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容易便习惯了黄昏时路过弗勒吕斯路27号，顺便拜访一下，聊天，看画，暖暖身子。斯泰因小姐常闭门谢客，但见了面倒总是很热情，很长一段时间她都态度亲切。每次我外出报道各色政治会议，或者为加拿大报纸及通讯社去近东或德国采访，归来之后，她总让我说些趣味轶事。趣事不断，她很喜欢，还爱德国人所谓“恐怖笑话”。她想听世界美好的一面，拒绝听真实糟糕的一面。
我那时年轻，无忧无虑，最糟糕的时节也找得出奇闻趣事，斯泰因小姐就爱听这些。其他的我便不提，只是自己写下来。
我不出远门时，也会在一天写作后拜访弗勒吕斯路，尝试听斯泰因小姐聊聊我的书。我写作时，写完之后读一遍是必要的功课。如果你不停琢磨，第二天再开始写时便会失了线索，写不下去。你最好锻炼身体，劳其筋骨；最好就是跟你所爱的人做爱，胜过其他一切。但此后，当你空虚时，你就得阅读，以免重开写作前过于忧心。我已经学会了，永远不要舀干创作之井，该在井深处还有存水时便停止，让夜间流入的泉水将井重新填满。
为了让自己歇工时得以分心，我也会读些当代作者的小说，比如阿道司·赫胥黎的书，比如D.H.劳伦斯的书，或者其他我能从西尔维娅·比奇的图书馆借到，或者街上买得到的书。
“赫胥黎是个行尸走肉。”斯泰因小姐说，“你为何会想读个行尸走肉的书？你看不出他都死气沉沉了么？”
我那时还看不出他多死气沉沉，我说他的书好玩，可以免我思考。
“你只应该读真正的好书，或者绝对的坏书。”
“我一个冬天都在读绝妙好书，去年整个冬天也这么过的，明年冬天还会这么读，我不喜欢绝对的坏书。”
“那你干吗读这种垃圾书？这是本不折不扣的垃圾，海明威，一个行尸走肉的作者写的。”
“我想看他们写的是什么，”我说，“而且可以让我省心不思考。”
“你还读其他谁的书？”
“D.H.劳伦斯，”我说，“他写了些挺好的短篇故事，有一篇叫《普鲁士军官》。”
“我试过读他的小说。他这人不可理喻。他的东西凄惨又荒诞。他写起东西来像个病人。”
“我喜欢《儿子与情人》，喜欢《白孔雀》。”我说，“也许他没那么好，像《恋爱中的女人》我就读不下去。”
“如果你不想读坏书，想读点引人入胜又特色鲜明的书，你该读玛丽·贝洛克·朗兹的书。”
我从没听过这个作者，于是斯泰因小姐把写“开膛手杰克”的精彩小说《房客》借给了我，还借我一本讲巴黎郊外谋杀案的书——那地方多半是昂甘泉。这两本书都是极佳的消遣读物，人物描写扎实，情节与恐怖也不显假。完美适合我收工后的休闲阅读，我之后便读了贝洛克·朗兹夫人所有的书。然而她的书就那么多，且没有堪与头两部媲美的。此后，直到西默农的第一批好书出版，我才又找到类似的好书，来打发日日夜夜的闲暇时光。
我想斯泰因小姐大概会喜欢西默农的好小说——我读的第一本要么是《一号水闸》，要么是《渠边人家》——可我不太敢确认，毕竟我认识斯泰因小姐时，她爱讲法语，却不太爱读法语小说。我读的头两本西默农是珍妮·弗兰内给的。她爱读法语书，从西默农还是个采访罪案的记者时，她就开始读他的文字了。
我记得自己和格特鲁德·斯泰因交情甚好的那三四年里，她对那些不捧她作品、没帮扶她事业的作家，从没一句好话。仅有的例外是罗纳德·弗班克，以及后来的斯科特·菲茨杰拉德。我与她初见时，她谈起舍伍德·安德森，没论及他身为作家那部分，却两眼放光地谈他身为一个男人的姿态，那双漂亮温暖的意大利式眼睛，那身和蔼仪态与翩翩风度。我却不在乎他的意大利式眼睛、他的和蔼仪态与翩翩风度，只衷心喜欢他某几个短篇小说。那些小说写来简洁，有些写得极为漂亮，他了解他笔下的人物，深深地关爱他们。斯泰因小姐不想谈论安德森的小说，却总是谈论他的为人。
“他的小说怎么样呢？”我问她。她却不愿谈论安德森的小说，一如她不愿谈乔伊斯。如果你在她面前第二次提乔伊斯，她便不会再邀请你了，就像在一个骄傲的将军面前提起另一个将军似的。你犯过第一次错误后，便吸取了教训。不过，你倒还可以提及个把被击败过的将军，如此一来，骄傲的将军就会大肆赞扬被击败的那位将军，兴高采烈地陈述自己取胜的细节。
安德森的小说写得太好，于是我没法就此跟斯泰因小姐挑起话头。我倒也预备过跟斯泰因小姐谈论他小说如何写得奇差，但这也不太好，因为这就批评了安德森：他属于斯泰因小姐最忠诚的支持者之列呢。后来，安德森终于写了个叫《黑色的笑声》的小说，实在糟糕，我忍不住模仿他的笔锋写了篇小说来嘲弄，斯泰因小姐为之大怒——我正好攻击了她阵营中的一员！不过在此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她倒没生气。她，她自己，在舍伍德身为作家的声誉下跌时，却开始赞美舍伍德了。
她也生艾兹拉·庞德的气，因为他来访时一屁股坐进一张又小又脆，无疑也很不舒服的椅子上——可能是故意安排他坐的——结果把椅子坐坏了。但庞德身为名诗人，待人温和，行事慷慨，本该给他张大一些的椅子，这一点主人却根本没考虑。至于那些圆滑又尖刻的讨厌庞德的借口，是斯泰因小姐自己几年后编出来的了。
斯泰因小姐提到“迷惘的一代”那时节，我们刚从加拿大回来，还住在香圣母院路，那时我们交情尚好。她那辆福特T型老车点火装置有些问题，车厂修理的小伙子在一战最后那年还在军队服役，不知是技术不熟还是没优先修理斯泰因小姐的车，总之用斯泰因小姐的话说，他不够“认真”，经斯泰因小姐抗议后，车厂老板狠训了小伙子一顿，临了老板说：“你们都是迷惘的一代！”
“你们就是这样，你们全都是这样。”斯泰因小姐说，“你们所有在战争里服役的年轻人都是。你们是迷惘的一代。”
“果真？”我说。
“你们就是，”她坚持，“你们对万事都无敬意，你们醉生梦死……”
“那年轻修理工喝醉了么？”我问。
“当然没有。”
“你见过我喝醉么？”
“没有。但你的朋友们都常喝醉。”
“我喝醉过，”我说，“但我可没醉醺醺来过这儿。”
“当然没有。我没那么说。”
“那小伙子的老板倒可能在上午十一点就喝醉了，”我说，“所以他会说这种可笑之辞。”
“别跟我争辩，海明威，”斯泰因小姐说，“根本没用。你们就是迷惘的一代，就跟那车厂老板说的一模一样。”
之后，当我写作我第一部小说时，我试着从《圣经·传道书》里引了一句话，以对比斯泰因小姐从修理厂老板那里听来的话。但那天晚上，我踱回家时，想着修理厂那个小伙子，想那些汽车改成救护车时，他是否也被拉去开过车。我还记得满载伤员的汽车从山区公路驶下时，他们如何踩住刹车，刹车磨坏了便挂倒挡，我还记得最后那些车空载过山，好换几辆有金属刹车和上等手动变速器的大型菲亚特车来。我想着斯泰因小姐与舍伍德·安德森，想着自高自大与精神的懒惰，想着与此对立的严以律己，想着究竟谁在指责谁是迷惘的一代？我沿着山坡走向丁香园咖啡馆，灯光落在我的老朋友、那尊内伊将军铜雕塑上，军刀刺向前方，树叶投下阴影，他孤身在此，背后无人，他在滑铁卢遭遇了何等惨祸啊，我想，所有世代的人都为什么迷惘着，以前如此，以后亦如此，我在丁香园停步，好与雕像做伴，回到锯木场楼上的家里去前，喝上杯冰啤酒。然而，持酒坐看雕像时，我想到，法军从莫斯科撤退，拿破仑与科兰古坐马车奔驰而去，内伊率军殿后，且战且退时，奋战了多少个日子啊。我想到先前，斯泰因小姐是个何等温暖亲切的朋友，想到她谈起纪尧姆·阿波利奈尔过世时的言辞何等壮丽——阿波利奈尔死于1918年，一战停战协议签署之日，群众高呼“打倒威廉（纪尧姆）”时，昏迷中的阿波利奈尔还以为他们要打倒自己呢。我想我得尽我全力帮助她，尽力让她的卓越工作得到应有的承认，请上帝和米歇尔·内伊帮助我。但是，她那些什么“迷惘的一代”的鬼话，那些肮脏轻率的标签，还是都见鬼去吧。
我回家进庭院上楼，看到我妻子、我儿子和他的猫F.普斯，都面带喜色，壁炉里还生着火。我对妻子说，“你知道，格特鲁德这人毕竟还不错。”
“当然了，塔蒂。”
“但她有时候也胡说八道。”
“我从不听她说话，”我妻子说，“我是个太太，我只跟她那个朋友说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