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因日月以明类
赵汸以为，存策书之大体、书与不书、变文（三）、特笔六者是孔子笔削以明其义重要手法。但是，这六种笔削还不能穷尽天道人事，于是有笔削之七的因日月以明类：
七曰，因日月以明类，上下内外之无别，天道人事之反常，六者尚不能尽见，则又假日月之法区而别之，大抵以日为详，以不日为略；以月为详，以不月为略。其以日为恒，则以不日为变；以不日为恒，则以日为变，甚则以不月为异。其以月为恒，则以不月为变；以不月为恒，则以月为变，甚则以日为异。将使属辞比事以求之，则笔削、变文、特笔既各以类明，而日月又相为经纬，无微不显矣。（《春秋集传序》。《春秋属辞》卷一四说：“盖孔子修《春秋》，凡策书之大体，既以实录而存。其王伯之会、中外之交、父子君臣之间皆有笔有削，以彰其义。至于上下内外之无别，天道人事之反常，史之所书或文同而事异，或事同而文异者，皆假日月以明其变，决其疑。大抵以日为详者，以不日为略；以月为详者，以不月为略；其以日为恒者，以不日为变；以不日为恒，以日为变，甚则以不月为异。其以月为恒，以不月为变；以不月为恒，以月为变，“甚则以日为异。将使学者属其辞，比其事以求之。”）
日月之法本史官所有，但史官纪事，“事以日决者系日，以月决者系月，逾月者系时”（《春秋属辞》卷一四。），只是照实记录。孔子则借日月之法，以示详略变异，与狭义的笔削、变文、特笔互为经纬，使《春秋》属辞比事无为不显。
日月之法与特笔等笔削之法互为经纬，以明其义。赵汸在《春秋集传》与《春秋属辞》中多有发挥。如特笔之十一，据庄公二十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齐人伐卫，卫人及齐人战，卫人败绩”，而得出“诸侯敌王命，败绩称人”的条例，赵汸的解释是：
败者称师，卫何以不称师？此《穀梁》发义也，而所释未是。赵伯循曰：“败称人，罪卫之不服王命，故异其文。”得经旨矣。盖非师不言败者，史文也。卫有立子颓之罪，齐桓以王命讨之，而卫人敢于拒战，嫌于敌国同文，故变师言人，明不当较也。史本无日伐之例，惟日战是其恒法，此举战之日加伐之上，日其伐以尊王命，明与他伐国者不同，而不日其战，以罪卫人，明非以主及客可例论也。（《春秋属辞》卷一三。）
卫败不称师，为孔子特笔，而以书日加伐之上，为孔子书日的笔法。特笔加书日的笔法，不仅表示了卫国不能与齐国相较之义，而且表明了尊王命、卫有罪之义。
《春秋集传》释“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篾”，则是特笔加不日的日法以明义：
及者暨也，《穀梁传》曰：“及者，内为志焉而。凡特相盟内之志曰及，外之志曰会。”……仪父，邾子克之字也。……称字者，贵之。……邾至仪父能自列于诸侯，于是隐摄位求好于邾，而其君来盟，故鲁人贵之。……此何以不日？隐能以大下小，异于离盟之非义，故不日以别之。以日为恒，则不日以见义也。（《春秋集传》卷一。）
此处以及为特笔，以记盟内之志，而以不日的笔法来称许鲁隐公的以大下小。
“因日月以明类”分为两大部分，前面四条讲日月之例：第一条著例是讲日月之法的基本原则：
凡日事其法二，曰有日有不日，曰有日有不日不月。（原注：谓事以日决者史本书日者。）凡月事其法一，曰有月有不月。（原注：谓事以月决者史本书月者。）凡上有系日之事，下有不日之事，嫌于同日，则书月以明月例。（原注：僖十六年春王正月戊申陨石，是月鹢退飞。）下有同日之事，嫌于不日，再书其日，以明日例。（原注：桓十二十一月丙戌，公会郑伯盟，丙戌，卫侯卒。）
此条是处理事系于日或月的基本规则；第二条疑例是讲同月两事等容易引起误解的系月原则；第三条变例是关于一次战役有两次事件发生的系日规定；第四条则是讲日月之法的详略变异的运用原则：
凡日为详则不日为略。（原注：天子崩日，嗣王卒不日，天子葬以日为恒，诸侯葬以月为恒，详尊略卑。内夫人葬日，外夫人不日，内女卒日，王姬卒不日，详内略外。桓文之盟盛时则日，余皆不日，详重略轻。外裔灭国以君归日，自相灭不日，详内略外。）
由上四条可知赵汸所谓日月法的记录原则。而后面十二条讲灾祥类、祸福类等的日月之法，共分十二类，如祸福类说：
凡公即位不日（原注：七），即位不在正月则日。（原注：定公日，食必在月朔，史犹书日。公即位，大事也，虽必在正月朔日，史法亦当书日以谨始。今皆不日者，盖笔削之旨，略常以明变。昭定之间，逾年无君，国家之大变也。（《春秋属辞》卷一四。）
从此条可见赵汸日月法运用于其他类的大略。赵汸的日月之法实袭《公羊传》、《穀梁传》之说，故《四库全书提要》说其：“至日月一例，不出《公》、《穀》之窠臼。”（《四库全书总目》上册，第228页。）
§§§第四节赵汸《春秋》学的价值
赵汸《春秋》学的基本内容大略如前所述。由此可见，赵汸是以鲁史为《春秋》的蓝本，孔子著《春秋》是据鲁史笔削而成。鲁史为策书之体，有确定的笔法，仅仅是对历史的实录；而孔子志存拨乱，笔则笔，削则削，对鲁史有所笔削，以寄托其义。因此，《春秋》既存策书之大体又非鲁史可比，而是圣人之经，寓含着圣人之义。但是，《春秋》又不是孔子毫无根据所创的一家之言，而是依据鲁史而作，在文辞上辞从主人，在内容上存策书之大体。所以，赵汸讲孔子笔削之义以存策书之大体为第一，并且用了一半的篇幅来论说；其日月之法的纪事恒法，辞从主人，也是对《春秋》与鲁史承继的说明。在赵汸看来，不知《春秋》以鲁史为本的联系，就是“不知其本故”（《春秋属辞》卷一五。）。他批评《公羊传》、《穀梁传》，肯定《左传》，就常常从这一方面入手。这表明，赵汸《春秋》学的主要成分是《左传》的以史说经。
但是，赵汸只是讲到《春秋》存策书之大体，而没有把《春秋》视为鲁史，并且把存策书之大体、辞从主人等与鲁史联系的方面，都说成是孔子笔削之义；他认为《春秋》之成为经典并不在于文与事，而在于义，这又与《左传》的以史解经绝异。正是在此意义上，他称赞《公羊传》、《穀梁传》的从义来阐发《春秋》是得其要，抓住了《春秋》的本质。所以，在《春秋》的性质上，他又接近于《公羊传》、《穀梁传》。
赵汸的这一《春秋》学明显带有综合历史上解说《春秋》各派的特点。从《春秋三传》开始，就已经有了对《春秋》的两种基本看法。一是以《左传》为代表，注重从史实方面来解释《春秋》；二是以《公羊传》、《穀梁传》为代表，重在发挥《春秋》的微言大义。此后，关于《春秋》的各种解说都是由此发展而来。在汉代，《左传》为古文经学，《公羊传》与《穀梁传》为今文经学，两派势如水火，互不相容。但自东汉末年以后，尤其是唐代以后，多有人兼治《春秋三传》，综合其说；但是，在赵汸以前，人们综合《春秋三传》只是兼采其说，将其混而为一，还没有真正综合为一。赵汸《春秋》学则以鲁史为《春秋》之本，《春秋》存策书之大体等皆为孔子笔削之义，而把以史解经与以义解经统一在了自己的学说中。这在《春秋》学史上还没有过。这是赵汸《春秋》学的贡献。所以，他的《春秋》学才会受到时人的高度推许，被誉为接圣人之心于千载之下。
虽然赵汸的《春秋》学既取《左传》，又取《公羊传》、《穀梁传》，并以《春秋》的性质是经，其文为史，辞从主人将其统一起来，但是，以史解经与以义解经毕竟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理论路径，所以，赵汸的《春秋》学在兼取《春秋三传》时，又往往表现出既不同于《左传》，又不同于《公羊传》、《穀梁传》的特点。这不仅体现在赵汸批评《左传》不知《春秋》之义，而且表现在赵汸对《春秋》之义的解释上，与《公羊传》、《穀梁传》的讲求微言大义常常不相一致。如《春秋集传》释“元年春王正月”，就根本不用《公羊传》的“大一统”说，而《春秋属辞》中也多有批评《公羊传》、《穀梁传》的论述。
仅就赵汸的《春秋》学与《公羊》学而论，就有明显的不同。首先，《公羊》学是以《春秋》为孔子所著之书，与鲁史没有关系，而赵汸却以为《春秋》是本鲁史而成的，故他批评《公羊》学以《春秋》为孔子所创的一家之言是“不知本故”。其次，《公羊》学发挥《春秋》的微言大义，不是以属辞比事来进行，而赵汸的《春秋属辞》、《春秋集传》等书都是以属辞比事来著作的。再次，《公羊》学最重要的微言大义，如孔子改制、大一统、三世说等，在赵汸的论著中皆没有见到，而且，赵汸解释《春秋》之义，重在异同、嫌疑、是非之辨，反对《公羊传》的褒贬之说，所以，赵汸所发之义许多都不同于《公羊》学。
既然如此，为什么庄存与要以赵汸的《春秋》学为其先导呢？这是因为，自汉以后的《春秋》学，主要是《左传》研究的盛行，而《公羊传》、《穀梁传》一直没落不振，虽有兼治《春秋三传》，但无不是以《左传》为主，《公羊传》、《穀梁传》实无一点地位可言。赵汸的《春秋》学虽然实以《左传》为主，但在性质上肯定了《公羊传》、《穀梁传》的重义得《春秋》之要，这在当时是一个极大的突破。这就在《春秋》的性质方面，肯定了《公羊传》、《穀梁传》的胜于《左传》，由此就从义的方面，而不是从史的方面来为论说《春秋》制造了理论依据。尽管赵汸从义的方面论说《春秋》做得是不成功的，但是，却为后来庄存与讲求《公羊传》，开启了通行的绿灯。而且，将《春秋》的性质是经而非史的观念贯彻到底，就必然会走到《公羊传》与《穀梁传》的以讲求微言大义为主的道路上。正是在此意义上，赵汸的经学起到了承前启后的历史作用。
§§§第五节关于赵汸经学的认识
《孔子研究》2003年第5期，发表了郜积意同志的《论庄存与的公羊学》一文（以下简称郜文）。郜文在论及庄存与的经学时，对赵汸的经学也有所论及，而其中的一些论说似有值得商榷之处，故辨于后。
庄存与自称，他的《春秋正辞》源于赵汸的《春秋属辞》。因此，郜文以《春秋属辞》为赵汸《春秋》学的代表作，并且在论赵汸的《春秋》学时，也基本上仅仅是据《春秋属辞》为说。但是，赵汸曾说：“《属辞》时推削笔之权，而《集传》大明经世之谊，必二书相表里，而《春秋》之旨方完。”（《春秋集传序》。）所以，要较为全面地说明赵汸的《春秋》学应该对《春秋集传》也应有所涉及，而且《春秋集传》是赵汸一生用力最多的著作。
郜文说，赵汸的《春秋属辞》以为，“《春秋》系孔子据鲁史而成，它就不单是史实的完全记录，而且还包含了孔子寄托的深意”；“同时，如果仅仅看待孔子作《春秋》的褒贬之意，而忽略了《春秋》所具备的史书特征，也不能正确的理解《春秋》。”于是，郜文据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春秋属辞》的写作目标，实际上是综合《左传》与《公》、《穀》二传的不同风格，以见出《春秋》系史官之法与笔削之旨的结合”。《春秋》有史实，又有褒贬的笔削之义，是史官之法与笔削之旨的结合，这是郜文对赵汸《春秋》学的基本认识。然而，郜文的说法是不符合赵汸之义的。
赵汸以为《春秋》确是孔子据鲁史而成，但是，孔子作《春秋》笔则笔，削则削，游夏之徒不能赞一辞。《春秋》既经孔子所作，就绝不是所谓史，“非史氏所及也”（《春秋集传序》。），而是体现圣人之义的经典。孔子“乃即鲁史成文，断自隐公，加之笔削，列伯者功过，以明尊天王、内中国之义；贬诸侯、讨大夫、诛其乱臣贼子，以正人心、示王法，盖天之所命也。……故曰圣人经世之书也”（同上。）。所以，孔子虽然是本于鲁史而作《春秋》，但是，《春秋》与鲁史又是根本不同的，鲁史只是对历史的实录，而《春秋》则有孔子之义的寄托。一为史，一为经，而经与史是不可混而为一的。因此，说《春秋》“具备史书特征”，是“史官之法与笔削之旨的结合”，是不恰当的。
由于《春秋》本鲁史而成，所以，鲁史与《春秋》是有联系的。但是，这个联系绝不是所谓“史官之法与笔削之旨的结合”，因为，《春秋》之所以为经正在其不同于史官之法。史官之法为史官记录历史所必须遵守，而孔子的笔削之旨是孔子所作。而郜文所谓史官之法，其实就是赵汸所说的笔削之旨，郜文说：“赵氏以‘存策书之大体’为史官之法，以‘假笔削以行权’、‘变文以示义’、‘辨名实之际’等为笔削之旨”。赵汸在《春秋集传序》中，十分明确地指出，史官之法即策书之例有十五，而孔子《春秋》的笔削之旨有八，存策书之大体不在史官之法即策书之例中，而在孔子笔削之旨中，而且是笔削之旨的第一项。《春秋属辞》八篇（十五卷），就是分别对孔子笔削之旨有八的说明，其第一篇（共七卷）也是专门论述存策书之大体的。郜文是据《春秋属辞》论赵汸经学的，但对赵汸如此明确的论说却视而不见，明明是孔子的笔削之旨的八个方面，却将其“一分为二”，说存策书之体是史官之法，笔削以行权等才是笔削之旨，郜文关于赵汸经学的全部立论也以此为基础，其论说的结果自不待言。至于说赵汸的《春秋》学是“以策书之体解说《春秋》”，就与赵汸的孔子笔削之义有八相去甚远了。把本来是赵汸说的孔子笔削之义有八二分，一分为史官之法，一分为笔削之旨，是郜文对赵汸经学错误论说的根源所在。
当然，郜文出现这样的错误是有原因的。他看到了赵汸的《春秋》学承认《春秋》与鲁史联系的一面，但是，却没有看到这种联系绝不是史官之法与笔削之旨的联系，而只是《春秋》的存策书之大体，即孔子对鲁史笔而不削的一面与鲁史有所联系。存策书之大体经孔子的笔而不削，就不再是原本意义上的鲁史，而是圣人之经的组成部分了。赵汸的孔子笔削之旨有八种，不仅存策书之大体，而且辞从主人，日月之法的著例等都是与鲁史有所联系的。赵汸讲笔削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笔削包括笔削有八的八个方面，而狭义的笔削仅指笔削有八的一个方面，即所谓假笔削以行权。郜文以假笔削为行权等为笔削之旨，将存策书之大体排斥在笔削之旨之外，而误以为是史官之法，不仅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而且把本来是赵汸所说的孔子笔削之旨也说成是史官之法了。
郜文是从赵汸与庄存与联系的角度来论其经学的，所以，必然要涉及赵汸《春秋》学与《公羊》学的异同问题。但是，由于对赵汸经学的误说，就只能从“存策书大体与笔削之旨的区分”来讨论这个问题了。其实，这样的问题是不存在的，因为《公羊》学并没有所谓史官之法的存策书大体之说，而是以发挥微言大义为宗旨。郜文说：“其一，赵氏所归纳的策书之体并不符合《公羊》学的说法”，这是无的放矢，《公羊》学本无《春秋》有史官之法的策书之体一说，当然就无从符合不符合的问题了。“其二，即使是策书之体，在《公羊传》的解释中也包含了另一层涵义，即孔子所寄托的深层思想”，这是无根之说，《公羊传》根本就无所谓策书之体之说，自然也就无所谓对策书之体的解释。“其三，在涉及《春秋》深层涵义时，赵氏关于孔子笔削以行权的解说与《公羊传》并不一致”，原则上说郜文这样讲是对的。但是，郜文忽略了赵汸讲笔削之旨常常引《公羊传》为说，并认为这是得“说《春秋》之要”（《春秋属辞》卷八。）。同时，对赵汸经学的错误认识，使他在具体论说时，也往往出现错误。如郜文说赵汸认为《春秋》具有“褒贬之义”，然而，此说正好是赵汸所激烈批判的。赵汸在《春秋属辞》目录后序中说：“为《公羊》者遂以《春秋》为夫子博采众国之书，通修一代之史者，于是褒贬之说盛行，又有以为有贬无褒者，又有以一经所书皆为非常，而常事不书者，有谓黜周王鲁者，有谓用夏变周者，其失在不知有存策书大体之义而已，说经昧其原委一至是哉。”（《春秋属辞》卷一。）类似批评褒贬说的说法在《春秋集传》与《春秋属辞》中有多次论及。赵汸讲笔削之旨，却批评褒贬说，这是赵汸与《公羊传》的一个区别。郜文不仅没有看到，反而以赵汸也有褒贬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