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军打仗，军法是第一位的。统领数万人，没有军法约束，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随意烧杀抢掠，那不是军队，典型的土匪。
这次大战，先后斩杀三人，可谓各得其所。
前文说过，由于僖负羁之死，晋文公定要斩杀魏犫与颠颉，以申明军法。
最终，魏犨面对使者‘距跃三百，曲踊三百’，总算保住了自己的小命。颠颉则不走运，成为立威的牺牲品，虽同甘共苦十九年，一朝犯错，被斩首示众，震慑三军，让人唏嘘！
情义、军法、生命，关键时刻总是让人难以抉择。中华五千年文明，演绎了许多阵前斩将的故事，感人，也痛心，典型的就是诸葛亮‘挥泪斩马谡’。
战场，只有军法，只有胜败，不谈情义。
从亡十九年的功臣都能斩首，谁还敢藐视君王的法令？晋军上下，焕然一新。
这次事件后，把另一个人推到前台——舟之侨。他取代魏犨，当上了晋文公的戎右，绝对光荣的职务。不过，这个位置太靠近国君，可不是那么容易担任的，魏犨就是前车之鉴。
城濮的战场之上，晋军士气高涨，下军、上军节节胜利。元帅先轸率领中军，把楚国左军拦腰斩断，取得压倒性优势。
但是，晋国中军的一支，出了点儿意外。
这支军队，前面也介绍过，在沼泽地中遇到大风，损失大量牛马，那是重要的军需品；不仅如此，还丢失了前锋左翼大旗，这可是重大责任事故。
古代行军打仗，除了高明的战略战术，最基本的一个是粮草，另一个是旗帜。
粮草是能量的源泉，没有粮草，军心立刻涣散；旗帜则是军队的眼睛，行军作战，全靠大旗指挥方向，没有大旗，军队就像无头苍蝇，很快乱成一团。
当时天气恶劣，丢失牛马旗帜，属于不可避免的自然灾害。作为军队负责人，只要及时正确处理，把损失降低到最小，完全可以避免事态扩大。至少，也要保护好战旗吧，丢失战旗，那是军队的耻辱！
但是，作为主要负责人的祁瞒，没有正确处理这两件事，反而加以隐瞒。
祁瞒何许人？不知道。祁氏原为姬姓，晋国的分支，与晋文公也算沾亲带故。他这种瞒报军情的做法，彻底把自己送进鬼门关。
大战结束之后，别的队伍都兴高采烈收获颇丰，唯独祁瞒的部队，一无所获。仔细打听，还损失了牛马和战旗，特别丢失战旗，那是军队的耻辱。
如果连旗帜都保护不好，还怎么打仗？什么天气恶劣、道路泥泞，别解释，任何理由都是苍白的。
司马赵衰依照军法，斩杀祁瞒，通报诸侯，然后派一个叫茅茷的代替他。
祁瞒，成为第二位因违反军令，被斩首的将领。
再说那位舟之侨，当年看到虢公无道，预感到虢国将面临亡国的风险，故而率领族人逃到晋国，颇受重用。如今过去了将近三十年，作为一个外来逃难人员，每天小心谨慎，在晋国位列大夫，混的也算不错。
当初灭曹之后，由于颠颉、魏犨放火烧了僖负羁的家，颠颉被杀，魏犨得活。但是，死罪虽免，活罪难逃，魏犨被废除车右的职务，由舟之侨替代。
担任国君的车右，时刻陪伴在国君身边，人生前进一大步。多少人的梦想，就是能靠近国君，得到赏识，结果一辈子都没有实现。
离国君的距离近了，就一定能飞黄腾达吗？
践土之盟后，晋文公得到了想要的一切，胜利凯旋。马上要回家了，战士们的脸上洋溢着欢笑，此时此刻，舟之侨忘乎所以，竟然不惧斧钺，以身试法。
公元前632年6月16日，晋国大军到达黄河边，只要渡过黄河，就踏上晋国的土地。
家乡的山川林木，已经遥遥在望，战士们都嗅到了家乡的气息。这时，不知什么原因，舟之侨却不顾一切地撇下晋文公，自己先行回国。
眼看就到家门口了，即使思乡心切，也不差这一时半刻吧！他是晋文公的保镖，整天在国君眼皮子底下，必须随叫随到，怎么敢抛弃国君，擅离职守？
按理来说，舟之侨是个懂规矩，有眼光的人，以他的年纪和智商，不应该犯这种低级错误。否则的话，当初也不会毅然离开虢国，率领家眷投奔晋国。
《东周列国志》的理由是：他听说老伴病重，情急之下，不顾个人安危，回家看望老伴去了。
理由苍白，但是，他真的就先期回国了。
在国君身边服务，怎么能忘了自己的身份地位和职责呢？现在，晋文公还没过河，保镖自己先溜了，没有职业道德。这就好比领导没走呢，秘书先撤了，还想不想干了？
一般士兵溜了，找不到也就算了。但这个位置太显眼，纯是找死。
抢先回国的原因，《左传》没有记载，估计也不屑记载。总之，舟之侨在胜利的最后一刻，舍命违反军规，丢下晋文公，独自提前回国。
国君身边，没有保镖不行。晋文公在众人之中，精挑细选，选择了一个年轻人——士会。
士会，士蒍的后代，请各位记住这个名字。由于家族后来被封到随地、范地，所以也称随会、范会，他是现代随姓、范姓的先祖。
此人不是一般的有才华，而是非常非常有才华。不过他现在还年轻，只是个毛头小伙子，资历浅，人望轻；二十年以后，才是他真正展示才华的时刻。
秋季7月的某一天，晋军胜利归来，高唱凯歌进入国都。然后，晋文公祭告太庙，向先祖报告俘虏和杀死敌人的数目，饮酒犒赏将士，商议会盟诸侯和攻打有二心的国家。
有赏就有罚，紧接着，就轮到舟之侨了。
为什么丢下国君，独自早退？不用找借口，一切都是白费。论功劳，他不如颠颉；论关系，他不如祁瞒；他只是个外来务工人员，放弃自己的职责，置国君安危于不顾，私自先归，该杀。
晋文公下令，斩杀舟之侨，通报全国。百姓认为，国君不顾私情，赏罚分明，都很顺服。
这次出兵，先后斩首三个人：
第一个斩首的是颠颉，效果是震慑三军；
第二个斩首的是祁满，效果是震慑诸侯；
第三个斩首的是舟之侨，效果是百姓顺服。
在晋文公通往霸业的道路上，这三个人死的最可惜，最无辜，却最有价值。
‘伴君如伴虎’，国君身边，处处隐伏杀机！一不留神，就可能成为刀下冤魂。作为臣子，永远要小心谨慎，否则真的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没的’。
有罪要罚，有功也要赏。
整个战役，作为元帅，先轸是绝对指挥者，而且攻曹伐卫、激怒子玉、决战城濮，都是他的计谋和排兵布阵。论功行赏，有先轸在，没有谁敢挣第一。
按理，先轸功居首位，已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但赏赐的时候，晋文公却把首功，赐给了狐偃。
虽然那是你亲舅舅，也太偏心了，所有人都睁大眼睛看着呢，没这么干的。有人不服，提醒晋文公，城濮之战，自始至终主要是先轸的计谋。
晋文公却说：“城濮之战，狐偃劝我不要失去信用，所以‘退避三舍’；先轸则说，‘以消灭敌人为重’，我听了他的话，取得了胜利。然而，这只是一时之利，信用，却是千秋万代的功业。怎么能让一时的利益，居于千秋万代的功业之上呢？所以狐偃居首。”
群臣听了，非常信服。
前面在宋襄公那里也介绍过，以前两军作战，要提前约定好时间地点，大家都准备好了，然后敲几通鼓，各自亮出杀人武器，开打。有点像电影《老炮》里的两伙人打群架，不过性质不同，一个合法，一个不合法。
但这次‘城濮之战’不同，自始至终，充满了诡谲欺诈诱骗，完全没有按常理出牌。先轸的战争理论就是：不论用什么方法，就是要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只要胜利就行。
也就是：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耗子是好猫。
这种思想现在可以理解，但春秋时期就不一样了。春秋时期讲究信用，‘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信用，永远是第一位的。
虽然城濮之战取得了胜利，晋文公并不提倡这种诡谲的战术思想。为了给后人做好表率，他把首功给了狐偃，告诫后人，即使双方敌对，也要讲究信用。
但是，先轸完全颠覆了传统的作战思想。他把战争的手段变得更加丰富多彩，甚至发展成为‘艺术’——一种杀人的‘艺术’。
城濮之战，让人们认识到‘军法无情’，晋文公的霸业，达到巅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