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9月12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江泽民在大会上作了《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的政治报告，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作出了科学回答，对世纪之交的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战略部署。这是中国共产党面向新世纪的政治宣言。这次大会作为一次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具有特殊意义的会议而载入史册。
一、世纪盛会的前前后后
〇从十四届六中全会到中央党校5.29讲话
〇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世纪盛会
召开十五大这一世纪之交的盛会，中共中央是经过长时间的精心准备的。早在1996年10月10日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上，就对十五大召开的有关问题作出了决定。这次全会决定党的十五大于1997年下半年在北京举行；这次大会的代表名额为2050名；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央直属机关、中央国家机关，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党组织，按照党章规定和中央的要求选举产生。代表应是共产党员中的优秀分子。代表的构成应具有广泛性。中央全会号召，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紧密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艰苦奋斗，开拓进取，扎实工作，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胜利召开。全会后不久，中共中央专门分专题组织了大批调研组分赴全国各地进行了深入调查，成立了党的十五大报告起草小组，从而有条不紊地展开了十五大的各项准备工作。
1996年12月11日，江泽民接见了党的十五大报告起草小组的全体成员，并发表了重要指示。江泽民指出，大会的报告要紧紧扣住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这个主题，阐明世纪之交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动员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振奋精神，同心同德，全面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坚定不移地向第三步战略目标迈进，到下个世纪中叶，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江泽民同志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召开了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回答了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党已经形成了邓小平理论，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制定了现代化建设分三步走的战略部署。他说，回顾过去，是为了展望未来。十五大报告要回顾一百年，回顾五十年，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二十年，特别是要总结十四大以来的五年。要展望下个世纪的前五十年，进一步描绘到建国一百周年时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宏伟蓝图。1997年1月1日，江泽民同志在全国政协举行的新年茶话会上指出：1997年将是我们党和国家发展史上不寻常的一年。我们党将召开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我国政府将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这是两件举世瞩目的大事。1月17日，江泽民第二次接见了十五大报告起草小组的全体成员，并在谈话中重点讲了有关经济体制改革的十个问题。江泽民说，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这项制度需要通过改革不断完善和发展，这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一项重大任务，任何情况下也不能动摇。江泽民指出，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一切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所有制形式都可以而且应该用来为社会主义服务。公有制经济要寻找能够极大地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实现形式。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同样可以用。目前广大城乡出现了劳动者的劳动联合和资本联合为主的股份合作制形式，这是中国经济发展实践中出现的新事物，应以积极的态度予以支持。江泽民强调，确立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所有制格局并使之进一步展开，十分重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真正走出了一条正确的路子，消除了过去由于所有制关系不合理造成的对生产力的羁绊，大大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全党应深刻认识这个经验。
2月19日，一代伟人邓小平在北京病逝。国际国内更加关注党的十五大的态势。
1997年5月29日，江泽民出席中共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并在典礼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即后来党史国史界惯称的“5.29讲话”。这次讲话，既是对邓小平去世后中国向何处去的回答，也是对十五大的指导方针和所要阐述的有关重大问题第一次向党的高级干部作的思想酝酿。江泽民在讲话中重点阐述了四个方面的问题：关于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关于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关于党的建设。江泽民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在跨越世纪的新征途上，一定要高举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旗帜，用这个理论来指导我们的整个事业和各项工作，这是党从历史和现实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结论。江泽民强调：旗帜问题至关重要。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形象。在邓小平同志逝世后，我们全党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在这个问题上尤其要有高度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什么风险，都不能动摇。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为什么这样说呢？第一，这个理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新的实践基础上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第二，这个理论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基本成果，抓住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理论问题，深刻地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第三，这个理论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对当前时代特征和国际形势变化进行正确分析，作出新的科学判断。第四，总起来说，这个理论总结近二十年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鲜经验，总结建国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发展成功和失误的历史经验，总结国际经验，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形成了新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在当代中国只有这个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
“5.29讲话”之后，十五大报告起草小组又广泛征求了大家对报告草稿的意见，集中了全党的智慧，再经过认真修改，终于完成了这篇面向新世纪的中国共产党宣言。
9月12日上午9时，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隆重开幕。李鹏主持大会，乔石、李瑞环、朱镕基、刘华清、胡锦涛等2074名代表出席。江泽民向大会作了题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的报告。报告分十个部分：一、世纪之交的回顾与展望；二、过去五年的工作；三、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纲领；五、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战略；六、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法制建设；七、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八、推进祖国和平统一；九、国际形势和对外政策；十、面向新世纪的中国共产党。江泽民的报告指出，这次大会的主题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旗帜问题至关重要。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形象。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不动摇，就是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不动摇。邓小平同志逝世后，全党在这个问题上尤其要有高度的自觉性和坚定性。确定这样的主题，是时代的要求，人民的愿望。在当代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因此，中央建议大会在党章中把邓小平理论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起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报告指出，我们这次大会的灵魂，就是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十五大无疑将以这一点为标志载入史册。报告系统完整地提出并论述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而且明确规定：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人民当家做主的基础上，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报告根据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对我国跨世纪的现代化建设事业作出了战略部署。指出，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任务。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必须全面认识公有制经济的含义，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一切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所有制形式都可以而且应该用来为社会主义服务。报告强调，实现现代化建设的战略目标和各项任务，把我们的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关键在于坚持、加强和完善党的领导，进一步把党建设好。
中国共产党的十五大，是在世纪之交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大会；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保证全党继承邓小平同志遗志，坚定不移地沿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正确路线胜利前进的大会；是动员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的大会。
二、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形象
〇我们为什么需要一面旗帜？
〇邓小平理论的历史超越
〇以理性推动中国
邓小平逝世以后的中国，举什么旗，走什么路，是国内外舆论最关心的问题，也是当时中国最根本的政治问题。中共十五大庄重地宣布：“旗帜问题至关紧要。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形象。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不动摇，就是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不动摇。”这一宣示，顺党心合民意，在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产生了强烈的反响。
旗帜问题为什么至关紧要？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形象。”方向是一个政党选择和确定的道路及其目标，形象是一个政党展现给外界的风貌以及外界对它的印象和评价，两者互相联系，体现着一个政党的指导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极为认真地对待《哥达纲领》，就因为“一个新的纲领毕竟是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而外界就根据它来判断这个党”。毛泽东同志年轻时为了寻找救国的真理，说过“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他们讲的“旗帜”或“旗子”都是一种形象化的说法，内容都同党的纲领或作为指导思想的“主义”相联系。中共在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时，主席台上方的红色横幅上写的就是“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旗帜问题的实质，就是由方向和形象体现的党的指导思想问题，由此而决定了旗帜问题的至关重要性。
中共自建立之日起，就以自己的党名和纲领表明它是一个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党。党的七大通过历史经验的总结，进一步把毛泽东思想这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邓小平理论这一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全党越来越深刻认识到邓小平理论是我们党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中共十三大在第一次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这一概念、阐述这一理论的轮廓的同时，把这一理论同“旗帜”联系了起来。指出这一理论“是扎根于当代中国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统一认识、增强团结的思想基础，是指引我们事业前进的伟大旗帜”，号召全国人民“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下，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特别是在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形成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后，经过十三届五中全会、七中全会、江泽民建党7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和1992年6月9日中央党校讲话，全党对邓小平理论及其历史地位的认识更加深刻，到中共十四大，第一次提出了“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一概念，第一次比较系统地概括了这一理论的主要内容，第一次提出了“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武装全党”的战略任务，强调“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心内容是学习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号召全党全国人民“高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这也就是十四届四中全会决议所指出的：十四大确立了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
党的指导思想的这一发展过程，江泽民在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报告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有过生动的描述：“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郑重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经过延安整风和党的七大，又郑重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经过十二大、十三大至十四大，我们党又郑重地把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写在自己的旗帜上。这是我们党付出了巨大代价获得的极为珍贵的精神财富，是我们党和人民进行新的历史创造的科学总结，是我们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旗帜，是我们民族振兴和发展的强大精神支柱。”
中共十五大则更为鲜明地用邓小平理论这一科学概念代替了过去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表述，并把这一理论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使其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道“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写入党章。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在当时明确地提出要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为什么要明确地提出这一理论是党的指导思想呢？
因为，无论从中共自身的建设，还是从中共承担的历史责任来看，客观上都有这个迫切的需要。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在跨越世纪的新征途上，中共所处的环境和肩负的任务同过去革命战争年代相比，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曲折发展的历史条件相比，有了很大变化，党的思想、政治、组织、作风建设都面临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特别是在邓小平同志逝世以后，党要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继续巩固和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取得的伟大成就，促进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推动经济发展。十五大报告深刻地指出：“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的邓小平理论，是指导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理论。在当代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这就是为什么在当代中国，中国共产党要确立邓小平理论为党的指导思想，要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的根本动因。
这里鲜明地指出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同十四大以来形成的共识如“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精神实质是一致的。同时，这一新的判断更有力、更直接地说明了邓小平理论何以能成为标志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的旗帜。
邓小平理论的产生在很大意义上也是对社会主义的曲折历史命运进行理性反思的结果，是对长达近60年的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质的超越。
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在深刻揭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科学预见，并把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作为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前提。所以，马克思在当时曾把无产阶级革命爆发的希望寄托在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西欧国家。但到了晚年，他开始把目光从西欧转向俄国和东方社会，并注重对农民问题的研究。他曾以俄国“农村公社”为例，设想过东方类似的农业国由于各种历史条件的“特殊凑合”，“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享用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从而直接跨入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366页。）但由于他无法亲身经历无产阶级革命后的实际进程，因而他无法也不想对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的理论和策略作出更为具体的论述；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原则无疑是正确的，但它确实还需要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加以充实。
在马克思身后，社会主义理论的实践遭遇了曲折的历史命运。
在俄国，马克思主义理论被融进了具体的社会实践中，催生出了现实的物质之果。20世纪初叶，列宁在一个大大变化了的世界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俄国落后的东方式国家的现实相结合，解决了在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时期后，无产阶级如何在帝国主义统治的薄弱环节夺取政权以及胜利后如何保卫政权的问题。新的时代造就了在形式和内容上都不同于19世纪的经典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列宁主义成功地实现了马克思关于在东方落后的农业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而直接跨入社会主义的预想，然而却没有能解决如何充分享用资本主义的一切文明成果，从而建成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的问题。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曾经按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充分发展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原则进行实践，并取消商品经济，但很快发现行不通，于是只好推行了“新经济政策”。后来列宁也充分注意到了充分享用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来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并提出了“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管理制度+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总和=社会主义”的著名公式（《列宁文稿》第三卷，94页。）这本来是对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东方国家在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进行积极探索的良好开始。但这种探索在列宁逝世后发生了变化。
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建立起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高度集权的政治、文化体制。这种体制在一开始显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尤其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历20年代至30年代经济危机的风声鹤唳中，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却取得了举世震惊的成就，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声誉越来越高，影响也越来越大。这更进一步强化了人们“社会主义与计划经济天然一体”的信念。二战结束后，社会主义的力量和影响迅速扩大，社会主义国家从苏联扩展到东欧，后来又发展到亚洲的中国、越南、朝鲜，美洲的古巴等；从处于资本主义世界重重围困中的弱小力量很快变为与资本主义世界分庭抗礼的强大阵营。这种盛极一时的辉煌更使共产党国家的领导人确信，社会主义不仅可以完全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的充分发展阶段，而且完全可以超越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依靠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就可以建立起人类最美好的社会制度。这种过于膨胀的自信以及冷战的客观因素，也使这些国家的领导人既无法再虚心学习和享用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更无法把握二战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而在一种封闭或半封闭的情况下从事社会主义建设，这就更加束缚了人们对社会主义认识的视野和眼界。可以说，在二战后不久社会主义运动走到极盛的时刻，正是传统社会主义步入深刻危机的开始。
在中国，一代伟人毛泽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古老东方大国的革命实际相结合，在新的时代和独特的国情背景下创造了在形式和内容上既不同于19世纪的经典理论、又不同于20世纪初叶的列宁主义，而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当无数中华先烈志士梦寐以求的社会主义制度终于在古老而多难的中国大地上诞生时，毛泽东彻夜难眠，他说1949年全国解放时他都没有那样激动和兴奋过。毛泽东是一直力图走出一条不同于苏联模式的中国化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并对此做出了可贵的探索。但是，时代造就了一代伟人，也局限了一代伟人，而有些时代的局限性即便是再伟大的历史人物也是难以超越的。更何况从苏联搬来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确实也在短时期内就在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更何况苏联人在声称自己已进入了发达社会主义阶段，我们怎能自甘落后承认自己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呢。毛泽东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后还逐渐形成了他晚年系统的社会主义“新世界”的理论构想：这个社会的最大特征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限制和逐步消灭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的。“文化大革命”则把这种“左”的教条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推向了极端。
正是由于历史的实际演变使社会主义制度都诞生在没有经过典型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经济文化贫困落后、社会生产力不发达的国家，现实社会主义的起点和前提，不仅不是充分发展了的资本主义，反而在经济文化及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上，与西方一些国家资本主义制度的起点和前提都还存在着差距。这就决定了社会主义国家从诞生之日起，就在实力上与资本主义世界相比处于极为险恶的弱势，这样它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所面对的远不是战胜并取代资本主义世界的问题，而是一方面要防止资本主义势力的颠覆以求生存，另一方面要改变生产力水平低、经济文化落后的现状以求巩固和发展的问题。对这个历史时期的长期性、艰巨性、曲折性在理论上估计不足，必然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埋下隐患。另一个强调的问题是，社会主义国家在一开始都沿用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高度集权的政治、文化体制，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并且这种体制无论对苏联、中国，还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都确实曾经取得过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所以，当时人们不会对“社会主义公有制就是计划经济体制”、“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提出丝毫怀疑。甚至认为社会主义不仅完全可以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而且完全可以超越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历程。这些认识，可以说是从列宁、斯大林到本世纪70年代末以前相当大一批共产党国家的领导人，包括毛泽东这样的领导人物在内的一个时代的共识，也可以说是那个时代共有的认识上的局限性。要超越这种认识是需要时间的，不经过实践中磨难的洗礼，是很难实现这种超越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尽管改革起步比中国早，但直到失去政权前，并没有一个国家提出并成功解决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问题。然而，如果对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的必然性、必要性及其重大意义在理论上认识不足，也必然无法使社会主义事业真正走出传统的阴霾，实现质的超越。
当这一页页风云历史翻过去之后，一个我们曾经认为早已解决了的问题又摆在了面前：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邓小平理论带着它那特有的色彩出现了。它紧紧围绕着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主题，在反思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并成功解决了决定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的两个最核心的问题：一是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阶段作出了理性界定，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这就从根本上克服了那些长期困扰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超越阶段的错误观念和政策；二是对构成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最为有效的动力机制作出了理性界定，它既不是计划经济，更不是阶级斗争和群众运动，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就从根本上实现了对传统的超越，使社会主义真正步入了全新的境界。对这两个核心问题的理性界定初步解决了当年马克思提出的东方落后的农业国是否可以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而直接进入并建成社会主义的重大历史命题。邓小平理论的回答是：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古老中国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而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但这是一种“不合格的社会主义”，中国的社会主义还处于初级阶段。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是实现这个有着几千年封建传统的东方大国的近代化和现代化，然后，再经过一个世纪的奋斗，建成比较合格的社会主义。而实现这一奋斗目标的唯一科学有效的途径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构筑社会主义制度自身赖以“合法”存在和发展的历史前提。这是邓小平理论划时代的伟大贡献。
邓小平理论的理性基础就是承认中国的社会主义仍处于初级阶段，而启动初级阶段社会主义事业走出迷谷、步入康庄大道的杠杆就是充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邓小平理论最鲜明的特色。邓小平正是以这样的理性魅力推动了1976年后的中国，使中国共产党，使共和国，以致使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
三、民族复兴进程中的时代定位
〇深谋远虑的决策：再论初级阶段
〇中国步入社会主义的特殊历史背景
〇回到现实的大地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概念，是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决议》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中国各族人民从一百多年来的切身体验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结论，也是建国三十二年来最基本的历史经验。尽管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但是毫无疑问我们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任何否认这个基本事实的观点都是错误的。”此后，在但是，当年这一段论述，侧重点并不在于初级阶段这个概念本身，而是强调我们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也就是说，当时还没有把“初级阶段”这个判断作为我们党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基本依据来加以把握。
1987年3月25日，邓小平审阅赵紫阳《关于草拟十三大报告大纲的设想》。《设想》提出，十三大报告全篇拟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立论的依据。邓小平批示：“这个设计好。”8月29日，在会见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时指出：
“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2页。）
这是邓小平第一次明确提出要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事关全局的基本国情加以把握，并以此为依据来制订规划，这就把“初级阶段”概念上升到了我们党制订路线、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基本依据的高度。
党的十三大报告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并以此为依据，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十三大报告指出：正确认识我国社会现在所处的历史阶段，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首要问题，是我们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和政策的基本依据。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包括两层含义：第一，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这是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实现，至少需要上百年时间，都属于这个阶段。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还会存在，但不是主要矛盾。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
一个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一个是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这是十三大报告的两个亮点，也是党的十三大的主要贡献。
出乎很多人的预料，十年后，中共十五大政治报告再次以重要篇幅重申并更为系统全面地阐发了十三大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有学者指出，这是新一代中共决策者深谋远虑、高瞻远瞩的智者之举。
那么，十五大为什么要重新强调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科学论断呢？江泽民精辟而又深刻地指出：“这次大会进一步强调这个问题，是因为：面对改革攻坚和开创新局面的艰巨任务，我们解决种种矛盾，澄清种种疑惑，认识为什么必须实行现在这样的路线和政策而不能实行别样的路线和政策，关键还在于对所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要有统一认识和准确把握。”
首先，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这场新的革命过程中，认识和解决实践中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问题，要有正确的学风，要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改革开放在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同时，也遇到了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当时，经济体制改革已经深入到国有企业改革攻坚的关键时刻，如何解决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格外引人注目，引出了各种议论。于是，就发生了一个究竟是单纯从马克思主义书本里的片言只语中找答案，还是真正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这些实际问题这样一个学风问题。毫无疑问，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同时，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一定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从不断变化的实际生活出发运用和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江泽民尖锐而又鲜明地提出了这个问题，要求全党“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要坚持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学风，关键的一点，就是要认识我国现在仍然处在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因为，只有认识到我国已经进入到社会主义，我们才能抛弃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观点，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只有认识到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我们才能在实践中摸索学习、开拓，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找到解决当前各种新情况新问题的正确答案。
其次，在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建立合理的所有制结构，寻找合适的公有制实现形式，也必须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众所周知，现在是我国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三步战略目标迈进的关键时期。在这个时期，我们要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解决好两个关键性课题，即在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中，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面对着世界范围综合国力的激烈竞争，特别是以信息技术为主要标志的新科技革命突飞猛进的严峻挑战，我们能不能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能不能解决好两个关键性课题，已经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这就需要我们摆脱任何犹豫，大胆探索；澄清种种疑惑，开拓奋进。特别是在国有企业改革中，要进一步统一认识，下决心突破攻坚。我们要坚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出发，考虑经济发展的规划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做法，认识中共中央为什么要制定这样的而不是那样的方针政策。今天，我们强调要继续调整和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就是因为我们今天建立的社会主义还不是马克思、恩格斯原来设想的社会主义，而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强调要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大胆利用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也是因为我们今天所处的环境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一批国有大中型企业中进行股份制试点，对国有中小型企业采取改造、联合、兼并、租赁、承包经营和股份合作制、出售等形式放开搞活，同样是因为我们今天尚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讲在改革开放中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是要敢于和善于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寻找能够极大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体制、机制、企业组织形式。这就是今天要重新强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现实意义。
第三，在加强中共党的建设和全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过程中，要认识到全面落实“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说起来很简单，一是社会主义，二是初级阶段。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果在学习、借鉴和利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创造的文明成果时，对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侵蚀毫不警惕，甚至否定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就会走向右的轨道；如果把坚持社会主义同学习、借鉴和利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创造的文明成果对立起来，拒绝这样的借鉴，就会出现“左”的错误。这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历史定位带来的历史复杂性。因此，在加强党对改革开放领导的时候，必须大力加强党自身的建设；在加强物质文明建设的时候，必须大力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把党的建设问题如此突出地一再强调，把切实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作为全面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重要环节提出来，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今天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面临着各种困难和风险的考验。
因此，在十五大报告中，重新强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坚持马克思主义学风这一根本问题的内在要求，同时又为论述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法制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和党的建设的方针原则奠定了根本出发点，具有重大的意义。
我们知道，在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那里，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是社会主义的一般历史前提。就我国社会自身的发展水平而言，我们在取得革命胜利的时候是不具备这个一般历史前提的。我们之所以能在缺乏这个一般历史前提的情况下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并继而走上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主要取决于以下两点：
第一，饱受内忧外患之苦达百年之久的中华民族，只有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繁荣富强，才能挽救民族危亡，彻底摆脱落后挨打的历史命运。封建统治阶级无法担当起这一历史重任。先天发育不良的资产阶级同样不足以担当起这一历史重任。能够担当起救亡图存、强国富民的阶级只有一个，那就是无产阶级；能够把中华民族引向现代化的道路只有一条，那就是社会主义道路。
第二，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的特殊历史遭遇以及由此决定的求独立、求解放、求生存、求发展的特殊历史任务，提出了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必要性；“近现代世界历史”进程中形成的特殊历史条件和机遇，为中国走上社会主义发展之途提供了可能性；中国共产党人适应客观历史需要，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特殊历史条件和历史起点，决定了社会主义在中国的角色转换：首先，社会主义在中国不仅不是由于本国社会资本主义高度发达所引起的社会矛盾的产物，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资本主义无法发展的结果。革命解决了世界范围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在中国社会引起的历史冲突之后，中国社会内部还根本就不存在作为这种历史冲突根本原因的现代生产力；其次，社会主义在中国实际上首先是一种民族救亡的方式，是一种信仰和道义的力量；再次，社会主义在中国是一种特殊的、唯一可能的现代化方式。现代化是近代世界文明的主潮流，也是近代中国数代人的理想。不实现现代化，中华民族就无法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有被开除“球籍”的危险，就永远不能摆脱任人宰割的历史命运，其他的一切就无从谈起；最后，社会主义对中国来说，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在特殊历史境遇中提出的历史远景或未来蓝图。在进入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之前，我国还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
社会主义在我国的特殊历史前提，决定了社会主义在中国的特殊历史任务和特殊发展道路。十五大报告指出：“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华民族面对着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前一任务是为后一任务扫清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中华民族面对的两大历史任务，也是社会主义在中国所要担当的两大历史使命。中华民族只有选择社会主义才能完成自己所面临的任务，社会主义只有担当起这两大历史使命才能在中国的土地上扎根。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与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联、不可分离。在中国，离开中华民族的两大历史任务去谈论社会主义，只能使社会主义变成一堆苍白的概念；把第一项任务的完成当作社会主义大厦的最终建成，也会使社会主义背离自己的初衷。
无论是一个伟大的时代、一个伟大的政党，还是一个伟大的理论、一个伟大的人物，都是通过将远大理想与现实需要的完善结合而成就其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优秀代表、一代伟人邓小平把社会主义的崇高理想与中华民族的现实需要融为一体，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理论。如果把邓小平理论比作一座大厦，那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就是其坚固的基石。1985年4月15日，邓小平在会见坦桑尼亚客人时，指出：“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必须坚持。现在我们搞经济改革，仍然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年轻一代尤其要懂得这一点。但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可见，改革开放以后，“什么是社会主义”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邓小平潜心思考的最重要的两个问题。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邓小平理论就是关于“什么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在初级阶段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
我们说“我国仍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个朴素的结论，因为这一结论无非确认了两个早已存在的客观现实：第一，我国已经不可逆转地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第二，我国仍然是个不发达的社会。我们同时说这是一个伟大的结论，则是因为在社会主义运动史上，这是第一次把“社会主义”这个美丽的概念与“初级阶段”这个意指不发达、落后的概念放在一起组成一个全新的概念，还因为这个结论一经获得就使社会主义在中国的面貌焕然一新。也许有人说，这是一个包含着矛盾的概念。是的，这是一个包含矛盾的概念，是一个辩证的概念：它溶进了深刻的历史真理，反映了现实的真实状况。只是，如果以静止的、形而上学的眼光来看待这一概念，就无法把握其丰富深刻的内涵，并会将它视为一个不合乎逻辑的概念。可以说，把我国的社会主义定位于初级阶段，是在某种意义上再次实现了社会主义由空想到科学的转变。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无视落后的现实，耽于幻想，一味急躁冒进，或面对落后消极悲观、无所作为，落后的现实就会像束缚手脚的锁链，历史的主体就变成了历史的囚犯。反之，承认落后又不甘于落后，“知耻而后勇”，采取大胆而又审慎的对策，在坚韧不拔的实践中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进，我们就能逐步摆脱落后，实现社会主义的美好理想和中华民族的复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逐步摆脱不发达状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阶段；是由农业人口占很大比重、主要依靠手工劳动的农业国，逐步转变为非农业人口占多数、包含现代农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工业化国家的历史阶段；是由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逐步转变为经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历史阶段；是由文盲半文盲人口占很大比重、科技教育文化落后，逐步转变为科技教育文化比较发达的历史阶段；是由贫困人口占很大比重、人民生活水平比较低，逐步转变为全体人民比较富裕的历史阶段；是由地区经济文化很不平衡，通过有先有后的发展，逐步缩小差距的历史阶段；是通过改革和探索，建立和完善比较成熟的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和其他方面体制的历史阶段；是广大人民牢固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自强不息，锐意进取，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努力建设精神文明的历史阶段；是逐步缩小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阶段。这样的历史进程，至少需要一百年的时间。至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那还需要更长得多的时间，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十五大报告这段精彩的论述所描绘的是一幅党领导亿万人民群众大胆实践、锐意进取、革故鼎新、昂首阔步走向文明、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走向美好未来的壮丽历史画卷。报告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述，是运用实践唯物论和历史辩证法研究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问题的光辉典范，既为我们“实现工业化和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和现代化”制定了大政方针，又为我们进一步探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规律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
四、走出迷谷的所有制理论
〇公有制采取多种实现形式的必然性
〇私营经济终登中国“大雅之堂”
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是传统社会主义的三个基本特征，而公有制处于核心地位。可以这样说，中国改革最终能否成功与我们在所有制问题上能否找到出路存在深刻的关联。十五大报告指出，一切适合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我们要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这是邓小平同志“三个有利于”思想的深化和进一步具体化，是对十三大以来，特别是十四大以来经济理论界和实际工作者在公有制及其实现形式问题上所作的许多艰苦探索的历史性肯定。它标志着我们已经抛弃了以所有制形式裁决现实经济活动的陈腐教条，而转向以“经济控制力”为主这一真正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这无疑是又一次思想解放。完全可以预料，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多样化，必将有力地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确立，为下一世纪中国的改革与发展注入新的、强大的活力。
首先，中国社会主义历史前提的特殊性和现阶段我们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我们既不是经典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也不能搞经典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因此，在所有制实现形式上我们就不能僵硬地坚持经典教条，而应当采取现实主义的态度，寻求适合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但是，我们长期以来一直致力于消灭现实中存在的商品货币关系这种“资产阶级的法权”，以使现实公有制更加纯化、更加经典化。后来，我们才发现，我们所不断进行的所有制关系的“革命化”事实上并没有使共产主义一日建成，反而使国有经济运行机制越来越僵化，生产效率不断下降，整个经济濒于崩溃边缘。70多年社会主义实践告诉我们，在经典社会主义公有制所需要的物质前提没有被创造出来之前，企图通过生产关系拔苗助长，只能导致生产力的破坏而不是发展。因此，为了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我们别无选择地走上了改革之路，这是一条虽然艰难然而却是前景光明的道路。从农村的土地制度改革到城市的产权制度改革，其目的就是寻求公有制的合理实现形式，这是中国改革的最重要的政治经济学。
其次，公有制具有多种实现形式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作为中国改革的目标模式，是在中国总结本国和其他后发展国家改革和发展的历史经验基础上所形成的。中国既要坚持总体上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又不重复典型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必然选择。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这是前无古人的探索，它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内核，并使其具有独特魅力和价值。
众所周知，一定的所有制作为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的基础，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关系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以一定的产权制度作为载体才能得以实现。这种产权形式显然不能以私有制为基础，也不能重复计划体制下的产权模式，它必须要体现出下面两个特征：一是社会主义的性质和方向，二是适合市场经济运行要求。前者意味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产权制度安排总体上必须是公有制占主导地位，这种主导地位是以公有制对于整个经济的现实控制力作为体现；后者则要求包括公有制在内的各种所有制的实现形式必须多样化。市场经济微观基础中最为核心的、具有决定意义的是产权制度，如果产权不能通过市场进行有效的重组，任何这样的改革都只具有表面的意义，并终将因改革缺乏产权方面的深刻性而流于形式，社会主义改革史中一度盛行的行政性分权改革最终都难以为继便是一个历史明证。这无疑表明，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源自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本质要求，只要我们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我们就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并且公有制必然相应采取多种实现形式，除非我们要搞的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党的十五大报告强调“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不啻平地一声雷，给予所有的非公有制经济现在或将来的从业者们以极大的鼓舞。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一论断把非公有制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是一个伟大的创举，实现了又一次深刻的思想解放。
20年前，在中国还是谈“私”色变。20年后，私营经济就以其历史性的发展成就让举世注目了。私营经济之所以高速发展，根本原因在于它的发展适应我国的基本国情，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相吻合。任何人只要不带偏见，就不难发现私营经济在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所发挥的日益重要的作用。无论是从满足人们多方面需要、方便人民生活来说，还是从对国家财政收入的贡献而论，私营经济都功不可没。撇开这些方面不说，单就解决就业问题而言，私营经济的发展就发挥了重要作用。众所周知，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每年净增的需要安置的劳动力达500多万，此外，隐形失业人口的压力也比较大，就业形势极为严峻。而发展私营经济则为此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解决途径。其在城镇的发展，不仅解决相当一部分待业青年、社会闲散人员的就业问题，而且为国企改革中大批下岗失业人员提供了再就业机会；其在农村的发展，则促进了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和小城镇建设，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得以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移。1996年我国私营经济从业人员已达1171.1万人，可以预见，这一数字还将大幅度增长。私营经济发展到今天，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足以表明，它已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生力军。
私营经济在20年风风雨雨中迅速成长壮大的同时，自身也逐渐走向健全和规范，一大批有胆有识有事业心的民营企业家也日益走向成熟。当然，透过私营经济繁荣的背后，还存在一些有碍其健康持续发展的因素。这些因素有企业自身的弱点，也有外部环境的限制。并且很多方面是这两层因素相互影响。就企业内部而言，有企业主自身素质及管理层素质提高问题，有经营管理体制机制规范化问题，有家庭势力垄断企业问题等等。但最关键的还是企业外部环境的制约。如果外部环境好，在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中私营企业自己就会绞尽脑汁去考虑生存和发展问题，即使有相当一部分企业关门大吉，也还会有更多更好更有潜力的私营企业涌现出来。而当时影响私营企业发展的一个突出的外部环境问题即私营企业“集体化”、“国有化”问题，也就是所谓的“戴红帽”问题，表面上这是私营企业求“进步”的表现，是企业主自己的行为，实质上是被外部逼出来的，是对自身法定地位不明确的一种担忧和恐惧。这种现象对私营企业发展有百害而无一利，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有百害而无一利。
在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讲话之后，私营经济才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短短几年时间，私营经济取得了令人刮目相看的发展业绩，充分发挥了它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作用。然而，问题也与之俱来，针对私营经济迅猛发展的状况，有人开始担忧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导地位会受到削弱，极力主张限制私营经济的发展；有人认为私营经济不宜鼓励发展，其相对社会主义总体经济而言，只是起到点缀作用；有人则分析论证私营经济目前存在的合理性是因为我国生产力尚不发达，一旦我国跨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私营经济就应取消，如此等等，一时沸沸扬扬。由此不难看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私营经济的地位究竟如何需要进一步明确，这关系到私营经济将以什么样的面貌迎接21世纪的问题。对此，不少私营企业主内心充满忧虑和担心。
中国共产党的十五大报告对上述问题作了明确的回答。十五大报告明确宣示：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论断，更加明确了私营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重要地位。据此可以得知，私营经济在我国的存在绝不是暂时的，而是长期的，它贯穿于整个社会主义的历史阶段。只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没有消失，私营经济就必然存在。
五、知识经济时代的兴国方略
〇把握人类文明发展的脉搏
〇实施科教兴国方略的现实思考
〇“科教兴国是本届政府最大的任务”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已使人类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当今世界各国经济实力的竞争，日益表现为综合国力的竞争，而后者的竞争已主要取决于科技实力的竞争。中共十五大根据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光辉论断，把科教兴国作为跨世纪的战略性国策，其意义至为深远。
在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中，科技革命曾带动社会生产力的巨大飞跃，从而成为人类社会进步的第一推动力。
人类从打制石器开始，就在实践中不断创造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人类在以耕作土地为主的农业社会中渡过了漫长的历史岁月；距今500年前，西欧兴起的航海热，为人类社会迎来了工业革命的曙光。在16—17世纪，以纺纱机为主要标志的工场手工业，为社会创造了可观的财富；18世纪末19世纪初，以蒸汽机为标志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初步显示了科学技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巨大力量；19世纪末，以内燃机和电机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使人类社会面貌焕然一新。科学技术带动了生产力的重大突破，20世纪以来，特别是二战以来，世界科学技术更以令人目眩的速度发展。
1945年第一台电子计算机问世，不到50年的时间，计算机已发展到第五代。1957年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开辟了人类的空间时代，现已有1000多颗人造卫星与日月同辉。1969年美国阿波罗号成功地登上了月球。据估计，21世纪将有宇航班机出现。遥感技术、激光技术、光导纤维得到迅速发展，并广泛应用于诸多领域。
信息科学技术的发展预示了新一次科技革命的大潮。历次“产业革命”主要是工作机和传输系统的发展，只是人类体力劳动的延伸；而信息技术（誉称“三C技术”）的发展产生了计算机系统，使人类第一次有了辅助脑力劳动的工具，这将对人类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带来深刻的革命。19世纪末，全世界从事科研工作的人员只有五万人左右；本世纪50年代增至40万；70—80年代增到500万人以上。
18世纪蒸汽机从发明到普及运用，约用了100年，而现代原子能科学技术，从发现到应用只有30年，激光技术50年代末一经出现，短短几年就普及全世界……
在信息化时代，科学技术已成为经济发展的支撑力量。物化在商品中的科学技术的含量大幅度地增加了，使科技进步因素在国民经济的增长中占据了主要分量。一方面，现代科学技术已广泛渗透到各个产业和各产业内部的门类中，没有一个产业部门可以脱离科学技术而独立存在和发展；另一方面，所有新兴产业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都是基于现代科学技术的成就而建立和发展的，没有高技术，就没有高技术产业。现在，科技进步因素已成为各国经济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中最活跃的因素和最主要的支撑力量，这种情形在西方发达国家表现得更为明显。20世纪初，这些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科技进步因素所占的比重仅为5%—20%，到50—60年代，其比重已上升到50%左右，而到80年代则已高达60%—80%。科学技术也已成为变革社会的第一动力。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强有力地改变着人们的传统观念、思想意识和生活方式，使人们更加讲究科学性和文明度，而彻底抛弃那些封建迷信、愚昧无知的思想方式和生活方式。现代科学技术在逐步延长着人的生命，也使人类变得越来越聪明，使生态环境得到治理并日益美化，使资源开发日趋合理化和科学化。构成人类社会的其他组成部分，包括文化、教育、人际关系和国际关系等，也都在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运用发生着激烈的变化。另外科学技术还是民族生存发展之系。世界各国经济以至生存的竞争，日益表现为物化在商品中的技术水平的竞争。从当代科技发展的特点可以看出，科学技术在生产力发展中的首要地位和巨大作用。21世纪必然是高新技术迅猛发展的世纪。致力于现代化建设的中国必须正视新技术革命的挑战，抓住这次难得的机遇，不失时机地把科技进步作为发展整个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中共十五大制定的科技兴国战略，无疑为走向新世纪的中国树立了前进的航标，使中国能够在世界新技术革命的大潮中，开拓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兴国之路。
当科学家们津津乐道高新科技的宏伟奇迹时，当未来社会学家们醉心于描绘21世纪全新的生活蓝图时，我们更应当清醒冷静地意识到：这场新的科技革命给中国人所带来的并不仅仅是发展的机遇，而更多的将是经济乃至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严酷挑战和竞争。
我们所面对的现状是严峻的。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和文化教育水平是非常落后的。首先，我们从能源的平均有效利用率与国外比较中可以看到，我国因为技术落后和结构与经营机制的问题，而导致经济效益低下的情况。当时，我国每年要消耗10亿多吨标准煤的能量来维持经济发展，但我国能源的平均有效利用率只有国外先进水平的2/3，而我国的人均资源只及世界人均资源平均数的一半。在二十世纪末，中国与一些发达国家在一些影响国计民生的基础工业方面的比较结果如下：
（1）每度电耗煤400克，比国外多100克；
（2）每吨钢能耗比国外主要产钢国高30%；
（3）水泥能耗高70%；
（4）玻璃能耗比国外先进水平高一倍。
然后再看看我国劳动力的素质现状如何：我国在业人口中农民约占近70%，而15岁以上人口的文盲和半文盲占全部人口的20%。
在全国职工中，受过高等、中专和技工训练的仅为1/10左右；农民中受过高等、中等和初等正规训练的仅占全体农民的近1/300，而农村小学文化程度以下者竟高达60%以上。
而西方发达国家基本上已全部普及了九年制教育。以1万人中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数目来比，日本为67人，美国为66人，而中国不足5人，相差十多倍。
建国初期，在经济极其困难，设备条件极差的情况下，中国人硬是凭着满腔赤诚，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苦艰难，自力更生，建立了比较完整的科学技术体系，造出了令全世界为之瞠目结舌的原子弹、氢弹和卫星，显示了中国人的志气和聪明才智。改革开放以来，科学技术的发展迎来了一个新的春天。人造地球卫星的发射回收、正负电子对撞机的研制，超导材料的理论研究等高科技领域已跨入了世界先进行列。所以，尽管我们在很多方面还很落后，但并不是一切都落后，强调危机意识是为了发奋图强，是一个民族富有自信的体现，而决非妄自菲薄，悲观无为。只要我们真正认识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意义，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可以在全国范围内统筹使用科技经济力量，解放科技生产力的优越性，充分发挥科技工作者的创造性，做到决策科学、措施得力，是可以后来居上的。而要做到这一切当时必须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思想观念问题。全国要确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指导思想，全社会要有强烈的科技意识，形成全社会学习科技、运用科技，重视和支持科技事业的社会氛围，在全党全民中树立科技兴国的思想。
二是科技体制问题。尽管我们已经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改革，然而当时的科技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仍不能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要求。科技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建立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的充满生机活力的新机制。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技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需要下大决心解决的就是科技与经济相脱节的问题。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逐步使企业成为技术开发的主体。从“面向”和“依靠”两个方面来说都需要做出努力，但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是要解决好经济依靠科技问题，形成科技需求机制，并疏通科技进入经济的政策渠道，科技转化为生产力才能成为现实。
三是增加科技投入问题。世界上把研究和发展试验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GHP）的比例，作为一项最重要的科技指标，来衡量一个国家对科技的重视程度。由于这是一个相对值，与一个国家的穷富无关，而取决于一国政府对科技的重视程度。主要发达国家的这个比例已接近3%。1990年，日本是2.92%，西德2.9%，美国2.8%，而中国仅0.7%，日本是我们的4.17倍。我国科技投资基本按三个层次的科技发展战略进行配量，①直接投入当前经济建设的科技工作；②高技术发展及其产业化的科技工作；③基础和应用研究工作。三个层次的科技经费不能只依靠政府投资。应广开渠道，采用各种形式，增加全社会对科技的投入。根据中国的实际状况，科技投资配置应朝着下述方向发展：凡是能直接见到经济效益的，接近商业化阶段的科技经费应由企业和银行等金融机构来投入。凡是基础性研究和高风险高技术研究和开发应由政府来投。当时，许多卓有成就的知识分子就因拿不到科研经费而无用武之地，所以政府应制定各种鼓励政策，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来迅速增加科技投入，这是当时解放科技第一生产力的最迫切任务。
四是要重视高新技术问题。高技术及其产业的发展是世界各国科技竞争的白热化地带，中国必须占有一席之地，稳住脚跟，这是我国未来的希望所在，任何忽视高技术及其产生发展的想法，都将会犯历史性的错误。
五是教育问题。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尽快提高全民族的科技文化素质。包括普及教育、扫除文盲，严格的职业训练，在职科技工作者的继续教育等。要形成全社会激励科技进步的环境和机制，这是我们民族兴旺发达的希望所在。
六是知识分子问题。科学技术的载体是知识分子。他们的积极性若不能发挥出来，任何科技也不会变为现实的生产力。
总之，要通过加快改革，把一切与现代化大生产、信息社会、高科技及其产业发展不相适应的，本质上属于小生产者的、短视的、分割的、守旧的、陈腐的思想、习气、管理和组织等来一个彻底的改变，以使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伟大思想在我国成为现实，使经济建设真正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的轨道上来。
1998年3月，共和国第五任总理朱镕基在九届人大一次会议结束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
科教兴国是本届政府最大的任务。江泽民主席非常重视这个问题，多次阐明科教兴国的重要性。但是我们因为没有资金，贯彻得不好。钱到哪里去了呢？政府机关庞大，“吃饭财政”，把钱都吃光了。其次，在各级政府的干预下进行了不少盲目的重复建设，几十亿、几百亿的一个项目，投产之后没有市场，相反把原有的一些企业挤垮了。这就使得中央的财政和银行都不拿出钱来支持科教兴国的方针。因此，本届政府决心精简机构，减掉一半的人，同时制止重复建设，把钱省下来贯彻科教兴国的方针。中央已经决定，成立国家科技教育工作领导小组，我担任组长，李岚清副总理担任副组长。这个决定已经江泽民主席批准。我们有决心进一步把科教兴国方针贯彻到底。
新总理以其一贯雷厉风行的作风向全世界宣布了新一届政府贯彻落实中共十五大科教兴国战略的具体措施，使科教兴国举措有了可靠的依托和保证。
六、依法治国：中华民族复兴伟业的安全通衢
〇从宪政民主到依法治国的百年梦想
〇法治路上仍需风雨兼程
自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近代中国这百余年历史中，给中华民族冲击、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一次甚于一次的帝国主义侵略，以至数度面临“亡国亡种”的险境。在这种背景下，民族危亡不能不成为近代中国最为急迫的问题。所以，这百年来一批又一批、一代又一代志士仁人首先要解决的都是民族问题。
鸦片战争的失败，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开始承认“夷”也有所长，统治阶级中的开明者冲破重重阻力，开始了以“求富求强”为主旨，以引进大机器生产、效仿西方“坚船利炮”为主要内容的“洋务运动”。但甲午战争的失败，说明仅有器物的改革是行不通的，于是他们得出结论：中国之所以落后，是因为中国没有建立现代的宪政民主制度，没有“法治”，不能为民族强盛提供制度保证，所以造成经济凋敝，政治腐败，民怨沸腾，民不聊生，社会动荡，战乱频繁，西方列强乘虚而入，使泱泱帝国面临灭种之灾。而每一次政权的更迭，都产生出新的专制。于是，先辈们痛下决心力谏清王朝统治者改革，实行君主立宪。这种制度层面的改良最后以戊戌变法失败，六君子喋血而流产。随代之以辛亥革命这种暴力革命的形式。
不过，由于国内和国际的原因，1911年辛亥革命的成功并未解决民族独立的问题。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华民族才真正获得独立，孙中山先生所说的“民族”问题才得到解决。也就是说，民族问题是共和国第一代领导人所解决的。在民族独立问题得到解决之后，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问题成为历史的主要任务。但是，由于主导路线仍以“阶级斗争为纲”，由于在经济体制上建立了僵硬的计划经济体制，结果使经济在1979年以前一直缺乏活力，发展屡受挫折。从1979年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尽管还有种种严重的问题，但经济的发展有目共睹，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有较大提高。
经过20年的经济改革与发展，政治体制改革已经不可避免地提到历史的日程表上。每一位有头脑的中国人都有这样一个共识：对于正在全力进行市场经济改革的中国，对于需要尽快实现现代化的中国，对于必须参与经济全球化世界主流趋势的中国，对于“文革”中饱受人治之苦的中国，选择法治，就是选择光明，选择进步，选择长治久安的发展。
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在时机的把握上恰到好处地顺应了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的程度和要求，实现了百多年来中华民族求生存求发展求文明的法治梦想。对于在漫长人治文化背景中，经历了太多磨难的中华民族而言，这无疑是一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里程碑。
关于依法治国，江泽民同志在中共十五大报告中有一个科学的界定：“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十五大提出了依法治国的目标，但真正建立起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依然任重道远。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程中，当时必须特别关注以下问题的解决。
权大于法问题。
中国的法治进程一直被认为是政府推导型，而不是民众自发型，这一点可以从每一次大的普法活动都由政府发起而得到印证。如此一来，就给中国法治的实践带来了一个深刻的“二律背反”式的挑战：这就是作为法治推动者的政权力量本身本来应是法治所针对的主要客体，而作为法治被推动者的客体——民众本身恰恰应是高举法律之剑的主体。这正是中国法治进程中体制上最重大的深层矛盾。不勇敢地、富有建设性地解决好这一深层矛盾，就必然为我们实现“依法治国”目标带来一系列难题。我国宪法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是现实中长期以来，由于体制上的弊病，形成了“法律面前不平等”的现象，在社会生活中一些个人、组织和行政机构的权威高过法律的权威，违宪现象常有所见，违宪的审查和监督机构未能真正发挥作用，没有完全做到依宪法治国，“权大于法”的现象在实际生活中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这意味着“依法治国”的体制保障上，还有许多基础的、繁难的工作要做。
有法难依问题。
完备的法律要依靠安全性能好、稳定性强、运作效率高的机制来付诸实施。据统计，1979年以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已经制定了310部法律，国务院制定了700多部行政法规，地方政权机关制定了4000多部地方法规，初步形成了宪法为核心的法律体系，国家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基本的、主要的方面已有法可依。但按照“依法治国”的标准加以考量，应该说我们远未做到“有法必依”。法律实施机制存在着比较严重的失灵，既定的法律得不到有效的遵行，一直是引起广大人民群众强烈不满的重要问题。表现在：其一，国家公职人员有法不依，一些地方和部门的执掌权柄者，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不顾大局和长远利益，有组织地用种种不正当手段非法保护地方和部门的私利；其处理变动中社会各种关系随意性很大，维护部门和个人利益的倾向非常明显；其三，老百姓的诉讼观念是“打官司就是打关系”，其市场活动和社会行为缺乏民商法和私法的习惯和传统。如果有法不依的不良倾向弥漫到社会生活的许多角落，则势必导致社会公共价值体系的失范，影响社会机体的健康发育。因此，真正做到有法必依，这是实施依法治国战略的最关键的环节。
司法腐败问题。
法治的运作离不开人的因素。好的法律也不会自动产生效能，而需要高素质、廉洁、公正及理性的司法者来操作和运用。司法的公平、公正是社会和公民安全感的来源，因此，司法队伍的公正、廉洁、理性是一个社会实现法治的最基本的标志。培根说：“一次不公的司法判决比多次不公的其他举动为祸尤烈。因为这些不公举动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判决则把水源败坏了。”某些道德品质低下、丧失起码的职业自律的法官、检察官、警察、律师成了腐败的污染源，贪污受贿，触目惊心。司法队伍的腐败和贪赃枉法行为，极大地影响了法律的权威和法治的发展，影响了人们的法律信仰。因此，改革司法体制，维护司法公正，提高司法人员的整体素质是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严峻问题。
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急需解决上述体制、机制与人这三大问题。
七、面向新世纪的中国共产党
〇中国共产党的前途就是中华民族的前途
〇必须把党建设好
〇要强化党的权威
在当代中国，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处于领导核心的地位。因此，党的领导是否坚强有力、是否正确有效，就决定了中国社会进步发展的方向和进程，决定了中华民族复兴伟业的兴衰成败。十五大把面向新世纪的治党方略提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面前。
对于处在社会大变革时期的当代中国来说，中华民族的兴衰成败与中国共产党的兴衰成败连为一体，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中国共产党的前途就是中华民族的前途；而中国共产党一旦步苏东后尘，那中华民族的百年奋斗将付之东流，中国社会将至少倒退100年，21世纪的中国仍将四分五裂、一盘散沙、战祸连绵……历史把中华民族的命运寄托在了中国共产党身上，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唯一选择就是必须把党建设好！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当前，我国的工人阶级已成为世界上数量最大的工人队伍。尽管工人阶级的内部结构以及与其他阶级、阶层的关系发生了这样那样的变化，但这些变化没有改变工人阶级的先进性、历史使命和历史地位。与其他阶级相比，工人阶级最先最广泛地经历了新技术革命的洗礼，代表着最先进的生产力，其阶级觉悟、历史责任感无不带有新的时代特点。工人阶级不仅是我国的领导阶级，而且必然成为深化改革，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中坚力量。
中国共产党是由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中最优秀的分子所组成。在中国，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政治组织像中国共产党这样集中了那么多的先进分子。党的阶级性和先进性使我们党始终具有走在时代前列的内在动力。党的力量来自党自身的坚强，更来自于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一切从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一切为了人民群众，是中国共产党的唯一宗旨。在我国当前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发生变化，呈现多元利益主体的情况下，只有党的领导更加坚强有力，才能真正使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得到保障，才能妥善解决长远利益和暂时利益、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的关系，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改革以来的实践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肩负起带领全国人民推动社会发展的历史责任。
中国属于后发展国家。后发展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结构转型是非常复杂的，充满着困难和风险，稍有不慎，轻则会延缓转型的速度，重则会引起社会动荡，使社会为之付出巨大的代价。二战以后许多发展中国家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反复证明了这一点。历史同时表明，在一个国家和地区（尤其是追赶现代化的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当经济开始步入良性循环轨道后，通常又有一个高速增长阶段，而这一阶段往往又是必须依靠政权强有力主导的阶段。世界一些国家现代化的成功经验证明，一个强有力的政治权威在推进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我国的社会转型正处于新旧交替的关键时期，原有的均衡已被打破，原来建立在单一所有制和高度计划经济体制上的结构状态，随着新旧体制的转换而处于相对无序、失衡状态，成为很多社会矛盾的主要根源之一。在这种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加强党的领导，维护党的执政权威有着极端的重要性。
另外，目前各种利益主体从原来板块状的结构中逐渐分化出来，作为参与经济生活的主体，他们对自身利益的自觉意识，以及由利益推动而进行的经济活动，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对这种原动力的忽视和抑制，并不符合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要求。但是我国目前的市场机制尚不足以规范人们的经济行为，不同群体和个人在自身利益的驱使下的经济扩张冲动，并不有利于形成市场的有序性。也就是说，由于市场规则发育与完善要经过一个过程，在当前市场规则与市场约束力没有足够强大的情况下，容易出现很多矛盾，甚至导致经济生活的混乱。
因此，只有强化党的权威，综合运用政权力量的调控能力和政策的规范引导作用，才能有效克服当前存在的一系列社会矛盾。特别是在计划体制的约束力逐步退出，新的市场化力量和法制力量相对有限的情况下，党的有效领导是社会稳定的保障，也是改革顺利进行和经济不断发展的政治保证。
前后记
1997年是一个继往开来、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
1998年1月1日上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新年茶话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在茶话会上发表讲话，对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刚刚过去一年里所取得的重大成就，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指出：
1997年，是我们党和国家历史上非常重要而又极不平凡的一年。年初，敬爱的邓小平同志离开了我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继续推向前进。我国政府顺利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保持了香港的繁荣稳定，在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我们胜利召开党的十五大，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总结历史，展望未来，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跨世纪发展作出了全面部署。这两件大事，极大地鼓舞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为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而奋斗。
“非常重要而又极不平凡”，这个评价深刻揭示了1997年对于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人的特殊意义。
首先，实现祖国统一，是我们多少代人梦寐以求的理想，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一环。在1997年，香港终于回归祖国，这在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上，是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正如江泽民所言：“1997年7月1日这一天，将作为值得人们永远纪念的日子载入史册。经历了百年沧桑的香港回归祖国，标志着香港同胞从此成为祖国这块土地上的真正主人，香港的发展从此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不仅仅是香港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祖国统一的历史进程，也因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其次，1997年我国经济建设实现“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态势，这在我国经济建设史上，也是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1993年到1997年，我国政府对经济运行采取有效的宏观调控措施，成功地扭转了“高增长，高通胀”的局面，到1997年，我国通胀率由1993年的14.7%和1994年的24.1%回落到1997年的2.8%，而1997年仍然保持高速增长的势头，经济增长8.8%，实现了“高增长，低通胀”的软着陆。这种成功的软着陆，不仅在中国的经济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而且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也是不多见的。当年世界银行的副总裁到中国来访，盛赞这一成功案例，认为仅凭这次精彩的软着陆，就可以拿诺贝尔经济学奖。
最后，1997年召开的中共十五大，无疑将作为一次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盛会而载入史册。十五大报告，是一篇面向新世纪的中国共产党宣言。这个报告在理论上的新突破、新建树，在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发展史上，同样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从改革开放到1997年，随着改革的深化，中国共产党人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认识在许多方面有了重大的突破。诸如：
关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含义。以往，我们一直认为，所谓公有制经济，就是指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但是，这个概念明显不符合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新情况。例如，一些混合所有制企业中的国有、集体成分，应该属于公有制经济，但在认识上却没有统一起来。根据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新情况，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
关于公有制主体地位的主要体现，以往的认识也不统一。在总结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提出，公有制主体地位的主要体现是：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所谓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
关于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以往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很大的局限性。有些人把股份制归为私有化，就是由于受传统的所有制观念的束缚。这一次，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对于这个问题有了较大的突破。他指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要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这段论述，为股份制究竟是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做了结论：股份制作为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资本主义可以利用，社会主义也可以利用，不能笼统地说股份制是公有还是私有。
根据深化改革的实践，十五大报告在若干理论问题上有了重大突破。这种理论突破，不仅在进一步深化改革方面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且还具有不可忽略的认识论意义。毛泽东曾有一句名言：“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改革的深化和认识的突破，再一次证明了这个真理。它说明，人们对于客观事物的认识，是一个不断深化的永无止境的过程，不可能一次穷尽。也就是说，正确的理论，只是为人们的认识和实践开辟了道路，而不是人们认识的终结。对于邓小平理论也是如此。只有这样去认识问题，我们才能不断地去研究新问题，提出新观点，作出新结论，开辟新局面。这也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人在1997年的一个认识论方面的结论。
显然，1997年在共和国历史上是很值得我们大书一笔的。
但由于我们的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疏漏之处，诚恳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本书的分工是：序、第一、二章及后记由朱地撰写。第三章由张志明撰写。最后由朱地统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