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底，随着国民经济恢复任务的胜利完成和国家转入大规模经济建设，毛泽东开始重新考虑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的关系，经过近一年的酝酿，特别是全国财经会议的统一认识，中共中央于1953年底正式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关于经济发展与制度变革关系的认识发生重大转变，党的指导思想和政策基础开始从以“共同纲领”为标志的新民主主义转向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不再是一个相对稳定的经济制度，以逐步消灭私有制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改造提上议事日程，列入1953年至1975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由此中国几乎不停顿地再次进入一个经济体制剧烈变动时期。
一、“鸡毛上天”
◎毛泽东认识的转变
◎“下马”与“上马”之争
◎“小脚女人”一词的由来
◎毛泽东夺了农村工作部的权
◎六中全会一锤定音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主编的唯一一本书
◎毛泽东说：1949年解放时，他都没有这么高兴过
◎“鸡毛”真的上天了
由于农业合作社发展过快，1955年初中央决定对合作社进行整顿。本来毛泽东是同意对合作社进行整顿的，“停、缩、发”方针就是他在1955年3月上旬听取邓子恢、陈伯达、廖鲁言、杜润生等人汇报时总结提出的。当谈到发展农业合作社的方针时，毛泽东说：“方针是三字经，叫一曰停，二曰缩，三曰发。”当时议定：浙江、河北两省收缩一些，东北、华北地区一般停止发展，其他地区（主要是新解放区）适当发展一些。（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67页。）邓子恢5月6日在第三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的结论中，还谈到毛泽东在春天时关于合作社发展方针问题的意见，邓子恢说：“原来我们说今年秋天停下来，以后毛主席说，干脆（现在）就停下来，到明年秋天再看，停止一年半。”（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68页。）在此前后，毛泽东还对邓子恢说：1957年入社农户发展到占总农户1/3就可以了，不一定要50%。邓子恢当时还坚持50%的设想，毛泽东表示不同意。因此，第三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就根据毛泽东和刘少奇的意见，将第一个五年计划（即到1957年）的合作社发展定为占农户的1/3。
四五月间，毛泽东外出视察，并于5月17日在杭州召开了15个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在此期间，毛泽东发现不少地方干部对合作化是积极的，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大家认为农业社“好得很”，农业生产形势也不像原来听说的那样严重。这就使毛泽东感到中央农村工作部对农业合作化形势的反映不够真实。与此同时，1954年水灾和粮食统购较多造成的农村粮食紧张，也被地方证明为许多喊缺粮的农民并不是真缺粮——毛泽东将其概括为：“所谓缺粮，大部分是虚假的，是地主、富农以及富裕中农的叫嚣。”上述毛泽东对农村形势估计的变化，使他对邓子恢和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合作化方针及整顿工作都产生了不同看法。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通过自己的调查研究，并经过反复思考，终于在1955年7月31日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了著名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
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一开始就预言：“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他在回顾和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合作化方针和实践结果后，对邓子恢领导的中央农村工作部进行了严厉批评，认为在合作化问题上，邓子恢及有些人低估了广大贫下中农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党的领导力量，已经落在了群众运动后面。毛泽东形象地比喻说：“我们的某些同志却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过多的评头品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尽的清规和戒律……”毛泽东进一步分析说，“有些同志，从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出发，错误地观察了工农联盟这样一个极端重要的问题。他们认为目前合作化运动的情况很危险，他们劝我们从目前合作化的道路上‘赶快下马’。他们向我们提出了警告：‘如果不赶快下马，就有破坏工农联盟的危险。’我们认为恰好相反，如果不赶快上马，就有破坏工农联盟的危险。这里看来只有一字之差，一个要下马，一个要上马，却是表现了两条路线的分歧。”
邓子恢在毛泽东严厉批评后，也发言，表示接受毛泽东的批评。（参见《邓子恢传》编辑委员会：《邓子恢传》，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8月1日，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结束时，毛泽东说：和邓子恢同志的争论已经解决了……5月17日（毛泽东主持的十五个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以前，说新区发展的合作社糟得很，这次会上大家说好得很。现在证明新区能发展，今冬明春明夏可大发展。准备工作加巩固工作不会冒险。准备工作第一项就是批评错误思想。以此次会议为标志，中国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进入高潮。
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实际上改变了农业合作化发展方针和进程。8月26日，毛泽东批示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和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请电话通知中央农村工作部：在目前几个月内，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电报，由中央直接拟电答复；并告批发此类来报的同志，不要批上‘请农村工作部办’字样。”（《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五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324页。）于是，毛泽东开始亲自主管农业合作化运动。从8月13日到10月2日中共七届六中全会开幕前夕，毛泽东亲自起草中央批语，连续批转了湖北、安徽、山西、河南、浙江等十个省委学习《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以及批判右倾保守思想、重新部署合作社发展计划、加快发展速度等方面的报告。
8月31日，毛泽东在批转安徽省委报告的批语中说：“安徽省委尖锐地批判了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这种批判是完全必要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五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331页。）这是中央文件第一次提出批判“右倾机会主义思想”。
8月26日，毛泽东亲自为中央撰写《通知》，将修改后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正式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并请他们印发给各级党委，一直发到农村支部。
尽管毛泽东7月31日的报告事实上已经成为中共中央的主导意见，但毕竟还只是个人意见。为了把全党的思想统一到这个报告上来，将自己的农业合作化主张付诸实施，毛泽东认为有必要召开一次扩大的中共中央全会。
1955年10月4～11日，扩大的七届六中全会在北京召开。除了63名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出席外，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和各地委书记、上海局书记、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388人列席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等80人作了大会发言，167人作了书面发言，一致赞同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的分析和主张。
邓子恢在会上也作了发言，主要是检讨自己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错误”。邓子恢的检讨主要分为以下五个方面：
（一）中央农村工作部在我的主持下，曾于1953年春至1955年春先后犯了两次错误。第一次是1953年春将农村的“五多”与合作化运动的“急躁冒进”混在一起，片面强调“稳步前进”，结果变成“宁缓勿急”“稳步不前”。第二次是1955年春，在全国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即将到来之际，我却采取了相反的、消极的、错误的指导方针。对于某些地方因受“适当收缩”方针影响造成的错误行为和损失，应该完全由我负责任。
（二）产生上述错误方针的主要原因是我思想上的右倾，即对广大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估计不足，对党在农村中的领导作用估计不足。
（三）此次错误除上述右倾思想外，还由于我长期存在两个错误的机械论点：第一是过分强调土改可以大胆迅速，而合作化则必须谨慎小心；第二是过分强调合作社“发展容易巩固难”“建设容易办社难”。
（四）为什么我会产生上述右倾思想并长期存在不能改变？其根源是一部分富裕中农对社会主义改造动摇抵触情绪在我思想上的反映。其本质是资本主义思想隐藏在脑子里作怪。
（五）我此次错误之所以形成，还由于犯了组织纪律的错误。如浙江省合作社收缩的方针，未请示中央，即发出电报；5月以后，毛泽东几次批评，思想仍未通，总以为自己只是在合作社发展速度问题上同中央存在不同意见，而未认识到这是方针路线的不同。
农村工作部秘书长杜润生也在会上作了检讨。他说：从骨子里看，还是从1953年残存下来的安于小农经济现状的思想作祟。这种思想，实际上是反映着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对小私有制暂时性的满足情绪和对社会主义的抵触。会后，杜润生又于10月25日，再次向中央提交了检讨报告。
10月11日，即会议的最后一天，毛泽东作了长篇会议总结发言。毛泽东说：所谓“如不赶快下马，就要破坏工农联盟”，这大概是中央农村工作部传下去的一个“道理”。中央农村工作部不仅出谣风，还出了许多“道理”呢！我看这一句话大体“正确”，只改一个字，把“下”字改为“上”字就行了。你们农村工作部也不要悲观，你们给我这么多字都采用了，只改了你一个字。一字之差，我们的争论就是一个字，你要下马，我要上马。
……
中央农村工作部的一部分同志，首先是邓子恢同志犯了错误。他这一次所犯的错误，性质属于右倾的错误，属于经验主义性质的错误。邓子恢同志作了自我批评，虽然各小组会上有些同志觉得他讲得还不彻底，但是我们政治局的同志，还有一些同志，谈了一下，觉得基本上是好的。在现在这个时候，他有了这样的认识，已经是好的了。
……
会不会有人翻案？想翻案的人不少。他们认为合作社搞不成器，我们搞的这一套将来统统要翻，说我们并非马克思主义，而是机会主义。但是，据我看，大势所趋，这个案是翻不了的。
在此基础上，会议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该决议除了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方针政策作了具体规定外，还对合作化速度作了如下大致规划：在互助合作运动比较先进的地方，到1957年春季以前基本上实现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即农民基本上都加入初级社；在全国大多数地方，在1958年春季前，先后基本上实现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
扩大的七届六中全会既落下了半年来关于合作化速度争论的定音锤，也敲响了农业合作化高潮的战鼓。
农业合作化高潮骤然而起，许多人，无论是高级干部还是农村基层干部，特别是广大的农民，是缺乏知识和经验准备的，国家甚至还没有一个正式规范的农业合作社示范章程（直到1955年11月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才通过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1956年6月，一届人大三次会议才通过《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
为了推动合作化运动，给各级干部和农民提供一部发展合作社的参考书，毛泽东亲自主编并出版了一本书，即当时被称为“合作化运动百科全书”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
早在1955年9月，毛泽东批评了邓子恢在农业合作化方面的“右倾保守主义”之后，为了推进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即着手编辑一本农业合作化经验的书，书名叫《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他先请廖鲁言和农村工作部的人从各种刊物上的1000多篇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报告中，挑选了121篇比较好的报告，然后自己用了11天工夫，杜绝各种打扰，关起门仔细阅读了这121篇报告，并对这些报告进行了修改，撰写了按语。毛泽东说：“因为这些刊物是零零碎碎发下去的。它不是集中比较好的典型。现在农村刊物又叫党内刊物，秘密不外传，其实毫无秘密。这些刊物有什么秘密呀！现在我们的书准备公开出版，由人民出版社出，民主人士也要卖给他一本。”（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82页。）
毛泽东着手编辑该书时，他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已经发到农村的党支部，各地已经开展了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农业合作化指标正在层层加码。但是，毛泽东对此并不满意，他在为该书写的序言（一）中说：“目前，在这个问题上的主要的缺点，是在很多的地方，党的领导没有赶上去，他们没有把整个运动的领导拿到自己的手里来，没有一省一县一区一乡的完整的规划，只是零敲碎打地在那里做，他们缺乏一种主动的积极的高兴的欢迎的全力以赴的精神。”“这些材料很有说服力，它们可以使那些对于这个运动到现在还是采取消极态度的人们积极起来，它们可以使那些到现在还不知道怎样办合作社的人们找到办合作社的方法，它们更可以使那些动不动喜欢‘砍掉’合作社的人们闭口无言。”
《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于9月份编好后，印了400本作为样本，发给参加扩大的七届六中全会的中央委员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以及地委的负责人。
七届六中全会上，代表们对此书称赞不已。但是不少人提出：有些材料过时，需要补充新材料，于是毛泽东嘱咐各省、市、自治区的同志回去后尽快将新材料送来。另外，参加全会的教育部的同志还要求把一条涉及学龄儿童入学比例的数字加以更正，毛泽东也采纳了这条意见。
到10月25日，大部分省、市、自治区送来了补充材料。11月份，毛泽东又以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名义约了一些具有特点的稿件。例如，11月2日，中办致电黑龙江省委说：“《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一书，需要有一篇文章介绍在土地特多、人口特少的地区农业生产合作社由初级社转到高级社的经验。这篇文章要说明在这种地区取消土地报酬比较容易，并且介绍牲畜公有化的条件和办法。希望你们能从已有的材料中挑选一篇，修改好文字，注明作者、写作时间、原载报刊等，于11月10日前送来。”
12月份毛泽东重新编这本书时，形势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已经形成，不仅农业，而且资本主义工商业和个体手工业的改造速度问题也已经解决。于是，毛泽东将批判“右倾保守”思想的焦点就从社会主义改造扩大到各个领域。毛泽东说：“现在的问题，还是右倾保守思想在许多方面作怪，使许多方面的工作不能适应客观情况的发展。现在的问题是经过努力本来可以做到的事情，却有很多人认为做不到。因此，不断地批判那些确实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就有完全的必要了。”
经过抽掉过时材料、补充新材料，毛泽东保留了样本121篇报告中的91篇，又补充了新报告85篇，总共176篇，并将书名定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以下简称《高潮》）。12月20日，毛泽东看完该书最后一部分稿子后，给秘书田家英写了一张批条：“书名叫《五亿农民的方向》如何？如果用这个名称，那就要把那一篇《五亿农民的方向》放在第一篇的位置，请酌定。”田家英未改，仍然维持了原书名。
据当时与田家英一起协助毛泽东编辑该书的逄先知回忆：
毛泽东编《高潮》时，是那样认真地精选材料，认真地修改文字。在那段时间里，几乎把主要精力倾注到这部书的编辑工作上……毛泽东习惯于夜间工作，每天一清早，就退来一批修改好的稿子和写好的按语，再由我们进一步作文字加工……毛泽东还对大部分材料重新拟定了题目。把一些冗长、累赘、使人看了头痛的标题，改得鲜明、生动、有力，而又突出了文章的主题思想。例如，有一篇材料原题是《天津市东郊区詹庄子乡民生、民强农业生产合作社如何发动妇女参加田间生产》，共三十三个字，毛泽东改为《妇女走上了劳动战线》，只用九个字，简单明了，又抓住了主题，读者一看就有印象。又如，有一篇材料原题为《大泉山怎样由荒凉的土山变成了绿树成荫、花果满山？》，毛泽东改为《看！大泉山变了样》，多么吸引人！（逄先知等：《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23页。）
12月27日，毛泽东在杭州写的第二个序言脱稿，30日他在上海写信，请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审阅。同时，毛泽东还指示田家英，将排出的该书清样送上述四人审阅。由此可见，毛泽东对这本书是非常看重的。
1956年1月，《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正式出版发行。尽管报纸、电台没有发消息，该书还是迅速传遍全国，人们争相购买。据逄先知回忆，该书出版时，毛泽东对田家英说，他很高兴，1949年全国解放时，他都没有这样高兴过。
从1955年7月31日毛泽东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后，全国开展了批判所谓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右倾保守”思想，这就给农业合作化造成巨大的政治压力，党内外各级干部不甘也不敢落后，于是在全国范围内很快就掀起了一场农业合作化高潮，其势头之猛、速度之快，甚至超过了七届六中全会的规划。到1955年年底，全国初级社的数量即由年中的65万个增加到190多万个，入社农户已占全国农户总数的63%左右。1956年1月，毛泽东编辑并亲自写了两篇序言和大量按语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公开出版，进一步推动了农业合作化运动。到1956年3月，全国就基本上实现了农业合作化，入社农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90%，到年底，则达到97%。农业合作化速度之快，甚至超过了毛泽东的估计。
初级社发展的辉煌成果，又诱发人们加快向高级社的发展速度。本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就大力提倡高级社和办大社，1956年1月中共中央提出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也强调“对于一切条件成熟的初级社，应当分批分期地使它们转为高级社，不升级就妨碍生产力的发展”（国家农委办公厅编：《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上，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529页。）《纲要》还要求合作基础较好并办了一批高级社的地区，在1957年基本完成高级形式的合作化，即农户基本加入高级社，其余地区在1958年基本上完成高级形式的合作化。于是1956年春全国农村又掀起了建立高级社的高潮。6月30日，一届人大三次会议通过《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同时宣传舆论工具也大造声势，使得农村基层干部和农民争先恐后地将初级社转变成高级社。在1955年7月农业合作化高潮前，全国参加高级社的农民仅4万户，到1956年3月，参加高级社的农民已达6000万户，到年底则达到10742.2万户，已占入社农户总数的90%以上。至此，以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为特征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原来计划用三个五年计划完成的事情，现在不到一个五年计划就提前完成了。
初级社向高级社的过渡，是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的一个带有本质性的重要变化。因为初级社是私有制基础上的劳动人民集体经济组织，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可以作为股份参加分红，社员入社退社自由，实行按劳分配为主和积累归公，初级社的规模也不大，1956年以前平均每社20余户农民。这种股份制形式的经济组织，虽然在当时被称为“半社会主义性质”，但它与当时农村的部分经济发展要求还能适应，这也是1951年至1954年初级社能够不断增加并巩固的根本原因。但是即使是初级社，它的普及也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需要一定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条件。而高级社与初级社相比，不仅公有化程度高了，即土地和其他主要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产权模糊了；而且规模也扩大了，平均每社拥有200户农民，相当于后来人民公社时期的生产大队。这种公有化程度高和组织规模过大的情况，对于基本上仍然处于传统农业水平的农村和农民来说，经营管理方面的困难和问题之多是可想而知的。
二、《农业发展纲要》和“浮夸”的苗头
◎《农业发展纲要》的出台
◎毛泽东过于乐观
◎麻雀被列入“四害”
◎“纲要”的粮食产量目标太高了
◎双轮双铧犁走入误区
◎在北方推广种植水稻
◎阳谷县的“养猪经验”
◎急于求成的“扫盲运动”
农业合作化的高潮使毛泽东非常兴奋，也激发了他由此推动农村经济和社会文化迅速发展的念头，以解决所谓“农业拖工业化后腿”问题。1955年11月中旬，毛泽东先后在杭州和天津召集华东、中南、东北和华北15个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开会，展望农业合作化和农业生产发展的远景，毛泽东将会议讨论的农村发展设想归纳为《农业十七条》。回到北京以后，毛泽东亲自起草中央通知，于1955年12月21日，将《农业十七条》发给上海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要求他们在1956年1月3日以前研究完毕，并准备好意见。
1956年1月5日至9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部分省委书记会议，讨论修改《农业十七条》，会议将农业十七条扩大为农业发展纲要，正式定名为《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我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以下简称《农业发展纲要》），并将其送给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1956年1月9日，刘少奇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了毛泽东和杭州会议起草的《农业发展纲要》。
1956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将《农业发展纲要》作为知识分子问题会议文件之三印发给到会的代表。并在会议期间，邀请了在北京的工业、农业、文教卫生、社会科学等各方面的专家、民主党派、文化教育界的人士1375人，分组进行了讨论。经过广泛讨论和采纳意见，1956年11月23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了修改稿，以中央政治局的名义，正式提出《农业发展纲要》，并将其提交最高国务会议讨论。
1956年1月25日，毛泽东主持最高国务会议，讨论《农业发展纲要》。毛泽东在会上说：
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农业和手工业由个体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私营工商业由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必然使生产力大大地获得解放。这样就为大大地发展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创造了社会条件。
毛泽东还说：
去年夏季以前在农业方面存在的许多困难情况现在已经基本上改变了，许多曾经被认为办不到的事情现在可以办到了。
《农业发展纲要》就是在这个高潮基础上提出的。“农业以外的各项工作，也都必须迅速赶上，以适应社会主义高潮的新形势。”（《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2～23页。）
1月26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了毛泽东的讲话要点、《农业发展纲要》以及廖鲁言的说明。从此，《农业发展纲要》成为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不仅在1956年至1967年间起到了规定性的指导作用，而且由于它的许多指标没有实现，在十年“文革”期间仍然发挥着指导作用。
《农业发展纲要》在当时并对后来产生较大影响的内容主要有：
（一）1956年基本上完成初级形式的农业合作化；1958年基本上完成高级形式的农业合作化。
（二）农业合作社对缺乏劳动能力、生活无依靠的鳏寡孤独和残疾军人，实行“五保”，即保吃、保穿、保烧（燃料）、保教（少年儿童）、保葬，使这些人的生养死葬都有依靠。
（三）粮食平均亩产在12年内，在黄河、秦岭、白龙江以北地区，由1955年的150多斤增加到400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由1955年的208斤增加到500斤；淮河、秦岭、白龙江以南地区，由1955年的400斤增加到800斤。棉花平均亩产（皮棉），在12年内，按照各地情况，由1955年的35斤（全国平均）分别增加到60斤、80斤和100斤。
（四）兴修水利、发展水电。在7至12年内，基本上消灭普通的水灾和旱灾；凡有水源可以利用的地方，在12年内，基本上做到每个乡或者几个乡建设起一个小型水力发电站。
（五）发展新式农具。在3至5年内，推广双轮双铧犁600万部和相应数量的播种机、中耕机、喷雾器、喷粉器、收割机、脱粒机、铡草机等。逐步地实行农业机械化。
（六）多种高产作物。首先是扩大稻谷种植面积。在12年内，增加3.1亿亩水稻、1.5亿亩玉米和1亿亩薯类。
（七）发展国营农场。12年内，国营农场的耕地面积由1955年的1336万亩增加到1.4亿亩。
（八）开展绿化。12年内，绿化一切可能绿化的荒地荒山。
（九）防治兽疫和消灭农作物病虫害。分别在7至12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危害牲畜最严重的病疫；基本上消灭危害农作物最严重的病虫害。
（十）提高农村劳动力利用率。在7年内，做到农村男子全劳动力每年至少做250个工作日；女子全劳动力至少做120个工作日。
（十一）消灭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疾病。分别在7至12年内，基本上消灭危害人民最严重的疾病，如血吸虫病、钩虫病、黑热病、脑炎、鼠疫、疟疾、天花、性病。
（十二）“除四害”。分别在5年、7年或者12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
（十三）扫盲运动。按照各地情况，分别在5年或者7年内，基本上扫除文盲；在每个乡设立业余文化学校；在7年或者12年内，基本上普及小学义务教育。
此外，还有关于储备粮食，发展农业科技、交通、通信、广播、文化体育、商业、金融等许多内容。
《农业发展纲要》对1956年产生较大负面影响的主要有三项：一是单纯追求提高粮食产量；二是大力开展扫盲运动；三是盲目推广双轮双铧犁。后面两项在1956年6月20日的“反冒进”社论中被批评；关于第一项，毛泽东在1956年11月也承认：“从去年冬季以来，集中搞粮食，忽略了副业和经济作物。后头又纠正这个偏差，来搞副业和经济作物。”
《农业发展纲要》对后来影响较大的有“除四害”，粮食过黄河、跨长江，实现农业机械化等。
由于当时粮食和棉花的严重不足是农业中的突出问题，毛泽东在制定《农业发展纲要》过程中比较强调提高粮食、棉花的产量问题。1956年初，毛泽东在公开出版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序言中，即提出到1967年，粮食和许多其他农作物的产量，“比较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最高年产量，可能增加100%到200%”（《新华半月刊》1956年第3期，第2页。）。1956年1月25日，经过毛泽东修改审定的廖鲁言对《农业发展纲要》的说明则说：全国粮食和棉花的产量，在1967年要分别由1955年的预计3652亿斤、3007万担增加到1万亿斤、1亿担（公开发表时改为粮食比1955年的产量增加一倍半，棉花比1955年产量增加两倍），就是每年要分别以8.8%、10.5%的速度递增。这个指标显然是太高了，远远超出了实际可能。
1956年农业生产热潮中一个影响颇大的事是推广双轮双铧犁问题。《农业发展纲要》提出：“在三年至五年内，推广双轮双铧犁六百万部。”在急于求成气氛下，1956年原设想生产500万部，后来计划安排生产350万部，推销270万部，但仍然不能满足各地需要，以至中央在4月19日不得不致电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说明因钢材紧张，不能按原计划组织生产，要求各地降低生产和销售指标。但是实际情况如何呢？上述对双轮双铧犁的需求完全是政府和干部行为，并不是农民的真正需求，换句话说，并不是有效需求。特别是南方的水田，根本不能使用。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为了完成指标，大多数采用农业贷款的方式将双轮双铧犁贷给农业合作社，即使这样，农民仍然不愿意购买，不少地方不得不采取强迫命令。结果到1956年10月底，虽然生产出170多万部，却只销售出80万部，还退回15万部，没有退回的，也有相当大一部分变成只能挂在墙上无法使用的“挂犁”“破烂犁”。
1958年2月，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谈及此事时，不得不承认：“双轮双铧犁在北方还可以，在南方是名声很臭。这个东西对不对？现在看起来不对。”（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39页。）
为了增加粮食产量，尽快实现“纲要”目标，1956年开始出现忽视科学规律和客观条件、对农业发展缺乏实事求是的态度。
1956年7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北方能大量种水稻吗》，同时发表延边水稻丰产经验考察组的文章《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水稻丰产经验》。社论指出：“在许多人的心目中，水稻总归是南方的农作物。近几十年来，北方的少数地区，也开始种植水稻，像天津附近的‘小站稻’，便是全国著名的。北方可以种水稻，大家已经这样相信了。但是，北方的水稻种植面积毕竟不大，总产量也还不多，因此，许多人还有怀疑：这些地方所以能种水稻，是不是因为有什么特别优越的条件呢？本报今天发表的《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水稻丰产经验》，最有力地回答了这个问题。简直可以这样说，在我国，如果采取了适当的措施，到处都能种水稻。”
“现在黄河以北的水稻种植面积却只相当于耕地面积的1.65%左右。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农民能够把水稻种得很好，别的地区为什么就不能这样做呢？”
社论还说：根据《农业发展纲要》，在12年内，我国水稻的种植面积将要从现有的4.3亿亩扩大到7.4亿亩。“这几亿亩水稻种植面积，究竟要在什么地方开辟出来？秦岭、淮河以南地区，早已是我国水稻的主要产区；这些地区可能继续扩大水稻面积，但数量是不会多的。因此，将来大量发展稻田的地区，将不是南方而是北方。”
文章发表后，北方13个省、市、自治区即组织了参观团到延边去学习其种植水稻的经验。1956年9月11日，《人民日报》再次刊登文章，说参观的结果确实证明了“在北方不但可以普遍种植水稻，而且也能够提高水稻单位面积的产量”。
作为中共中央的机关报一再刊登这样的文章，可以看出，1956年实际上已经出现了“大跃进”的苗头。只是因为主管经济工作的绝大多数领导人还没有被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冲昏头脑”。
1953年实行粮食统购统销以后，特别是加快农业合作化步伐以后，农民养猪减少，据当时统计，全国生猪生产数量为：1951年是7000万头，1952年为8000万头，1953年是9000万头，1954年是1亿头，1955年是8700万头，1956年是8400万头。（《大公报》社论：《怎样看待肉食问题》。1957年1月9日。）而同时随着城市的发展和城市居民收入的增加，城市猪肉的消费量却不断增加，从而使猪肉的供求矛盾自1953年以后日趋紧张。由于当时吃到猪肉往往是生活水平提高的重要指标，也是人民满足消费愿望的不可缺少的内容，对于一般农民和工薪阶层来说，吃上一顿猪肉，是非常大的满足，几乎是别的食品无法替代的消费。因此猪肉的短缺引起了许多人不满意，“过去是没有钱吃不起肉，现在是有了钱却吃不到肉”，其心情可想而知。陈云在1956年11月11日的八届二中全会上就说：“猪肉供应不足，已经是人民普遍不满意的一个问题。广东、上海发了肉票，北京是每人一次只准买五角钱的。现在是半夜就去排队，排到天亮。如果以后排队也买不到肉，问题就大了。”（《陈云文选》（1956～1985），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5～16页。）
由于养猪不仅费粮食，而且在当时是一个需要精心伺候的细活，因此一般合作社不愿也没有能力大力发展养猪业。这是农业合作化以后，毛泽东大力发展农业所需要解决的一个迫切问题。
1956年11月9日，毛泽东将阳谷县石门宋乡农业生产合作社副主任宋保恩写的《我们一个社要养两万头猪》批转给与会的各省、市、自治区负责同志，毛泽东说：“要知道，阳谷县是打虎英雄的故乡，可是这一带没有喂猪的习惯。这个合作社改变了这种习惯，开始喂猪。第一年失败，第二年成功，第三年发展，第四年大发展，平均每人约有猪二头，共计二万头。这个合作社可以这样做，为什么别的合作社不可以这样做呢？”毛泽东写道：“请各位省、市、自治区负责同志注意：如果你们同意的话，就把这篇文章印发给一切农业合作社，以供参考，并且仿照办理。”
据宋保恩说，他那个合作社1955年8月养猪308头，按当时计算，每户平均5头猪，每人平均1头猪，因此当时合作社的规模大概是62户农民，300多口人。到1956年下半年写该文章的时候，由于合作社扩大了，共有2740户，故计划1956年养猪2万头。怎样实现这个巨大的飞跃性目标呢？据宋保恩说，几乎各种各样的树叶、野菜以及农作物的叶蔓都可以直接或通过发酵变成饲料。按照当时的饲养水平，按照文章自己的说法，都是很难达到养猪2万头的，尽管阳谷县委肯定了宋保恩的计划。这种猪既长得好，猪又少吃粮食，又能够生产大量有机肥使粮食增产的好办法，大得毛泽东的欢心，别人也就不敢再去论证其是否可行了。退一步说，即使在阳谷县宋保恩社可以办到的事，由于种种条件不同，在别的地方也不一定能做到。
毛泽东的上述批语和宋保恩、阳谷县委的文章都于1956年12月23日刊登在《人民日报》上面。好在毛泽东只是这样号召一下，并没有下指令性计划，因此1956年也就没有发生“养猪”方面的“大跃进”。
由于毛泽东在七届六中全会上要求再次开展扫盲运动。并将其列入《农业十七条》和后来扩充的《农业发展纲要》，从1955年底，全国农村再次掀起扫盲运动。
1955年12月6日《人民日报》社论说，这次扫盲运动与1953年扫盲工作的“冒进”是不同的，那次扫盲时农村中没有出现农业合作化高潮。“然而现在扫除文盲的主客观条件已经发生了变化，今天的问题已经不是冒进的问题，而是许多干部的思想落后于形势的发展，产生了保守倾向的问题了。”
社论说：“全国要在七年之内扫除大约两亿左右的文盲。其中绝大多数文盲是在农村。因此，农村的扫除文盲任务更加艰巨，需要花费更大的力量。但是，即使在农村，我们也有条件来完成这个任务。”“有些什么有利的条件呢？农业合作化的高潮已经到来，农村经济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同时，农业合作社的大量发展，使得统一地安排农民的生产和学习时间成为可能，这就使农民的学习时间有了保证。”
由于是在批判“右倾保守主义”和农业合作化的基础上开展扫盲运动，使得扫盲计划指标层层加码。《农业发展纲要》规定，从1956年起，在5至7年内基本上扫除文盲，到某些省里，则变成4至5年，到某些县里，则变成2至3年，到乡或合作社，则时间更短了。为了完成不切实际的扫盲计划，不少地方采取了行政命令和走“形式”的做法，严重违反了自愿原则。如有的农村将扫盲与“工分”挂钩，对不参加学习的人扣工分；有的乡村设立“识字岗”，“拦路识字”。给农村生活制造了麻烦，增加了农民负担，农民不胜其烦，效果很不好。《光明日报》6月8日发表的社论《纠正当前扫盲中的两种偏向》，即列举了不少这种急躁情绪和强迫命令的偏差。
三、“好的很”与“糟的很”
◎高潮留下的后遗症
◎铺张浪费是合作社普遍现象
◎年初的计划几乎都没有完成
◎王观澜发现农村副业普遍下降（只有王观澜敢提出问题）
◎毛泽东再用“阶级分析”方法
1955年下半年掀起的农业合作化高潮，使得大部分农民在一年的时间内，就由私有制的单干农民变成了公有制的高级社社员，这种急剧的变化一来是一哄而起，没有贯彻“自愿互利”原则，使合作社从建立之日起就存在矛盾，其中部分富裕中农的利益受到损害；二来由于合作社仓促建立、很快“升级”、规模又过大，合作社的干部即使一心为公，也因普遍缺乏管理经验而不能领导好合作社。因此，当合作社普遍建立起来、并基本完成由初级社向高级社的过渡以后，其经营管理问题就暴露出来。
第一个问题是经营管理中的浪费问题。1956年4月3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关于勤俭办社的联合指示”。“指示”说：在合作化基本完成的情况下，“有些农业生产合作社出现了铺张浪费、滥用民力的现象。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少数干部和积极分子爱排场，摆大摊子，合作社成立不久，就忙于并村庄，盖新房，修俱乐部，修办公室，购置大量的和贵重的文化娱乐用品、桌椅板凳和托儿所用的小孩玩具，非生产性开支过大；同时，生产开支也不注意经济核算，购置过多的或者现时并不需要的大型农具和运输工具，大量投资兴办那些过多过早的基本建设。”
第二个问题就是计划不符合实际问题。正如当时的中央指示所说的：“在大力反对保守思想以后，有些县、区和农业生产合作社规定的增产指标过高，脱离实际。”1956年9月7日发表的社论《还要不要计划》也说：“在很多地方，目前农业生产的实际情况同今年春天制订的生产计划有许多出入。”
第三个问题是副业下降、农民收入减少问题。1956年6月王观澜关于江浙农村副业的调查报告比较客观地反映了这种情况。
1956年6月12日，王观澜将他在浙江临海等县农村的调查情况报告中央。王观澜在报告中说：根据他的调查和采用“为农民算账”办法估计，他调查的两个县1956年农民的副业收入因合作化普遍大幅度下降，由于副业收入在农民总收入中一般占30%以上，因此1956年这两个县的农民收入不能增加，甚至会下降。王观澜的报告有理有据，分析细致具体，引起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毛泽东亲自修改的中央批转指示说：“王观澜同志报告中所述临海县情况，是农民不能增加收入的情况，如果这种县多了，则事情未可乐观，值得严重注意。”（《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32页。）
当时担任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的王观澜，由于身体不好不能参加较多工作，倒使他虽然身居漩涡中心而没有落水，没有受到1955年下半年的反对“右倾保守主义”的牵连。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尤其是农口的干部不敢对合作化和农村经济说“不”的情况下，王观澜出来说话了。他使用了毛泽东在中央苏区言传身教给他的方法：通过调查研究来说话。
王观澜敢于出来说话，还因为他与毛泽东的关系非同一般。早在中央苏区的时候，他就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从事农民工作，担任中央土地部副部长、中央土地委员会副主任，协助毛泽东开展了农村调查、查田运动，帮助毛泽东制定了一系列农村土地改革和经济政策，深得毛泽东的信任，并且也受到王明“左”倾路线的排挤打击。新中国成立以后王观澜身体不好，实际上养病的时候居多，毛泽东那封著名的关于对待疾病的信就是写给他的。
对于合作社存在的上述问题，中央也想尽办法予以解决，发出了一系列指示，批转了许多经验，《人民日报》还发表了很多社论和文章。如1956年6月30日通过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1956年9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的《关于加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生产领导和组织建设的指示》；1956年9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全面地解决农业合作化以后的新问题》；1956年11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的《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秋收分配中若干具体问题的指示》；11月28日《人民日报》社论《打破民主办社的障碍》。但是，从1956年底许多地方农民“拉牛退社”和1957年初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来看，农业合作社的问题并没有解决。
1957年1月，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说：“农业合作化究竟是有希望，还是没有希望？是合作社好，还是个体经济好？这个问题也重新提出来了。去年这一年，丰收的地方没有问题，重灾区也没有问题，就是那种灾而不重、收而不丰的合作社发生了问题。这类合作社，工分所值，原先许的愿大了，后头没有那么多，社员收入没有增加，甚至还有减少。于是议论就来了：合作社还好不好？要不要？这种议论也反映到党内的一些干部中间。有些干部说，合作社没有什么优越性。有些部长到乡下去看了一下，回到北京后，放的空气不妙，说是农民无精打采，不积极耕种了，似乎合作社大有崩溃灭亡之势。有些合作社社长抬不起头来，到处挨骂，上面批评，报纸上也批评。有些党委的宣传部长不敢宣传合作社的优越性。农业部的部长廖鲁言，又是党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副部长，据他讲，他自己也泄了气，他下面的负责干部也泄了气，横直是不行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也不算数了。”
对于说合作社“不行”“没有希望”的人，毛泽东又采用了他惯常使用的阶级分析方法。毛泽东说：“前年反右倾，去年反‘冒进’，反‘冒进’的结果又出了个右倾。我说的右倾，是指在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主要是在农村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的右倾。我们的干部中间刮起了这么一股风，像台风一样，特别值得注意。我们的部长、副部长、司局长和省一级的干部中，相当一部分人，出身于地主、富农和富裕中农家庭，有些人的老太爷是地主，现在还没有选举权。这些干部回到家里去，家里人就讲那么一些坏话，无非是合作社不行，长不了。富裕中农是一个动摇的阶层，他们的单干思想现在又在抬头，有些人想退社。我们干部中的这股风，反映了这些阶级和阶层的思想。”
怎样反击否定合作社的“这股风”呢？毛泽东提出的办法就是：“只要拿出一个办得好的合作社，就可以把反对合作化的一切怪论打下去。为什么这个社能办好，别的社就办不好？为什么这个社有优越性，别的社就没有优越性？你到处大讲这个社的经验。一个省总可以找出这样一个典型嘛！要找那个条件最差，地势不好，过去产量很低，很穷的社，不要找那个本来条件好的社。当然，你搞几十个也可以，但是，你只要搞好一个，就算胜利。”
1956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再次重申了上述观点：“合作化完成了，这就解决了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同个体农业经济之间的大矛盾。合作化迅速完成，有些人担心会不会出毛病。幸好，毛病有一些，不大，基本是健全的。……现在有一些人却在说合作化不行，合作化没有优越性，吹来了一股小台风。合作化究竟有没有优越性呢？今天会场上发的文件里面，有一个关于河北省遵化县王国藩合作社的材料，大家可以看一看……王国藩合作社能做到的，别的合作社，在正常情况下也应该能做到，或者时间长一点也应该能做到。由此可见，那些说合作化不好了的议论是没有根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