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穆公走了，带走了秦国大军，也带走了秦、晋昔日建立的友谊；留下来的，是‘剪不断，理还乱’的恩恩怨怨。
秦军不辞而别，晋军势单力孤，面临两难的抉择。
狐偃很生气，太没有道德了！不愿当盟友，那就是仇敌，他请求追击秦军，定能大获全胜。晋文公也很郁闷，这是谁在背后嚼舌，竟然让秦军撤退了？郑国有人才啊！十九年的流亡生涯，让他变得更加冷静，更加睿智，权衡利弊，还是拒绝了狐偃的请求。
无论如何，秦君是自己的恩人，即使有了冲突，恩，不能忘！
他说：“不可。没有秦君的帮助，我不会有今天的地位；依靠别人的力量，反而损害他，这是不仁；失掉同盟的国家，这是不智；以动乱代替昔日的友好，这是无勇。我们也准备撤兵吧！”
做人，一定不能忘本。虽然秦穆公不太讲究，但是，双方并没有撕破面皮，更不能忘记他昔日的大恩。在做人的原则上，重耳还是有自己的主见，没有听从狐偃。
不过，他的儿子可就不管那些了，三年以后，晋文公去世，秦晋还是爆发了著名的‘崤之战’。
这次包围郑国，还牵扯到两个人，一位是郑文公的庶子公子兰，他对郑国影响极大；另一位，是郑国著名的贤臣叔詹。
先说这位叔詹，前面已经零星介绍过，贤臣，他与堵叔、师叔合称‘郑国三良’。
各位还记得叔詹那句差点改变历史的话吗？
当初晋文公无比落魄，路过郑国的时候，叔詹曾劝说郑文公，善待重耳，必有福报，结果郑文公不屑一顾；无奈之下，叔詹又请求杀掉重耳，以绝后患。
从善待到杀掉，叔詹的观念，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这一句话，差点让重耳饮恨郑国，幸亏郑文公没有听从。但是，这种宁可错杀，绝不遗患的观念，传的尽人皆知，甚至被写入史册。
晋文公当然也听说过这句话，内心对叔詹难免有恨意。
秦军已经撤退，形势一片大好，郑文公高兴之余，依然不愿意与晋国直接开战。论实力，晋国绝对优势，关键是，作为盟主，令旗一挥，可以召集数个小弟。所以，郑文公派出代表，诚心诚意到晋营求和。
对于郑国的求和之举，晋文公不得不慎重考虑。形式已经发生变化，真要开战，难保必胜，但军队既然来了，不能无功而返，于是提出了两个条件。
围绕叔詹的历史记载，在此出现了分叉，关于他的的结局，也成了个历史谜案。
一种说法来自太史公的《史记》：
秦国大军走了，晋军并没有立刻撤退，晋文公非要给郑国点儿教训，出了这口恶气。
如果持续打下去，耗时耗材耗人，不知何年何月才能结束。因为郑国处于四战之地，打仗已是家常便饭，而且地势易守难攻，要想一口气灭掉郑国，难。
郑国也不想与晋国为敌，于是派人求和。
秦军的离去，对晋军影响很大，经过商议之后，晋文公提出了两个条件：一个是关于公子兰的，要郑国立他为太子；一个就是要得到贤臣叔詹，准备杀死，以惩罚他当初的多嘴。
立公子兰为太子，好说；关键叔詹是郑国的贤臣，郑文公的股肱，忠心耿耿，岂能轻易送往虎口？当年因为自己的失误，叔詹说了不该说的话，如果送给晋国，几乎必死无疑。
而且叔詹足智多谋。公元前666年，在对抗楚国的过程中，他还曾献上‘空城计’，为保全郑国立下汗马功劳。
所以，郑文公内心不肯交出叔詹。
作为国君，郑文公这点还是值得肯定。对于自己的臣子，无论国家多么危险，必须尽力保护，否则的话，群臣寒心，百姓失望，谁还肯为郑国付出？
其实，各种场合都一样。黑道上，作为老大，必须保护小弟，否则必将从内部分崩离析；白道上，作为领导，如果连内部人都打压，那是比黑道还丢人的耻辱。
叔詹听说后，就对郑文公说：“当年我劝您杀死重耳，您没有听从，终于成为今天的祸患。晋国包围郑国，就是因为我，我死了，能保全郑国，这是我的心愿。”
说完，他就自杀了。
郑文公哭诉一番，把叔詹的尸体送给晋国。晋文公没有立刻撤兵，却说：“一定要见一下郑君，羞辱他之后再离去。”
郑国害怕，派烛之武说退秦军，然后晋文公才撤兵。
如果真是这样，继介子推之后，晋文公就再次成为杀害贤臣的凶手；而且，身为‘武林盟主’，没有宽广的胸怀，为了一点儿怨气，俨然成了报复心极强的小人。
《史记》是一本重要的历史著作，深得后人赞许，鲁迅称之‘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而且司马迁是位优秀的、有良心的史学家，写《史记》比较认真负责。
这就麻烦了，他对叔詹的自杀记录取材哪里？听说还是史料？无法考证，他自己也没有说明出处。
另一种说法出自《国语》，记录的很详细，但时间有点误差。《国语》记载：晋文公在伐曹之后，也就是公元前632年，攻打郑国，摧毁城墙。
这两个时间，差了将近两年。
《左传》虽然没有记录索要叔詹，但明确记载，公元前630年，晋文公与秦国联合伐郑。
说实在的，郑文公确实反复无常。齐桓公的时候，就因此被多次讨伐；齐桓公去世，郑文公立刻投靠楚国；现在晋文公称霸，他依然脚踏两只船晃来晃去，岂能纵容？
《国语》记载，面对晋国大军，郑国用名贵的宝物，再三求情。晋文公对那些宝物视而不见，提出的必要条件：交出叔詹。
叔詹贤名播于诸侯，是郑文公的智囊，岂能迫于压力而出卖？所以，郑文公拒绝交出叔詹。叔詹听说后，主动请求前往，郑文公还是坚决不答应。他再三请求，对郑文公说：“用我一个人，可以救百姓、安国家，何必对我如此爱惜呢？”
于是，郑文公把叔詹送入晋军。
当年你一句话，差点儿害死我啊！晋文公也不客气，命人准备了一个大鼎，周围摆上碳火，烧开满满一鼎热水，热气腾腾，要烹了叔詹。
敢身犯险境，面见晋文公，叔詹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死，无所谓，但要死得明白，死得有价值，虽不能‘重于泰山’，也不能‘轻于鸿毛’，不能就这样白白送命。
面对这架势，叔詹不慌不忙，请求把话说完再死，晋文公同意了。
叔詹说：“上天把灾祸降临给郑国，如同当初曹共公偷看胼肋一样，抛弃礼仪，违背亲情。我知道公子贤明，劝告国君善待公子，否则必有大祸，如今果然大祸临头。料事能中，这是聪明；不惧个人生死，挽救国家于危难，这是忠贞。”
说完，他就快步奔向大鼎。
晋国君臣都眼睁睁看着，以为他会勇敢跳进热鼎自我了断。但是，叔詹突然止步，抓住鼎耳大声呼号：“从今以后，忠心耿耿侍奉君主的人，都会得到和我一样的下场了。”
叔詹是郑国‘三良’之一，口才当然不一般。他隐去了自己提出的杀死重耳的建议，而是一通大义凛然的辩解，直击晋文公的内心。所以‘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含义就在其中。
晋文公也明白叔詹是个忠臣，名声在外，如果真的就这样烹了，那就是杀害忠良，他可不想再摊上这个坏名声。而且叔詹的话大义凛然，自己手下那么多大臣，心里该怎么想？好像晋国没有忠臣似的。
于是，晋文公对叔詹厚礼相待，送他归国。
《国语》和《吕氏春秋》都这么记载，而且很详细。
这两本书有很高的史学价值，且成书时间远远早于《史记》；特别是《国语》，一般认为成书在春秋末期到战国初期，比《史记》更接近那段历史。
本着‘好人一生平安’的原则，我个人认为，叔詹没有自杀；晋文公是一代明君，手下人才济济，不可能冒着‘杀害贤臣’的恶名，以报私怨。
结局呢，很可能是这样的：由于叔詹年纪较大，回到郑国后，从此退居二线，历史中也就没了他的身影。
