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逵夫
东汉末年，一则由于汉王朝的日渐衰微，社会各种矛盾的空前尖锐和儒家统治思想的动摇，意识形态领域空前活跃；二则经历党锢之祸和长年战乱，不同阶层的人被放到了同一历史天平上，人们一样地忧生嗟乱，一样地对人生的诸多问题产生深刻思考，于是形成了春秋战国之后我国历史上第二次思想的解放。从西汉以来独霸文坛的赋，也摆脱了传统思想的束缚，较自由地发展起来，在反映社会矛盾和个人情感方面表现得十分大胆。从艺术表现手段方面说，魏晋时期的赋作体现出作者的艺术探索与独创性；从语言方面说，一方面进一步追求语言的骈联、对偶，另一方面追求描述的生动和抒情的真切，使语言的外在美同其成功有效的表述功能很好地结合起来。在语言骈偶手段的运用上，不只追求句式的一致和上下两句中相同位置上词语词性的一致、词义的相近或相对，而且有意避免上下句实词、虚词的重复。如王粲《神女赋》：
体纤约而方足，肤柔曼以丰盈。发似玄鉴，鬓类刻成。质素纯皓，粉黛不加。朱颜熙耀，晔若春华。口譬含丹，目若澜波。美姿巧笑，靥辅奇牙……错缤纷以杂袿，佩熠爚而焜煌。
上下两句中不出现重复之字。如第一组“肤柔曼”对“体纤约”，“丰盈”对“方足”，上句连词用“而”，下句用“以”。以下各句皆类此。这还是东汉末年的作品。近体诗的手法，实际上在这里已开始形成，由这一点即可以看出魏晋时代对汉代的发展与推进。赋作为一种语言艺术，内容上趋于纪实，表现上追求生动与感人，这自然同社会的变化，作者的身份、地位、阅历的不同有关，同时也是文学自身发展规律的表现。由于赋在表现上向诗的靠拢，魏晋时代的诗人与辞赋家基本上合流，长于诗者也常作赋，长于赋者也能诗。然而这样发展的结果，赋（这里主要指文赋）这种本来用之于由人讽诵、治之于耳的文学样式，也便逐渐转变为读者自己的阅读、治之于目的文学样式。骋辞大赋的衰微，抒情性文赋的产生，骚赋由作家私下的抒发情怀到较普遍地流行并融入散体赋与诗体赋中，诗体赋由一般的体物写志进一步向借物抒情方面的发展，都使辞赋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建安时代，诗赋作家主要集中在曹氏父子周围。曹操既有雄才大略，又登高能赋，在戎马倥偬之中，创作了不少诗赋作品。曹操的赋今皆散佚。其子曹丕、曹植俱为诗赋高手。并残篇在内，曹丕赋今存二十九篇，曹植赋今存四十九篇。从家族历史来说，曹操的祖父曹腾为中常侍，可以说曹氏之兴起于宦官，但无论从所推行的政策还是从政治理想方面来说，曹操都代表着庶族地主阶级的利益；在荡平群雄、安定天下方面，则显出鹰扬奋发的意气。所以，他扶持的擅诗赋之士，在性质上已与鸿都门学完全不同。同时，曹操、曹丕在政治上的作为，与传统儒家所讲的一套君臣大义、仁义道德完全不同，他们不提倡儒术，而提倡诗赋。唯曹操同时讲刑名，文学上以通脱为特征；曹丕、曹叡则重法术，文学上以华丽为特征。这实际上体现了不同的政治需要。
建安七子在建安二十二年（217）之前全部谢世，二十三年（218）繁钦死，二十四年（219）杨修被诛，下一年即曹丕篡汉，改年号为“黄初”。改朝换代之际作家之生死划境如此分明，在历史上为仅见。然而除孔融以外的六子和繁钦、杨修都是曹魏集团的作家，创作活动同曹丕兄弟有着较深的关系，将他们归于汉代自然可借以看出汉末辞赋发展的结果，但归于魏则更便于全面认识曹魏集团文学整体发展的状况。建安六子俱能作赋。今可考知，少则数篇，多则二十馀篇。他们的不少作品显出苍凉悲壮的时代气息，曹丕、曹植的前期作品也充满了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
曹魏集团文学创作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同题共作的现象较多。如《鹦鹉赋》，陈琳、应玚、王粲、阮瑀、曹植、祢衡都有作；《大暑赋》，陈琳、王粲、刘桢、繁钦、杨修、曹植都有作；《车渠碗赋》，陈琳、应玚、王粲、徐幹、曹丕、曹植均有作。其他如《神女赋》《迷迭赋》《止欲赋》《玛瑙勒赋》《柳赋》《大暑赋》《寡妇赋》《愁霖赋》《槐树赋》《喜霁赋》等，都是同一题目，数人共作。这当中有的也可能是和作。如曹丕《悼夭赋序》云：“族弟文仲亡，母氏伤其夭逝，追悼无已，余以宗族之爱，乃作斯赋。”而应玚、王粲、杨修并有《伤夭赋》。曹氏父子和建安六子之外，繁钦、丁廙、杨修、缪袭等也是常常参加这种群体性创作活动的人。这种同题共作会造成创作中的为文造情及搜索枯肠、力求自出新意的状况，但毕竟迫使作家有意去进行艺术上的新的探索；其作品的相互赏读，既形成一种无形的比赛，也会相互启发，推动艺术的发展。所以，建安至黄初之时，由于统治集团核心人物的重视与提倡，这时赋的创作不仅数量多，而且无论在结构、意象还是语言的创造方面，都有明显的发展变化。
建安至黄初，赋在题材上也有新的开拓。首先，由于作者或在战乱中颠沛流离，或长期驰驱于山川军阵之间，其苦乐、安危、悲喜常同一定的自然景观相联系，故不少赋注重于自然景象的描述，通过描写大自然表现个人情怀。如王粲《登楼赋》表现了离乱社会中的忧虑与对安定社会生活的向往；曹植的《临观赋》写自己在魏明帝曹叡之时不被信任，既不能为国效力，又不能自由生活的苦闷与无奈；刘祯《黎阳山赋》、曹丕《济川赋》《沧海赋》《登台赋》《登城赋》则表现了作者对山水风光自然之美的喜爱以及热爱人生、热爱生活的积极上进的人生态度。在这些作品中，无论大海长河，还是高山原野，都潜藏着一种活力，充满了生机，体现了一种高亢的精神。应玚的《灵河赋》是第一篇专赋黄河之作，气势宏大。其中也写到汉武帝元封二年（前109）塞瓠子决口事，末又写到各种树木“扶疏灌列，映水荫防”，也给今人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以启发。
建安时代也产生了不少以述行为题材的赋作，如王粲的《初征赋》、曹植的《东征赋》、杨修的《出征赋》就是作家根据个人的生活经历，在移动的视线中借景抒情，表现作者的思想活动。与此前班昭的《东征赋》、蔡邕的《述行赋》比较起来，咏史的内容大大减少，而更多地反映现实的生活感受。一些从军纪行的作品则展现了声势浩大而艰苦、紧张的军旅生活，反映了汉末战乱频繁的社会现实和曹魏集团雄心勃勃、为统一北方而东征西讨的情况，如王粲的《浮淮赋》、应玚的《撰征赋》、徐幹的《序征赋》等。王粲、曹丕的《浮淮赋》，陈琳的《武军赋》《神武赋》，繁钦的《征天山赋》等，虽多残缺不全，但仍可以看出曹军浩浩荡荡、所向无敌的气势。赋中透露出的报效国家、建功立业的精神，也同样是振奋人心的。当然，这些作品不可避免地具有歌功颂德的性质。那些写校猎、礼仪、游览的赋作，如应玚的《西狩赋》《驰射赋》，曹植的《节游赋》《登台赋》等，在这方面就表现得更突出一些。但即使这些作品，也不像西汉骋辞大赋尽力向“苞括宇宙，总览人物”的方面去努力，而有较强的纪实性，而且侧重于从个人的视听感受方面去表现，往往描写得绘声绘色，使人如临其境。
其次，随着儒家礼教观念的淡薄，抒写男女之情的作品大大增加。如王粲《闲邪赋》，陈琳、阮瑀的《止欲赋》，应玚的《正情赋》，曹植的《感婚赋》《愍志赋》等，表现对女性的思慕、追求、赞美、同情，大胆坦率，也应看作是心灵颤动的记录。虽题曰“闲情”（闲，阑也，防也，御也。非“逍闲”之“闲”。“逍闲”之“闲”本作“閒”。古者“闲”、“閒”有别），“止欲”，实则是在“止乎礼义”的标签下，着重地表现“发乎情”的心态。这些作品往往以因为女子的以礼自持而两情未遂作结，很似汉大赋“劝百讽一”的格局。当然，对以张衡、蔡邕为发端的解放人性、表现男女之情的思想是应该肯定的。此类作品以未遂的情节作结，实际上仍是对传统礼教的妥协，是考虑到传统观念的影响。应玚、王粲、陈琳、杨修随军至荆州，游楚巫山神女处，作《神女赋》，徐幹、缪袭作《嘉梦赋》，也是借题发挥表现对异性爱的追求。阮瑀死后，曹丕悯遗孀之孤苦作《寡妇赋》，命王粲并作；曹植、丁廙也有同题之作。对寡妇的同情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对封建礼教的漠视和对人性的肯定。曹植、王粲的《出妇赋》俱对被休弃妇女表示同情。此后曹植有《洛神赋》，无论是对所仰慕女性外貌、情态的描写，还是对作者可望而不可即的惆怅心理的揭示，都细致生动、深切感人。作品辞采华丽，又善于运用比兴手法写无法正面描写的感觉，故创造了很好的意象，成了表现人神恋爱主题的千古传诵的名篇。
再次，产生了一些托物言志的咏物赋。如王粲的《鹦鹉赋》：“听乔木之悲风，羡鸣友之相求。”《莺赋》：“既同时而异忧，实感类而伤情。”应玚《慜骥赋》：“慜良骥之不遇兮，何屯否之弘多！抱天飞之神号兮，悲当世之莫知……惧仆夫之严策兮，载悚栗而奔驰。”借物抒情之意至为明显。曹植的《鹦鹉赋》《蝉赋》《白鹤赋》《蝙蝠赋》《神龟赋》《橘赋》及王粲的《莺赋》《柳赋》等，都属于这一类。王粲的《酒赋》除写到酒在祭祀、宴会及合乐亲族、欢会朋友中的好的作用之外，也说到它“贼功业而败事，毁名行以取诬”，警世劝俗之意显然。也有些纯粹体物的赋作，以描写形象的生动见长，如阮瑀的《筝赋》，陈琳、应玚、繁钦的《柳赋》，王粲、曹丕、曹植的《槐树赋》，王粲、曹植的《鹖赋》，曹植的《九华扇赋》《宝刀赋》等。其中有的今所存可能只是节录的部分段落，但体会物情细致，描写外貌形容毕肖，得其特征，也短小可诵，使人爱读。
有些题材，是每个时代的杰出作家都会接触到的，如广大人民的生产、生活，天气变化与自然灾害等。刘桢的《大暑赋》写大暑给人带来的困苦和“冀微风之来思”的心情，缪袭的《喜霁赋》写久雨成潦、人们焦虑情况下初晴的状况，都是既写了作者的感受，也表现了广大人民群众所受的灾难与在痛苦中的愿望。
总的说来，建安时代作家对人自身的问题重视起来，体现积极进取的精神较为突出，题材也有进一步的拓展。这比起西汉和东汉中期以前抒情之作主要表现怀才不遇的情形大不一样，和桓、灵之际士人忧时悯乱、揭露社会黑暗的情形也有所不同。其他如曹丕的《感物赋》《感离赋》《离居赋》，曹植的《释思赋》《归思赋》《幽思赋》《九愁赋》，王粲的《思友赋》，繁钦的《愁思赋》《弭愁赋》等，无论叙怀思、写悲愁、抒情怀，都是进行内心的观照，表现作家自己的情感经历。
建安赋不太注重于夸张铺排、罗列物事，而注重写貌传神、抒发情感，这当中既有时代、社会背景上的原因（空前强大统一的西汉帝国已成过去，作者面对的是战乱频仍的社会现实，不少生活细节都可能在头脑中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也有赋的功能转变上的原因（西汉骋辞大赋用于诵，在欣赏者为耳治，故作者注重气势、追求声音效果；东汉以后渐渐变为一般人阅读之作，在欣赏者为目治，要由文字带动想象与联想，故作者追求写貌传神、动人心弦），同时也反映了文学观念的转变与写作技巧的进步。
文学的各种体裁、体式同题材之间，往往形成一种较稳定的联系，建安作家自然也不能完全摆脱这种制约，但也有所变化。比如京苑曾是散体赋的主要题材，但由于中央王朝的衰亡，此时已没有人完全依着司马相如、班固的路子走，而是由扬雄的《蜀都赋》和张衡的《南都赋》受到启发，写家乡所在郡国的都邑。故这个阶段中，徐幹有《齐都赋》，刘桢有《鲁都赋》。这些作品大约同扬雄、张衡的同类作品一样，作于青年时代。人们对国家的认识一是来自于文史作品及相关文献，二是来自对家乡的感受。以后随着生活范围的不断扩大和历史知识的增加，才形成更全面、概括而深刻的认识。所以，这些作品所反映的情感，实际上也是爱国思想的基础。事实上，这些作品也多少表现了身处乱离、企盼盛世的意思。
建安赋不像赋在西汉时代那样是独霸文坛的文学式样。同时，作为语言艺术，它的技巧也在继续探索、发展之中。但是，它所体现出的精神——面对广阔的社会现实，表现人的真实情感和对安定社会、统一天下、建功立业的企盼，在以后赋的发展史上，影响是巨大的。
曹丕从其篡汉前后开始引导作家的创作向细小题材和纯艺术技巧的方面转移，使文人增加对曹氏的向心力，在开国伟业中作贡献。曹丕在其篡汉之势已成而尚未代立之时所作的《典论·论文》中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艺文类聚》卷一六载卞兰《赞述太子赋并上表》言：“伏惟太子，研精典籍……窃见所作《典论》及诸赋诵”云云，则知《典论》作于为太子之时。又《三国志·魏书·文帝纪》裴松之注引《魏书》载，曹丕与王朗书中说：“疫疠数起，士人雕落。”因而“论撰所著《典论》、诗赋盖百馀篇”，则作于建安二十二年（217）春大疫之后。《论文》末尾云：“融等已逝，唯干著成一家言”，乃是说七子中孔融已逝，唯徐幹尚在，所著《中论》，成一家言。据此，则只能作于建安二十二年。因七子中唯徐幹死于建安二十二年。很多学者把这看作中国文学意识觉醒的标志。其实，中国的文学意识在先秦时代已经觉醒，《尚书·尧典》中提出的“诗言志”，屈原《惜诵》中提出的“发愤以抒情”，已讲清了诗的艺术功能和特征；孔子对文质关系的论述已说明了包括文学作品在内的文章其思想内容同语言形式的关系；《乐记》中的“感物”说，《周易·系辞》中关于言意关系的论述，说明当时的人已认识到文章、文学作品同客观事物之间既有联系又不等同的关系及构思、写作中的一些特征。孔子以来所主张的“美刺说”及“兴、观、群、怨”说永远是文学作品的主要功能。纯而又纯地抒发所谓个人感受、脱离社会现实、描写狭小琐碎生活内容的东西如果成为艺术作品的主流，那将是文学的堕落。曹丕说什么“经国之大业”，是要他周围的文人为建立和巩固曹魏政权卖力；他说的“不朽之盛事”，则除了上面的目的之外，还要文人将诗赋、文章看作“立言”的手段，将精力放在雕琢字句、显示才华上。正由于这样，曹魏集团中诗赋创作同题共作、为文造情的唱和、赠答之作不少。这一方面像完成政治任务一样，一个题目一出，大家一窝蜂地上，一个声音、一个基调；另一方面又在一定程度上使诗赋“游戏化”。题材方面，则主要在自身周围的细小事物和个人的思想、情绪、心理范围中寻找题目，写树木、禽鸟、文具、武器，以至棋、酒、筝、扇之类，写自己、朋友、朋友之妻犹不足，则以妇女的口吻代妇女写心。从这个角度说，曹丕的理论是使文学在建安后期至黄初年间产生了“昏迷”，而不是“觉醒”。当然，曹魏时代赋作也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从艺术技巧的方面说，做了不少探索；从内容题材说，虽然在有意让文人缩小范围，但在这个范围之内，可谓搜索冥想、穷尽诗题。这种创作意识的转变，不可避免地会带动赋在形式方面的转变。赋作家已不太重视铺采摛文、踵事增华的手段，而逐渐倾向于对客观世界做合乎世情、物情、人情的描述和表现以及对情感体验的有效的表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