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652年，在位二十五年的周惠王去世，世子姬郑一高兴就准备坐老爸的位置，又担心王子带作乱，趁其还在甘地（今河南洛阳南），于是姬郑秘不发丧，并向齐桓公求援。
齐桓公也不推脱，约集鲁、宋、卫、许、曹、陈等国君主在洮地会盟，大会再次声明并承认了姬郑的正统地位，正式将世子姬郑扶上天子之位，是为周襄王。
周襄王上位以后，很感谢齐桓公做出的贡献，便询问齐桓公要什么赏赐。齐国经过管仲的治理，国富民强，也不缺什么，冥思之际，又想到周惠王曾经赏赐给楚成王了一块祭肉，让天下异姓诸侯眼红不已，齐桓公便向周襄王开口，能否也赏赐他一块祭肉？
周襄王觉得此时连命都可以给齐桓公，何况一块祭肉？便答应了齐桓公请求。
次年（公元前651年），齐桓公又召集鲁、宋、卫、郑、许、曹、晋等上十个国家，在宋国的癸丘（今河南省兰考县），又举行了规模空前的第十二次会盟。
会盟上，周襄王派宰孔（即周公忌父）当着各国国君的面，将周天子祭祀祖先的祭肉，郑重的分赐给齐桓公，又另外赏赐了彤弓矢以及天子车马。
赏赐彤弓矢，就意味着齐桓公已获得了专伐诸侯之权。这可是齐桓公梦寐以求的权力——当年率诸侯伐楚时，如果有了这件宝贝，管仲也用不着翻出几百年前的旧帐来糊弄楚国了，想打谁就打谁，不需要任何理由。
赏赐天子车马，就意味着齐桓公以后来朝不用行谢恩的下拜礼，以示对齐桓公霸主地位的承认。
存亡继绝、戎马一生，锄强扶弱、操劳一生，齐桓公终以匡扶社稷、重塑礼仪为己任，得到王室和中原诸侯的一致认可，声望达到最高峰。
半个世纪前，因为周平王的怯弱、郑庄公的强暴，使得中原诸国化作一盘散沙。眼看夏、商、周三朝以来，积累了千余年的中原文化，即将被楚人和戎狄所动摇，齐桓公在如此艰危的时局，靠着自己的国力和一个强有力的班子，采取霸道的手段九合诸侯，从而“南服强楚，使贡周室；北伐山戎，为燕开路”，维持了诸夏的组织和文化，使得中原各国人民在这种“霸权”所营造的小康环境下，整齐国纪，画一民志，扩充智慧，融合情感，孕育了灿烂的先秦文化。
“桓公，方任贤而赞德之时，亡国恃以存，危国仰以安，是以民乐其政而世高其德，行远征暴，劳者不疾，驱海内使朝天子，诸侯不怨。”——《晏子春秋》
然后，心情澎湃的齐桓公为引导诸侯们的自律，又擅作主张，干了一件不该自己干的事情——与各诸侯签订责任状。
一般来说，责任状是责任人对自己所担负责任的一种态度和状态，是执行者的一种表态，签订的对象是下级单位，这么说来，与各诸侯的签订责任状的应该是天子，现在齐桓公要求同各平级诸侯签订责任状……
各诸侯也不敢往下接着想了，跟谁签都是签，弱肉强食的时代，谁强听谁的，便仔细看了下责任状内容。
内容不多，也就五条，多是尊老爱幼、官员不得兼职、不得限制粮食出口（“无遏籴”）等一些经济互助和维护宗法统治秩序方面的内容，令各诸侯感到好奇的是，责任状没有一条是关于“尊王”或“攘夷”的内容，责任状最后还友情提示：“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后，言归于好”。
责任状语气俨然就是天子一般。各诸侯也不多想，提笔画押，一式两份，各执一份，这责任状算是签订好了。
责任状没有“尊王”或“攘夷”的内容，是因为齐桓公觉得，“王”不需要“尊”了，你们尊我就行了；“夷”也不需要刻意的“攘”了，谁不听话我就攘谁。
齐桓公见签订仪式进行的很顺利，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将宰孔拉到一旁：“寡人听说伏羲氏以前的无怀氏曾有封禅之事，寡人欲趁此盛会，封泰山，禅梁父，你看怎么样？”
宰孔听了，脸色大变，这封泰山就是祭天，禅梁父就是祭地，封禅是天子向天地汇报工作的仪式，天子才有这个权利，你一个诸侯，只能祭祖宗，便坚决的拒绝齐桓公：“不行。”
“为何不行？”齐桓公很生气，质问宰孔，“寡人南伐楚国，让楚国规矩；北伐山戎，灭了令支、孤竹；西征大夏，远涉流沙；登太行险道，直达卑耳山而还。诸侯没人敢违抗寡人，寡人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虽过去夏商周三代的开国天子，也不过如此。”
宰孔见齐桓公面露矜高凶狠之色，便对齐桓公说，“你想干嘛就干嘛吧。”回过头来，又对管仲说了此事，让管仲劝劝齐桓公，说完便提前告会。路上遇见晋献公，宰孔便将此事说给晋献公听，晋献公听后，也觉得齐桓公“不务德而勤远略”，便也收拾好行李，同宰孔一同结伴而回。
管仲也认为封禅之事，不是一个诸侯该做的，便对齐桓公好言相劝，只有受命于天才可以封禅（“皆受命然后得封禅”），齐桓公才悻悻作罢。
此时天下未定，人心不一，四海之内战乱重重，在此国难之际，齐桓公强迫各诸侯签订盟约，又有越主封禅的想法，其时机并不成熟，导致各诸侯都对齐桓公投机的做法心生厌恶。
七年前的贯地会盟，因齐桓公尚有忧中国之心，江国和黄国等国家主动去参加会盟。而今的葵丘之会，看似声势非凡，实则齐桓公为自己立威，甚至已经有了蹬掉天子这个傀儡的想法，得意洋洋（“震而矜之”）之下，各诸侯皆怀异心。
此次的葵丘之会，是齐桓公的事业顶峰，也是其霸业衰落的开始。会后，“叛者九国”。——《春秋公羊传》
四百年后，有一个人统一了天下，便想起齐桓公提出的封禅之事，觉得挺有意义的，便跑去泰山封了禅，这个人就是秦始皇。
齐桓公在中原玩得风生水起，不是扶天子上位就是召开诸侯大会，搞得楚成王一点脾气没有，周宣王一死，也让楚成王孤立难支，直到葵丘会盟的两年后，才让楚成王有了一点喘息的机会。
公元前649年，周襄王的弟弟王子带为了与他的哥哥争位，勾结扬拒、泉皋和伊洛的戎人，一起进攻周朝都城，还一把火烧了东都大门。情况紧急，齐桓公迅速派管仲联合秦、晋二国帮助襄王平息内乱。
看来一时半会是管不了南边的事情了，楚成王很激动，马上令陈兵在息县的斗谷于菟发兵攻打黄国，公元前648年，黄灭。
设息县、灭弦、黄二国后，楚国便将淮水上游一带牢牢控制住，接下来继续向东推进。
到了公元前646年，楚军又相继攻占了六国（今六安市）和英国（今固始县），控制了淮水中游。
正当楚成王准备好好地经营淮水中游和大别山北麓一带区域时，有一个好消息从齐国传来——管仲死。
对于很多人而言，管仲这个名字可能是较为陌生的，大都是从诸葛亮“自比管仲、乐毅”中，才得知有管仲这号人物的，可知管仲有多么厉害。
管仲厉害之处不在于打仗，打仗厉害的是乐毅。
管仲打仗的能力是相当弱的，连他自己都嘲笑自己打仗时“吾尝三战三走（逃跑）”。管仲最开始辅佐公子纠时，也曾亲自负责执行刺杀公子小白（齐桓公）的任务，在稳操胜券的情况下，管仲展示了他非常糟糕的射击技术，如果不是小白机智装死，恐怕就没有后来的齐桓公了。
管仲厉害之处在于经济和政治。
齐桓公拜管仲为相以后，迅速将处于内乱的齐国变得富有强大，与他非常聪明的经济头脑有很大的关系。
上位以后，他首先向齐桓公论述了他的执政思想——“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意思是说只有有了经济基础才能谈社会的道德，谈国家的富强，谈军队的建设等等，否则就是一切都空谈。
齐桓公觉得管仲分析的很到位，准备向老百姓增加人头税。
管仲认为齐桓公没听懂他的意思，又牵着齐桓公的手，详细的告知，钱的获取不能光靠剥削老百姓的剩余价值，要从自然资源中获取，比方说山里的铜铁矿产、海里面的食盐等等（“徼山海之业”）。
齐桓公恍然大悟，于是尊管仲为“仲父”，授权让他主持一系列政治和经济改革，使齐国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实行盐铁专卖制度的国家。
在这种经济模式下，政府也就获得了大量收入，提高了百姓们的就业率，创造了很多的财富，政府和百姓都迅速富有起来。
在后世的两千多年里，这种盐铁专卖方式一直都是中央政府的主要财政来源之一，直到两千六百年后的2016年，中国才正式取消了盐专卖制度，因为两千六百年后的中国经济模式多样化，根本不在乎那一点盐税。
除了设立盐铁专卖制度，让国家和民众富裕以外，管仲还觉得有必要整顿行政管理系统，改变目前部落势力的残余影响，于是将国划分为21乡（“叁其国”），将鄙野（国都之外的广大地区）分为5属（“伍其鄙”），分别设立相应的官职加以管理。
在“叁其国而伍其鄙”的基础上，为“定民之居”，管仲还推行社会分工制度，使士、农、工、商各就其业，并鼓励职业的专业化和世袭化，也就是说如果你是当兵的，你的儿子孙子也都只能是当兵的，祖祖辈辈都是当兵这个高危行业；农民、商人也都一样，龙生龙凤生凤，不能转变身份。这样做的好处是使行政区域的组织结构更加精细化，并且有效地维护了社会稳定。
这种分工制度现在看起来限制了人民的主观能动性，限制了劳动人民伟大的创造力，但在当时确实是一种很先进、很有效，符合社会发展的一种方式，有利的推动原始的“士农工商”进化升级成更具规模、更富专业的产业，从而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
比如，我们在博物馆或者在《国家宝藏》中，惊叹于先秦时期青铜制品的复杂性、多样性、创造性和完美性，就是因为“工”这个职业，不能随意转变社会分工，所以被“工”精心潜心笃志的一种表象，它需要的是专注、耐心和传承。
为解决青壮年男子的需求，缓和社会男女比例的严重失调，管仲又从国家层面设立了一个产业，这个产业可以说是全世界首创，估计你已经猜到这个产业的名字了——“性产业”。
那个时候“性产业”还有一个官方正式名，叫做“女闾（lǘ）”。作为经济学家兼企业家的管仲，一下子就将“女闾”进行连锁化经营，后世统计有七百余处，有效地繁荣了经济、稳定了社会、吸引了天下的人才、带来了大量收入（“征其夜合之资，以充国用”）。直到现在，“性产业”还是一届政府作为招商引资强有力的隐秘手段。
后来，中国的***业都将管仲作为自己的祖师爷予以庇护。这恐怕是作为春秋时期的大政治家、思想家的管仲一生中最大的污点。
管式经济可以媲美现今任何一国的经济体系，比如大肆吸引外资、外贸税收免费、出口创汇等等，只要你能想到的，当时都有。当国内出现灾害或者经济失衡时，管仲还会用宏观调控的方式解决问题。为了避免通货膨胀，他成立了专门的部门，制定“准平”的政策，以粮食作为基本等价物，调查全国的经济状况，以此确定货币发行量。他还以身作则，用奢侈消费拉动内需，将多余的钱财用这种方式散资于民，促进资本的流通，以此刺激生产，以致后世的孔子都认为管仲太奢侈了（“管仲俭乎？”）。
管仲还在齐国设立了专管货币的机构——“轻重九府呻”，由政府统一铸造货币，这种规范的货币呈刀形，名为“齐法化”或“节墨法化”，俗称“齐刀”。曾经有一个人问我看过《货币论》没有，我答没有，当我正准备讲管仲的故事给她听时，但想想人家是女孩子，也就没有作声。
《货币论》教会我们的是：如何维持物价水平的稳定和经济的均衡，如何维持投资与储蓄之间的相等，如何促使市场利率与自然利率相一致。管仲没看过《货币论》，但他在两千多年前就做到了，他很清楚货币的职能——“黄金刀布者，民之通货也。币重而万物轻，币轻而万物重。”
就是这样一个不出世的经济天才，又将触手伸进政治、哲学、军事等领域。
在政治方面，他建立起新的官吏结构和行政体系，推行保甲制度。
在哲学思想方面，他是春秋诸子的先导者，直接影响了后来儒家、法家、兵家等各个思想流派。
他还将经济战引入其军事思想，对外策划了衡山之谋、阴里之谋和菁茅之谋，堪称古代货币战争的经典案例。
于是，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使齐国国力大兴，由弱变强，是为春秋五霸之首。
看到这里，我们也许会认为，没有管仲，齐国便会一直衰弱下去，甚至灭亡。从目前来看是这样的，但是，我们也要清楚的认识到，管仲所做的一切，本意并不是为了让齐国变得强大，他只是利用齐桓公对他的信任和依赖，利用强大的齐国，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匡扶天下。
管仲忠心的对象只有一个——周王室。作为没落的贵族，是没有资格到天子身边做官的，所以，管仲只有寄予于齐国，借齐桓公之手，提出“尊王攘夷”。
尊王，指的是打着周王室的旗号，号令各诸侯国团结一心，从而反哺周王室。攘夷，指的是帮助各诸侯国击败入侵的异族，不至于周朝分崩离析。所以，才有了齐国帮助宋国平定内乱，救助燕国、邢国、卫国免于戎狄的侵害，压服不安分的楚国北进中原，有效的保护了中原诸国的经济和文化。
可以说尊王攘夷的政策对华夏文明的存续和发展非常重要。如果没有尊王攘夷的口号，各诸侯国的下场很有可能是在内斗中耗空国力，或者被山戎、南楚所灭。孔子就庆幸道：“如果没有管仲，我们现在估计都像蛮夷一样披头散发、衣不蔽体（‘吾其披发左衽矣’）。”
但是在癸丘会盟上，管仲明显感觉到了齐桓公有取代周王室之心。这是管仲所不愿看到的，当齐桓公想要封禅时，便极力反对，特意强调了天受之命。可见，管仲不希望天下改作他姓，便极力维护周王室的统一与权威，甚至在周天子接见自己时，都要求周天子用下卿的礼仪来接见自己，不能因为自己功高而让周王室辱了礼仪规矩。
在癸丘会盟后，管仲不仅没有全力参与齐桓公确立世子之事，还把宫闱私事搞得乱七八糟，更没有肃清朝中佞臣“三竖”，给齐国留下了内乱的根源，因为他不想在他死后，齐国继续保持强大，从而取代周天子。
管仲死，齐霸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