宗’于庄存与”；另一方面，又认为：
在清中叶，首先明言模仿赵汸的《春秋属辞》，对《春秋公羊传》进行专经研究的，是乾隆四十八年（1783）孔广森所著的《公羊春秋经传通义》。这位三十五岁便夭折的曲阜才子，终身钦仰他的老师戴震。由他的《戴氏遗书序》，可知戴震生前已认为两汉的博士官于《公羊传》“未必能明”。因而孔广森搜集汉晋以来诸家《春秋》注，专取通于《公羊》的内容，撰成《通义》，显然受到戴震的点拨。（朱维铮：《中国经学史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66页。）
在后面，他又说：“更不幸的是庄存与的书不仅了无新意，还较孔书晚出。”按此说法，清代《公羊》学的开创人物应当是孔广森，而不是庄存与。而孔广森之治《公羊传》，乃是受其师戴震的影响。此说本于江藩《汉学师承记》卷六“孔广森”，江氏说：孔广森“少受经于东原氏，为《三礼》及《公羊春秋》之学。”虽然江氏有此一说，但是，江藩在《汉学师承记》中述戴震之学，并未有戴震治《公羊传》之说，倒是朱维铮教授说“戴震生前已认为两汉的博士官于《公羊传》‘未必能明’”，而研究戴震的著述中也基本没有关于戴震治《公羊传》的论说，更无孔广森受戴震影响治《公羊传》的具体论证。因此，有人否定孔广森受到过戴震的影响，如陆振岳教授在《常州公羊学派的萌生及演进》中说：“孔广森的治《公羊春秋》，是否受学于戴震？回答是否定的。”（该文载《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
但是，戴震学问博大精深，对《公羊传》虽未用力研治，也会有相当独到的见解。而且，戴震有关于《春秋》大义的文章，段玉裁述戴震之言：“作《改元即位考》三篇，尚能如此文字做得数十篇，《春秋》全经之大义举矣。”（《东原年谱》，《戴震文集》附录，中华书局，2006年。）所谓改元即位的大义，很可能就是对《公羊传》“元年春公即位”的阐发。余英时先生曾指出，戴震对于考证只是职业的兴趣，而对义理才有纯学术的兴趣。（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三联书店2000年，第103-106页。）因此，江藩之说亦不可轻易否定。而孔广森在《春秋公羊经传通义》僖公九年“伯姬卒”条中言及“师说”云云，从他称庄存与为“座主”而不称“师”来看，此处之师当指戴震。孔广森的治《公羊传》受到过戴震的影响是可以肯定的，但是，孔广森所引师说仅仅为“师说以为许嫁邾娄”数字，而此说只是从史实方面对伯姬何以书“卒”的解释，而非《公羊》学的微言大义。可见，即使孔广森受到戴震的影响也是不大的。
孔广森曾受到庄存与的较大影响，反倒有较为明确的自白：
座主庄侍郎为广森说此经，曰：“屈貉之役，《左氏》以为陈侯、郑伯在焉，而又有宋公后至，麇子逃归。《春秋》一切不书，主书蔡侯者，甚恶蔡也。蔡，同姓之长，而世役于楚，自绝诸夏。商臣弑父，罪大恶极，犬彘将不食其余。盖窃位以来，诸侯尚未有与盟会者，蔡庄侯首道以国独与，同恶相济，同气相求，不再传蔡而有弑父之祸。遂使通《春秋》唯商臣与般相望于数十年之间，若蔡庄侯者，所谓用夷变夏者也。”广森三复斯言，诚《春秋》之微旨。（见《春秋公羊经传通义》卷六，文公十年“楚子、蔡侯次于屈貉”。）
庄存与曾在乾隆四十四年六月任礼部侍郎，此处庄侍郎即指庄存与无疑。从孔广森自谓“三复斯言”，许为“诚《春秋》之微旨”云云来看，他对庄存与之说是十分服膺的。由此，可见孔广森治《公羊春秋》受到过庄存与的较大影响。朱维铮教授则说：
庄存与长于孔广森三十九岁，在孔广森中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后，曾任庶吉士教习。有人据此暗示，似乎孔广森的《通义》，实受治庄存与而不是戴震的教诲。此说在考证上犯了一点小小毛病，那就是判断历史是非至关重要的时序问题。（朱维铮：《中国经学史十讲》，第168页。）
考孔广森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在乾隆三十六年（1771），后“散馆授检讨”。（《清史稿》卷四八一，《孔广森传》。）而庄存与在第二年，授庶吉士教习，据清代庶吉士入馆后，“三年考试，分别散留”。（《清史稿》卷一一五《职官二》，《二十五史》。）即以孔广森三年散馆授检讨，则庄存与任庶吉士教习后，他也还在翰林院学习约有两年的时间。在这两年中，孔广森肯定受到过庄存与的影响，这是不言而喻的。孔广森自己曾对此有明确的肯定，他在《辛卯进士祭座主庄侍郎太夫人文》中说：“某等曾趋鱣座，窃附龙门，白虎观前，伏受《汉书》之义；绛纱幔侧，与传《周礼》之经。”（《仪郑堂骈文》卷三，第14页，中华书局1936年《四部备要》本。）因此，孔广森的治《公羊传》是得到了庄存与的指教。他从庄存与受《公羊春秋》的时间是在乾隆三十七年、三十八年间，艾尔曼说孔广森受学庄存与在乾隆三十五年前后虽然不准确（艾尔曼著、赵刚译《经学、政治和宗教——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94、159页。），但是，孔广森在翰林院作庶吉士期间受到过庄存与的教诲却是可以肯定的，并不存在时序上的先后颠倒。
朱维铮教授说：“按照清代习惯，除受业师外，唯有乡会试的主考及阅卷官才称‘师’，即‘座师’‘房师’，无翰林院庶吉士教习被尊称为‘师’的例证。”（朱维铮：《中国经学史十讲》，第185页注。）其实，在《春秋公羊经传通义》中孔广森只是称庄存与为“座主”，并无称之为师的明确记载，而称引座主还不仅仅是庄存与一人，在襄公十一年“三军者何？三卿也”条下还有引“座主姚大夫曰”的记载。由这些材料来看，孔广森的《春秋公羊经传通义》受到过戴震、姚大夫等多人的影响，但是，使他“三复斯言”的只有庄存与一人，并且对他的影响最大。
孔广森在《春秋公羊经传通义》中，虽然没有称庄存与为师的记载，但是，他与庄存与之间的师生关系确属事实。因为，庄存与在乾隆三十六年三月曾任会试的副考官，孔广森正好在此年中进士。所以，庶吉士对教习不一定称“师”，但是，孔广森与庄存与有考生与考官的关系，按照朱维铮教授的说法，又是可以师生相称的。庄存与与孔广森的师生关系，稍后的阮元也有明确的肯定，阮元在《庄方耕宗伯经说序》中说：
通其学者，门人邵学士、孔检讨及子孙数人而已。然邵氏学派实不相同，孔氏治《公羊》学，而三科九旨别自为说，宗旨亦异。（载《味经斋遗书》，清光绪八年。）
清人徐世昌所著《清儒学案》也以邵晋涵、孔广森为庄存与的弟子。所以，孔广森在经学上受到过庄存与的影响是不可否定的。那么，清代“首先研究”《公羊》学的人就不应该是孔广森，而只能是庄存与。
从孔广森的著作来说明孔广森是清代首先治《公羊传》的人物也是站不住脚的。孔广森本人作有《春秋公羊通义叙》，从中可知孔广森的著作成书时间至少在乾隆四十八年（1783）十月，依照《叙》一般成于成书之后、刻书前夕不久的惯例，孔广森的著作当出版于当年或稍后一段时间。但是，庄存与的《春秋正辞》的最早出版时间却不能早于道光五年（1825）。因为，庄存与的《春秋正辞》最早见于《皇清经解》，而《皇清经解》的开始刊刻正是道光五年。二者在时间上有五十年左右的前后误差。所以，连对孔广森的《公羊》学评价不高的梁启超先生，也被此事所迷惑，说：“清儒头一位治《公羊传》者为孔巽轩广森，著有《公羊通义》，当时称为绝学。”（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239页。）梁启超的这一说法与他庄存与是清代《公羊》学的开创者的说法是不一致的，而有人也据此认定孔广森为《公羊学》在清代的开创者。其实，书籍的出版时间与著作时间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判定谁是第一位治《公羊传》的人物，应当根据谁的著作在先，谁的著作在后，而不应该是出版时间的先后。
庄存与的著作虽然出版时间晚于孔广森之书，尽管在《皇清经解》首次刊刻《春秋正辞》中，也没有关于该书写作的具体时间，但是，可以肯定该书的成书时间却远远早于孔书。从《清史稿》来看，孔广森卒于乾隆五十一年（1786），仅活了三十五岁（《孔广森传》，《清史稿》卷四八一。），他的生年应在乾隆一十七年（1752）；而庄存与生于康熙五十年（1719），卒于乾隆五十三年（1788）（《庄存与传》，《清史稿》卷三〇五。），大孔广森三十三岁（朱维铮教授在《晚清的今文学》中说：“庄存与长孔广森三十九岁。”孔广森生年在乾隆十七年（1752），而庄存与生于康熙五十八年（1719），二者相差是33年，而非39年。），也比孔广森谢世晚二年。孔广森在乾隆三十六年（1771）中进士后选翰林院庶吉士，曾在翰林院受教于庄存与。而在这之前，孔广森曾受学于戴震、姚鼐，《清史稿·孔广森传》说：“广森聪颖特达，尝受经戴震、姚鼐之门，经、史、小学，沈览妙解。”戴震与姚鼐所长，都不在《公羊传》的研究，更无在《公羊传》上承继赵汸之说，唯庄存与在《春秋正辞》中有此明说。而《清史稿·孔广森传》有孔广森认为“唯赵汸最为近（指近于《公羊》——作者注）”的记载，这在孔广森所作的《春秋公羊通义叙》中可以得到证明。（孔广森《春秋公羊叙》说：“自唐迄今，知此者，惟赵汸一人哉。”参看《清经解》第5册，凤凰出版社，2005年。）由此，可以再次证明孔广森的治《公羊传》确是师承于庄存与。正因如此，才会有庄存与的书与孔广森的书，“二者在具体考订上乃至在经文释义上的相似程度，都超过庄书与赵书的相似程度”（《晚清的今文学》，《中国经学史十讲》第168页。）。
至少在孔广森就学于庄存与时，庄存与对《公羊》学已有了相当的研究，孔广森的《公羊》学就是从庄存与处得来的。而《春秋正辞》一书很可能在这之前就成书了。魏源曾说：
武进庄方耕少宗伯，乾隆中以经术傅成亲王于上书房十有余载，讲幄宣敷，茹吐道谊，子孙辑录成书，为《八卦观象上下篇》、《尚书既见》、《毛诗说》、《春秋正辞》、《周官记》如干卷。（《魏源集》（上册），第237页，中华书局1976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