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共和国经济建设历史的一个重要总结
〇经济形势最好的一年
〇头一轮加速发展
〇价格闯关的经验教训
〇邓小平的“台阶式”发展思路
1997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历史上值得大书一笔的一年。中国人民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在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教育等领域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特别是在经济战线上，我国第一次出现了“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的发展态势。刚刚进入1998年，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就对1997年的经济工作作了深刻的总结。1998年1月14日，他在全国银行、保险、证券系统行长（经理）会议上指出：
1997年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形势最好的一年。经过几年宏观调控的成功，经济运行方式已经由“高增长、高通胀”转入“高增长、低通胀”的轨道；商品市场整体上已经告别短缺经济，走向买方市场；经济实力增强，生产资料供应充足，粮食储备和外汇储备都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中国已经找到并且正在培育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1998年国民经济形势会比1997年更好。（《中国共产党新时期历史大事记》，510页，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
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的是，朱镕基在这里用的不是“最好的年份之一”，而是“最好的一年”，即是说，改革开放以来，没有任何一年能够比1997年的经济形势更好。可见朱镕基的评价之高。
在这里，朱镕基所强调的不仅仅是发展的速度。如果仅就发展速度而言，1997年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8.8%，并不十分突出。如在我国经济建设的历史上，1958年的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33%；1987年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11.3%；1988年增长11.3%。这些数字，都比1997年的数字要高出许多。然而，难能可贵的是，在1997年，我国的经济在保持了较高的发展速度的同时，实现了较低的通货膨胀率。1987年也是我国经济建设速度较高、形势较好的一年，但是这一年商品零售价格总指数上升7.3%，到1988年竟然高达18.5%，其中12月份比上年同月上升26.7%。而在1997年，商品零售价格总指数仅上升0.8%。一个“高增长、低通胀”的态势已经形成。这种形势，不仅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史上，而且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也是少见的。朱镕基称其为“最好的一年”，根据就在这里。
如果联系到1997年的国际经济背景，我们可以更深刻地认识到我国所取得的成就的非凡意义。1997年7月，泰国的泰铢对美元的汇率失守，引起了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国的连锁反应，爆发了一场罕见的亚洲金融危机。截至12月1日，泰国已有约117万失业者。12月8日，泰国宣布关闭56家金融公司。15日，泰铢对美元汇率跌破48泰铢兑换1美元的大关。同日，菲律宾比索对美元汇率创历史新低，达到38.85比1。这场危机还波及台湾和刚刚回归的香港，以及韩国和日本。一时间，日本、亚洲四小龙的神话破灭了。在我国进一步加大改革开放的力度的形势下，经济发展不可能不受到这场危机的影响。在这种严峻的国际经济形势下，我国保持了几年来宏观调控的成果，走上了“高增长、低通胀”的良性循环的轨道，就更是难能可贵的了。
1997年“高增长、低通胀”发展态势的形成，可以说是来之不易的。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汲取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历史上成功的经验和遭受挫折的教训，从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际情况出发，制定了一系列宏观调控的政策措施，才走上了一条比较稳健的发展道路。其中，邓小平关于“台阶式”发展的思路，对于实现这种健康的发展态势，具有指导性的意义。
邓小平的“台阶式”发展的思路，其核心是抓住机遇，加速发展。但是，在改革开放初期，鉴于以往多次因为片面追求高指标、高速度反而造成大起大落的教训，再加上我国正处于国民经济调整时期，所以，中央对于建设速度问题非常慎重，没有提出加速发展的问题。1982年5月，邓小平在向外国客人介绍我国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时指出：“根据我们的经验，步子也不能迈得太快、太急。过去，我们搞得太急，发生了一些错误，我们叫‘左’的错误，这样，经济发展的速度反而慢了。……今后十年经济发展不会太快，因为过去遗留下来的问题太多，各种比例失调。五年至十年以内，经济发展速度只能每年增长4%，达到5%就了不起了。”（《邓小平文选》第二卷，407页。）基于这种考虑，几个月后，邓小平在谈到党的十二大确立的20年“翻两番”的总目标时指出：“20年是从1981年算起，到本世纪末。大体上分两步走，前十年打好基础，后十年高速发展。”（《邓小平文选》第三卷，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显然，此时邓小平关于我国前十年经济发展的思路，侧重点是“稳”。
1983年年初，邓小平的思路侧重点开始发生一些变化。按照原定计划，1982年工农业总产值的增长率为4%，但实际上增长率却达到了8.7%。这种实际发展速度超出原定计划指标一倍多的新情况，引起了邓小平的注意。1月12日，他在同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和农业部门负责同志谈话时说：“根据最近的统计，1982年工农业总产值增长8%左右，大大地超过了原定的增长4%的计划。前两年还没有发生这种情况，1982年是头一次出现。这里就提出一个问题，如果我们的年度计划定低了，而实际增长速度高出很多，会产生什么影响？对这个问题，要抓紧调查研究，作出符合实际的分析。”（《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2页。）邓小平提出，计划定得高了，冒了的问题，我们已经注意到了，今后还要继续注意。现在要注意另外一个方面的问题。邓小平说的“另外一个方面的问题”，指的就是计划定得保守了的问题。邓小平敏锐地觉察到了1982年以后显露出的加速发展的势头，开始关注发展速度。1983年春，邓小平到江苏、浙江、上海视察，“一路上看到情况很好，人们喜气洋洋，新房子盖得很多，市场物资丰富，干部信心很足”。这次视察，使邓小平看到，我国在经济发展速度上，还很有潜力可挖。回到北京后，他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提出：“现在的问题是要注意争取时间，该上的要上。”“总之，一是要心中有数，现在不是完全有数。一是现在议论得多，行动不快。”（《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5、26页，人民出版社，1993。）所谓“心中有数”，指的是要有发展的具体规划；所谓“行动不快”，指的就是没有抓住发展的机会。
根据邓小平提出的制定计划应遵循“积极的、留有余地的、经过努力才能达到”的原则，六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后五年，首先要保证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生产相互协调地向前发展。必须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争取生产的发展达到经过努力可以达到的实实在在的速度。”报告预计，“六五”计划规定的生产发展速度可以超过“七五”期间的发展速度，有可能比“六五”高一些。
从1984年开始，我国经济进入了加速发展时期。1984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14.5%，此后到1988年，五年平均每年增长11.6%，高于当时资本主义国家中发展速度最快的韩国（同期平均增长9.6%），发展速度居世界首位。就在这一加速发展时期，我国工农业总产值（1985年起开始用国民生产总值计算）提前四年完成了翻一番的任务。这些成就表明，在五年时间里，我国经济实实在在地上了一个台阶。
邓小平对于这五年的加速发展给予非常高的评价。1992年春天，他在南方谈话中指出：“经济发展比较快的是1984年至1988年。这五年，首先是农村改革带来许多新的变化，农作物大幅度增产，农民收入大幅度增加，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农副产品的增加，农村市场的扩大，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又强有力地推动了工业的发展。这五年，共创造工业总产值六万多亿元，平均每年增长21.7%。”“农业和工业，农村和城市，就是这样相互影响、相互促进。这是一个非常生动、非常有说服力的发展过程。可以说，这个期间我国财富有了巨额增加，整个国民经济上了一个新的台阶。”“那五年的加速发展功劳不小，这是我的评价。”从这五年“非常生动、非常有说服力的发展过程”中，邓小平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从我们自己这些年的经验来看，经济发展隔几年上一个台阶，是能够办得到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376、377页，人民出版社，1993。）概括地说，就是在条件具备的时候，要抓住机会，加速发展。这就是邓小平的“台阶式”发展思路的核心内容。
我国头一轮的加速发展，其本身也蕴涵着制约发展的因素。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84年以来积累下的矛盾也趋于尖锐，成为我国改革进一步深化的严重障碍。这些矛盾主要有：第一，社会总需求超过社会总供给的矛盾进一步扩大，形成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双膨胀的局面，由此而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1984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一直处于过热状态，投资规模逐年扩大，消费基金过度增长，连续四年社会总需求超过社会总供给，供需差率由1983年的4.7%扩大到16.5%（1984年）、11.25%（1985年）、13.45%（1986年）、13.6%（1987年）。为了供应不断膨胀的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货币连年超经济发行，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这四年时间，每年货币量的增长高于经济增长约9至35个百分点。1987年年底，我国的货币流通量已达1454亿元，比1983年增加174%。货币量的增长较大幅度地超过经济的增长，必然带动物价的普遍上升。
第二，国民经济结构性矛盾又开始突出出来，农业重新成为国民经济中的薄弱环节。1984年，我国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4%，农业总产值增长14.5%，农业的增长速度还高于工业；到了1986年和1987年，我国工业继续保持高速增长的势头，工业总产值分别比上年增长11.1%和16.5%；而农业增长速度则大幅度跌落，分别只有3.5%和4.7%，其中粮食仅增长2.8%。加上同一时期人口自然增长率又回升到14‰以上，仅1987年就净增人口1500多万，人均粮食由1984年的395.5公斤下降到376公斤，下降了5%，我国粮食再次由净出口转为净进口。
第三，经济秩序紊乱，国家管理和调控宏观经济的能力减弱。在8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国民经济的运行出现失控，在生产、建设、流通领域均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混乱现象。特别是在流通领域，混乱现象已经非常严重，其突出表现就是各种公司办得过多、过滥，远远超过了正常商品流通的需要。特别是那些官商不分的“官倒”公司，利用价格“双轨制”从流通中转手倒卖重要生产资料，牟取暴利，严重扰乱了经济秩序，引起人民群众的严重不满。以上几个方面的尖锐矛盾，当时有人称为“四过一乱”，即过旺的社会需求，过快的工业发展速度，过多的信贷和货币投放，过高的物价涨幅，经济秩序混乱。“四过一乱”现象的出现，既有主观方面的原因，也有客观方面的原因。在改革和建设方面的急于求成的片面的指导思想，是导致上述矛盾趋于尖锐的根本原因。同时，从客观上看，上述矛盾又是当时特殊的经济背景的产物。8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的经济体制处于转轨的关键时期。在新旧体制交替时期，一方面，国家的指令性计划和行政控制手段在逐渐减少、减弱；另一方面，主要依靠经济手段调控国民经济的新的机制尚未真正确立，这一方面的改革滞后。以上矛盾，就是在这种新旧体制交替时期两种调控机制都十分薄弱、都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的产物。此其一。其二，在新旧体制转轨时期，还存在着两种体制某些机制并存、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相互冲突的复杂情况，为各种违法、违规行为提供了可乘之机。如1984年以后开始实行的工业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在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的同时，也成为从流通中转手倒卖牟取暴利的“官倒”、“私倒”孳生，从而使“权钱交易”等腐败之风蔓延的最适宜的土壤。
鉴于以上矛盾，1987年9月召开的计划会议和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会议提出，1988年计划的总方针是：“收紧财政和信贷，控制需求，稳定物价，保持经济的平衡和稳定发展。”会议还提出了1988年具体的宏观控制目标：货币增发量控制在170亿元左右；财政赤字低于80亿元；市场零售物价指数低于1987年；外汇结存略高于1987年；农业生产速度保持4%；工业生产在提高效益的基础上增长8%；城乡人民的平均实际收入略高于1987年的水平。中共十三大以后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肯定了这些安排，确定1988年经济工作的方针是稳定经济，深化改革。
现在回过头来看，“稳定经济，深化改革”是一个从实际出发的方针。如果按照这样一个方针去安排1988年的改革和建设，就不会有急于求成的价格闯关了。
对于1987年的经济形势，当时主持工作的中央主要领导人有不同的看法，“稳定经济，深化改革”的方针在实际执行中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进入1988年后，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人认为，1987年的经济形势相当好，全面好，批评有的同志把经济形势看得过于严峻。在这种认识指导下，“稳定经济，深化改革”的方针已经不可能贯彻下去了。由此造成两个结果：一是从1988年年初开始，又放松了对财政信贷的控制，本来在1987年第四季度得到控制的需求，又重新开始膨胀起来；二是在1988年的上半年，一系列重大的改革措施相继出台，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价格改革闯关。
实际上，在改革开放之初，价格改革即已起步。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即已指出：“我国现行的价格体系，由于过去长期忽视价值规律的作用和其他历史原因，存在着相当紊乱的现象，不少商品的价格既不反映价值，也不反映供求关系。不改革这种不合理的价格体系，就不能正确评价企业的生产经营效果，不能保障城乡物资的顺畅交流，不能促进技术进步和生产结构、消费结构的合理化，就必然造成社会劳动的巨大浪费，也会严重妨碍按劳分配原则的贯彻执行。”“价格是最有效的调节手段，合理的价格是保证国民经济活而不乱的重要条件，价格体系的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这个认识在当时是很深刻的。实际上，如果当时就下定决心闯关，条件还是很有利的，至少面临的是一个比较稳定的经济环境。但是，由于价格改革的风险太大，中央对于价格改革十分谨慎，步子一直迈得不大。同时，也有些人主张绕过价格改革，把改革重点放在推行企业承包制上，这种意见，对于中央决策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随着改革的深入，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物价这一关是绕不过去的。这是因为，扭曲的价格体系和僵化的价格管理体制与中共十三大提出的“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是背道而驰的。一方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价格环境是企业生产经营最重要的外部条件，是反映资源稀缺程度的最基本的信号。但是，旧的价格体系所反映的信号却是歪曲的：越是紧缺的资源，价格管理部门管得越死，价格越不能动，亏损也越多。其结果是引导资源大量涌向价高利大的长线部门，使得长线越来越长，短线越来越短，导致产业结构恶化。另一方面，作为一种权宜之计，实行了几年的生产资料“双轨制”，已经成为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和各方面改革进一步深化的严重障碍。在“双轨制”条件下，一物多价使企业很难进行科学的经济核算，很难进行平等的竞争。据估计，当时“双轨制”下每年的价差、利差和汇差总额达2000—3500亿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0%—30%。（《1988年中国经济实况分析》，98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既然有这么大的价差，就诱导一些企业不是靠改善管理来提高效益，而是下很大功夫去拉关系、走后门，低价进、高价出，搞什么“跑部钱进”。长此以往，我国的国有企业将会在很大程度上丧失生机与活力，不仅难以参与国际竞争，就是在国内，也会逐渐失去优势。同时，如此大的价差与政府官员手中的权力紧密联系在一起，使得权力有价，“寻租行为”也由此泛滥开来。可以认为，价格“双轨制”已经成为导致经济秩序混乱的重要原因。从以上两方面的弊端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除非我们放弃改革，价格改革势在必行。
1988年4月以后，同时暴露出来的几个方面的尖锐矛盾进一步揭示了改革不合理的价格体系和价格管理体制的必要性，中央对于坚决进行价格改革的意见趋于一致。5月19日，邓小平在会见朝鲜政府军事代表团时对于价格改革的意义作了说明，他指出：“理顺物价，改革才能加快步伐。”“最近我们决定放开肉、蛋、菜、糖四种副食品价格，先走一步。中国不是有一个‘过五关斩六将’的关公的故事吗？我们可能比关公还要过更多的‘关’，斩更多的‘将’。过一关很不容易，要担很大风险。”“但是物价改革非搞不可，要迎着风险、迎着困难上。”（《邓小平文选》第三卷，262、263页。）这是邓小平在公开场合第一次将价格改革称为闯关。此后，邓小平和中央其他领导人多次强调价格改革的必要性。对于推进价格改革的必要性，中央主要领导人已经取得比较一致的意见，并纷纷就此发表谈话（见1988年5月25日《人民日报》。）由此，价格改革的步伐也开始加大、加快。经国务院批准，国家物价局、商业部决定从4月1日起，调整部分粮、油的收购价格；4月5日，国务院发出《关于试行主要副食品零售价格变动给职工适当补贴的通知》，主要副食品（肉、蛋、菜、糖）暗补改为明补；从5月以后，彩色电视机实行浮动价格，国产的一般机型上浮20%—30%；经国务院批准，从7月28日起放开名烟名酒的价格，同时提高部分高中档卷烟和粮食酿酒的价格，等等。
与此同时，制定价格改革的系统方案也提到了日程上。5月30日至6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第九次全体会议，讨论全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形势问题。会议提出，价格和工资制度改革需要有通盘的考虑和系统的方案。价格和工资制度改革，既要理顺关系、促进生产，又要使大多数群众生活水平逐步有所提高。会议决定要制定价格、工资改革的系统方案。会后，从6月2日起，中央责成专门机构组织有关部门研究此后五年特别是1989年的价格、工资改革和配套措施问题。经过几上几下的论证，有关机构提出了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
8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第十次全体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会议认为，价格改革的总的方向是：少数重点商品和劳务价格由国家管理，绝大多数商品价格放开，由市场调节，以转换价格形成机制，逐步实现“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要求。根据各方面的条件和现实的可能，此后五年左右的时间，价格改革的目标是初步理顺价格关系，即解决对经济发展和市场发育有严重影响、突出不合理的价格问题。工资改革总的要求是：在价格改革过程中，通过提高和调整工资、适当增加补贴，保证大多数职工实际生活水平不降低，并随着生产的发展而有所改善，同时进一步贯彻按劳分配原则，解决工资分配中一些突出不合理的问题。会议认为，价格、工资改革实际上是改革的全面深化。会议决定，这个方案还要在党内外人士和有关专家中广泛征求意见，然后在9月份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三届三中全会上讨论、审议。
至此，中共中央正式作出了价格闯关的决策。
但是，价格改革方案的通过成为建国以来最大的一场抢购风潮的导火索，则是许多人始料未及的。本来，在1988年年初，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重新开始膨胀起来，物价涨幅已经很大，再加上一些大的价格改革措施集中出台，到7月份，物价上升幅度已达19.3%，创下历史的最高记录。在这种情况下，尽管中央一再强调要“采取强有力措施综合治理通货膨胀”，但各阶层群众已经产生通货膨胀预期心理，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价格改革方案的消息一经传开，误以为9月1日物价要全面放开，新一轮前所未有的大幅度涨价即将开始，于是，继4、5月份的抢购风潮之后，在各大中城市立即掀起了一股更为凶猛的抢购风潮。这场抢购风潮，在以下几个方面，都堪称共和国历史之最：第一，波及面广。从8月中旬开始，北京、上海、天津、重庆、西安、福州、成都等大城市再次突起抢购风潮，瞬间席卷全国城市和部分乡村。第二，抢购品种全。这次抢购的主要对象为穿、用商品，涉及50个大类500多种商品，也有部分地区抢购粮食、食油的。可以说，大到几千元的高档商品，小到易消耗的便宜货，均在抢购之列。第三，盲目性大。在这次抢购中，消费者的购买行为已经不是为了消费，而是为了保值，所以，购物时不管品种、不管牌号、不问质量、不讲价格，很多商场积压多年的残次商品，也在这次风潮中被一抢而空。第四，卷入阶层多。面对年初以来物价持续大幅度的上涨，各阶层群众普遍产生购物保值的心理，一有风吹草动，就会立即卷入到盲目的抢购中去。这次风潮中的抢购者，有工人、教师、机关干部、科技工作者、个体工商业者、农民，几乎遍布社会各个阶层，而以有固定工资收入的居多。第五，零售商品总额增幅高。8月份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达636.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8.6%，如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增加约13%左右。其中粮食增销30.9%，棉布增销41.2%，绸缎增销35.5%，洗衣机增销130%，电冰箱增销82.8%，电视机增销56%。（《经济研究资料》总第122期。）第六，商品抢购风潮伴随挤兑银行储蓄存款风潮。不仅挤兑活期存款，而且挤兑未到期的定期存款，从而导致储蓄存款大滑坡的严重局面。8月份城乡储蓄存款减少26.1亿元，其中定期减少27.8亿元，活期增加1.7亿元。（《经济研究参考资料》总第1985期。）
人民群众对于物价上涨的恐惧心理和由此导致的抢购风潮，成为这次价格改革闯关难以逾越的障碍。面对价格改革的强大阻力，中央不得不调整对策。8月30日，国务院总理李鹏主持召开了国务院第20次常务会议，会议重提“稳定经济，深化改革”的方针，特别申明：价格改革方案中提到的“少数重要商品和劳务价格由国家管理，绝大多数商品价格放开，由市场调节”，指的是经过5年或更长一点时间的努力才能达到的长远目标。在这里，原来政治局会议所提出的“5年左右的时间”已经修订为“5年或者更长一点的时间”。会议还作出保证：“目前改革方案还在进一步修订和完善之中。明年作为实现5年改革方案的第一年，价格改革的步子是不大的，国务院将采取有力措施，确保明年的社会商品零售物价上涨幅度明显低于今年。”同日，根据会议的精神，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做好当前物价工作和稳定市场的紧急通知》。这次会议的召开和《紧急通知》的发布，为这次价格改革闯关划上了句号。
既然价格改革势在必行，为什么还会遭受这么大的挫折呢？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是，选择在通货膨胀最为严重的年份来搞这场难度最大的改革，无疑是最根本的原因。当时，对于价格改革的必要性，可以说不论在经济理论界还是在中央决策层都已达成共识。然而，对于深化价格改革所必需的条件，或者说，在通货膨胀最严重的1988年全面铺开价格改革，究竟合适不合适，认识却并不一致。6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改革有险阻苦战能过关》的评论员文章，文章虽然正确地指出了价格改革是改革进程中难度最大的一个“陡坡”，但对于闯过这道关口，仍然感到很有把握。文章指出：“较之过去来说，现在物价改革的条件是比较有利的，经过过去九年的改革，我国经济有很大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也有较大提高，对物价改革带来的波动有相当的承受能力。”这篇文章实际表明了中央闯关的决心和信心，在烘托闯关的气氛方面，起了很重要的作用。8月中旬的政治局会议也认为，当时进行价格改革，“时机是有利的”。在当年7月，不论是物价涨幅还是老百姓的通货膨胀预期，都已临近警戒线。在这种情况下，任何较大的价格改革措施出台，都必然要引起更大的市场风潮，可以说是断无例外。而这次会议和当时的舆论宣传却完全忽视了这个基本情况，仍然大张旗鼓地宣传“长痛”不如“短痛”，显然是不合适的。
另一种看法则比较冷静和客观。在国家计委召集的经济专家座谈会上，薛暮桥提出：不能靠通货膨胀来维持不正常的高速度，同时在通货膨胀下不可能理顺价格，改革也难以深化。他认为，唯一正确的办法是“釜底抽薪”，用三年时间压缩基建投资、降低货币发行量，停止通货膨胀并逐步消化积存下来的“隐蔽性”通货膨胀，在这基础上再逐步理顺价格，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为深化改革铺平道路。（《薛暮桥回忆录》，518页。）这个意见，实质上就是主张在深化价格改革之前，必须首先治理好经济环境。但是，当时主张马上就闯价格改革这一关的呼声甚高，薛暮桥的意见没有引起中央有关负责人的重视。
价格改革闯关受挫，致使上面所提到的几个方面的矛盾进一步激化了。首先，社会总需求超过总供给的矛盾进一步扩大。1988年，在花费很大力气去压缩基建项目的情况下，全国固定资产的投资仍然增长18.5%，非生产性投资达到510亿元；全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比1987年增长27.8%，售予社会集团的消费品零售额增长20.3%。这种投资与消费的双膨胀，使社会供需差率由1987年的13.6%扩大到16.2%。
其次，在供求总量不平衡的同时，国民经济结构性矛盾更为突出。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来看，工业和农业的增长极不协调。1988年，工业增长率高达20.7%，而农业增长率只有3.2%。在两大产业的内部，结构性矛盾也十分突出。
再次，物价涨幅居高不下，通货膨胀日趋严重。1988年，零售物价指数突飞猛进，比1987年平均上升18.5%，其中12月份比上年同月上升26.7%，职工生活费用价格总水平平均上升20.7%。同时，全年货币超量发行，到9月底，货币净投放量已达395.4亿元，比1987年全年增发的货币量还多159.4亿元。挤兑和抢购风潮大大加快了货币的流通速度，市场流通货币量已达1900亿元。物价连月持续大幅度上涨，货币增发速度大大超过同期国民经济增长和物价上涨水平，两种情况互为因果，愈演愈烈，这在共和国的历史上是仅见的。
最后，伴随几次抢购风潮，经济秩序愈加混乱。许多单位插手生产资料的经营，钻国家计划内外、国内外差价的空子，抢购、囤积、加价、倒卖，致使生产资料的价格暴涨。当时有一家门窗厂的厂长反映，该厂加工制成的钢窗价格还不如不加工直接倒卖钢材合算。
总之，在价格改革闯关受挫之后，中国的改革和经济建设所面临的形势是十分严峻的。更为严重的是，经济方面的尖锐问题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必然导致政治上的不稳定的局面，我们已经有过这一方面的教训。可以说，在价格改革闯关受挫之后，治理整顿就成为我国经济走出困境的唯一抉择了。
邓小平从1984年到1988年的经济加速发展过程中，不仅看到了“经济发展隔几年上一个台阶”的可能性，而且还认识到：经济的高速发展往往又会产生一些影响经济持续发展的不利因素，需要及时加以治理。也就是说，经济加速发展的过程也蕴涵着制约发展的因素。他说：“经济‘过热’，确实带来一些问题。比如，票子发得多了一点，物价波动大了一点，重复建设比较严重，造成了一些浪费。”（《邓小平文选》第三卷，37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邓小平对于加速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1988年9月12日，他在听取关于价格和工资改革初步方案的汇报时指出：“现在的局面看起来好像很乱，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如通货膨胀、物价上涨，需要进行调整，这是不可少的。但是，治理通货膨胀、价格上涨，无论如何不能损害我们的改革开放政策，不能使经济萎缩，要保持适当的发展速度。现在出现的这些问题是能解决的，我们有信心。小错误难免，只要不犯大错误就行了。”可以看出，邓小平的论述有两个要点：一是这些问题必须加以治理，尔后才能继续前进；二是这些问题又是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完全能够得到解决，不要因为这些问题的出现而怀疑我们的改革开放政策和影响我们的战略部署。显然，邓小平不是把治理整顿看作发展的停顿和基本政策的转变，而是看作整个经济发展战略部署的一个组成部分，改革和建设发展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其目的仍然是下一步的加速发展。基于这种认识，邓小平明确表示：“我赞成边改革、边治理环境整顿秩序。要创造良好的环境，使改革能够顺利进行。”他还提出：“中央要有权威。党中央、国务院没有权威，局势就控制不住。中央定了措施，各地、各部门就要坚决执行，不但要迅速，而且要有力，否则就治理不下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27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可见，邓小平关于治理整顿的决心，是十分坚决的。
在加速发展的势头还很猛的时候，实行财政和信贷双紧的政策和其他一些调整措施，有很大的难度。邓小平的明确支持，对于中央下定治理整顿的决心，无疑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1988年9月15至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中央政治局正式作出治理整顿的决定。9月26—30日召开的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批准了中央政治局提出的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方针和政策、措施。全会确定，在坚持改革、开放总方向的前提下，把1989年和1990年两年改革和建设的重点突出地放到治理经济环境和整顿经济秩序上来，以扭转物价上涨幅度过大的势态，创造理顺价格的条件，使经济建设持续、稳步、健康地发展。以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三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标志，我国改革和建设进入了三年治理整顿时期。
从总体上看，三年治理整顿的效果是好的。它创造了一个相对宽松的经济环境，为国民经济走上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轨道，特别是为1992年以后经济的飞跃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治理整顿的成效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双膨胀的局面明显缓解，严重的通货膨胀得到有效的控制。在治理整顿阶段，国务院及有关部门采取了经济和行政等方面的措施，实行信贷和货币“双紧”政策，清理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压缩投资规模，控制社会集团消费，有效地遏止了社会消费膨胀的趋势，促使供求关系趋于平衡。治理整顿的三年，社会总需求超过总供给的平均供需差率由1985年至1988年的11.8%，缩小到8%左右。商品零售物价指数由1988年的118.5逐步降至1989年的117.8、1990年的102.1和1991年的102.9。
第二，流通领域的混乱现象得到整顿，经济秩序明显好转。经过清理整顿，党政机关所办的各种公司绝大多数已经撤销或同机关脱钩，一批在公司中兼职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从公司中退出。价格混乱现象也得到比较有效的治理。
第三，对外开放取得较大进展。1984年到1989年，我国进出口贸易一直处于逆差的状况，1988年进出口总额为1027.9亿美元，逆差为77.6亿美元。在治理整顿中，我国顶住西方国家无理制裁的强大压力，坚持改革开放，对外贸易取得长足发展，1990年即扭转了对外贸易逆差的状况。1991年，我国进出口总额达到1356.3亿美元，顺差达80.5亿美元。1989年至1991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额达318.02亿美元，是改革开放13年历史中利用外资额最多的一个阶段。
第四，产业结构调整取得一定的成绩。在治理整顿期间，农业、能源、交通、原材料等产业部门均获得不同程度的发展，而一直处于长线的加工工业则受到一定的限制，国民经济各部门发展不平衡的状况得到改善。1989年和1990年粮食生产都获得丰收，从而结束了农业生产从1985年到1988年连续四年徘徊的局面。1990年，农业总产值达7662.09亿元，比1989年增长7.6%；1991年，尽管遭遇到严重的自然灾害，但农业生产仍然获得较好收成，农业总产值达8157.03亿元，比1990年增长3.7%。
第五，在治理整顿期间，一些领域的改革得到新的进展。在治理整顿的三年时间里，虽然改革从总体上说放慢了步伐，但在某些领域改革仍然取得了新的进展，特别是在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及有关部门先后制定了一系列深化改革的政策措施，进一步推动了价格体系和价格管理体制、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外贸管理体制、农村双层经营体制等方面的改革，并在金融、财税、社会保险、住房制度、医疗制度等方面开展了改革试点工作。
第六，在治理整顿期间，我国经济发展仍然取得了适度的发展。1989年至1991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平均增长6%；工业总产值平均增长10.36%。在国内发生政治风波、国际上西方国家实施“制裁”的严峻形势下，能够保持6%的增长速度，可以说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以上几个方面的成效说明，在五年加速发展时期出现的尖锐问题，经过治理整顿，已经基本得到解决，治理整顿的主要目标已经基本实现。因此，1991年12月23日，在国务院第十二次全体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李鹏宣布：从总体上来说，治理整顿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
邓小平对于治理整顿的作用和成绩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当治理整顿任务快完成的时候，邓小平在强调发展的同时，仍然指出“强调‘稳’是对的”，他说：“总结经验，‘稳’这个字是需要的，但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以后还用不用这个字？还得用。什么时候用，如何用，这要具体分析。”（《邓小平文选》第三卷，368页。）邓小平所说的“强调稳”，指的就是治理整顿。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再次指出：“治理整顿，我是赞成的，而且确实需要。”他把五年加速发展和治理整顿联系在一起，认为二者都有功：“治理整顿有成绩，但评价功劳，只算‘稳’的功劳，还是那五年加速发展也算一功？或者至少算是一个方面的功？如果不是那几年跳跃一下，整个经济上了一个台阶，后来三年治理整顿不可能顺利进行。”（《邓小平文选》第三卷，376、377页。）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主要是强调抓住机遇、加速发展，但他仍明确指出了治理整顿的必要和功效。
总之，五年加速发展和三年治理整顿的实践证明：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长过程中，仅有“加速发展”是不够的，还必须有“治理整顿”。这里所说的“治理整顿”，实际上指的就是国家对于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和对于经济环境的治理。只有把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在实践中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发展过程，在理论上也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发展思路。
由“加速发展”和“治理整顿”两个方面构成的发展过程，与以往的“冒进”和“调整”的过程在表现形式上似乎不无相似之处：都有经济发展的“高速度”，也都有对宏观经济的大调整。但是，如果我们从两种发展过程的启动、内涵与结果来观察，可以看出二者有着本质的区别。
首先，是在发展机遇上的区别。以往的冒进，如1958年的“大跃进”，是在不具备快速发展的机遇的形势下，主观盲目发动起来的，它完全脱离了客观实际的需要和可能。而邓小平在1983年以后提出发展速度问题和此后的加速发展，则具有充分的客观依据。
一是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进入80年代以后，和平与发展逐渐成为世界的主题，我国所处的国际环境趋于稳定。邓小平敏锐地觉察到了这种变化。1983年3月2日，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大战打不起来，不要怕，不存在什么冒险的问题。以前总是担心打仗，每年总要说一次。现在看，担心得过分了。我看至少十年打不起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2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快速发展所必需的外部条件。
二是有利的国内政治条件。当时国内政局稳定，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已经深入人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并建立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党的历史上的第二个历史决议，使全党在建国以后一系列重大历史问题的评价上达成了共识；党的十二大通过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纲领，进一步明确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奋斗目标。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已经形成。1984年10月，邓小平在谈到国内问题时说：“现在我们的中央是有秩序地很好地在进行工作。整个的形势很好，《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不是说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更加巩固吗？确实是这样。想想我们党的整个历史时期，有多少时间有这么好的政治局势？”（《邓小平文选》第三卷，88页。）一个成熟、坚强的中央领导集体和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为我国经济快速发展提供了根本的政治保证。
三是有利于发展的经济环境。1979年中央提出了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1980年年底又决定进一步调整国民经济。到1982年年底，国民经济调整已经取得重大成就，扭转了重大比例严重失调所造成的不稳定状态，长期存在的积累率过高和农业、轻工业严重落后的状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据六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的统计，到1982年，积累率由1978年的36.5%调整到29%；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农业所占比重由1978年的27.8%提高到33.6%，轻工业所占比重由31.1%提高到33.4%。这几年市场物价也稳定下来，1980年的全国零售物价指数曾达到106，到1982年就回落到101.9，1983年继续回落到101.5。（《中国统计年鉴》，688页，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89。）一个稳定的经济环境，是经济快速发展的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
四是全面改革为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当时，农村改革已经获得巨大成功。农村改革的经验证明，改革可以极大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十二届三中全会之后，改革重点移向城市，邓小平预计：再过三年五年，可以证明我们中央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是正确的。“如果按照决定所制定的方针走下去，我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可以加快。”（《邓小平文选》第三卷，95页。）全面改革的展开成为经济加速发展的极有利的时机。
最后，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邓小平认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他说：“吸收外国资金肯定可以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补充，今天看来可以说是不可缺少的补充。当然，这会带来一些问题，但是带来的消极因素比起利用外资加速发展的积极效果，毕竟小得多。”（《邓小平文选》第三卷，64、65页。）在此，邓小平强调了利用外资对于加速发展的重要作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当时一些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正处于低速发展或负增长时期，1982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美国为2.5%，日本为2.8%，联邦德国为1.5%，英国为1.1%，法国为2.5%，意大利为0.5%，加拿大为3.2%，澳大利亚为0.9%。（《中国统计年鉴》（1989），921页。）邓小平认为，这是利用外国技术力量发展自己的一个机会。他说：“要扩大对外开放，现在开放得不够。要抓住西欧国家经济困难的时机，同他们搞技术合作，使我们的技术改造能够快一些搞上去。”（《中国统计年鉴》（1989），921页。）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历史上，同时具备以上五个有利条件的历史机遇，在80年代之前可以说还没有出现过。如果说“大跃进”以及其他几次冒进的主要教训就是以主观愿望代替了现实条件的话，那么，在1983年以后，我们就遇到了一个非常难得的跳上新台阶的有利时机。也就是说，是否具备快速发展的机会或条件，是健康的加速发展和主观的盲目冒进的首要的区别。
其次，是在发展内涵上的区别。以往的冒进，片面地追求指标和速度，忽略了结构和效益，指标上去了，但由于伤害了发展的机体与机制，效益却下来了，结果造成极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浪费，得不偿失。1958年的“大炼钢铁”就是这种“发展”的典型代表。1984年以后的加速发展则完全不同。在五年加速发展时期，邓小平就指出：“‘七五’期间，工农业总产值的年增长率定在7%左右，这是政治局常委一致同意的，执行中可能超过。7%的速度并不低。速度过高，带来的问题不少，对改革和社会风气也有不利影响，还是稳妥一点好。一定要控制固定资产的投资规模，不要把基本建设的摊子铺大了。一定要首先抓好管理和质量，讲求经济效益和总的社会效益，这样的速度才过得硬。”在南方谈话中他又指出：“我国的经济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当然，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还是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地发展。”“那五年的加速发展，也可以称作一种飞跃，但与‘大跃进’不同，没有伤害整个发展的机体、机制。”（《邓小平文选》第三卷，143、375—377页。）可见，邓小平所说的加速，是受客观条件制约的加速；是与稳定、协调、效益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加速。
最后，是在发展态势上的区别。从表面上看，以往的冒进也呈现出“加速发展”的势头，如从1958年开始的三年“大跃进”，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的增长速度达到18%，其中增长幅度最大的1958年竟达到了33%。这种发展速度，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史上还从未出现过。但是，由于这种速度完全脱离了客观实际的需要和可能，严重损害了发展的机体与机制，所以，在经济大起之后，紧接着就是大落，1961年工农业总产值比1960年下降了23%。大起大落成为这种“冒进”的显著特征。1984年以后的加速发展，则具有完全不同的发展态势。由于这一阶段的加速发展具备了五个方面的有利条件，又由于在发展过程中借鉴了以往盲目跃进的教训，所以，尽管在复杂的经济运行中也出现了一些严重的问题，但从总体上看，这些问题没有伤害到整个发展的机体与机制，在治理的过程中仍然继续保持了适度的发展。在三年治理整顿时期，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仍然以平均每年6%的速度递增。到治理整顿的最后一年，按可比价格计算，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已经达到7.7%。由此我们能够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以往的“冒进”，在发展过程中造成了“波峰”和“波谷”的巨大反差，甚至造成了负增长的局面，所以不得不在“波谷”进行大的调整；而1984年以后的加速发展和治理整顿的整个过程，则始终保持了向上发展的趋势。对于问题的治理，也不是在“波谷”，而是在台阶之上进行的。一个是“马鞍型”，一个是“上台阶”，这就是两种发展过程在态势上的根本区别。
可以肯定，作为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和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对于这两种发展过程的根本区别，是有着深刻的体会和认识的。他的关于“台阶式”发展的思路，就是在汲取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历史上屡次盲目冒进的教训和总结了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成功的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这个思路，在随后的实践中得到了进一步的检验。
二、宏观调控措施出台
〇第二轮加速发展
〇再次出现的经济过热现象
〇中央发布六号文件
〇朱镕基“约法三章”
螺旋式上升，是历史发展的定律。1983年至1988年的五年加速发展和其后三年的治理整顿，这种经济形势，在1992年以后，似乎又重现了。但是，这绝不是简单的重复。在邓小平“台阶式”发展思路的指导下，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审时度势，制定了一系列关于加快发展、深化改革和宏观调控的政策措施，使我国的经济形势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情况。
在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根据邓小平的“台阶式”发展思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始酝酿新一轮加速发展的启动。1992年3月9日至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全体会议，讨论我国改革和发展的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强调，抓住当前的有利时机，努力发展自己，特别是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对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我们要认清形势，把握机遇，真抓实干，讲求效益，加快经济发展速度，力争几年上一个台阶。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快改革，扩大开放，力争经济更好更快地上一个新台阶的意见》。这是中共中央为贯彻落实邓小平重要谈话精神而制定的第一个专题方案，作为1992年中央4号文件下发。文件指出，抓紧有利时机，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力争经济更好更快地上一个新台阶，是当前全党的战略任务。关于加快改革的步伐，文件提出，为保证和促进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必须加快配套改革的步伐：一是转变政府职能，二是建立和完善社会劳动保障体系，三是培育和发展市场体系。关于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文件提出了一些具体措施，包括以上海浦东开发为龙头，进一步开放长江沿岸城市；逐步开放沿边城市，形成周边的对外开放格局等。文件还提出了搞好政府机构改革、加强宏观调控能力的基本思路，包括：加强国家计委宏观调控的职能，减少具体事务；成立国家经贸委，协调日常经济工作；成立国务院农业和农村工作办公室，协调农口及有关部门的工作，等等。文件还提出了需要抓紧办好的几件大事。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下，我国在结束了治理整顿的任务之后，立即进入了新的加速发展时期。
从1992年开始的加速发展，取得了更为辉煌的成就。1992年至1996年的五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年以12.1%的速度递增，到1995年，就提前完成了“翻两番”的任务，到1996年达到67795亿元，比1991年增长77.1%，跃居世界第七位。在第一轮加速发展期间，我国提前实现了翻一番的目标，在第二轮加速发展期间，我国又提前实现了“翻两番”的战略目标。这一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可以说是对于邓小平提出的“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个论断的最有说服力的注解。
但是，新的五年加速发展的实践也再次证实了邓小平关于“台阶式”发展思路的另一方面：加速发展的过程蕴涵着制约发展的因素，需要加以治理。从1992年年底到1993年，随着我国经济转型，经济生活中出现了“三乱两热”现象，即乱集资、乱拆借、乱设金融机构，以及房地产热、开发区热等问题，引起投资规模迅速膨胀。需求的膨胀带来了通货的膨胀，通货膨胀率很快上升到两位数。居民储蓄余额也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负增长。这种情形，似乎是1988年的“四过一乱”现象的重现。
但是，这一轮的加速发展所出现的经济“过热”与80年代的经济过热有一个根本的区别，即对于这种过热现象的预见性大大地提高了。1992年4月4日，江泽民给中央常委写了一封信，指出：
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传达后，广大干部和群众衷心拥护，积极性大为提高，形势很好。现在重要的问题，是要善于把干部和群众高涨的劲头和积极性引导好、保护好、发挥好。在全面贯彻落实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精神的过程中，思想要解放，胆子要大，而步子要扎实，工作要过细；要抓紧有利时机，力争实现和保持比较高的发展速度，但是务必结合各地区、各部门的实际，区别不同情况，具体加以落实；要在深化改革上狠下功夫，避免只在扩大投资规模上作文章，以防止出现新的重复建设和产品积压。
可以看出，在这一轮加速发展刚刚启动的时候，江泽民就考虑到了如何在加速发展的同时避免经济过热的问题。
此后，江泽民和中央其他主要领导人多次在不同场合谈及这个问题。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届一中全会结束后，江泽民在有各地区、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的经济情况通报会上指出，要对经济形势有个总体把握，加强预见性，注意及时发现问题，并尽可能把它们解决在萌芽状态，不要使之积累成大问题，影响全局。1992年12月14—18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计划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认真贯彻落实中共十四大精神，研究确定1993年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任务，安排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并就“八五”计划的必要调整交换意见。这次计划会议改变了过去偏重于定指标、分投资、分物资的作法，重点放在正确分析当前经济形势与明年发展趋势和国内外市场环境，合理确定宏观经济目标、发展重点和重大建设项目，以及相应的方针政策和改革措施，引导资源合理配置和市场的健康运行。江泽民在会上指出，当前经济形势很好，全国上下生机勃勃。同时一定要正视好形势下出现的一些必须解决的问题，扎扎实实地进行工作，防止发生经济过热现象，保证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地向前发展，力争隔几年上一个新台阶，不断增强我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这样才是真正积极地、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十四大和小平同志重要谈话的精神。李鹏在讲话中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包括了市场和计划两种调控手段，必须十分重视培育和发展各类市场，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同时，也必须加强和改进国家宏观调控，改革计划管理，更好地发挥市场和计划两种手段的作用。
邓小平也提出了在加速发展的同时要注意稳妥、避免损失的问题。1993年1月22日，邓小平在上海对上海党政军负责同志说，上海工人阶级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带头羊。希望你们不要丧失机遇。对于中国来说，大发展的机遇并不多。中国与世界各国不同，有着自己独特的机遇。比如，我们有几千万爱国同胞在海外，他们对祖国作出了很多贡献。邓小平充分肯定了上海的工作，指出，上海人民在1992年做出了别人不能做到的事情。当然，走一步，回头看一下是必要的。要注意稳妥，避免损失，特别要避免大的损失。回头总结经验，改正缺点就是了。他还说，实践证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工作做得是好的，是可以信任的。在这里，邓小平在进一步强调抓住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强调了“走一步，回头看一下是必要的”，要及时总结经验，发现问题。4月1日，在中央召开的有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参加的经济情况通报会上，江泽民引用邓小平的这个意见，说明总结经验教训、加强宏观调控的必要性。江泽民说：
当前，国内形势和国际环境为加快改革和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对于这样难得的历史机遇，我们大家的认识是一致的。正如小平同志今年春节在上海指出的：“对于中国来说，大发展的机遇并不多。”我们在形势和机遇问题上，应当有这样的态度：要有时代的紧迫感，抓住机遇；要有历史的责任感，珍惜机遇；要有科学的态度，用好机遇。他强调说：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必须从中国当前的实际情况出发，坚持做到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相统一。小平同志指出：“走一步回头看一下是必要的，要注意稳妥，避免损失，特别要避免大的损失。”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有高度的热情，同时要有求实的精神。我们要注意认真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特别是要注意汲取历史上造成几次较大经济波折的经验教训，善于掌握带有规律性的东西。力求在经济建设上，既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速度，又争取有一个较为合理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实现速度和效益的同步增长；既坚持微观放开搞活，又加强宏观调控，实现总量的基本平衡；既抓好沿海地区和重点行业的发展，又考虑到中西部地区和其他行业的发展。总之，就是要做到既加快发展，尽力而为，又从实际出发，量力而行。在发展速度上，中央一再强调，不搞一刀切。经济发展一定要从客观实际出发，有条件的能搞多快就搞多快，暂时没有条件加快发展的不要勉强。只要我们思想上认识到了，工作上努力了，就有可能及早解决经济发展中处于萌芽状态的问题。虽然小的波动不可避免，但大的起伏是可以避免的。中央提出防止经济过热，就是为了提醒大家注意稳妥，避免大的起伏，避免大的损失，把经济发展的好势头保持下去。这才是全面、正确、积极地贯彻小平同志几次谈话的应有态度。
江泽民的这篇谈话，以《当前经济工作》为题，首先由香港《紫荆》杂志1993年6月号刊载。
1993年5月19日夜，江泽民给国务院领导同志写信，在信中强调指出，对于经济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要抓紧时机解决，否则，解决问题的时机就会稍纵即逝，倘若问题积累，势必酿成大祸。（《驾驭全局，平稳“着陆”》，见《光明日报》，1997年8月11日。）6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著名的6号文件，即《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文件指出，我国经济在继续大步前进中，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某些方面的情况还比较严峻。一是货币过量投放，金融秩序混乱；二是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都出现膨胀的趋势；三是财政困难状况加剧；四是由于工业增长速度越来越快，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的“瓶颈”制约进一步强化；五是出口增长乏力，进口增长过快，国家外汇结存下降较多；六是物价上涨越来越快，通货膨胀呈现加速之势。上述情况表明，当前的宏观经济环境已经绷得很紧，有些矛盾和问题还在继续发展，如果不抓住时机，进一步深化改革，抓紧实施宏观调控措施，势必导致社会供需总量严重失衡，通货膨胀进一步加剧，甚至会引起经济大的波动，影响社会安定。文件提出了一系列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措施，其中包括：
一、严格控制货币发行，稳定金融形势；二、坚决纠正违章拆借资金；三、灵活运用利率杠杆，大力增加储蓄存款；四、坚决制止各种乱集资；五、严格控制信贷总规模；六、专业银行要保证对储蓄存款的支付；七、加快金融改革步伐，强化中央银行的金融宏观调控能力；八、投资体制改革要与金融体制改革相结合；九、限期完成国库券发行任务；十、进一步完善有价证券发行和规范市场管理；十一、改进外汇管理办法，稳定外汇市场价格；十二、加强房地产市场的宏观管理，促进房地产业的健康发展；十三、强化税收征管，堵住减免税漏洞；十四、对在建项目进行审核排队，严格控制新开工项目；十五、积极稳妥地推进物价改革，抑制物价总水平过快上涨；十六、严格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的过快增长。
以这个充满了改革精神的文件发布为标志，我国经济在加速发展的同时，宏观调控的力度也加大了。
但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究竟还要不要国家对宏观经济的调控？对于这个问题，在理论界和在实际经济工作部门，是存在着分歧的。因此，中央关于宏观调控的政策和措施，在实际执行过程中遇到了阻力。为了冲破这种阻力，中央反复强调了加强宏观调控的必要性。1993年7月，中央接连召开了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全国财政工作会议和全国税务工作会议。根据江泽民的意见，朱镕基在这些会议上向金融、财政、税务行业的工作人员分别提出了“四句话”和“约法三章”。对于金融工作的“四句话”是：“整顿金融秩序，严肃金融纪律，推进金融改革，强化宏观调控。”对于财税工作的“四句话”是：“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对于金融行业的“约法三章”是：第一，立即停止和认真清理一切违章拆借，已违章拆出的资金要限期收回；第二，任何金融机构不得擅自或变相提高存贷款利率；第三，立即停止向银行自己兴办的各种经济实体注入信贷资金，银行要与自己兴办的各种经济实体彻底脱钩。对于财税部门的“约法三章”是：第一，严格控制税收减免；第二，严格控制财政支出，停止向银行挂账；第三，今后财税部门及所属机构，未经人民银行批准，一律不准涉足商业性金融业务。朱镕基语重心长地说：
我们身上肩负着很重要的任务：“四句话”、24个字和“约法三章”。这些任务的完成难度都很大，我充分估计到了这个难度。那末，任务怎么样才能完成呢？就是各级领导班子要以身作则，只有自己以身作则，才能够严格要求部下。自己不能勤政，又不廉政，吃吃喝喝，乱批条子，任人唯亲，到处搞关系，把国家财产不当一回事，你还坐在讲台上面作报告，下面能不骂你？更不会照你说的去做。你也不敢处理一个人，就只能搞点福利主义，给大家发点奖金，形成一种庸俗的机关作风，这要害死人的。所以，必须从我们自己着手。自己带头，为人表率，才能有真正的廉政建设，才能真正遵守“约法三章”。大家一定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坚持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同志们，我在这里讲的，如果我自己做不到，请同志们检举、揭发。如果我自己做不到，我绝对不要求大家。如果你们发现我有不廉政、不勤政的问题，你们可以检举、揭发。但是我也要求大家，你们自己一定要以身作则，“约法三章”你们首先要做到。我相信，只要大家团结起来，同舟共济，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的文件精神，我国的大好形势就会继续得到发展。（《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371页。）
为了进一步统一全党的认识，圆满实现宏观调控的目标，1993年9月28日，江泽民在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上对于宏观调控的必要性又作了深刻的阐述。他指出：
要使我国经济富有活力和效率，必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所积累的重要经验。……同时要看到，市场也存在着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的一面，国家必须对市场活动加以正确的指导和调控。我国是发展中的大国，又处在经济体制转轨、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尤为重要。（《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1468页。）
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江泽民十分强调地提出了党的高级干部首先是省委书记、省长和部长，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一定要讲政治的问题。显然，这时候提出讲政治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保持全党在经济方针和政策上的一致，争取实现经济建设方面“高增长、低通胀”的目标。几个月后，江泽民更为明确地说明了这个问题。1996年3月1日，江泽民在参加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全国政协八届四次会议的党员负责同志会议上指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我们党在深刻总结历史经验基础上作出的战略决策，实践已经充分证明这个决策是完全正确的。经济是基础，解决中国的所有问题，归根结底要靠经济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集中精力把经济搞上去，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本身就是最大的政治。……我们要求领导干部讲政治，绝不会影响经济的发展，更没有任何意思要去以政治代替经济，恰恰相反，而是为了创造更加充分的政治条件和提供更强有力的政治保证，确保全国人民一心一意把经济建设更好更快地搞上去。（《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1744、1745页。）
三、实现“软着陆”
〇在宏观调控上历史性的进步
〇具有关键作用的“时间差”
在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宏观调控取得了显著成效。从1995年开始，物价涨幅回落，到1997年上半年，全国商品零售价格涨幅从1994年21.7%的高位，回落到1.8%。而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在1996年达到9.7%。既保持了经济高速发展的势头，又将通货膨胀率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这种成功的“软着陆”，不仅在中国经济史上是第一次，在世界经济史上也是罕见的。
这一次宏观调控，相对于三年治理整顿来说，至少在以下两个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步：
其一，调控或治理的手段不同。在三年治理整顿时期，为了迅速控制正在蔓延的混乱现象，将国民经济的运行纳入正常的轨道，中央不仅采取了各种经济措施，而且还过多地动用行政的、带有强制性的手段，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计划体制时期的一套调控宏观经济的做法。在新的调控机制尚未建立起来的时候，以以往惯用的强制性的行政手段来遏止混乱现象的蔓延，是一种迫不得已的、也是唯一的抉择。但过多地使用行政的、带有强制性的手段，难免会给企业的生产、经营带来一些困难。1989年出现的市场疲软，就是因为刹车过猛造成的。而1993年以后的宏观调控，则以经济的、法律的手段为主，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中共中央、国务院在1993年六号文件中提出了16条宏观调控措施，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指出：其中13条是采用经济手段，不是“走老路”。他说：
我们是把解决当前经济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作为加速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动力，力求通过加快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办法，来解决当前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346页。）
这种以经济手段为主的宏观调控，不仅可以有效地解决当时的经济问题，而且还有利于继续增强微观经济活力和市场体制作用的充分发挥，保持经济发展的势头。
其二，调控或治理的时效不同。在五年加速发展和三年治理整顿时期，从发现问题的严重性到采取必要的措施加以治理，都具有一定的滞后性。表现在发展过程上，就有了加速发展和治理整顿两个阶段的划分。而1992年以后的加速发展和宏观调控，不论在加速发展的启动还是在宏观调控措施的制定上，预见性大大地加强了。正因为如此，中央才能够及时发现问题并及时采取措施加以解决。这种时效性，表现在发展过程上，就出现了加速发展与宏观调控从1993年以后相互交叉在一起的新情况，二者同步前进，最终实现了“软着陆”。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央1993年六号文件中的13条经济措施中，有11条是金融方面的措施。这种情况说明，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条件下，金融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的核心，成为保持“高增长，低通胀”势头的关键环节。1997年8月14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介绍了我国5年来金融业改革的基本情况。他说，5年来，我国金融业在改革中稳步、健康地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金融宏观调控能力明显加强。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运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调节货币供应量，使广义货币（M2）增长从1994年的34．4％，降到1996年的25．3％，1997年降到20％以内。货币供应增长过猛的势头得到有效控制，对治理严重的通货膨胀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是金融监管工作有重大改进。已经形成中央银行法、商业银行法、保险法、票据法等金融法律体系，对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日常管理明显加强，银行与信托、证券分业管理，金融秩序好转。
三是金融体制改革不断深入。原国家专业银行划分为国家政策性银行和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在100个城市成立城市合作银行。农村信用社正在逐步改革成合作金融组织。建立了外汇市场、同业拆借市场，试办公开市场业务。实现了人民币经常项目下可兑换。
四是金融业对外开放扩大。引进外资金融机构已扩大到23个城市和海南省，目前已有161家营业性金融机构，资产330亿美元，允许外资银行试办人民币业务。
五是金融业务不断创新，金融资产不断扩大。截至1997年6月底，全国各类金融机构总资产为13．28万亿元，比1997年初增加6800亿元，比1990年增加近10万亿元。1990年到1996年，全国金融机构总资产每年递增24.4%。金融业在加强宏观调控和支持国民经济发展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下面我们会看到，1993年以后金融业的改革和发展，为防范和化解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险对中国的侵袭，奠定了基础。
对于1993年以后宏观调控的功绩，朱镕基给予了很高的评价。1999年3月15日，他在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
1993年下半年开始采取加强宏观调控的措施，当时正是中国加大改革开放力度，取得巨大成就的时候。与此同时也出现了某种程度的过热，就是在房地产、开发区、股票市场方面出现了过热现象。这种过热导致1994年通货膨胀达到21．7％。当时邓小平同志还在世，在他的支持下，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决定加强宏观调控，采取了16条措施，其中13条是经济措施，有11条是关于金融方面的。由于加强了宏观调控，使中国在两年多一点的时间解决了经济过热问题，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去年中国之所以能够抵御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就是因为我们在1993年已经发生了这种金融问题，幸好我们在它还未扩大的时候就把它制止住了。我们有了宏观调控的经验，才使我们在去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站得笔直。
当中国的经济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下站稳了脚跟时，有人曾问朱镕基：你们中国为什么没有发生金融危机？朱镕基回答说：我们早就经历过了，1992年、1993年已经发生过了，那时侯我们的房地产热、股票热、开发区热相当厉害。朱镕基的这段话说明，1992年、1993年所发生的金融问题，以及随之采取的宏观调控，实际上是及时、妥善地解决处于萌芽状态的金融危机的一次实战演习。有了这一次的经验，我们对于金融危机的警觉性大大提高了，解决和处理的方法和手段也更为丰富、有效了。
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前一二年，中央就一再强调防止和化解金融风险的问题。1996年年初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就提出，加大金融监管力度，切实防范金融风险，维护金融业的合法稳健运行，是1996年金融工作的主要任务之一。1997年年初的金融工作会议再次把防止和化解金融风险当作1997年金融工作的主要任务。朱镕基在会议上要求中国人民银行要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进一步依法加强金融监管，切实做好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工作。此时，离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还有半年的时间。
当时，在金融工作方面，银行资金违规进入股票市场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其主要表现是：第一，一些商业银行及其分支机构置《商业银行法》于不顾，直接用银行资金购买股票，或者在办理证券交易资金清算和新股认购资金冻结业务时，给券商和新股申购者提供透支；第二，一些企业以生产经营名义申请银行贷款，但并不把贷款用于生产，而是用来买卖股票，有的上市公司甚至大量挤占银行贷款炒作本公司的上市股票；第三，一些证券经营机构通过证券交易所开办的证券回收业务，套取银行短期资金，或者从场外超限期、超比例拆入资金，用于股票市场投机。这些严重的违规炒作，使得股票市场的投机风险引入到银行体系，危及我国整个银行业的安全。
针对这种情况，根据“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精神，1997年6月5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出《关于禁止银行资金违规流入股票市场的通知》。通知指出：近年来，银行资金通过各种方式违规流入股市，助长股市投机行为，扰乱了金融秩序，加大了金融风险。为严格禁止银行资金通过各种方式违规流入股市，防范金融风险，中国人民银行严禁各商业银行及其分支机构从事信托投资和股票业务；所有商业银行停止在证券交易所和各地证券交易中心的证券回购及现场交易；中国人民银行各分行要严格管理商业银行与信托投资公司、证券公司以及非银行金融机构之间的拆借业务；严格禁止证券交易透支行为；严格客户保证金管理；企业不得占用贷款买卖股票；中国人民银行各级分行要严肃查处各种违规行为等七个方面作出具体规定，加以限制。这个文件的发出，距离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仅有一个月时间了。但这一个月的时间极其宝贵，它使我们能够以较规范的金融市场从容应对一场酝酿已久的亚洲金融危机。
当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国内外普遍关注中国的经济形势。显然，如果中国在这股突如其来的金融风暴中站不住脚，这场危机就不仅对整个亚洲，甚至对全世界的经济都会造成严重的冲击。但是，有了1992年、1993年开始的宏观调控的经验，有了几年来金融改革的成果，中国政府对于抵御这场风暴，一开始就充满了信心。在8月14日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介绍了当前中国的金融形势，并就金融运行中的有关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戴相龙说，中央银行将坚持执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同时要适当调节宏观调控的力度，改进金融服务，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中央银行将主要从三个方面采取措施，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一是合理掌握贷款增量。国家银行要严格控制信贷规模，切实加强现金管理。同时，要安排好产品有市场、有效益、还款付息能力有保证企业的流动资金贷款，支持产品有市场、经济效益好的在建工程加快建设进度，适当扩大科技贷款的投入。二是加大对经济结构调整的力度。对一些效益好的、还款付息有保证的基础建设项目，可由借外债改为适当增加人民币贷款。积极按条件发放“安居工程”贷款，适当增加居民购房抵押贷款，促进中低档商品房的销售。支持企业横向联合，培育企业集团，支持经济区内大型企业的战略性改组。按照有关法规用好国家银行呆账准备金，支持企业兼并、破产和再就业。三是及时研究和完善信贷政策。国有独资企业银行在重点支持国有企业的同时，也要按信贷和产业政策，支持在市场中有竞争能力的中小企业的发展。戴相龙强调，为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创造良好的金融环境，中央银行将进一步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监管力度，坚决取缔非法设立的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活动，防范和打击各种金融犯罪活动。
1997年11月17至19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金融工作会议。这是在防范和化解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的侵袭、继续保持“高增长，低通胀”发展势头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这次会议的目的是，正确估量当前经济、金融形势，充分认识进一步深化金融改革和整顿金融秩序、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明确做好这项工作的总体要求、指导原则、主要任务和重要措施。会议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工作的核心，是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基本条件。必须以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十五大精神为指导，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方向，深化和加快金融改革，进一步整顿和规范金融秩序，建立健全符合我国国情的现代金融体系和金融制度，引导金融业健康发展，保证金融安全、高效、稳健运行。要求力争用3年左右时间大体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金融机构体系、金融市场体系和金融调控监管体系，显著提高金融业的经营和管理水平，基本实现全国金融秩序明显好转。会议强调，要从根本上解决金融领域存在的问题，开创金融改革和发展的新局面，必须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强化人民银行的金融监管职能，加快国有银行商业化步伐，并健全多层次、多类型金融机构体系；必须依法治理金融，规范和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金融秩序，严厉惩治犯罪和违法违规活动，把一切金融活动纳入规范化、法制化轨道；必须加快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两个根本转变”，为金融良性循环创造好的经济环境，特别是要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建立政企分开的投资体制，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力度，坚决避免“大而全、小而全”和不合理的重复建设。
会议结束后，《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努力开创金融改革和发展新局面》的社论。社论指出：党的十五大后，党中央、国务院把进一步深化金融改革和整顿金融秩序放在突出位置，作为经济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这是通观全局、审时度势作出的重大决策和战略举措。社论的这段话，充分说明了1997年经济工作的一个突出的特点，即牢固地确立了金融在我国经济中的核心地位。抓住了这个核心，也就为保持“高增长，低通胀”的发展态势提供了基本的保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